第一节 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

李斯特原打算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写成三卷本,但由于过早逝世而未能如愿。参见孙德常、彭金荣:《李斯特经济学理论与近代德国的崛起》,载《历史教学》,1988(9)。但该书依然是一部相对完整的经济学巨著,是由历史、理论和政策三个有机部分构成的一个国民经济学体系。该学术体系中出现了两个最显著的概念,即国家经济学和生产力理论,后者作为国家经济学体系的核心,实质上也就是国家(国民)生产力。参见朱绍文:《李斯特“国民生产力”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3)。因此,本章先从国家经济学说起。

国家经济学是在批判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亚当·斯密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望或康芒斯(John R.Commons)的所谓的“天生丰裕”[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的世界观出发,支持了重农学派的自由贸易学说,提出了著名的有关“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并无意中引导了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产生。这种学说被英国等发达国家竭力鼓吹和称颂,使之成为经济落后国也遵循的永恒信条。在李斯特的祖国,大多数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成为世界主义经济学的盲目追随者,而对德国工业因自由贸易所遭受的致命打击麻木不仁。似乎只有李斯特看穿了英国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的阴谋,他以梯子为比喻说:“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307页。

李斯特对欧美各国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历史分析,用史实和经验揭示了世界主义经济学的空洞和虚伪。“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09页。马克思非常精辟地称之为“前定和谐”,即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前定和谐”的美妙图景使亚当·斯密等将分析视角直接从个人跳跃到全人类,把“国家”这个概念简化掉了。因此,世界主义经济学只顾及两方面,“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4页。。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个人与人类之间还有一个中介者,这就是国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52页。。显然,国家之间存在政治上的对立和利益上的冲突。同时,由于缺少一个主持公道的超国家政府或世界联盟,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等同于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各省或各州之间的关系,因此,人类世界根本不是一个“前定和谐”的社会。英国人在宣扬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同时,也在竭力掩盖每个国家的特殊国情及其长远利益,以麻痹落后国,使其对英国俯首称臣。这样,英国就可以“成为一个把整个世界都纯粹视为其一个省份的大宗主国”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135页。

揭穿了英国列强的这一阴谋,李斯特的视线聚焦在了“国家”上,他说:“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7页。因此,艰苦卓绝的历史研究之后,李斯特的经济学体系首先以国家经济学亮相。国家经济学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09页。。李斯特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要使自己的祖国彻底摆脱世界主义经济学的束缚,必须建立起与交换价值和比较优势理论相抗衡的新理论,即生产力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