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

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支持广泛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自由，尤其是鼓励经济落后国采取开放国内市场的贸易政策。李斯特非常敏锐地指出，这种贸易政策是交换价值理论的产物。交换价值理论是亚当·斯密讨论的重点，后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为比较优势理论，进而成为正统经济学整个理论大厦的地基。李斯特在批判交换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生产力理论。

一、正统经济学的交换价值理论或价格理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最富有洞见的前三章不仅使分工思想“上升到整体理论的高度”，还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被杨格誉为“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熊彼特指出，“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如此重视分工”，但早于他一个世纪的李斯特却说：“不论亚当·斯密或他的任何后继者，对于这一法则的主要本质或特征都没有能做彻底的研究。”亚当·斯密尽管极其重视分工，但未能展开深入的研究。

究其原因，“斯密在第四章讨论货币在分工中的作用之后，突然被名义价格、真实价格及交换价值所吸引，说变就变，他从此陷入了价值和价格是如何被决定的泥淖之中”。亚当·斯密彻底陷入价值概念的纠缠之中，提出了三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价值理论。最后，亚当·斯密更倾向于将价值理解为交换价值，并将交换价值理解为市场价格，这符合他对分工的重视，也符合他的哲学观。

在亚当·斯密看来，社会的财富或国家的财富的多少主要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多少。按他自己的分析逻辑，既然财富增长的源泉是分工与专业化，那么使用价值的增加也来自分工。由于分工与交换不可分割，所以，“斯密认为生产的劳动是以交换价值的形式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这样，亚当·斯密又把使用价值区分为两种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的使用价值和非交换价值形式的使用价值，以后者为目的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因为产品生产出来就立刻被消费掉。显然，亚当·斯密想要突出交换价值的重要性，以与他对分工的重视相呼应。

亚当·斯密起初把交换价值解释为“购买其他货物的力量”，但随后又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从而把决定交换价值的非劳动因素全部排除了。康芒斯认为，亚当·斯密的交换价值“除了作为一种形式用来增加使用价值以外，没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交换价值理论没有体现出交易双方之间的任何交易关系。总之，亚当·斯密尽管强调交换价值，但“实地运用了使用价值的观念……一种使用价值的理论”。

交换价值理论被亚当·斯密解释为一种使用价值理论，实质上仅仅是一个效率和成本的问题。这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按照比较优势或比较成本进行分工和生产，不仅可以节约劳动成本，而且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这种观点对当时以英国为首的世界主义经济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英国作为发达国家专注于工业生产，而落后国专注于农业生产，为英国提供原材料。显然，通过专业化生产，双方都提高了劳动效率，增加了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通过国际贸易，双方都增加了自己的财富。用今天主流经济学的话说，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更好的资源配置。对于落后国而言，就是用相对便宜的价格获得了所需要的工业品。不难看出，比较优势理论只是交换价值理论的内在逻辑的产物。

李斯特对交换价值理论进行了类似的批判，但书中所述不多。他说：“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他将越过越穷。”此语道破了正统经济学所谓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实质，即财富本身，而非财富的生产力或财富的原因。他以渔夫的例子非常准确地区分了这两个概念，他说：“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在于占有了多少条鱼，而是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和手段。”可见，正统经济学对交换价值或市场价格的研究实际上停留在使用价值或财富本身的现象描述层面上，未能透过现象去深入探究财富背后的生产力或原因。对此，李斯特解释说：“斯密显然完全被重农学派的世界主义观念、‘普遍自由贸易’和他自己的伟大发现—— ‘分工’——迷惑住了，所以对于生产力对国家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不再能有深切体会。”

二、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说：“假使他（斯密）不是把全部精神贯注在 ‘价值’、‘交换价值’那些概念，而同时还能够注意到 ‘生产力’概念，他就会看出，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 ‘价值理论’以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 ‘生产力理论’。”李斯特不仅指出了亚当·斯密的缺陷，而且找到了弥补这一缺陷的良方，即构建生产力理论。

1．生产力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颠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提出了生产力这一概念，但对它的理解“只是限于创造物质价值的人类活动”，实质上指“劳动生产率”。换言之，亚当·斯密对生产力进步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分工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因为只有做出这种解释才符合他的交换价值理论。所以，李斯特指出，亚当·斯密的生产力概念“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理论下的一个附属因素”。生产力作为交换价值理论的附属因素，在本质上与交换价值是一致的，即着眼于财富或使用价值在数量上的增长，没有意识到经济结构或组织方面的含义，因而也被称为给定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增长经济学。

受其“前定和谐”世界观的影响，亚当·斯密说：“由于实行劳动分工的所有不同行业的成倍增长，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社会出现普遍的富裕，推广到最底层的人民。”其中，亚当·斯密所谓的社会既适用于国家或地区，又适用于全人类。如前所述，亚当·斯密忽视了国家，径直将分工的意义指向了全人类，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分工会带来所有国家的普遍富裕。交换价值理论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即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财富得到公平分配，从而实现普遍富裕。因此，交换价值实际上成了使用价值，即只是关注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忽视了交换过程中存在的任何利益冲突和不公平现象。不难发现，比较优势理论也是在完全忽视了利益冲突的基础上才能得以成立的。所以，交换价值或比较优势理论都不能解释历史事实，即“有许多国家，它们的国民尽管克勤克俭，还是不能免于贫困”。李斯特的这一思考也是今天经济学界所冥思苦想的问题，即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行的贫富两极分化。

李斯特对生产力的精彩阐释完全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他指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天然资源，而且通过国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占有，还能够把国外的天然资源供他们自己来用”。此话有两层含义：其一，发展生产力不等于提高生产效率，关键在于开发利用资源的能力。这否决了比较优势理论对落后国的建议，即进口工业品、出口原材料。这一建议尽管同时提高了先进国和落后国的生产效率，并增加了两个国家的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却导致落后国丧失了生产力。因此，明智的做法是用原材料来生产工业品，而非换取工业品。其二，生产力的概念包含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冲突，一个国家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增强了其剥夺别国资源的能力。不难理解，如果正统经济学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生产力理论则研究如何降低资源的稀缺性。显然，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直接把正统经济学的整个理论大厦的地基摧毁了。

2．国家生产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如前所述，作为国家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实质上就是国家生产力理论。国家生产力与分工息息相关。李斯特指出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的两个缺陷：其一，亚当·斯密强调了对经济活动的划分，却忽视了不同活动之间的联合或协作，“对于联合劳动这一观念终于没有能追根到底……”其二，由于对国家的忽视，亚当·斯密没有看到分工法则的作用“扩及于整个工农业力量，扩及于整个国家经济”。一言以蔽之，亚当·斯密“没有认识到其中的组织含义”。

亚当·斯密未能深入探讨分工的联合或协作与其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密切相关，他认为协作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李斯特则将协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他说：“（分工）这类活动之所以具有生产性，不单单是由于‘划分’，主要还是由于 ‘联合’。”因此，国家生产力首先是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和各类工作之间相互协作的有机整体，李斯特称之为“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对于精神工作与物质工作之间的关系，李斯特倾向于认为后者是第一位的，他指出：“一个农工商业都发达的国家就像是一个势力扩展到全国的城市，或者像一个扩张到城市地区的乡村。在这样一个统一国家的范围内，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势所必然的是，在同等比例上，精神力量将日益发展……”在物质工作中，李斯特又特别强调工业对精神工作的意义，他说：“工业工作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唤起并发展多种多样的、高度的智力和能力……”“国家建立了工业以后，一切精神力量……都会等比例地增长。”不仅如此，工业也是所有物质工作的决定力量。

3．生产力的性质与工业的战略地位

李斯特的国家生产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关注各种工作之间的协作，而且更加重视各种生产力的性质及其主次关系。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陷是忽视不同生产活动之间的差别。李斯特指出：“流行学派由于对生产力的性质没有做适当研究……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等量齐观……没有考虑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流行学派的这种认识正符合了交换价值和比较优势理论。如果承认不同工作在质上的区别，则支持国际贸易自由的比较优势理论将会顷刻被推翻。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理论篇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论证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决定作用。这是为了阐释一个观点：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或衡量贸易得失时，不应该以财富数量或交换价值为标准，而应该以工业生产力为标准。李斯特举例说，在英法贸易中，若英国通过补贴出口商的方式使法国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所需的工业品，那么以交换价值或比较优势的标准看，法国在短期内获得了大量的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但以生产力的标准看，法国付出了国家生产力不断丧失的代价。

在一个发展完善的国家经济体系内部，工业的发展会带来其他各类工作的普遍繁荣。在李斯特时代，“物质生产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与最重要的生产力协作是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划分与协作”。因此，李斯特重点分析了工业生产力对农业的影响。他比较了英国与波兰的土地价值和农民福利，指出：“工业及与工业有关的商业的发展，使具有同等地力的土地，在英国的价值高于在波兰的10～20倍。”形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就在于英国具有发达的工业。工业与其他物质工作之间都存在类似的关系，即工业力量引领国家生产力这个有机整体快速成长，进而实现各部门、各行业的共同繁荣。

然而，生产力中包含的利益冲突决定了这种共同繁荣只能在一个国家内部实现。李斯特总结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就是国家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是国家统一政权的建立。国内分工的协作是在这一国家政权的协调与控制下实现的，可以确保财富保留在一国之内。国际分工则缺少“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共和国”或超国家的统一政权来维护公平与正义。因此，国际分工的协作实际上被工业发达的国家所操控，导致富国更富、穷国更穷。李斯特将工业与农业比喻为两只膀子：“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只经营农业就等于一个人在物质生产中缺少了一只膀子。”若自己放弃工业这只膀子，转而依赖外国的工业，那么国家生产力将会被肢解并遭遇工业先进国的盘剥。

4．工业生产力的获得：人为大于天成

按照正统经济学的交换价值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工业生产这种能力是某些国家所特有的天赋才能”。而实际上，生产力这个概念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发展演化的。李斯特提出了国民经济的五阶段发展理论，即原始未开化阶段、畜牧阶段、农业阶段、农工业阶段和农工商业阶段。显然，这种划分强调的重点不再是财富数量的增加，而是产业部门和经济结构的升级，与增长经济学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国家往往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英国处于农工商业阶段，但它“没有从上帝手里取得垄断工业的永久权利，不过在时间上它比别的国家占先了一步而已”。然而，英国自称天生具备工业生产力的比较优势，并用“踢开梯子”遏制后进国的追赶。比较优势理论实质上是为掩饰“踢掉梯子”的阴谋而精心设计的荒谬学说，用生产力的标准来评判，就是“弱肉强食的霸权理论”。

李斯特很形象地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比喻为一个孩子的成长，这一过程不是数量的堆积，而是各方面素质不断发生质变的过程。显然，在其幼年时期是需要给予保护的，因为“一个孩子同一个壮汉角力时没有获胜希望”。这里的幼年时期是以工业得到初步发展为标志的，并出现了工业与农业的分工与协作关系。政府将在这一时期发挥关键作用，即在商业限制政策的保护下，扶持本国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生产力发展到第五个阶段，即农工商业达到全面的繁荣时，才能“使自己的力量与资源获得独立的、全面的发展”。此时，政府可以撤销贸易保护，推行贸易自由主义。不难发现，在从农工业阶段向农工商业阶段过渡的过程，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即国内商业和国内贸易的繁荣。因此，李斯特说：“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十倍于国外市场。”

对此，李斯特大声疾呼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并重视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全方位降低国内市场的交易成本，他还曾身体力行地推动德国关税同盟的成立和德国铁路的建设。李斯特对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颇有感触，他说：“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条件的便利对生产力的增长可以产生多么有力的影响……”不仅英国，而且美国在19世纪经济起飞的时候，也是靠国内市场和内部改善实现了民族工业的腾飞。因此，贸易保护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对国内商业的重视，极其注重国内商品流通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