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工业化

一、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及机器缫丝业发展研究

近现代以前，蚕丝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中国的重要经济支柱，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国内外相关学者都对其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保存了翔实的相关历史史料；且诸多著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的蚕丝业历史及其发展做过卓有成效的研究，也整理并保存了大量的相关史料。这些研究为本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作为依据。

如陈启沅（1876）的《蚕桑谱》就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机器缫丝技术的引进、对法国机器缫丝技术的改良、新技术的经济效益，以及机器缫丝技术在引进之初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等。陈启沅的《蚕桑谱》至今仍是研究当时中国蚕桑业发展与变迁、技术变革的重要文献。李威士（1964）的《岭南大学改良广东丝业的忆述》等回顾了当时机器缫丝技术升级改造的状况等。

布朗（Brown,1979a）则详细介绍了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创办怡和纺丝局的过程，并指出了怡和纺丝局在中国经营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未能在传统蚕茧产地建厂、由于面临传统蚕茧产地的抵制而收购不到足够蚕茧以致丝厂开工不足等问题。

另外，像孙毓棠（1957）编撰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也翔实地记录了当时机器缫丝技术引进和应用的具体过程。

各地的丝业档案、地方志、文史资料汇编、相关人物传记等也记录了在机器缫丝技术的引进和应用过程中，相关群体的一些态度和应对行为。

这些资料都成为后人研究机器缫丝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引进和应用的重要文献资料，甚至都关注到了机器缫丝技术在中国应用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如陈启沅意识到了地方士绅对机器缫丝技术的反感与抵制，史学家们看到了长三角机器缫丝厂长期面临蚕茧短缺的困境，布朗也发现了长三角机器缫丝厂面临蚕茧短缺的原因是传统蚕区的惜售与抵制；但可惜的是，这些研究都未能将机器缫丝技术的引进和应用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变迁联系起来，只关注了技术变革和经济变革，因而未能彻底解释上述问题。而本书则试图通过对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地的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社会结构变迁、技术红利分配的角度去挖掘长三角机器缫丝业长期面临蚕茧短缺、长期落后于珠三角的社会原因。

关于近代机器缫丝业发展的研究资料众多，其中一类是官方或半官方记录，如历年《海关关册》、《海关十年报告》等，记录了各地历年蚕桑业生产的状况（如桑田面积和产茧量等）、机器缫丝业（主要是丝车量和产丝量）和家庭手工缫丝业（如产丝量等）的状况。此外还有各地地方志以及其他关于蚕桑业的相关研究，如文史资料汇编、专题研究和地方丝业档案等。另一类则是学者的整理、汇总及研究，如徐新吾（1990）在《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中对这类资料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分类。

另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相关实地调查报告，也翔实地记录了当时机器缫丝业的发展。这些实地调查中，部分是专著形式的，如考活和布士维（1925）所著的《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乐嗣炳（1935）的《中国蚕丝》、恩格（Eng,1986）的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Silk Production and Exports,1861—1932、李明珠（1996）的《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等；而更多的实地调查则刊载在清末民初的相关报纸杂志上，如《北华捷报》《国际贸易导报》《经济半月刊》《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农商公报》和《工商半月刊》等。这部分资料中，既有定性资料，也有定量资料。

二、机器缫丝厂内部管理及经营研究

还有一类研究则重点关注机器缫丝厂的经营与内部管理问题，其中一部分是当时的亲身经历者或是其家人的记录，另一部分则是学者的观察和研究。

前者如陈天杰和陈秋桐（1963）的《广东第一间蒸汽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他们描述了继昌隆缫丝厂的创办过程、工人管理以及其他内部经营、管理的问题，是研究继昌隆缫丝厂的重要文献。

邓玉芝（1928）、霍尼格（Honig,1985）、韩起澜（2004），李本立（1964a、1964b）、汤普莱（Topley,1975）和斯托卡德（Stockard,1989）等人则重点关注、分析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缫丝工人（尤其是自梳女）的工作与生活状况，探讨了她们的婚姻模式、社会经济地位等。

这些研究都跳出了传统经济史的研究视野，开始关注经济之外的社会生活；不仅关注宏观的经济数据，更关注具体社会群体在其中的活动。这无疑是对近代史研究的重大提升。

不过，这些研究也只是描述、分析了缫丝工人的现状，没有对其进行更深的探讨，也没有挖掘技术应用模式对社会结构变迁、对工人生活境况的深刻影响，如没有关注到或是有效回答珠三角缫丝工人何以低单位产出但高收入的现象。

三、近代工业化研究

自19世纪中期始，近代机器技术开始被成规模地引入中国并在全国各地应用，中国的近代工厂随之兴起并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展开。对此，已经积累了大量经济史研究。其中不乏丰富翔实的史料汇编（刘大钧，1935；孙毓棠，1957；汪敬虞，1957），更多的则是对全国总体经济和地方经济变迁的细致描述和深入分析（许涤新、吴承明，1985；严中平，1955；汪敬虞，2000；丁日初，1994；丘传英，1998），其中涵括了各类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各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等主题（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2002；刘明逵、唐玉良，2002a、2002b）。在经济史的翔实史料和扎实分析的基础上，社会史研究进一步拓宽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分析的视野，关注到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其他方面（乔志强，1992；张静如、刘志强，1992；朱汉国，1996）。其中，朱其华揭示了近代工商业和商业资本家、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并着重分析了他们的政治要求、阶级思想、社会组织等（朱其华，1933）。李国祁和王树槐等人所做的区域研究更是深入分析了各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涉及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迁（李国祁，1985；王树槐，1984）。更有学者不仅尝试利用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近代社会结构变迁，而且将研究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直接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陆汉文，2005）。其中不乏对近代工厂女工的专门研究，如女工对近代工厂生活的适应问题（乐嗣炳，1935），以及对女工现代性和独立人格的获得、婚姻自由权和社会地位等的研究（费孝通，2001；李本立，1964a; Topley,1975; Honig,1985;Stockard,1989）。

总体而言，经济史偏重经济领域，而社会史则偏重经济之外的其他社会方面，如社会结构、民众生活、价值观念等；后者多以前者为基础，探讨经济变革下的社会变迁。不过，在强调技术、经济因素对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的同时，这些研究相对忽视了原有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对近代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反向作用，因而也就缺乏对两者相互作用机制的描述和探讨。这种不足，虽不致造成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之间的断裂，却确实阻碍了两者的进一步融合。而本书正是试图在这个基础上厘清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社会结构转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而探讨社会结构变迁对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影响。

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这些研究或是对史料的记录、汇总与整理，或是从经济史、近代化和工业化的视角展开。在这些分析中，主要关注的问题有机器工业相对于家庭手工生产的优越性、近代中国机器缫丝业的区域比较和中日两国机器缫丝业的比较研究等。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如奥查德（Orchard, 1937）将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落后，归因于原有自然经济体系具有自给自足性、交通不便利、货币流通体制落后、资本缺乏、法律制度不完善、政治上不稳定等。与此相似，贝尔（Bell,1985）也强调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发展中的政治因素。

一些研究在论述蚕茧的商品化时，技术应用中的参与者如士绅和农民虽然也被纳入分析框架，但停留于“迷信”“风水”等解说（如Orchard,1937; Brown,1979a；铃木智夫，1992）。本书认为，士绅和蚕农对机器缫丝技术的态度不但受其原有价值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必然受经济利益的约束。而机器技术应用所引致的利益调整，又是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存在地区差异且是动态的，与各地独特的社会结构变迁密切关联。

在对于近代机器缫丝技术应用的已有研究中，机器缫丝业的发展速度以及地区间的差异是最受关注的问题。已有研究大都关注这个现象：珠三角机器缫丝业的发展速度要远远快于长三角，珠三角蚕茧的商品化程度也远高于长三角。

针对这一现象的已有论述，过于局限于经济因素（如日本蚕丝业同业组合中央会，1929:358；曾同春，1933；汪敬虞，1957:6768；孙毓棠，1957:70; Brown,1979a；朱新予，1985:136；陈慈玉，1989b:19；徐新吾，1990:128；丁日初，1994；等等）。这些研究认为，丝厂自身的禀赋如资本、技术等决定了机器缫丝厂和机器缫丝业的发展。然而，即使在丝厂本身的资源禀赋上，长三角丝厂的资本、技术和经营管理等也要优于珠三角丝厂。因而丝厂自身的资源禀赋并不能够很好地解释两地蚕茧商品化程度的差异。实际上，这些研究都潜在地假定有了资本就必然能够收购到足够的原料。而事实表明，长三角机器缫丝业的发展恰恰就受制于原料（蚕茧）的供给。资料表明，长三角丝厂长期面临蚕茧短缺的困境；且蚕茧短缺并非资本短缺所致，亦非蚕茧总量不足或丝厂产能过大所致，而是因为蚕农的惜售行为——其中部分又源于社会结构因素的约束。

在一个家庭手工缫丝仍占统治地位、植桑养蚕和缫丝尚未实现专业分化的情况下，丝厂和蚕农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原料需求者和原料供应者的关系，更是一种竞争关系！对于那些一直从事养蚕缫丝的蚕农来说，如果售茧给丝厂，就会丧失缫丝工序中的原有收益。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要求专业分化、职业分化；但社会结构变革的同时还伴随着利益结构的调整，而技术变革并不能自动地给相关群体带来替代收入。费孝通在1936年对开弦工村的考察中，仍然发现蚕农惜售蚕茧的行为直接导致丝厂蚕茧短缺而停工。诸多文献也都记录了近代长三角丝厂长期面临蚕茧短缺这一事实（如《英领事商务报告》,1872，转引自徐新吾，1990:128; 《捷报》1875年4月1日，转引自孙毓棠，1957:68; Brown,1979a:559-562；朱新予，1985:136；丁日初，1994）。由此可以推断，正是蚕农的售茧意愿和行为决定了蚕茧商品化的程度，决定了丝厂所能获得的原料，也就决定了机器缫丝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因此，要想解释两地机器缫丝业发展差异、蚕茧商品化程度差异的现象，应该从蚕茧的供给入手。而且，这个探讨还必须放在社会结构变迁这个大背景下进行。

在长三角，原先从事家庭手工缫丝的传统蚕区的蚕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放弃手工缫丝，机器缫丝厂所消耗的原料主要来自那些新兴蚕区；而在珠三角，丝厂所消耗的蚕茧主要来自传统蚕区（顺德和南海）。这个差异也表明，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调整，以及这种结构调整对机器缫丝技术应用的影响。

总的来说，此前的相关研究对技术变革的注意力局限在生产效率方面，而忽视技术变革所具有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影响，也就没有强调社会结构因素对技术应用的反作用。这种忽视也使得人们漠视技术变革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承载能力。而关注技术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将有助于解答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