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研究方法

2005年，在重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时，笔者关注到当时缫丝业的转型：家庭手缫蚕丝因难以符合欧美市场的质量要求而深陷出口份额和价格双双下降的困境，加上国内生丝市场激烈的竞争压力，吴江开弦工村（即江村）于1929年引进新式机器缫丝技术缫制蚕丝。

在这个变革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工厂集体生产方式替代家庭手工生产方式。（2）推动了植桑养蚕和缫丝的专业分化，甚至是植桑和养蚕的专业分化（如部分桑叶的商品化），由此也带来了蚕丝相关分工领域的利益调整和社会结构变迁。（3）在机器缫丝这一新式生产方式下，虽然每个劳动力的单位产丝量并没有显著增加，但由于是集中、全年持续生产，因而缫丝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了，能够在丝厂谋职的家庭获益了，而其他蚕农则失去了缫丝工序的原有收入。（4）从开弦工村缫丝厂的经营困境，我们还可以看到，机器缫丝技术虽然效率更高，但其应用还有赖于其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士绅、蚕农和缫丝工人等群体扮演了重要角色。

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组织变革和社会变迁无疑是巨大的。之前的农村经济，常被概括为“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则在逐渐瓦解这种分工模式，且带来了更为深远的社会结构调整，如工厂制度的兴起、城乡的分化等。而技术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也使得近代机器缫丝技术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应用模式，体现着技术和社会的互构。技术变革与组织变革、社会变迁这个话题，是组织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笔者在博士期间一直关注的论题。为此，笔者试图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翔实的探究。

而进行此类历史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史料问题。所幸蚕丝业一直是我国的重要经济支柱，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国内外保存了翔实的相关史料；且诸多著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的蚕丝业历史及其发展做过卓有成效的研究，他们也整理并保存了大量的相关史料。这也就为本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作为依据。

本书所使用的资料主要为文献资料，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定量数据，主要包括各地历年蚕桑业生产的状况（如桑田面积和产茧量等）、机器缫丝业（主要是丝车量和产丝量）和家庭手工缫丝业（如丝产量等）的状况。这类数据主要来自历年《海关关册》、《海关十年报告》等；另外，徐新吾在《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1990）中对这类资料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分类。在这个基础上，笔者辅以各地地方志以及其他关于蚕桑业的相关研究（如文史资料汇编、专题研究和地方丝业档案等）所提供的数据，进行校验和补充。

第二类文献资料则主要属于定性描述。这部分资料主要是关于在技术变革中，各相关群体的态度和行为。这部分资料主要取自各地的丝业档案、地方志、文史资料汇编、相关人物传记等。对于定性文献资料，笔者努力做到多方校验。尤其是碰到对同一事件存在不同描述的，都尽量综合各类文献进行考证，并在书中标出。

另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相关实地调查报告，也是本书的重要资料来源。这些实地调查中，部分是专著形式的，如考活和布士维所著的《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等；更多的实地调查则刊载在清末民初的相关报纸杂志上，如《北华捷报》《国际贸易导报》《经济半月刊》《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农商公报》和《工商半月刊》等。这部分资料中，既有定性资料，也有定量资料，同样是本书的重要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