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向商船发起攻击（1915年2月—1915年6月）

潜艇贸易战政策的出台

将潜艇应用于破交作战的提法首倡何人？

这一问题的答案已无从知晓。至少在战前，几乎没有人想到用潜艇攻击商船。英国海洋战略学者科贝特（Julian Corbett）曾专门撰文强调，德国人绝不敢置国际公法于不顾，用潜艇攻击非武装商船，因为任何拦截商船的行为都必须严格遵照捕获法规则执行。1909年的《伦敦海战法宣言》（London 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Laws of Naval War）对战时军舰行使临检和拿捕权的区域、对象、范围和方式都进行了详细规定。

以上规则的核心要义是，只有被俘获船只无法被带至港口时，才允许将其摧毁。在此之前，应确保船上人员和物资安全。潜艇作为具有军事属性的作战单位自然应当遵守这些规则。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表明，这些充分体现人道主义观念的国际法规则受到了战火的无情践踏，那么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回答这一问题，要从大战前的潜艇与反潜战技术说起。

英国皇家海军组建潜艇部队的步伐始于1901年，首批订购了5艘从美国引进建造的“霍兰”型潜艇。不久，英国人就以该型潜艇为原型，设计建造了13艘A级潜艇，这些潜艇在1903—1905年间服役。1904年，A1号参加了在斯皮特海德（Spithead）举行的战术演习。当时，带有指示浮标的反潜网和扫雷具是英军的主要反潜工具。不幸的是，A1号在上述演习中失事沉没，这次灾难导致英国国内的反潜战研究陷入停滞。

直到1910年，英国军方才再次组建了一个专业委员会来研究反潜战事宜。不过，当时所能采取的反潜措施大都没什么技术含量，例如释放烟幕、Z字形航行、迷彩涂装、反潜水雷、拖曳式反潜爆破器、潜艇设伏及为己方潜艇装备大口径火炮等。其中，为潜艇加装火炮的做法显然不靠谱——很难想象实战中两艘潜艇碰面后会使用火炮死磕，而不是下潜规避。

以上反潜措施仅限于军舰或潜艇使用，至于商船如何应对潜艇威胁的问题，则从未有人考虑过。1913年底，费舍尔爵士（Lord Fisher）在S.S霍尔上校（S.S.Hall）的协助下，撰写了一份关于德军潜艇攻击商船可能性的备忘录，但时任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认为费舍尔的想法是杞人忧天。

根据德国军方一贯的宣传口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方也从未考虑过将潜艇用于攻击商船。例如，后来出任德国公海舰队司令的舍尔就曾公开表态：“这种富于侵略性的作战方式与我们的海军政策背道而驰。”不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一说法并不确切。虽然德军高层普遍对潜艇不够重视，但个别拥有技术背景的海军军官曾深入研究过用潜艇攻击商船，实施破交作战的问题。德国海军少校布鲁姆（Blum）就提出，如果将潜艇用于对英破交作战，那么潜艇部队规模至少要扩充至200艘，这一结论无疑是非常有预见性的。1914年9月初，德国海军官方也曾研究过潜艇攻击商船的可能性，但反对者认为现有潜艇数量配合水面舰艇作战尚且不足，更不用说攻击商船了。

1914年10月20日，U17号拦截“格列斯塔”号事件发生后，德国海军于11月首次明确提出实施潜艇贸易战的设想。实施此次拦截行动的U17号艇长菲尔德·柯内尔（Feld Kirchner）返回基地时，还担心因其拦截行动违反了德国海军既定目标而受到指责。但实际上他非但没有受到责罚，反而获得了赞许。在总体战原则下，使用潜艇攻击英国商船的观点获得越来越多军方内部人士的赞同。支持者认为：“既然英国无视国际法准则，擅自扩大封锁区域和违禁品范围，那么以严格的国际法准则来限制我们的作战手段就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手中的武器应对英国人花样百出的战争方式。因此不可能严格要求潜艇在击沉商船前，必须履行安全遣散其乘员的要求。全世界的商船都将受到警告……与英国的海运贸易必须在短期内终止。”

德国发动潜艇贸易战的直接理由是认为英国违反国际法在先，其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英国政府将整个北海划为战争禁区，此举明显违背“公海航行自由”；二是1914年10月，英国政府以枢密院令的形式改变了传统国际法认定的禁运品标准。根据这条命令，禁运品的判断标准不再是是否具备军事用途，而是最终目的地，即货物只要最终流向德国，英国皇家海军就有权予以查扣。英国政府担心德国人利用通过丹麦、荷兰等国的转口贸易间接输入物资，因此对于可能进入德国的物资，无论由哪一国船只承运，都要进行严格检查。虽然德国人也在荷兰、丹麦等中立国海岸建立了类似的封锁区打击英国海外贸易，但受限于自身海军实力，收效甚微。

为给潜艇贸易战政策探风，看看世界舆论尤其是美国人的反应如何，德国海军形象代言人提尔皮茨接受了美籍德裔记者冯·维根的专访。访谈中提尔皮茨明确表示，德军潜艇对商船的大规模攻击即将开始。这是开战以来提尔皮茨对德国海军战争政策的首次公开阐述，同时也是借机向英国人发出警告。但以德国首相贝斯曼·霍尔维格（Bathmann Hollweg）为首的文官政府则对潜艇贸易战可能导致的严重政治后果深表忧虑。自此，德国军方与文官集团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而赢得这场斗争的关键就在于谁能更稳定而持久地获得来自德皇威廉的支持。

首轮较量的结果是帝国文官政府占据上风。1914年12月7日，德皇表态，他虽然认同潜艇贸易战不违背国际法，但强调目前采用这种极端作战方式的时机还不成熟。待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战略地位更加稳固时，发动潜艇战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或许更小一些。那时，恐怕就不会有哪个中立国会因此向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发出挑战。换句话说，德皇认为陆上战争的胜利将是实施海上贸易战的前提条件，而德国海军领导层则认为实施海上贸易战将有助于取得陆上战争的胜利。

然而，1915年1月24日发生的多格尔沙洲海战使德皇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当天，德国海军将领冯·希佩尔（Von Hipper）率领的战列巡洋舰编队被大卫·贝蒂（David Beatty）指挥的英军舰队击败，并被后者一路赶回了家门口。这次失败令德皇大为光火。2月4日，德皇视察了驻扎威廉港的舰队，并接见了潜艇部队指挥官。此次视察之后，德皇签署了在英国本土周围设立战争禁区的命令，并在当天公布：

1.围绕英国和爱尔兰岛的水域，包括整个英吉利海峡，将被划为战争禁区。从2月18日开始，所有进入战争禁区的商船都将被摧毁。

2.鉴于英国政府于1月31日发布利用中立国船旗掩护本国商船身份的指令，所有在战争禁区航行的中立国商船将面临同等待遇。

3.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以北，北海以东部分海域，以及荷兰海岸线30海里以内的海域不属于战争禁区范围。

德国人对于英国船只使用中立国船旗的指责绝非空穴来风。1915年1月，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在爱尔兰附近海域航行时就曾使用美国国旗，当时船上搭载了大量美国公民。英国政府认为，商船在战时使用中立国旗帜寻求保护的做法只是沿袭了风帆时代的惯例，但这一观点无法获得美国政府的认同。此外，英美双方在战争初期，围绕“航行自由”问题也发生过多次口舌之争。美国威尔逊政府基于中立原则和自身利益，激烈反对英国政府实施的海上封锁政策，坚持要求按照1909年的《伦敦海战法宣言》保证美国与交战双方贸易的权利。但英国议会基于本国利益始终没有批准该宣言。

不过，时任英国首相阿尔奎斯深知此时万不能和美国人撕破脸皮，因此在该问题上采取以拖待变的方针，与华盛顿方面虚与委蛇。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深受其国内舆论的影响，表现得忽左忽右。例如，1915年1月31日德国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达卡尼亚”号货轮装载了从美国购买的一船棉花，从加尔维斯顿港（Galveston）前往荷兰鹿特丹。美国政府表面上没有阻拦该船出航，但却把这条情报泄露给法国，结果导致该船在锡利群岛附近被法国辅助巡洋舰“欧罗巴”号捕获。

就英国看来，限制德国从荷兰、丹麦和挪威等中立国输入物资实属必要。从1914年8月到11月这4个月里，德国从邻国进口的货物量比1913年全年增长了5倍。1915年1月25日，德国政府宣布，从当年2月1日开始食品将被列为管制物资。为此，英国政府把粮食也列入了禁运清单，而且下令将所有被拦截的物资悉数转入英国港口。不过为照顾美国人的感受，暂时将北美输入欧洲的最大宗出口物资——棉花排除在外。

尽管英美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1915年2月德国政府宣布实施潜艇贸易战的决定依然遭到美国政府的强烈抗议，美国人认为这是对中立国权益的严重侵犯。同时，华盛顿也向伦敦发出照会，对英国船只非法使用美国国旗的行为表示关切。但美国政府很快就接受了英方的解释，双方的紧张气氛随之缓解。德国人此时也向美国“暗送秋波”，德国驻美大使伯恩斯托夫暗示，如果英国将平民所需的食品排除在禁运清单之外，那么德国就有可能放弃潜艇贸易战政策。不过在公开场合，德国人对于将潜艇贸易战用于所有中立国船只的态度却没有任何改变。正如俾斯麦在30年前的王朝统一战争期间所评论的：“要想缩短战争时间，就必须把封锁政策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中立国。”

然而即使在德国军方内部，对建立封锁区的方式也存在分歧。提尔皮茨更倾向于建立一个范围较小的封锁区，例如仅对泰晤士河口进行封锁。因此，他对公海舰队司令冯·波尔大张旗鼓建立战争禁区的做法非常不满。尤其令这位海军大佬光火的是，做出建立战争禁区的决策前，波尔竟然没有征询他的意见。

对于潜艇官兵而言，他们更担心的是潜艇攻击商船时面临的安全问题。按照捕获法规则浮出水面对敌方船只进行登临检查的危险性不言而喻，唯有先下手将对手击伤甚至击毁，使其无力反抗才能最大程度保护自身安全。对此，舍尔将军也在他战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设立战争禁区的前提是寄希望于中立国船只主动表明身份，或自愿遵守德国方面提出的临检措施，其目的就难以实现。”

果然，受国际舆论压力和国内反对力量的影响，德国政府于2月14日再次宣布，“除非能确认目标船只的敌对属性，否则悬挂中立国旗帜的商船将免受攻击。”不过在这一命令发布前10天，即2月4日， U30号潜艇已经奉命出海，准备执行破交作战任务。

对商船的首轮攻击

虽然德国人迫切希望使用潜艇打击英国海外贸易，但此时潜艇部队显然没有做好准备。首先，1915年初德军可用于远海破交作战的潜艇只有20艘左右，这难以对拥有约2000万吨运力的英国商船队形成有效威胁。其次，几乎所有潜艇艇长都希望换装大口径甲板炮以增加攻击商船的灵活性，节省宝贵的鱼雷，但迫在眉睫的开战时间意味着潜艇部队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此类改装。第三，不断扩大的潜艇战规模对合格艇长的需求急剧增加。根据德国海军惯例，一名新任艇长独立出航前，要在现役潜艇上跟随经验丰富的老艇长进行实习操作，这种以老带新的做法对加快新人培养速度非常有效。但在战争时期，也面临着沉没1艘潜艇损失2名艇长的风险。最后，潜艇部队非常缺乏合格的无线电通信员，这关系到潜艇巡航作战期间的指挥调度效率。此外，大多数艇长都缺乏开展破交作战的经验。为此，德国海军从经验丰富的商船员中招募“战时辅助人员”补充上艇。这些人熟悉商船航行规则，能在拦截商船时帮助艇长做出判断。

尽管德国人面前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对协约国商船的打击已是箭在弦上。英军对德军潜艇即将发起的海上打击感到非常紧张，对欧洲战场至关重要的英吉利海峡运输线当即被列为重点防护区域。英军于2月4日至16日重新编组了海峡区的巡逻兵力，紧急调集50艘舰队运煤船和沿海小艇，为其装备火炮，临时承担反潜巡逻任务，随后又下令征用该地区所有小型快艇作为后备力量。

2月2日，即德方宣布潜艇贸易战开始的前2天，英军开始着手在敦刻尔克以北海域布雷。不过，这些水雷投放不久就由于各种原因或沉入海底、或被海流卷走，使布雷效果大打折扣。

2月13日开始，英军在多佛海峡投放了首条17海里长的反潜网，同时配备了巡逻快艇和拖船。英军还计划在爱尔兰和威尔士之间的圣乔治海峡（St. George′s Channels）采取同样的防御措施。这种反潜网由拇指粗的钢丝绳编织而成，网眼直径约2～3米。反潜网顶端有指示位置的玻璃罩浮标。英国人希望这些反潜网能兜住偷越海峡的潜艇，然后由巡逻舰艇将其击沉。

英军首批投放了约1000海里长的反潜网具，但这些网具总会出现各种各样恼人的故障，例如经常被水下障碍物或沉船残骸缠住，玻璃浮标往往因灌满海水而沉没，网具的连接也很不可靠。即便如此，这些反潜网依然按要求投放到位，并被寄予厚望。

虽然英军提前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但在潜艇贸易战开始的前几周，德国人依然可以畅通无阻地使用多佛海峡航线。德军潜艇要么利用夜幕掩护从水面快速穿越，要么在水下静静潜伏，待海流条件有利时再从水下低速漂过。至于那些质量低劣的英国水雷，德军艇长们几乎就没放在心上。

2月18日，德军潜艇部队再次接到来自海军参谋部的命令：“击沉战争禁区内所有敌方船只，中立国船只、医院船和运输比利时难民的船只除外。如果医院船被证明用于军事目的则不在豁免之列。如果潜艇在发起攻击前已经采取了必要的识别措施，但依然发生误击，则艇长无需对攻击后果负责。”这条命令貌似坚定的措辞背后却充满了转折，充分暴露了德皇威廉和德国决策层对潜艇贸易战犹疑不决的态度。

根据破交作战计划，承担首轮出击任务的潜艇共有4艘。其中， U30号已经提前出发且部署到位，U8号刚刚离开赫尔戈兰前往海峡战区，U20号和U27号则计划于2月25日出海作战。

最先出动的U30号绕经苏格兰北部和英国西海岸深入爱尔兰海。U30号首先在莱纳斯（Lynas）外海未经警告击沉了排水量3112吨的“科姆班科”号商船，随后又击沉了“下郡”号货轮。2月20日，完成巡航任务的U30号经原路返航行经苏格兰北部时，在法恩岛（Farne Islands）以东100海里处险些被在此巡逻的拖网渔船“亚历克斯·赫斯蒂”号抓住。为躲避英军搜索，U30号暂时中断了与基地的无线电联络，导致指挥部一度认为该艇失踪。

U8号选择沿英国东海岸南下，穿越多佛海峡出击。20日，该艇经过一处英军新布设的雷场时被反潜网缠住。经过一番挣扎，U8号裹挟着一截残余的反潜网逃脱。随后，该艇在比奇角（Beachy Head）外海击沉了5艘商船。24日，U8号又盯上了医院船“圣安德鲁”号，但后者凭借高航速逃脱。

随后，U20和U27号按计划于2月25日从埃姆斯港出发。其中， U27号还承担了潜艇与岸上基地之间的远距离无线电通信测试任务。U27号在出发后的第2天，采取中继通信的方式，通过巡洋舰“安科纳”号（Arkona）接收了指挥部发出的一条无线电指令。此时，U27号距离基地约140海里。U27号完成测试任务后，绕行苏格兰北部进入马恩岛（Isle of Man）海域开展破交作战。3月11日，U27号在苏格兰威格敦郡（Wigtownshire）外海击沉了辅助巡洋舰“巴亚诺”号，造成大量人员伤亡。U20号则经由海峡航线进入英国南部海域，最后杀入爱尔兰海，途中还攻击了布吕斯托尔港附近的船只。为此，英军大舰队司令杰里科专门抽调了1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用于加强爱尔兰海域的巡逻反潜兵力。

U8号完成出击行动后，随即被调往德军刚刚占领的泽布鲁日港，并于3月初再次沿多佛海峡航线出击。3月4日中午，U8号在多佛海峡被驱逐舰“维金”号发现，“维金”号立即召集附近的巡逻舰艇协同搜索。1小时后，拖船“罗恩”号发现一组反潜网指示浮标快速向西移动，此时海面风平浪静，只有淡淡的薄雾。“维金”号一马当先，冲过去投弹，不过这并非专门对付潜艇的深水炸弹，因此未取得战果。

反潜编队又连续搜索了1小时，期间U8号的潜望镜曾再次短暂伸出水面。随着搜索范围的扩展，编队逐渐向南移动。驱逐舰“柯谷卡”号拖拽着反潜网，在潜望镜出现的位置如同犁地般反复扫荡。直到下午5点，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从水下传来，遭到重创的U8号以大角度首倾姿态出水，“柯谷卡”号和“维金”号立即从两侧冲上去开火。眼见已无法逃脱，U8号上的4名军官和25名艇员从正在下沉的潜艇中爬出来向英军投降，10分钟后U8号沉没。

3月1日，还有1艘德军潜艇在达特茅斯港附近的斯塔特湾（Start Bay）被反潜网缠住，并引发爆炸，大量燃油浮出水面。当时英军认为该艇已经葬身海底，但它实际上只是严重受损。这艘大难不死的潜艇就是U29号，艇长是大名鼎鼎的维廷根，他刚从U9号转任该艇艇长。3月12日，修复完毕的U29号出现在塞利斯（Scillies）附近海域，一口气击沉4艘商船。在此期间，U29号还拦截了武装商船“阿塔兰塔”号，后者虽然只是一艘排水量500吨左右的小型商船，但船员们的战斗意志非常顽强，与U29号交火后逃脱，这也是第一艘从维廷根手中逃脱的商船。

与U29号同时行动的还有U12号。3月6日清晨，在北海巡逻的拖船“达斯特”号发现了克拉茨什（Kratzsch）艇长指挥的U12号，该艇正向西南方向航行。由于没有无线电设备，“达斯特”号直到第二天早上与另一艘英军快艇相遇后才将这一情报发送出去。英军立刻调集该海域的舰艇实施搜索。8日凌晨，又有一艘拖船报告在巴肯尼斯岬（Buchan Ness）附近发现潜艇踪迹。9日清晨，U12号在苏格兰沿海的斯通黑文（Stonehaven）附近出现。从U12号飘忽不定的行踪来看，英军那些低速且火力贫弱的改装拖船对潜艇难以构成威胁，摆脱这些笨拙的追踪者对德军潜艇艇长而言轻而易举。

不过，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U12号抵达福斯河口时，终于遇上了真正的对手。U12号此时已闯入第4巡逻舰队的防区，该舰队从罗塞斯（Rosyth）出发航行至此。黄昏时分，U12号与舰队中的巡洋舰“利维坦”号在贝尔礁（Bell Rock）附近遭遇。此时的U12号正处于潜航状态，由于航速较低而来不及进入鱼雷发射阵位。英军战舰也没有发现德军潜艇，由于编队已抵达巡逻区北部边界而准备整队调头。

4月10日清晨，英军巡逻舰队终于在法夫岬（Fife Ness）附近抓住了浮出水面换气的U12号。3艘驱逐舰“黄泉”号、“瞪羚”号和“攻击”号立即趋前围攻。“攻击”号趁U12号下潜前抢先开炮并迅速超越其航线，U12号一边规避炮火一边紧急下潜。2分钟后，“瞪羚”号在右舷180米处发现一具潜望镜探出水面，它随即向潜望镜所在位置猛撞过去，U12号躲避不及被撞了个结实，不得不浮出水面。另外2艘战舰猛烈开火，U12号的甲板炮很快被击毁，艇体也有多处被击穿。

见势不妙的艇员们赶紧从即将沉没的潜艇中爬出来向英军投降，最后有10人被英军救起。其中就包括该艇配备的“战时辅助人员”沃尔克勒（Volckner）。颇为传奇的是，沃尔克勒被英国人送入战俘营后，于当年9月趁隙逃脱，并在海边弄到一艘小艇，准备横渡北海返回德国，最终他的小艇居然非常幸运地被U16号潜艇搭救。返回德国后，沃尔克勒详细报告了U12号的战损过程。

虽然损失了U8和U12号，但德国潜艇贸易战的势头依旧。执行第二批破交作战任务的U34、U35、U37和U38号均为最新服役的柴油机潜艇。这4艘潜艇联手杀入英吉利海峡区，在比奇角附近连续击沉4艘英国商船。4月16日，U38号还把战斗中抓到的战俘就近送到泽布鲁日港。德军潜艇的猎杀行动让所有经过这片海域的商船船长们绷紧了神经。

初战“明星”陨落

1915年4月13日，在爱尔兰西南部法斯特奈特海域巡航多日却一无所获的U29号，在明星艇长维廷根的指挥下调头北上，打算直接对驻扎在奥克尼群岛的英军主力舰队发起挑战。18日，维廷根在彭特兰湾（Pentland Firth）西南海域发现了正在进行炮术训练的英军主力舰编队。U29号潜航靠近，向第1战列舰编队的“海王星”号（Neptune）发射鱼雷，但没有命中。专注于目标的维廷根似乎并未注意到，同在这片海域活动的第4战列舰编队正整理队形调整航向，准备返回马里湾（Moray Firth）锚地。

隶属第4战列舰编队的“无畏”号战列舰不断向U29号所在位置靠近，“无畏”号上的舰员很快发现了舰首左舷前方伸出水面的潜望镜。英军战舰劈波斩浪猛扑过来，就如同大象踏上一条蒙眼盘卧的眼镜蛇，将数百吨的潜艇碾得粉碎。U29号断裂的艇首浮出水面时，涂刷在艇壳上的战术编号帮助英国人确认了战果——德军潜艇部队早期最著名的英雄殒命大海。

U29号的损失暴露了德国海军在人员调配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按照军方的精兵政策，那些老练的艇长经常被调到最新服役的潜艇上，实现人员与装备的最佳组合。但实际上，无论经验多么丰富的艇长，与新装备间都会有一个磨合过程，在此期间反倒不如使用自己熟悉的装备来得顺手。维廷根的副手斯比司的作战经历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斯比司担任U19号艇长时屡立战功，后来接手吨位更大的U52号时反而多次遭遇意外。为此，斯比司申请重新执掌U19号。此后又一路顺遂，成为潜艇部队中为数不多的打满全场、全身而退的艇长。潜艇部队的另外一位王牌——U21号艇长赫森也是一例，他多次拒绝执行调至新型潜艇任职的命令，在较长时间内一直指挥U21号作战。

维廷根阵亡后，接替其执行巡航任务的是U28号的福斯特纳（Forstner）艇长，他与维廷根是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军人。福斯特纳酷爱战争且天性冷酷。U28号出海后，首先在比奇角外海击沉了荷兰商船“美狄亚”号。3月27日，它又在赛里斯近海摧毁了3艘商船，其中包括定期班轮“阿奎拉尼”号。福斯特纳指挥击沉这艘2000余吨的客轮后，悍然下令向正在转移求生的船员和乘客开炮，导致8人丧生。

次日，福斯特纳又下令拦截了前往西非的班轮“法拉巴”号，登船临检后发现该船载有13吨军火。福斯特纳不顾船上的147名乘客和95名船员正在撤离，立即下令向停泊的“法拉巴”号发射鱼雷。目标被击沉后，福斯特纳不仅不对在水中挣扎求生的人员施以援手，反而和其他艇员旁观取乐，这一暴行导致104人丧生。

面对逐步升级的潜艇贸易战，英国皇家海军紧急出招应对。海军部向全体商船船长发出训令：在面对潜艇拦截时，可采取加速撞击的方式迫使对方下潜，然后全速驶离。这条训令简单易行，影响却非常深远。首先，就国际法而言，商船有义务接受来自军舰的临检，而不得采取反抗措施，否则将丧失非战斗单位的属性。其次，这种冲撞行为将迫使潜艇采取更具破坏性的手段来拦截商船，进而刺激潜艇贸易战向高烈度战争转化。

3月28日，U33号从泽布鲁日港出发，在马斯河口附近攻击了邮政船“布鲁塞尔”号。弗雷亚特（Fryatt）船长按照海军部训令对U33号实施撞击后高速脱离，U33号被迫放弃攻击。但“布鲁塞尔”号终归难逃厄运，10个月后，该船被德军鱼雷艇摧毁，船长弗雷亚特被押至布鲁日的德国军事法庭受审，并被判决谋杀罪成立。

U33号返航后，带回了多佛海峡水雷数量增加的情报。4月初， U32号准备穿越英吉利海峡时也面临同样情形，因此调头改走绕经苏格兰北部的北方航线。此后，越来越多的潜艇向指挥部发回了英军不断强化英吉利海峡反潜措施的报告。

鉴于穿越海峡的风险不断增加，德国军方下令禁止排水量较大的潜艇使用这一航线。4月20日，U37号从赫尔戈兰出发进入海峡区后便与基地失联，这进一步坚定了德军停用海峡航线的决心。此后大约两年时间里，除UB和UC型近岸潜艇外，德军北海基地各港口潜艇前往英国西南部海域执行作战任务时，大都选择安全性更高的北部航线。受此影响，整个英吉利海峡区的商船航行安全暂时得到保障。

德国海军暂停使用海峡航道的决定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英国军方根据德军潜艇在海峡区活动放缓的迹象推测，此前投放的水雷和反潜网效果显著。但实际上无论水雷还是反潜网，给潜艇造成的伤害都微乎其微。德国军方下令放弃使用海峡航道，很大程度上是受艇长们过度夸张的报告影响。德国人的谨慎使英国人误判了现有反潜手段的实际效果，从而放缓了反潜装备的研发进度。英国人这一严重失误的影响在此后的战争进程中充分暴露。

3月至4月，英军还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担任多佛基地司令的胡德（Hood）少将此前因反潜不力被调往爱尔兰昆士敦（Queenstown）基地任职。此时，德军潜艇在海峡区“消失”的功劳自然也应当有胡德一份，因此他被提拔为第3战列巡洋舰队司令。但好运稍纵即逝，在1916年5月底的日德兰大海战中，胡德将军乘坐的“无敌”号战列巡洋舰被击沉，他与舰上一千余名官兵一起殒命沙场。

4月17日，武装商船“拉罗塞恩”号在爱尔兰外海与1艘德军潜艇交火并将后者驱离，这是武装商船在与潜艇的对抗中首次获胜。4月以来，英国在北海的捕鱼船队也成为德军潜艇的攻击目标，相继有多艘渔船在泰恩河口（Tyne）附近被击沉。起初，英军认为德军潜艇的攻击行动只是意图制造混乱，但随后缴获的德军海图表明，德军潜艇有意将英国捕鱼船队向北海水雷场驱赶。捕鱼船队为此不得不暂时撤离泰恩河口渔场。

3月至4月，英国共有38艘各类船只被击沉，另有6艘中立国船只被摧毁，这些战果大部分是U24号和U32号这两艘潜艇所创。

弗兰德潜艇支队成军

1915年3月，德军最具战略意义的举措当属弗兰德潜艇支队正式成军。自1914年10月德国陆军横扫比利时弗兰德沿海地区以来，德国人一直把泽布鲁日和奥斯坦德这两个重要的沿海港口作为潜艇出击和返航的中转站，尤其是通过英吉利海峡的潜艇，几乎都要到这儿落脚。随着潜艇贸易战的展开，德国人终于意识到应当将这两个港口改造为重要的潜艇基地，以便在英吉利海峡和英格兰南部海域展开作战行动。

与北海赫尔戈兰基地、威廉港和基尔港主要驻扎排水量（水面） 500～600吨的中型潜艇不同，弗兰德支队装备的大都是排水量（水面）100～200吨的UB和UC型近岸潜艇。其中，UB型为鱼雷潜艇， UC型为布雷潜艇。这两型潜艇于1914年10月开始在基尔、不莱梅和汉堡等船厂建造。两者的特点是结构简单、武备单薄，便于大量生产并可通过铁路运输，但它们的航速只有6～7节，还比不过某些商船。发射鱼雷时，UB型的艇身甚至会剧烈振动。这些单薄如蝌蚪般的“小家伙”也因此获得了“缝纫机”的绰号。

UB10号是第1艘通过铁路运往弗兰德港口的UB型潜艇。截至3月29日，先后有16艘同型艇服役，其中，部分艇还被送往亚得里亚海支援奥匈海军。起初，这些小艇主要在靠近英吉利海峡的胡福登沙洲附近活动。到7月，它们的活动范围延伸至多佛海峡区。8月，首批15艘UC型布雷潜艇服役，其中，部分艇被调往泽布鲁日港。至此，弗兰德潜艇支队编制内已累计有9艘UB型和8艘UC型潜艇。这些潜艇的主要任务是袭扰英吉利海峡和英国东海岸的近海航运。

然而实战表明，这些UB和UC型潜艇的作战性能并不理想。于是，德国人又开发了吨位更大的UBⅡ和UCⅡ型，排水量（水面）增至300～400吨。随着战事延续，这些潜艇的活动范围逐渐延伸至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以西和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航运聚集区，这些行踪飘忽不定的小艇给英国的近海航运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为应对与日俱增的德军潜艇威胁，英军采取攻势布雷的方式试图将对手封堵在港口内。3月3日，英军E24号潜艇在赫尔戈兰湾投放了第一枚水雷，此后这种布雷行动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不过，质量堪忧的英国水雷严重影响了布雷行动的效果。虽然德军潜艇艇长们会下意识地避开这些水雷，但如果足够幸运的话，即便不小心碰上这些水雷也不一定会“伤筋动骨”。甚至有胆大妄为的艇长会带回一枚炸不响的水雷作为特殊纪念品。

随着弗兰德潜艇支队成军，以及泽布鲁日和奥斯坦德等港口驻泊能力增强，德军又调集了一些轻型舰艇，意图对英军在胡福登海域执行反潜巡逻任务的舰艇发动突袭，掩护己方潜艇出击。5月1日，英德海军的轻型舰艇发生首轮交锋。当天，有4艘英国武装拖船在亨德浅滩以北海域执行反潜巡逻任务，为其提供支援的是“黄铜”号和“补偿”号驱逐舰。同日，德国海军2艘大型雷击舰A2和A6号从泽布鲁日出发，前往该海域搜索英国舰船。

午后，正在这一海域低速巡航的“补偿”号被UB6号潜艇偷袭，德国人用1枚鱼雷将这艘驱逐舰送入海底，过了一会儿，又有1艘武装拖船重蹈覆辙。3小时后，德军的2艘雷击舰抵达现场，乘势干掉了武装拖船“哥伦比亚”号，英军剩余舰船与德军2艘战舰展开混战。接到警报的英军哈里奇舰队立刻派出4艘驱逐舰增援，见势不妙的德国人调头就跑。经过1小时的持续追逐，英军最终将德军的2艘雷击舰击沉。此次交锋使德军袭扰英军巡逻舰船的企图初步受挫。

“卢西塔尼亚”号事件

1915年4月上旬，英国皇家海军在多佛海峡最狭窄处，即英格兰福克斯通（Folkestone）至法国格里斯内斯岬（Grisnez）一线的反潜网屏障初步建设完成，此举意味着英军在多佛海峡咽喉处放下一道闸门。但就封锁效果而言，这道闸门还远未完善。由于此处海水流速很急且流向复杂，投放于此的反潜网经常被海流卷走。德军潜艇偷越此处时也会有意或无意地将反潜网扯坏。为此，英国人特意加固了反潜网，并配备了更可靠的玻璃浮标。同时，还在靠近比奇角至达特茅斯一线的水域投放水雷，防止德军潜艇穿越。

除多佛海峡外，英军的另一个重点反潜区域是爱尔兰海。爱尔兰海是英国本岛与爱尔兰岛之间的内海，北方海峡（North Channel）和圣乔治海峡（St.George）是进出爱尔兰海的两大通道。其中，北方海峡入口较窄且海水较深，英军在此布设了2道长约20海里的反潜网，2道反潜网之间是4～5列由拖网渔船拖带的移动式反潜网，这种移动式反潜网是固定反潜网的补充和延伸，目的在于迫使德军潜艇延长潜航里程和时间，从而耗光电能储备。爱尔兰海南部的圣乔治海峡配备了一条由36艘拖网渔船组成的漂移式反潜屏障，其海峡入口处被划分为4块巡逻区域，承担巡逻任务的船只就近驻扎在法尔茅斯港。

但仅靠这些措施显然不足以防范德军潜艇的渗透。4月30日， U20号在艇长施维格（Schwieger）的指挥下从博尔库姆出发，前往英国西部海域接应在此活动的U24和U32号。巧合的是，此前一周，德国驻美大使刚通过美国新闻媒体警告美国公民不要乘坐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但3月1日从纽约出发时，该船依然搭载了1959名乘客和船员，其中就包括159名美国公民，目的地是英国利物浦港。

就在“卢西塔尼亚”号出航不久，关于德军潜艇在英国南部海域出现，并造成一系列船只损失的噩耗不断传来。5月4日，德军潜艇在法斯特奈特附近活动的警报使人们进一步绷紧了神经。英国向所有航经此地的船只发出航行警告，同时派出10艘武装拖船从爱尔兰西南部的昆士敦基地出发，搜索法斯特奈特至沃特福德（Waterford）水域。

5月7日清晨，天气晴好，海面偶有几缕薄雾飘过。“卢西塔尼亚”号以15节航速驶入法斯特奈特附近海域。为预防德军潜艇追踪，“卢西塔尼亚”号一度提速至21节，但随后又降至18节，船上的瞭望哨因连夜执勤而非常疲惫。此时，船只前方涌出一大团浓雾，特纳（Turner）船长不得不下令降低航速，同时拉响防撞汽笛。浓雾消散后船只再次提速。英国海军部发来的敌情通报显示，在克莱尔岬（Cape Clear）和沃特福德近海有潜艇出现，好在“卢西塔尼亚”号已通过克莱尔岬。

14点15分左右，船上的瞭望哨看到了金塞尔岛（Kinsale），海面非常平静。就在此时，一枚鱼雷突然向“卢西塔尼亚”号庞大的船体疾驰而来，随即命中船体，引发剧烈爆炸。接着又有船员报告发现第二枚鱼雷撞向船尾，连续受创的船体开始向右倾斜。20分钟后，巨大邮轮的船底露出海面，数百名落水的老幼妇孺在水面苦苦挣扎。惨剧发生得如此之快，匆忙赶来的英国救援船只搭救起700余名幸存者，1195名平民在这次事件中丧生，实施此次攻击的正是德军的U20号潜艇。

根据德方记录，施维格指挥U20号于5月5日晨抵达爱尔兰西南海域，攻击了数艘在此活动的英国船只。7日下午14点，施维格在海平线发现了一艘快速航行船只的桅杆和烟囱，起初他判断这是1艘驱逐舰。随着目标越来越近，他发现居然是1艘有4个烟囱的大型客轮，喷薄而出的浓烟证明这艘大船正处于高速航行状态。U20号提速抢占攻击阵位后，瞄准目标中部发射鱼雷。据施维格的记录，他并没有发射第2枚鱼雷，因此第2次爆炸很可能是锅炉、粉尘和船上搭载的弹药所致。直到目标开始倾覆，施维格才想起确认其身份。判定船名后施维格下令下潜至水下11米，使用潜望镜扫视海面一周后悄然撤离。5月13日，U20号安全返回威廉港。

根据“卢西塔尼亚”号的出航记录，该船虽然没有装配任何武器，但运载了5500吨枪支弹药，这也证明施维格关于“卢西塔尼亚”号第2次爆炸原因的推测不无道理。然而1000余名无辜平民的死亡却不是这5500吨弹药所能遮掩的。“卢西塔尼亚”号沉没的消息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德国政府顿时陷入千夫所指的狼狈境地。

“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加上此前多艘美国商船遭到德军潜艇攻击的旧账，使华盛顿方面立即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柏林立即停止这种不加警告就攻击非武装商船的行为。自2月18日潜艇贸易战开战以来，德国文官政府最为担心的局面终于出现了。

为缓解政治上的被动，德国政府于6月6日发布命令，宣布大型邮轮不在潜艇攻击目标之列。但误击商船并导致平民伤亡的情况依然时有发生。以霍尔维格为首的德国文官政府实在难以应付巨大的外交压力和舆论谴责，正式向德皇威廉提出对潜艇战加以限制的要求，但遭到军方的坚决反对。不过，军方迫于形势也做出了一定让步，承诺不再把中立国船只列为打击目标。

但霍尔维格深知，这种故作姿态的让步根本无助于改变局势。他一方面警告军方“卢西塔尼亚”号事件无论如何不能重演，另一方面苦劝德皇威廉对潜艇战施以更加严格的限制。霍尔维格的苦心终于取得效果，德皇向军方重申了未经警告不得攻击运输平民船只的命令。受此影响，到1915年6月，德国潜艇贸易战的首轮攻击行动暂时告一段落。

背景资料B：速胜论的产物—UB和UC型近岸潜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比利时弗兰德海岸的安特卫普、泽布鲁日和奥斯坦德等港口相继落入德国人手中，这大大方便了德军潜艇前出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行动。为切断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援助，德国军方于1914年8月向潜艇监察局下令，应立即研发适宜大量生产的小型近岸潜艇，这种小型潜艇要能通过铁路运送至弗兰德沿岸各港口。

1914年9月，潜艇监察局以34号工程的名义正式提交了这种小型潜艇的设计方案，即UB型近岸潜艇。该艇设计排水量（水面） 127吨，长28.1米；为满足铁路运输需要，艇体最大宽度只有3.15米；主机为1台戴姆勒4缸4冲程60马力（44千瓦）柴油机，水下航行依靠1台120马力（90千瓦）电动机；水面最高航速6.7节，5节时的水面续航力1650海里；水下最高航速5.5节，4节航速时可连续潜航约10小时，定员14人。这种潜艇以水面航行为主，只有发起攻击时才短时间潜入水下。因此UB型潜艇更像一艘可潜水的鱼雷艇，由于排水量较小，只需22秒就可潜入水下。武备为2具450毫米艇首鱼雷发射管，装载2枚C/03型鱼雷，舰桥前部有1挺可拆卸的机关炮。

首批建造的UB型潜艇共17艘。这些潜艇完工后全部通过铁路运送至目的地港口。运输前将艇体分解为3部分装入火车车厢，舰桥、蓄电池和上层建筑中的相关设备装入第4个车厢，运送至安特卫普后，花费约2周时间将潜艇重新组装并进行水密性测试。完成测试后装上趸船，由拖船拖带，经根特至布鲁塞尔的运河航行约5天后，抵达泽布鲁日港。其中，UB1和UB15号走得更远，被运送至亚得里亚海奥匈海军的波拉军港，重新组装后投入战斗。

为配合欧洲大陆的战事，鱼雷监察局于1914年9月向潜艇监察局提议，研制小型布雷潜艇用于在法国近岸水域实施水雷封锁。潜艇监察局随即完成了35A号工程的设计方案，即UC型布雷潜艇。该艇长33.99米，艇体最大宽度同样限定在3.15米以满足铁路运输需要，水面最高航速6.2节，水下5.22节。作为专用的布雷潜艇，UC型艇取消了艇首鱼雷发射管，改为6具倾斜式水雷存储井，携带12枚UC120型水雷。布雷时只要将存储井底部的盖板打开，水雷就可以凭借自身重量滑入海底。首批15艘UC型潜艇于1915年交付。其中，UC1～UC11号加入弗兰德潜艇支队，UC12～UC15号则被运送至波拉港支援奥匈海军。

此后，潜艇监察局又在1915年1月完成了38号工程的设计方案，即UE型布雷潜艇。该艇的水面排水量增至745吨，长56.8米，最大宽度5.9米，主机为2台900马力（670千瓦）柴油机，水面最高航速10.6节，水下7.9节，7节航速时的续航力7880海里，武备为38枚UE/150型水雷和2具500毫米鱼雷发射管，1门88毫米口径或105毫米口径甲板炮，定员32人。UE型的水雷存储投放装置非常独特。其艇体后部约1/3的舱段内水平安装了2根直径1米的水雷存储管，管内可存放3枚水雷，投放时通过传送装置将水雷推出。水雷平时存放在水雷舱台架上。这种布雷装置的优点是布雷效率高，便于日常维护，缺点是占据的空间过大。UE型的主要问题是适航性不佳，高海况时艇体会深深地扎入海浪中。UE型潜艇共建造了10艘，即U71～U80号，均在1916年2月前交付德国军方。

随着潜艇战形势的发展，UB和UC型潜艇排水量过小、适航性不佳、推进系统可靠性低等问题愈发突显。两者的水面航速甚至追不上商船，以5节航速潜航1小时后，蓄电池电能就会耗尽。这两种小型潜艇甚至无力应对多佛海峡内8～10节的海流。为此，潜艇监察局于1915年4月研制了UB型潜艇的放大版—UBⅡ型。该艇水面排水量增至270吨，艇长36.13米，艇体采用单壳体加鞍形水舱构造。由于突破了铁路运输限制，艇体最大宽度增至4.36米。不过，向奥匈海军交付的UBⅡ型艇依然通过铁路运输，解决办法是将艇体纵向剖开，分成大致相等的几个部分后，再通过火车车厢装运。

UBⅡ型艇的主机为2台6缸4冲程284马力（210千瓦）柴油机，驱动2具螺旋桨，水面最高航速9节，水下6节，5节航速时续航力6400海里。主要武器为2具500毫米鱼雷发射管。鱼雷携带量增至4枚，鱼雷威力也显著提高。辅助武器是1门50毫米口径甲板炮，后期换装为88毫米口径火炮。中央控制舱增加了1具潜望镜，还配备了1根两段式可收缩通信桅杆，前水平舵外形也做了调整。

接下来，潜艇监察局又以UBⅡ型的设计方案为基础，按照兼顾布雷效率和生产速度的要求，以41号工程的名义设计了UCⅡ型布雷潜艇，首艇战术编号UC16。这种水面排水量400吨的潜艇的艇体结构与UBⅡ型类似。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6具倾斜布置的水雷存储井安装在艇体前部，每个存储井内的水雷数量增至3枚。随着存储井长度增加，艇体前部上层建筑被抬高，上层建筑与舰桥之间的凹陷处布置了一门88毫米口径炮。但由于位置相对较低，火炮甲板在恶劣海况下很容易被海浪淹没。

UCⅡ型鱼雷潜艇配有前2后1共3具鱼雷发射管。动力装置可选2台250马力（186千瓦）曼恩公司柴油机或2台230马力（170千瓦）柯廷公司柴油机，水面最高航速11.6节，水下7节，7节航速时续航力9400海里。UCⅡ型潜艇的水雷布设装置结构复杂，因此彻底放弃了铁路运输要求，前往地中海的航程依靠潜艇自身动力完成。UCⅡ型艇的建造周期约为8个月，后来缩短到6个月。战争期间，德军共装备33艘UCⅡ型布雷潜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