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社会治理转型的理论议题

在过去几十年间,诸多社会科学家努力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一些合乎逻辑的解释,无论是当代海外中国研究还是中国本土研究都在该领域发表了不少重要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在弥合西方理论传统与中国社会实情的鸿沟上总是存在一定的困难与罅隙。其实,“二战”以来,几乎所有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都随着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而发生着重要变化,而以基于西方原有经验的社会学理论来解释这些重要变化时或多或少都遭遇了严重挑战。对中国社会学研究者来说,由于适合分析本土实践的理论框架尚未形成,他们或多或少还习惯于使用既有的西方理论框架或范式来分析当今中国的诸多新问题。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了一些更重要的问题,比如他们在使用西方理论框架时往往缺乏一种去发现这些西方理论框架或范式本身在源头上就存在某些局限的能力,这使他们在识别西方理论框架或范式的适用性问题时难以看到理论框架或范式本身存在的不够完整、不够严谨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和构建本土地方性知识时,需要更多地反思。正因如此,我们要告诉读者,尽管我们已经有这种认识,但下文将要进行的理论反思仍然是初步的。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迅速吸引了世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目光,许多议题的聚焦点指向了中国社会转型,比如,市场转型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市场转型与政治权力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协同变迁的复杂共生关系进行了深入研讨;[38]有学者提出,在市场转型中,中国政权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国家能够通过精英权力分享机制和公众政治参与机制等来应对国内挑战与国际压力;[39]还有学者倾向于通过中国共产党革命期间的经历来解释其当前强大的适应能力;[40]有的学者专注于新的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家群体)被吸纳进党国体制的不同方式和渠道,[41]或分析党和政府以政治吸纳(国家弹性)和政治控制(国家刚性)二元一体为标志的独特政治实践;等等。这些研究试图走出现代化理论和民主化范式设定的“西方中心论”,并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征与机制,以表明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转型和发展上存在差异。然而,这些理论所呈现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单线索、碎片化等问题,比如,将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亚类型进行分析,将基层政府行动逻辑等同于中国国家运作逻辑,将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置于“市民社会”框架下进行解释,等等。

上述讨论分析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西方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比如,社会民主化进程、威权主义国家的生命力、资本主义的持续性、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张力等。而这些问题是西方研究者把转型现象的思考分别置于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主义的预设之下提出的。由此形成的理论研究成果有时可以呈现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局部特征,但它们很难真正反映或概括出一个充满复杂内外联系并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中国社会及其转型的整体性特征。

如前文所述,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阶段性变迁过程,也是诸多文化之间复杂交错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既不是西方现代化在中国社会土壤上的另一种翻版实践,也不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全盘否定和逆转。在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的未来,中国社会转型还将受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全球现代性危机、全球治理赤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及价值多元化持续带来的挑战与影响。因此,中国社会转型现有的整体性特征还会发生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走向使我们的想象力、敏锐性和洞察力正遭遇从未有过的窘迫感和无力感。因此,我们自我反省的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和真实,也正因如此,我们要自觉地反思对自身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是否真正了解。

立足于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创建能够更好地向世界诠释中国现代化实践规律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真正理解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来源提供一种更易被接受的认识路径,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社会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我们当前的一项工作是努力超越传统西方理论对自身思考的限制。“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科学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如何突破原有西方理论的束缚?如何从多角度出发去认识其他国家的社会运行方式?[42]比如有学者指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本身必须具备实现非殖民化的勇气,考虑并探索除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的推理法和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之外的那些亦能通向真理的路径。[43]今天,要把握和理解中国社会转型这个全球独一无二的整体性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难,或者说,现在我们要超越传统西方理论是不容易的。但无论怎样,我们都需要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回应这个不容易解答和把握的问题。

社会治理转型是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也是构建中国转型研究学话语体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社会治理涉及的问题在很多时候与基层社会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相关,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会受到社会认同、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的影响。从这些线索入手,通过深入揭示这些问题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机制,我们有可能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运行方式是如何变动的。

以往,社会理论往往从普遍性的角度来挖掘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相似性。其实,中国社会转型并不是按照既有的实践模式,也不是线性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变迁过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与其他赶超型现代化国家类似,不仅在短时间内要应对深度全球化的冲击,而且要解决国内各区域和各领域发展不一致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各种复杂问题。

与其他转型国家不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始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没有破坏基本政治体制与国家权威。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者,不仅把握并决定着与国家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而且通过其特有的组织体系,使其思想原则和大政方针可以得到及时而系统的贯彻落实。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政体及其特有的组织体系,中国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通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持续不断地对转变中的社会生活进行再组织,对社会秩序进行再协调,实现社会的再整合。

实际上,社会科学界正在探索一个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充分的整体性解释。我们亟须构建一个可以贴切地反映和分析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转型的分析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期待与要求。这激励着中国社会学人与时俱进、志存高远、勇担新的历史使命。由此,我们愈加感到时代召唤的急切性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性。然而,我们深感中国社会学经过40年的建设和发展,在人才培养、学科构建和学术反思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尤其是要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理论观点的任务还很艰巨。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学术理论反思,而且要重视我们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中碰到的涉及我们自身应对困难的能力以及来自体制机制建构方面的重要问题。下面三点检讨是我们的一些初步思考。[44]

(1)中国社会学亟须形成可共享的学术问题,以催生具有原创性的分析理论。当前,我们还没有一套适合深入分析和理解当今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概念工具,尤其是还缺乏建构理论和概念工具的基本方法。由于源自本土实践的分析框架尚未形成,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尚难以针对西方学者的偏见或错误给出及时且有力的回应,这也影响着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学习从实践的起始点、问题的起始点和理论的起始点出发检验我们既有的分析范式,形成和锤炼以中国逻辑来讲世界能听得懂的中国故事的话语能力。

(2)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专业方向亟须进一步明确,以形成整体性的学术能力。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设计尚缺乏相对独立性,不同研究取向之间也缺乏紧密的相关性,学术问题之间的隔离现象比较严重,优质学术资源相对不足,无法较好地支持年轻学人专注于学术研究,而现有学术成果的考评制度又不足以有效推动学者对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及知识的沉淀。因此,社会学研究在面对理论需要、回应时代召唤和解析现实问题时,时常难以形成整体性的学术能力。

(3)中国社会学亟须增强参与多学科合作的意识,以提升开辟新领域的综合能力。面对一个复杂且不确定的世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开放各门社会科学,以便使它们能够对自身的褊狭性所遇到的合理反对做出充分而贴切的回应。在“二战”以后的欧美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学术争论都对“两种文化”的区分提出了质疑,自然科学发现了非均衡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认识到牛顿物理学的局限;“文化研究”也从根本上打破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社会学家意识到,对历史、经济问题的研究以及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都不是某一学科的专利和特权,而应成为所有社会科学家共同的义务。[45]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些旨在促进多学科合作的学术创新实践中获得启发和灵感。

展望未来,中国特质的社会学理论建设不仅仅是各代学人奋力求索的目标,更是世界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实际方向。当代中国社会学界极有可能产生根植于中国社会实际的重大理论,当然,这需要学者具备贯通古今中西的眼光、兼容并蓄的心胸与格局、发展与建设的气魄,并在不同的学派、方法之间取长补短,包容借鉴地共建共享,在具有前瞻性的学术问题上提出引人注目的见解,共同弥补理论与研究之新的空白点。知易行难,在前行的道路上,社会学者需要共同担此责任,以深刻扎实的研究,积极构建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话语体系,做好国家急需的决策研究,思考中国社会转型面对的迫切问题。


[1] 李友梅,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贾文娟,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48~149页。

[3] 王雅林:《中国的“赶超型现代化”》,《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

[4]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5]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6] 刘少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与缺失》,《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

[7] 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8] 〔英〕简·莱恩:《新公共管理》,赵成根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彭华民等主编《福利社会:理论、制度和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9] 〔美〕戴安娜·M.迪尼托:《社会福利:政治与公共政策》(第七版),何敏、葛其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0]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1] 1983年4月在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做了《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为开创民政工作新局面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三个一部分”(民政工作是政权建设工作的一部分,是社会保障工作的一部分,是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的工作属性和“民政工作社会化”的工作思路。1984年民政部在福建漳州举办的工作会议上明确了“社会福利社会办”的指导思想。1987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并将“社区服务”的含义明确为“在政府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社区内的成员开展互助活动,解决本社区问题,它的目的就在于调解人际关系,缓解社会矛盾,创造一个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信息可参阅《不忘初心 服务民生——社区服务发展30年述评》,中国公益新闻网,2018年4月8日,http://www.cpwnews.com/content-24-15516-1.html。

[12] 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13] 参见李友梅等《社会的生产: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4]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15] 陈光金:《关于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建构的理论思考》,载黄文平主编《社会体制改革构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6]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及“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时指出,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改进社会管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17] 199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中央综治委)作为协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社会治安治理工作的常设机构。2011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2014年,从“管理”换回“治安”,恢复原名“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集中抓好平安建设。2018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不再设立中央综治委及其办公室,有关职责交由中央政法委员会承担。

[18]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19]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作为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并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0] 孙立平:《总体性社会研究:对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概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2期。

[21]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等基层党组织,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要十分注意把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现在有一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无力,上级党委要派出专门力量帮助整顿”。

[22] David Bray,“Building ‘Community’:New Strategies of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Economy and Society,Vol.35,No.4,2006,p.530,p.549.亦见David Bray,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转引自刘春荣《社区治理与中国政治的边际革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5页。

[23] 李友梅等:《新时期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前言。

[24]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第235页。

[25] 魏礼群:《改革开放耕耘录》,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8,第132页。

[26] 《两会授权发布:习近平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2014年3月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05/c_119627165.htm。

[27]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第239页。

[28] 林尚立:《社会协商与社会建设:以区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为分析视角》,《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138~139页。

[29] 李友梅:《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内涵与新作为》,《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31页。

[30] 胡献忠:《改革开放以来群团组织研究述评》,《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5期。

[31] 林尚立:《轴心与外围: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与中国社会整合》,《复旦政治学评论》2008年第11期,转引自胡献忠《改革开放以来群团组织研究述评》,《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5期。

[32] 梁妍慧:《区域化党建与加强党对社会的领导》,《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唐文玉:《区域化党建与执政党对社会的有机整合》,《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转引自胡献忠《改革开放以来群团组织研究述评》,《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5期。

[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第163页。

[34] 黄文平主编《社会体制改革构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前言。

[3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第97页。

[3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第103页。

[37] 李林:《以十九大精神引领法治社会建设新征程》,《法治社会》2018年第2期。

[38] 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的研究请参见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9] 关于威权主义韧性的相关研究请参看:Andrew J.Nathan and Shi Tianjian,“Left and Ri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ssues and Alignments in Deng Xiaoping’s China”,World Politics,1996,48(4)。

[40] 此方面的议题请参看:Chen Yung-fa,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J.F. Copper,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Socialist China,M.E.Sharpe Inc.,1995。

[41] 此方面的议题请参见〔美〕蔡欣怡《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黄涛、何大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42] 〔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3] Englbert Mveng,“De la sous-mission a la succession”,in Civilisation moire et Englise Catholique/Black Civilization and the Catholic Church,Colloque d’ Abidjan/ Abidijan & Dakar:Presence Africaine/ Les Nouvelles Editions Africaines,1978,1:141.

[44] 参阅李友梅《40年来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28日。

[45] 〔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63、第6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