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多重制度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回应

梁波^[1]

改革开放作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变革，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持续而全面的影响。尽管它起始于以“经济”为中心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变革，但是其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而深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整体社会的组织与运行之中。其中，社会治理转型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维度。

尽管从理论上看，学术界乃至实践领域对于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有一些概念、内涵认知上的差异和分野，但是，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事实，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却是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事实。而且，从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来看，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明显地呈现复杂、多阶段演化的特征。区别于既有的对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判断，本研究认为，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范式阶段：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社会制理”（党和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呈现从计划性控制到初步理性化管理的特点）阶段、2001～2011年前后的“社会管治”（以政府为主导的理性化管理和现代社会治理被逐步引入）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强调法治基础上的多元、多层次社会治理阶段。从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无论是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治理绩效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治理在中观层次上都呈现一些重要特征，比如：（1）治理主体实现了从政府一元向政府、市场、社会力量等多元的转变；（2）治理机制实现了从单边控制向多边治理的转变；（3）治理领域实现了从总体向精分的转变；（4）治理技术实现了从总体性控制向技术治理、合作治理的转变；等等。

基于转型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及其理论敏感性，本研究提出如下问题：如何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及其诸多重要特征的形成？这种治理转型是否有其更为复杂的条件、背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社会转型有什么样的机制关联？社会转型作为一种背景因素如何影响或作用于社会治理转型？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章研究试图运用社会学历史制度分析的基本视野、框架，深入地考察中国社会转型的线索、特质及其逻辑，以此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提供总体性的结构前提。我们认为，要深刻而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的内涵与机制，始终离不开对三个关键因素或三种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的考察与分析。这也是本章的基本假设，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受到三个关键（制度或结构）因素或三种动力机制的影响，即所谓的市场化、全球化与新技术的继叠是导致中国社会复杂转型的重要动力机制。相应地，三个关键因素或三种动力机制影响下的社会转型又进一步作用于社会治理范式的变迁，为中国社会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具体的情境（问题）和条件。其中，作为一种问题挑战与制度回应的互动模式，党和国家又从具体的问题域和情境出发，策略性地在诸如公共服务、政府治理、党建等多个重要领域制订行动方案，实质性地推动了社会治理转型。

具体而言，本章将重点从两个方面阐述多重动力继叠下的中国社会转型及其治理意涵。首先，重点描述1978年以来，市场化、全球化与新技术推动下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阶段及其特点。大体上，从早期的体制性放权、分权，到后来的国有企业的产权、体制、机制变革，乃至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都鲜明地体现出中国社会的改革“意识形态”。市场化改革导致市场逻辑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多领域扩张，所谓的“市场神话”不断塑造出类似于波兰尼意义上的“市场社会”。但是市场的扩张和蔓延，在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出现松动、人员流动的同时，也导致社会生活领域本身的失序。比如，市场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系方式、人们的生活预期及其实现方式，在新的规范与制度体系尚未有效建立的情况下，市场转型导致中国社会失序。总体上，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转型以市场化为基本的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开启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嵌入全球化发展的进程。这一阶段也是中国经济社会不断超越、快速发展的阶段。主动地适应和嵌入全球化进程，意味着中国开始以实质开放的心态处理与全球发展间的关系，中国开始更加紧密地加入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合作与竞争之中。以出口贸易、基础设施投资等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带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但这种转型也日益受到诸多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交叠的影响。比如，接受全球产业组织的规则、接受国际贸易协议的要求、接受全球分工合作的标准，乃至接受和适应西方社会观念与思潮的影响，等等。中国企业治理结构、中国政府治理体系、社会组织体制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正是中国为适应全球化发展要求所做出的积极回应。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内社会结构的分化进一步加剧，以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为主要引擎的发展不断加剧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分化，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多维的张力。2012年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开始从之前追求GDP高速增长的经济理性，向注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位一体协调发展调整和转型。特别是以新技术（以新材料、航空、新能源、计算技术、互联网、高铁、新金融等为代表）为主要动力的创新与革命，不断驱动中国社会深度转型。在市场化、全球化继续发挥重要影响的情况下，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生活的形态、组织方式、互动逻辑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使中国社会生活面临解构与重构的重大挑战。简言之，从转型的动力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转型始终受到三种动力机制的继叠影响^[2]，即市场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实现了从总体性的计划体制向市场社会的转变；而中国嵌入全球经济市场的过程则在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加深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推动了中国国内社会结构、组织与制度方式在外部规则影响下持续变迁；近些年来，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秩序建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的思维想象，推动着后工业时代的中国社会深入发展。

其次，中国社会本身的转型必然影响和投射于中国社会治理。本研究主要从“挑战与回应”的制度变迁模式出发，深入分析长时段的社会转型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意涵。即：中国社会转型对社会治理转型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挑战和要求？作为治理决策者的国家又是如何认知和通过制度变迁来回应这些问题、挑战与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