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国际环境之体系结构

第一章 体系结构与中国对非洲战略选择的国际环境

如导言所述，本书研究的主题从根本上来讲是当前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国际环境问题。本书所指的国际环境，包括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国际环境最核心的问题是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及其结构对中国对非战略的影响问题。在中观层面，国际环境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即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主体的多边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非战略的影响问题。本章研究的是宏观层面的国际环境问题，即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及其结构对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影响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讲清楚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及其结构是什么。中观层面的问题则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探究。

第一节 体系理论及其修正

对于体系问题，“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没有能够就体系的含义达成任何共识”。[1]就本书讨论的主题而言，本节着重梳理三大主流国际关系学派（马克思主义、新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关于体系理论的基本观点。它们对体系理论研究的理论术语分别是“国家体系”、“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等三种不同的表述和论述，本节梳理这些论述的目的是根据本书研究的主题并结合当前体系的变迁加以修正。

一 三大国际关系学派的体系结构理论

关于体系，罗伯特·利珀定义为“一组以某种方式发生互动的单位或构成部分”[2]。巴里·布赞、卡尔斯·约翰逊和理查德·利特尔界定为“体系就是一组互动的个体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整体”。[3]据此，可将体系界定为一组互动的个体按一定的结构形成的一个整体。所谓“结构”是指体系构成单元之间的排列以及这种排列所依照的原则。

（一）国家体系、世界体系及其结构

关于“国家体系”，马克思说，“现代民族国家”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4]。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关于“国家体系”的系统论述，但是他们却对世界市场有较深刻的分析。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进程中，资产阶级消灭了古老的民族工业，建立了新的大工业。“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6]从马克思主义有关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原理可以推论，政治上的“国家体系”与经济上的“世界市场”是密切相连的，政治上的国家体系随着经济上的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形成，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而发展。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市场的论述可知，在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通过世界市场彼此相连，使各民族国家在各个方面相互往来，形成了国家间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用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分析的历史的观点、联系的观点、辩证的观点看待马克思“国家体系”的思想，可以推论，这种国家间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使政治上的“国家体系”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每个国家都是在国家体系这个整体中发挥作用的。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可以确认马克思所指“国家体系”是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

马克思虽然没有具体谈到体系的结构问题，但是曾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7]这一思想与后来的继承者所提出的中心-外围结构颇为相似。

世界体系[8]是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9]（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人物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的主要术语。世界体系理论包括以下基本思想。第一，世界体系是一个历史体系，具有整体性。它有其规则和结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10]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11]，包括政治、经济、文明三个层面。[12]第二，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是世界体系形成的经济基础。“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加强的，并且最终（我们将会见到）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的。”[13]它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14]第三，世界体系在政治层面上是一个多重的国家体系，霸权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国家体系的变化过程中存在两重过程：一是中心区的“中心化”过程，二是边缘地区的“边缘化”过程。与这种经济两极化相对立的是政治两极化，即中心区出现了强国，而边缘区出现了弱国。[15]融入和边缘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16]。霸权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在世界体系的势力均衡中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世界体系呈周期性。第四，世界体系是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Core-semiperipheral States-peripheral States）结构。在世界体系的结构问题上，沃勒斯坦继承和发展了发展主义理论[17]和依附理论[18]有关世界体系以及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结构的思想。

“‘发展主义’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领域，如工业化方针、消除社会不平等、国家发展规模、计划与市场结合、‘剩余’的分配、消费模式等问题。”[19]发展主义理论的基础是中心-外围结构理论。中心-外围结构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是“中心”，生产出口初级产品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是“外围”。“中心”支配和制约着“外围”为其利益服务的能力，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转中起动力作用，而外围只起辅助作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一切服从‘中心’（发达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外围’（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特点的。”[20]依附理论沿袭了上述观点，同样以世界经济体系结构为基础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问题。所不同的是发展主义理论关注的是世界经济体系中交换领域的不平等的贸易结构导致外围国家不发达，而依附理论则认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生产领域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造成了外围国家的不发达。

无论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发展主义和依附理论，都是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研究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现代民族国家是世界体系的行为主体，也就是国家行为主体。世界体系中的国家行为主体包括世界上所有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这些国家行为主体按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劳动分工，区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部分，形成了一个经济实力由强到弱的等级结构体系。他认为这个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极化过程。这个极化过程，在经济上呈现中心区的“中心化”和边缘区的“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在政治上是中心区出现强国和边缘区出现弱国的发展情势。

（二）国际体系及其结构

“国际体系”是新现实主义（或称为结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或称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世界整体研究所使用的术语。

“按照现实主义理论，所谓国际体系，就是无政府状态下以国家为主角的权力政治。”[21]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涉及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结构，二是相互作用的单元。他说在国际体系中，“国家是以其相互作用构成国际政治系统的结构的单元”，[22]单元即国家行为主体。“体系是由结构和互动的单位构成”，结构使“体系成为一个整体”。[23]然而，“国家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但是界定结构的不是活跃于其中的所有行为主体，而是主要的行为主体”[24]，即相互作用的主要国家行为主体组成的结构状态构成国际体系。

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沃尔兹“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由于沃尔兹对于实力分配的基本思考在于‘集中关注作用最大的国家’，所以权力分配就是指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25]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三个部分来定义的：其一，“根据系统排列所依照的原则”；其二，“根据不同单元的功能”；其三，“根据单元之间力量的分配”[26]。沃尔兹指出，对于现存的国际体系而言，其排列的总原则就是无政府性，即各个国家主权平等，互不隶属，而体系内各个个体（主要大国）又都是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功能相似（具有自主的利益和权力，自主参与国际交往）的单元，且能力（力量）有差别，所以界定体系结构的要素就成了体系内各个大国的权力分配。[27]事实上，沃尔兹所定义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各大国按照各自的权力大小在体系内的排列。而权力政治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全球的力量分布格局如何，是单极还是多极，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如何，国家间的结盟情况如何；二是这些力量之间如何互动，是处于和平状态还是战争状态，有怎样的分化与组合，所存在的冲突是体系中挑战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冲突，还是其他力量（比如恐怖主义组织）在向霸权国挑战等等。[28]

因此，“所谓国际体系，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彼此进行互动的主要世界大国，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整体”[29]，是无政府状态下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主体的权力政治，是由国家行为体组成的主权国家体系。“新现实主义从物质主义的角度”，“把国际体系结构看作物质力量的分配”。[30]沃尔兹所说的权力主要是指一国的军事力量，所以他所定义的体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物质结构（各国按照军事力量的大小在国际上的排列），[31]由于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的变化是缓慢的，所以这种体系结构在较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保持相对稳定。

新现实主义用“极”的概念表示国际体系的结构，并区分为多极体系、两极体系和单极体系，并以此来说明结构的根本特征是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主体之间的实力分配。新现实主义者讨论了体系结构的稳定问题，其结论各不相同。如沃尔兹偏重两极国际体系，认为两极国际体系更具有稳定性；而克拉斯纳则偏爱单极国际体系。对于国际体系的类型，沃尔兹区分为两种类型：无政府型和等级型。琼·斯贝茹探讨了国际体系子系统的问题，她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体系有三大子系统：相互依存的西方体系、依附性的南北方体系、相互独立的东西方体系。[32]

关于国际体系的变化模式，在新现实主义那里一般来说有两种理论：循环性变化的周期论、递进式或无序性变化的非周期论[33]。周期论是一种霸权更替论，罗伯特·吉尔平主张周期论，他认为国际体系的发展因霸权国家的更迭而呈现出有规律的周期性特点。但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多数新现实主义者从国家实力政治和力量均衡的角度出发，认为权力政治是国际政治亘古不变的本质特征。他们指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行为的自助性和国际权力的平衡性是唯一重复的现象；国际体系内至多存在某种“拱形”（overarching） 的连续性，但不会有起伏跌宕且周而复始的所谓“循环”。[34]但产生于21世纪初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则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大国政治悲剧”的无限循环与再现。[35]沃尔兹的国际体系理论基本上把国家集团或联盟以及其他非国际行为体排除在外，所以这是对国际体系中的极的一种非常简约的理解。

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体系的认定与新现实主义有所不同，他们“在承认国家是主要国际体系参与者的同时，强调非国家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对国家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尽管国际互动存在权力政治，但相互依赖所导致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体制，包括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也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常态”。[36]“新自由主义在物质力量基础上加入了国际制度的超结构因素，就把国际体系看作物质力量加国际制度。”[37]

新自由主义提出的国际体系进程的观点，是对新现实主义静态研究国际体系结构的最大挑战，也是对国际体系的一大发展。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承认无政府性是国际体系的特性，但认为无政府性不是国际体系的唯一和本质特性，而仅仅是国际体系的部分特性。进而，新自由主义指出国际体系的进程与国际体系的结构一样都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所谓国际体系进程，是指“国际体系中单位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38]“影响国际进程的体系因素有两个：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所以，“新自由制度主义就可以假定国际体系结构为常数。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际制度就成为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特征。”[39]这样，国家之间就可以在权力分配结构的框架内，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还有其他有关体系的论述。如盖布里尔·阿尔蒙德的“系统环境论”，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的“国际体系行为结果模式”，莫顿·卡普兰的“国际体系六模式”，查尔斯·麦克莱兰的“国际复合体系论”，斯坦利·霍夫曼的“世界政治体系论”，以及英国学派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的国际体系论。英国学派的体系理论认为上述西方国际体系理论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理论，并提出了超过5000年的多重国际体系的观点，希望在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学的社会科学中架起跨学科的桥梁。[40]但是所有这些理论要么与本书研究的问题无关，要么无法借助来解决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 既往体系结构理论范式运用的难题

梳理以上体系结构理论的目的在于运用理论范式来解决研究的问题。然而，当我们试图运用上述某个理论范式来解决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时，就陷入了困境或面临着难题。从以上对国际关系三大主流学派的体系理论的梳理可知，上述学派对体系结构的论述都有各自研究的视角。

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来讨论“国家体系”问题的，并提出了“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41]的体系结构思想，并未留下有关体系的系统的论述，但是他们仍在这一领域留下许多宝贵的理论财富。新马克思主义是从世界经济的视角，并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界定体系的，他们把所有参与体系运动的单元都包括在体系及其结构中，并用中心-外围（边缘，或中心-半边缘-边缘）来界定体系的结构。顺理成章他们必须讨论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在其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行为主体而言，这个体系理论包括了所有国家行为主体，但并不包括非国家行为主体。从它们对世界体系的论述可知，他们所讲的世界体系及其结构是一个经济体系结构。虽然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在政治层面上是一个多重国家体系，并研究了霸权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兴衰的周期性问题，但他没有讨论在国家体系中，中心-半边缘-边缘国家间的政治-军事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状态。也就是说，沃勒斯坦没有研究世界体系的政治结构问题。

新现实主义“把国际体系结构看作物质力量的分配”[42]，其“界定结构的不是活跃于其中的所有行为主体，而是主要的行为主体”[43]。在其简约的研究过程中，必然舍弃那些他们认为不重要的国家行为主体。而且在新现实主义以权力为中心的体系结构中，是以实力界定权力，而有实力的只能是中心的发达国家。因此，他们讨论的只是主要发达国家在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根本不可能讨论那些次要的、对权力政治体系作用有限的中国、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非国家行为主体也被简约了，不在新现实主义讨论的范围内。新现实主义的一位重要人物克拉斯纳虽然讨论了发展中国家问题，但是他是从南北关系的角度探讨该问题的。[44]

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在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加入了国际制度的因素，而非国家行为主体则是国际制度构建的主要行为者。因此，非国家行为主体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视域之内。新自由制度主义“把国际体系看作物质力量和国际制度”[45]的结合，但是其目的在于研究国际合作的可能性问题，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尽管国际合作从内容上来说包括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但是它并没有在体系结构上解析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

综上，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学派的体系结构理论都难以简单用来对本书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就体系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研究了体系的问题，各自形成了自成一体的体系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政治经济的视角，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整体主义的方法来探讨、认识和研究世界体系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民族国家体系”的思想。新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认为世界体系的结构是一个中心-外围结构，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是以政治的视角，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出发来探讨国际体系问题的。沃尔兹所讨论的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权力体系，体系的结构也是一个权力结构，南北之间的冲突是一种结构的冲突。基欧汉和奈虽然也承认国际体系是一个权力体系，其结构体现了权力的分配，提出了国际体系进程的思想，强调了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对国家间合作的影响。虽然他们都对体系理论有所贡献，但是新马克思主义却没有探讨国际政治体系的问题，忽略了国际政治体系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能动的反作用以及国际政治体系的相对独立性，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则没有探讨世界经济体系的问题，忽略了世界经济体系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决定作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从世界经济视角解析世界体系，没有讨论世界政治体系（或国际政治体系）及其结构问题，新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虽然讨论了国际（政治）体系问题，但中国、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未被包括在国际（政治）体系及其结构中。由于本书讨论的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国际环境问题是一个体系层次上的问题，因此，依据三大理论学派的任何一个研究范式都难以进行中肯的分析。就体系结构中发挥作用的两类行为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理论都只包括国家行为主体，而不包括非国家行为主体，只有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体系理论包括了非国家行为主体。就行为主体的性质而言，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理论包括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行为主体。因此，国际关系三大主流学派的体系理论范式在用来解决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时都面临难题。

中国和非洲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国际环境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国际）体系中地位密切相关。因此，对世界（国际）体系和结构的讨论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本书必须研究的问题。

三 体系结构理论的修正及原因

梳理以上体系结构理论的目的在于运用理论范式来解决研究的问题。然而，当我们试图运用某个理论范式来解决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时，就陷入了困境或面临着难题。在研究的导论中，我们明确指出本书所要研究的是中国对非战略的国际环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本章主要讨论的是宏观环境即世界体系及其结构对中国对非战略的影响问题。据此，本章所运用的体系理论必须包括在体系中具有影响作用的重要行为主体，即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那么，上述体系理论是否包括了我们所研究的这些行为主体呢？本书所讨论的影响，包括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那么，既有体系理论是否在讨论中涉及了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的问题呢？显然，既往理论并没有满足本书所需要的理论要求。鉴于既往体系理论的上述运用的难题，本书将在借鉴上述理论有益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修正。

鉴于此，本书所适用的体系理论范式应该满足以下条件。其一，就体系而言，应该包括体系的两个重要领域：政治和经济。其二，就在体系结构中发挥作用或影响力的行为体而言，其理论既应该包括两种类型的行为主体：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也应包括两种性质的国家行为主体：发达国家的行为主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主体。为此，本书的修正之一：将世界体系（或国际体系）规定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或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界定为世界范围内由各行为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政治经济联系与作用所形成的既矛盾又统一的有机整体。它包括世界政治体系（或国际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或国际经济体系）。

本书采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还基于两个现实原因。其一，鉴于国际体系主要讨论的是国家行为主体，而本书不仅要讨论国家行为主体，而且要讨论非国家行为主体。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无论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欧盟，还是主要以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的金砖国家，甚至是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它们在体系的转型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也必须是本书讨论的重要内容。

其二，鉴于既往国际体系更侧重国际政治体系的讨论，而本书不仅要讨论国际政治体系，而且要讨论世界经济体系。就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体系转型的重要因素是体系中行为主体的力量变化。而行为主体的力量变化的基础就是经济实力的增长，特别是在当前体系转型过程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就是以该群体的经济实力的增长为基础的。

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整体性与层次性。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整体。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包括全球层次、跨区域层次、区域层次等三个不同层次。二是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相互联系性，即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政治体系的相互联系；世界体系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三是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行为主体的不平等。它表现为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强国与弱国的不平等，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不平等。

本书的修正之二：为研究的方便，本书将作为整体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区分为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并从学理的角度，分别讨论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及其结构。本研究规定世界政治体系结构是以实力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世界经济体系结构是中心-半外围-外围结构。世界体系的中心主导着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控制和剥削着居于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殖民体系是世界政治体系的子系统。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或去殖民化运动）的发展而瓦解，但殖民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影响和作用并未结束。世界经济体系包括了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子系统，即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垄断为基础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三大子系统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和发展并固化，使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并对外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政治经济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等基本原理，本书研究和认识世界政治体系与世界经济体系关系的基本思路如下。其一，世界经济是世界政治的基础，世界经济不仅对世界政治具有决定作用，而且是世界政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世界经济体系是世界政治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决定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决定着国家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其二，世界政治体系及其结构或国际政治格局对世界经济体系及其结构或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或称反作用），但是世界政治体系及其结构或国际政治格局形成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主要力量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各国家行为主体具有制约作用。因此，本书认为研究世界体系，不仅要研究世界经济体系及其结构，而且要研究世界政治体系及其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国际环境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中肯的分析。

第二节 历史与现实：体系转变的特点与当前的体系结构

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是从历史上的国际体系发展演进而来的。本文所讨论的体系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体系。这一体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该条约为基础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至今已有370年的历史。

一 历史：国际（世界）体系转变的特点

370年以来国际政治体系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对于这些体系的发展演变进程，国际关系史的许多著作都有详细的叙述，本书不赘述，而是以体系转型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为出发点，以长时段的世界（国际）体系的历史发展为纵深，从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四个最重要的要素：行为主体、权力中心、战争和国际会议等来解析370年来世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发展演进的历程。基于此，可以发现，370年来世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演变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从行为主体与体系发展的关系看，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演变的进程呈现了由国家行为主体到国家/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发展，从而导致了国际政治体系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演变。

考察体系中行为主体的发展演变的进程，可以发现其变化主要有二：一是体系中的行为主体从早期数量不多的欧洲国家行为主体发展为众多的遍及全球的国家行为主体；二是在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主要行为主体由欧洲国家行为主体发展为遍及全球的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

基于国际关系的历史事实，体系已经从历史上的国际政治体系演变为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所以把历史上的体系称为国际政治体系是因为在历史上体系中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国家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围绕着领土和殖民地等政治利益争斗的矛盾与冲突而展开。争斗的最终结果常常诉诸战争。虽然经济利益是政治斗争的根源，但是在国际关系中，它更多地表现在政治利益上。而且国家的强弱，也表现在军事实力上。

就本研究讨论的国家行为主体而言，其互动关系的进程可以追溯到1648年所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该体系所确立的主权原则成为直到今日国际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它也标志着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形成。

其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国家的领土与国家独立的主权原则成为国际关系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主权原则的确立为主权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奠定了国际法基础。此时在国际关系中非国家行为主体尚未形成。因此，国家行为主体成为彼时国际关系中唯一的行为主体。由此决定了国际体系是一个国家间的体系即民族国家体系。

其二，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主权平等的原则，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不断遭到践踏。国际关系的现实一直为权力政治所支配。主权国家的互动表现为具有实力的大国和强国的互动。其维护国际秩序的方式是大国协调，达到权力平衡，从而形成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体系结构。因此，国际体系在实践中表现为权力政治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

其三，大国强国的互动主要是围绕着领土归属、殖民地瓜分等政治利益的权力争斗，虽然经济利益是其政治争斗的根源，但是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那时的国家在经济上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且大国强国在争夺领土和殖民地的矛盾和冲突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时，国家常常诉诸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雅尔塔体系的发展演进中，无不如此。在长达370年的国际关系史上，国家的强弱也往往表现在军事实力上，表现在战争中获胜的国家享有更多的政治利益，分割更多的领土和殖民地。其经济利益的享有往往表现在获取赔款上。因此，历史上的国际体系从来讲的是国家间（international）的体系即国际体系。

其四，非国家行为主体进入国际政治体系并发挥作用是在雅尔塔体系建立之后。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行为和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导致国际政治体系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发展演进。以下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成长对这一演进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将非国家行为主体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纳入对体系的运作和管理之中，使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增加了非国家行为主体这一重要因素。由此，国际体系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而是一个既包含了国家行为主体，也包含了非国家行为主体；既包括了政治互动行为，也包括了经济互动行为的不断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发展演进的体系。原因在于：一是这些组织形成的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成为维护体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稳定和发展的重要规则和规范；二是联合国是一个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中发挥作用的非国家行为主体；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此后的七国集团则在协调和缓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主体也逐渐发挥着重要作用。

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遏制德国的东山再起所建立的欧洲煤钢联营、欧洲原子能联营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功实现了欧洲的稳定和发展。随后，该组织又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和自身的发展变化向欧洲共同体（1967年7月）再向欧洲联盟（1993年11月）发展演进，现已成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非国家行为主体。

3.在冷战的两极尖锐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北约和华约军事对抗达到均势而维持了冷和平的稳定，同样也展示了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特殊作用。

简言之，比较此前的国际体系，雅尔塔体系在其发展中不仅增加了新的行为主体——非国家行为主体，而且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非国家行为主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在此发展进程中，国际政治体系演进为既包括国家行为主体，又包括非国家行为主体；既包括国际政治行为，又包括世界经济行为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

第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权力中心的变化展现了从欧洲权力中心向东西方权力中心演变的不断扩大的进程。

体系中的权力中心是由体系中的大国和强国决定的。权力中心主导体系的运行，并以力量的大小，主要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军事力量的大小确定其势力范围。其演变经历了从欧洲中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欧洲中心（维也纳体系）到西方中心（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东西方中心（雅尔塔体系）的不断扩大的历程。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确定了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典等欧洲国家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维也纳体系也是一个欧洲大国、强国居主导地位的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除了欧洲列强外，增加了新的强国美国，使彼时的国际体系成为一个西方（欧洲-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

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取代欧洲为中心的权力结构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它是以美国实力的增长为前提的。“一九〇〇年，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居首位，占百分之三十一，英国下降为百分之十八，德国为百分之十六，法国为百分之七。到一九一〇年，美国继续上升为百分之三十五，德国跃居第二位，占百分之十六，英国则居第三位，为百分之十二，法国仍占百分之七。”[46]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对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的变化产生了重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美国进入国际权力中心的进程。美国是一战的胜利者，但参战较晚并远离欧洲战场，战争中的损失最小且获利最大。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签署的以《凡尔赛和约》为主的一系列条约，确定了战后新的力量对比，构成了战后欧洲国际关系的新体系——凡尔赛体系，但并未满足美国的要求。此时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尚未确定。因此，在美国的推动下，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在美国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不仅划定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而且满足了美国的特殊利益。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通过《五国海军条约》扼制了英国海上优势以及英国和日本企图掌控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野心。美国还通过此次会议废除了英日联盟，通过《四国条约》维护了四国在太平地区的现状，缓和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补充与发展。它在承认美国在太平洋及远东占有优势的基础上，修改了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些条款，重新调整了战后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关系，确立了战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从而完成了战后帝国主义力量对比变化后建立的国际关系的新体系，这就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47]

雅尔塔体系确立了美国主导的西方权力中心和苏联主导的东方权力中心。东-西方两个权力中心的体系结构取代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列强在大战中的衰落和苏联对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打败，失去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国地位。英国、法国尽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实力却在战争中大大削弱。此后，随着二战后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英、法的地位更是日薄西山，随之失去了欧洲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中心地位，沦为二流国家。而美国则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参战晚且远离中心战场，其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大增，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苏联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虽在战争中遭受高达4850亿美元的损失，但经过战后初期的恢复，成为拥有实力的社会主义强国。雅尔塔体系的建立表明国际权力中心从西方中心转到东西方中心，其权力所控制或影响的范围继续扩大。

第三，战争是旧体系瓦解和新体系建立的催化剂。

旧体系的瓦解和新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战争是摧毁旧体系建立新体型的催化剂。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国家间矛盾发展到剑拔弩张不可调和程度的产物。在国际关系史上，国家间由矛盾导致的战争最重要的是利益的纷争，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对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的强国的不满，以及这些列强之间对弱国的领土和资源的争夺。由此，后起的列强便诉诸战争以获取利益。而战争的爆发迅速打破了先前已有的平衡，随着战场上军事实力的不断较量达到力量的暂时平衡，在此基础上列强们通过讨价还价即所谓谈判的博弈，实现新的力量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便建立了新的体系。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雅尔塔体系，无不如此。

维也纳体系是通过七次反法联盟的大大小小若干次对法战争，打败拿破仑帝国之后建立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此后的拿破仑帝国的兴起以及拿破仑的对外侵略战争，打破了此前的欧洲均势。欧洲列强便组建了七次反法联盟与法国作战。经过了长达23年之久的拉锯战争，终于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战争中打败了拿破仑军队。拿破仑帝国自此崩溃。“法国丧失了欧洲大陆第一号强国的地位，英国进一步扩大了它的海权强国优势，俄、普、奥在国际关系中，都上升为支配国际政治的重要国家。”[48]在欧洲由此形成的新的均势局面下，通过维也纳会议建立了维也纳体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列强将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德、法、美、日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欲望，要求打破现状，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形成了以英、法、俄三国协约国（后来日本、中国、美国加入协约国）和以德、意、奥为代表的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双方开始了激烈的军备竞赛，结果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进行了51个多月，37国参战，彻底打破了维也纳体系所形成的欧洲均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的力量对比最突出的变化是大英帝国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战争结束时英国虽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但是赢得了战争的英国却大量损耗了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此导致衰落。英国由美国的债权国变成美国的债务国。美国则在经济和金融方面上升到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但是它在军事力量上，特别是海军力量上仍然远远赶不上英国。法国虽然是战胜国，却在战争中遭受严重的削弱。美国和日本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美国因为参战较晚，本土远离战场，在战争中受的损失最少。日本也是一战的受益者，获得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殖民权益，以及在太平洋北部的一些岛屿。它还利用这场战争，强迫中国北洋军阀接受了它提出的不平等条约，扩大了在东南亚等地的销售市场。列强通过这场战争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并在战后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雅尔塔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破坏。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0%以上。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大大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为了争夺市场，扩大商品销售，资本主义各国展开了激烈的货币战、关税战、倾销战。在激烈的贸易争夺中，德、日两国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加紧了扩军备战，在欧、亚大陆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它们以发动对外侵略战来争夺殖民地和商品市场，使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卷入其中。战争持续十余年（从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结束），参战人口20亿以上，投入兵力1.1亿多人，直接军费开支约11070亿美元，经济损失超过4万亿美元。军民死伤人数约5000万人。[49]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和亚洲战场上多次战役中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赢得了战场上优势的背景下，美、英、苏通过战争后期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确定了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划定了各自战后的势力范围，形成了战后的雅尔塔体系。

第四，国际会议所签订的国际条约是建立和维护新体系的国际法依据。

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开启了通过国际会议解决国家间矛盾和冲突的先例。此后，在370多年的国际关系的历史中无不如此。国际条约不仅是建立新体系，而且也是维护新体系的国际法依据。当冲突双方在战场上的较量接近尾声，胜利者通过国际会议缔结国际条约，把其在战争中获得的势力范围和各种利益落实在国际条约中，并以此构建新的国际体系的权力框架和国际秩序。因此，新体系的权力框架和国际秩序是有利于战胜国的。

维也纳会议建构了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会议（1814年9月到1815年6月）是为恢复拿破仑战争所破坏了的和平，重建欧洲的政治均势举行的国际会议。它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国际会议。除奥斯曼帝国以外，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参加了。会议的主角是俄、英、普、奥四国。维也纳会议实际上是战胜国之间重新瓜分战败国在欧洲和殖民地的领土、复辟旧王朝的会议。在此后的一百年中（从1818年到1914年），为保持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欧洲均势，欧洲国家举行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签订了多个条约和协议，通过“欧洲协调”来实现欧洲列强的力量平衡。

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签订的国际条约确定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国围绕德国疆界、德国赔偿、阜姆、山东、俄罗斯等问题展开了战胜国之间的争斗。1919年1月18日，27个一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和会，以巩固战争的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新的国际体系。由于战胜国之间为利益的争斗，直到6月28日才在凡尔赛宫签订了和约，对德国的疆界、海外殖民地进行了分割，对德国的军备进行了限制并确定了德国的赔偿，中国山东问题的条款以及战争责任和审判战争罪犯等问题。会议还制定了对其他几个战败国的条约，包括《圣日耳曼和约》、《纳伊和约》、《特里亚农和约》、《色佛尔和约》等一系列和约。这一系列和约是帝国主义战胜国根据战后新的力量对比，经过斗争和妥协产生达成的协议。它构成战后欧洲国际关系的新体系——凡尔赛体系。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因没有得到它想要的东西，参议院也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和参加国联。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美国策划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通过《四国条约》即《美英法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获得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通过《五国海军条约》，即英美日法意五国代表于1922年2月6日签订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实现了限制英国的海上权利的目的。1922年2月6日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条约》（简称《九国公约》），满足了日本在满蒙掠夺的各种特权，保证了英国在西藏地区的地位。在“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50]的美好措辞下，列强瓜分了中国。“《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九国公约》的缔结，是列强根据战后在亚太地区新的力量对比和形势的特点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华盛顿体系。”[51]一战结束后，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多次国际会议，战胜国终于建立起国际范围内的新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雅尔塔体系是美、英、苏三大国首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通过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日～2月11日）、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三次三国最高级首脑会晤，为战后设计的国际体系。三次会议达成并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和“雅尔塔秘密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加快打败德国、日本法西斯，并在两国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为防止其东山再起，对德、日的战后管理做了安排。第二，划分被德国、日本、意大利占领地区的边界，最后形成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及战胜国的势力范围。第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战后发展，建立联合国。安理会是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机构，以美、苏、英、法、中等“五大国一致原则”决策。第四，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实行托管，由联合国托管委员会进行管理，原则上承认这些殖民地的独立权利。战后不久，杜鲁门政府改变了罗斯福政府对苏合作的政策，通过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苏联展开了全面的对抗。苏联通过与战后建立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签署友好合作协定，成立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出台“莫洛托夫计划”，建立经济互助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回应美国。从而形成了两大阵营政治上对峙与斗争、经济上封锁与反封锁，军事上对抗的两极国际政治格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才结束。

二 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变

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变表现了与历史上国际政治体系的转变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的特点决定了冷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多种力量双边、单-多边与多边多层次的不断互动的过程。

（一）冷战后世界体系转变的特点

冷战结束后世界体系的转变与历史上的国际体系的转变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转型方式、进程、行为体地位变化的路径和时间等几个方面。

第一，转变方式的和平性。冷战后的体系转变与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历次体系转变的最大不同是它以和平方式结束了前体系，并在和平条件下向新的体系过渡。如前所述，历史上体系的转变都是体系中的主要力量之间以战争的暴力方式结束旧体系，体系的转变虽伴随着一系列小的战争，但最终是以结盟方式形成两大军事力量，并以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旧体系的。如欧洲反法联盟对拿破仑的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法西斯同盟与反法西斯同盟之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无不如此。而雅尔塔体系是以东欧的“和平”剧变和苏联的“和平”解体导致的东方阵营的崩塌而结束，进而进入体系的转型期。虽然此次体系转变也伴随着局部战争，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等，还有一些国家的内部战争，但是这些战争都不是体系中的主要国家行为主体“一超多强”之间的战争，而是一超主导的以“多强”中的发达国家为联盟的甚至受到联合国授权的对非主要国家行为主体的局部战争，或非主要国家行为主体的内部战争和局部战争。因此，从世界政治经济的全局看，整个世界体系是在以和平方式发生这种转变。

第二，转变进程动态互动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历史上的体系转变进程的动态互动主要是在主要国家行为主体——强国之间进行的。在雅尔塔体系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在此次体系转变中不断成长，并在体系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使此次转型伴随着国家行为主体之间、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非国家行为主体与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的不间断的多样性的互动。行为主体的这些互动显示了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区域、区域与全球以及双边和多边的网状互动的多样性和互动的多层次性。各种行为主体的关系也处在不断调整、变化之中，而这种调整变化则促生了许多新规则、新规范的产生。

第三，转变中行为主体地位变化的路径从过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军事实力的较量转变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包括软硬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的较量。在历史上的体系转变中，国家行为主体在新的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都是由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军事实力较量的胜负来决定的。而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问题的增多，国家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增强，军事较量所导致的“零和游戏”的结果是全球受损。因此，未来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行为主体的地位不再由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军事实力较量的胜负来决定，而是由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包括软硬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较量的胜负来决定。

第四，转变时间的长期性。不仅上述三个特点决定了转变时间的长期性，而且结束旧体系的方式和构建新体系的方式也决定了此次体系转型的长期性。在国际关系史中，无论是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的转变，或是从维也纳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转变，还是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向雅尔塔体系的转变，都是通过战争方式结束旧体系的。以战争方式结束旧体系，在时间上是短暂的，少则几年，多则上十年。最长的是欧洲反法联盟对拿破仑的战争，持续了23年。而此次体系的转变是以和平方式结束旧体系，因此，新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历史上的体系转变是战争的胜利方通过国际会议的方式最后决定新体系的构架。此次体系转变的胜利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但在此集团中，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决定了其不可能与其冷战盟友——西欧和日本分享“胜利果实”。冷战后，美国长期奉行“单边主义”的国际战略就是最好的证明。

综上，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变与历史上国际体系转变的不同是，此次体系转变是以转变方式的和平性，转变进程动态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转变中决定未来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行为主体的地位的较量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包括软硬实力的综合实力的较量。由此，它必然需要经历一个比历史上的体系转变更长的过程。如果以冷战的结束为起点，至今已经有近30年，但仍未结束或尚未完成。新的世界体系虽初见端倪，但仍未定型。

（二）世界体系转变的阶段性进程

转变中的世界体系结构的变化进程目前已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超的绝对优势。本阶段的时间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0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前。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冷战时期美苏两极结构的国际体系转变成美国一超主导的单极体系。尽管多级化趋势更加明显，诸大国和国家集团（人们称之为“多强”）正在努力发展自己并增强各自的实力，不断提出对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诉求，但任何一强都没有达到与美国力量均衡或制衡的程度。[52]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在“多强”的全力合作和配合下，已在中亚、南亚、西亚连连得手，完成了其控制潜在对手崛起或挑战的全球战略部署。美国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等传统安全以及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和主导地位无不表明现实国际体系的美国单极霸权。尽管这种单极国际体系与历史上的单极国际体系有诸多的不同，但它表明的是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现实国际体系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此阶段，对外战争和金融危机对美国实力造成了创伤，但是“当根据经济与军事资产来衡量权力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53]就军事实力而言，美国2009年度的军费开支仍然达到6610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份额的43%，比排在美国之后的十个国家的军费开支之和还要多。[54]美国的军事支配地位不仅仅体现在巨额的军费开支上，还体现在美国广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上。美军在38个国家分布有725个海外基地。[55]这些海外军事基地保证了美军的远距离作战能力和对全球的控制。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将其军事力量的重要部分投入世界遥远地区的国家。[56]同时，美国在太平洋以美日同盟为轴心，在大西洋以北约为中心构筑起了拱卫美国本土的联盟体系。

就经济实力而言，虽然美国的优势没有军事实力那么明显，但仍然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最大份额。201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14.964万亿美元。[57]尽管欧盟整体的经济实力超过了美国，GDP总量达到16.28万亿美元，但是欧盟仍然不能被看成高度聚合的政治单位。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达到6.1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58]，但是与美国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此阶段美国实力的绝对优势。就综合实力而言，美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其他大国和国家集团（以下简称“多强”）挑战美国超级大国（“一超”）地位的实力仍然不足。美国的绝对优势不仅表现为硬权力集中于美国，而且软权力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特别是美国的优势是对资源的控制，而不必控制行为体、事件或者结果。

第二阶段：一超的相对优势与多强中的发展中的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时间是从2010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至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使中心（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尽快摆脱困境，美国提议将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建立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提升为“20国集团峰会”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和协调的中心。这样，10个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成为该机制的正式成员，与中心（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全球经济的协调与治理。“20国集团峰会”机制的建立和发展，使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国家能够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之中，也为它们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正是在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和协调下，美国开始走出经济危机的低谷；也是在这个机制下，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提高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和发言权。

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转型是在动态性的变化中发展演进的。这种动态性的变化在第二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头号超级大国。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甚至在其对世界的影响力即软实力上，都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从表1-1可以看到，从2010年到2017年美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处于增长状态，而且稳居于世界第一。2017年，美国的国防预算仍高达5827亿美元。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声称要将国防开支再增900亿美元，陆军增员9万，达到54万兵力；海军新增75艘新战舰，使战舰总量达到350艘；空军也要新增战机。他上台后，美国新增军费500亿美元，并保持12艘航母在世界各地的存在。

表1-1 主要国家GDP（2010～2017）

其二，美国与“多强”力量对比的变化，表现为美国的相对衰落，发展中经济体群体性的相对崛起。表1-1表明作为多强的发展中的经济体的4国，2010年的经济总量合计是10.3513万亿美元，与美国的差距是4.6127万亿美元；2017年4国经济总量则达到17.889万亿美元，二者差距缩小至1.667万亿美元。

其三，“多强”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表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增长势头趋缓，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势头加快。表1-1显示2010年多强中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的4国经济总量是14.205万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4国的经济总量是10.3513万亿美元。2017年发达国家经济体的4国经济总量降至13.634 万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4国的经济总量则升至17.889万亿美元。超过了发达国家经济体4国4.255万亿美元。

其四，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差距在缩小。而居于第三、第四位的发达国家与中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在加大。从表1-1和图1-1可知中国在2010年仅次于美国时，二者的经济总量相差8.854万亿美元，2017年，二者经济总量的差距缩小为6.382万亿美元。7年时间差距缩小了2.472万亿美元。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差距由2010年的0.41万亿美元，扩大到2017年的8.832万亿美元。德国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差距由2010年的2.693万亿美元，扩大到2017年的9.579万亿美元。

三 体系结构的刚性及其当前的特点

然而，世界经济关系的上述变化，并没有改变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及其结构。第一，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多强虽实力加强，但并未改变“一超多强”的世界政治体系结构。表现如下。其一，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实力最强的国家。就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而言，其他多强难以与之抗衡。其二，美国仍在把世界政治纳入自己称霸全球的战略轨道。21世纪以来，美国借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完成了自己在全球的战略部署。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难以支撑在这两个国家的庞大军费开支，宣布从这两国撤军，并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重返亚太，支持所有与中国不睦的邻邦，挑起事端，以遏制中国的崛起。2018年，在遏制中国的崛起难以见效时，又对中国发起了经济贸易战。其三，世界政治的民主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中心国家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发展中国家中肆虐。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的权力政治逻辑仍主导着国际事务，美国在朝核危机、伊核问题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在阿富汗、伊拉克重建问题上，在北非和叙利亚的乱局中都居于主导地位。中心（发达）国家一直以人权、民主、良治为由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在西方的干涉下，阿富汗、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乱局至今难以平息。

第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并没有改变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制度和运行规则。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依然如旧，中心仍然主导着外围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国际生产体系、世界贸易体系、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没有改变；世界经济运行的规则、制度没有改变。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美国虽减少了投票权和份额，但仍独享该组织16.471%的投票权和17.398%的份额。[59]而按照IMF的协议，许多重要决策，如份额的调整、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均需要85%的票数通过，因此美国事实上享有一票否决权。在南北合作中，南方国家仍受益有限。发展中的大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虽增加了一点份额，[60]但根据该组织的决策规则，仍无足轻重。

转型中的体系结构表现了如下特点。

第一，单极国际体系的多层次性。在单极国际体系之下，形成了多强的局面。“多强”既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形成了与“一超”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又在区域、次区域层次上具有了相对的优势，形成了制约“一超”的网状结构。这种多层次网状结构制约着美国在区域、次区域，乃至全球事务中的单极霸权，使美国不能为所欲为。

第二，“多强”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分化和组合。多强是在两极国际体系中形成发展的，既有美国的盟友（欧盟、日本），也有美国昔日的对手（继承了苏联遗产的俄罗斯），还有过去被美苏争夺的发展中大国和国家集团（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东盟等）。多强与美国的利益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悖的一面。多强之间的利益也是如此。趋于一致的利益将导致多种合作，趋于相悖的利益则导致各种矛盾和冲突，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分化和组合。这在国际关系的问题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多强”对单极霸权的挑战。“多强”对单极霸权的挑战表现在方方面面。就美国而言，它并不担心昔日盟友的挑战，担心的则是昔日的对手和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的挑战，特别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美国相悖又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的中国的挑战。

第三节 转变中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非洲战略的影响

上述变化使中非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它极大地挑战着中非关系当前与未来的发展。其中中国必须面对和着力解决的是规避结构性压力、解构竞争性压力和缓解规范性压力的问题。

一 国际政治环境：结构性压力

美国是当今世界体系转型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一超多强”国际政治体系格局中，美国是影响中非关系的国际政治环境的最重要的国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一直是它的对手（或“潜在对手”）或敌手（或“潜在敌手”），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对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国际政治环境来讲，来自美国的压力集中表现在体系结构层次上的结构性压力。它既包括试图叩动中美关系“命门”，在双边关系中人为制造更多摩擦，迫使中国无暇他顾，如当前急速升温的“贸易战”即为集中表现；也涉及美国联合盟友给中非友好进程设置障碍，如建立美国非洲司令部，诟病中国“殖民”非洲，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破坏非洲的自然环境，等等；还包括美国为遏制、打压中国崛起所做出的全球性部署，如“重返亚太战略”，大打“台湾牌”“南海牌”“印太牌”，由此倒逼中国在非洲收缩活动范围和降低影响力。特别是美国凭借在全球的制度性霸权歪曲、黑化中国，削弱中国对非战略赖以成熟并取得傲人成就的制度性基础亦不可小觑。具体而言，当前美国对中国对非战略施加的结构性压力主要有如下四类。

其一，美国试图通过制造双边关系摩擦，遏制中国实力增长和全球战略空间扩展的压力。2017年12月19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且给中国正式贴上了“战略竞争者”之标签，2018年1月30日的首份国情咨文中继续强化中国的“对手”身份。以上在美国全球战略层面上对中国的定位表明：中美关系在美方固守的冷战思维和孤立主义倾向的前提下进入了“战略敏感期”。由此，美国借助中美关系摩擦、龃龉，打压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战略进程，间接阻碍中国对非战略的深入发展和有效推进的可能性大大增加。2018年3月特朗普人为挑起的对华贸易战就是典型表现。其目的一是在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下，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二是企图效仿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模式，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全面遏制中国复兴。而深化对非合作是中国继往开来加强南南合作、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切实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环节，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制造乱局，转移、分散中国精力从而放缓推进中非友好关系的脚步，显然也是特朗普政府试图修复在非相对影响力并从中国手中夺取更多商业机会和潜在利益的筹谋之一。

其二，美国假手第三方遏制中国崛起的压力。[61]第三方中既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也涉及多个周边国家和国家集团。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屡屡触碰“一个中国”红线，不仅在白宫人事变动中启用一批亲台官员，如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薛福瑞（Randall Schriver）、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等。还由两院批准、特朗普签署通过了旨在实现“美台所有层级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友台举动”严重背离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公然挑衅中国主权和内政。在美国上述举措的鼓动下，蔡英文竭力保住对非“务实外交”的“仅存硕果”——斯威士兰，出访赠礼之余试图借助隐蔽手段在当地培植亲“台独”势力。同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借助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多边平台获得同更多“无邦交国”正常接触的机会。[62]由此可见，通过打“台湾牌”扰乱中国外交步骤尽管未被特朗普政府明言，却已在近期举措中昭然若揭。给中非关系设障只是美国计划利用台湾对中国崛起造成结构性压力的逻辑性结果之一。此外，在东北亚强化美日韩同盟的同时，给中日、中韩关系间植入“楔子”，以求分而治之、从中渔利，积极推动以美国为首、日澳印为辅的“印太战略”等部署，均充分体现了美国从地缘政治和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合围式”牵制的企图。以上种种均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中国对非战略的内在灵活性与外部延展性，目前这些情况已然发生，短期内美国给中国设下的“邻国局”只会更加微妙，须格外警惕。

其三，美国及盟友站在中国对立面的结构性压力。非洲是西欧国家的传统势力范围。它们与非洲的关系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冷战思维的惯性作用和某些西欧国家对中国因忌惮、误解而产生的恐惧感，特别是与中国高速发展相比信心下降的现实，使它们倾向于追随美国立场，把中国看作其价值体系中的另类，特别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对立面。2017 年美国的盟友们打压中国之势愈演愈烈，西方媒体和政客就此掀起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先是法国《世界报》头版登出超大汉字“中国，强国崛起”；[63]接着德国《明镜周刊》某期封面出现大写的汉语拼音“XING LAI”；[64]澳大利亚媒体鼓噪所谓“中国渗透”；“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还就此撰《中国的软实力与锐实力》一文，称中国日益强盛的国际影响力不应同利用文化和价值观魅力增强国力的“软实力”混同，中国所具有的是一种“锐实力”，它“利用结合了颠覆、欺凌和压迫的手段，以促进自我审查”。[65]此轮诟病不仅延续了先前“中国威胁论”的内核，且概念化程度尤为突出。这些国家的反华情绪和行为表现在各个方面，是全方位的，涵盖了经贸、安全、文化教育与人文交流等领域。[66]该局面对中国进一步实现“一带一路”与非洲国家对接以及继续丰富中非友好内涵而言不啻制造了一种负面的话语环境。

其四，美国的制度霸权对中国非洲战略的国际选择行为的制约。突出表现有二。一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上不断难为中国。2017年11月美国首次公开声援欧盟、日本，亮明“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立场。此举不但不利于中国目前在WTO贸易法庭就美欧提起的诉讼获得公正评判，更糟糕的是西方强行给中国贴上“非市场经济”国家标签的根本目标在于WTO其他贸易伙伴均可对华外贸企业征收高额关税，且美欧等国可继续以“反倾销”方式对作为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出口贸易强力施压。尽管截至目前，共有16个非洲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西方国家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潜在给中国的非洲战略制造了合法性和实际投资方面的被动局面。二是在人权、民主和良治问题上给中非关系制造麻烦。冷战结束后，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将人权外交矛头直指中国，通过幕后操纵或亲自上阵，借联合国人权会平台等国际多边场合向中国发动人权攻势。进入21世纪后，美国又不断诟病中国支持非洲国家的集权政权，以及纵容非洲国家政府官员的腐败。非洲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2017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有31个最不发达国家。它们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发展任务，期待获得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更多的资金、技术和援助。因此，不排除其中某些国家受到西方的诱导和自身的信息局限，从而质疑中国对非政策的“真、实、亲、诚”原则。

二 世界经济环境：竞争性压力

如果说结构性压力表现在政治领域的话，那么竞争性压力则更多地表现在经济领域。竞争性压力主要来自双边与多边两个层面。

在双边层面有二。一是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性压力。这主要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所恐慌的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从而赶超美国，甩掉英、法、德、日等强国的问题。与非洲合作的深入发展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总量的进一步实现量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特别是与非洲有着传统关系的西欧国家感到巨大的压力。同时中国在某些领域的优势也使发达国家感到巨大的挑战。因而，它们很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来阻止中国的崛起以及中非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等就是其具体表现。然而，对中国来讲，竞争性压力更多地促使提升中国产业结构，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实现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只有提升了中国产业结构，提高了中国的科技水平，实现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使中非关系的发展具有更广阔的前景。

二是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性压力。这种压力则更多地表现在双方的经济结构上。特别是来自那些与中国在经济结构上接近甚至是极为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如在经济结构上与中国相似甚至相同的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确切地说在非洲市场上与中国的竞争不断增强。而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以及以国家权力作为支撑的中国企业进入非洲所展现的实力，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

在多边层面上也有两种压力。一是多种多边合作机制对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影响。

2000年建立的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合作的多边重要合作机制和合作平台。中国政府通过三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不断出台合作的新举措，并以后续行动计划切实保障合作举措的实施与效果。特别是中国政府以自己的诚信和中国各级政府的参与以及全民的行动，不断推动中非关系向更深入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中国政府的各个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文件及行动计划的指导下，建立了各种相应的合作机制。如中非经济部长论坛、教育部长论坛、企业家论坛、智库论坛、青年论坛等，全面落实中国政府在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中所提出的各种创意，以及中国政府所做的各项承诺。中国企业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引领下，在非洲投资建业，把中国的发展速度带进了非洲。中国各行各业也在中国政府的引领下，走进了非洲，如农业示范中心、工业园区、技术交流与合作、教育交流与合作、文化交流与合作等，使中非合作如火如荼，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效应。

正是在中国的这种影响力的促推下，“多强”也在模仿和学习中国的对非合作方式，通过建立多边合作机制，并在此机制下促推了各自与非洲关系的发展。这对中非合作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是讨论国际经济环境时不能忽略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中，除了“一超”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合作论坛机制外，发达国家的“多强”与非洲合作的多边机制有：法非领导人峰会、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欧非峰会等。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欧-非峰会改称非盟-欧盟峰会，这意味着欧-非峰会发展为两个区域组织成员国领导人的峰会。更值得重视的是欧盟在此次峰会召开前效仿中国举行了多个该机制之下的合作论坛，其影响力非同小可。

发展中国家的“多强”与非洲的多边合作机制在2000年只有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首次峰会后，发展中新兴经济体与非洲的合作机制迅速发展起来。目前已经建立了韩-非合作论坛峰会、南美-非洲峰会、印度-非洲论坛峰会、土耳其-非洲峰会、伊朗-非洲峰会等多个多边合作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促进了早在20世纪就开始的南南合作集体自力更生的发展。[67]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是21世纪以来南南合作发展的重要契机。它们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成为今天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南合作的平等、互利、共赢为非洲国家选择合作发展提供了机遇，有利于非洲合作发展选择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多强”的上述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意味着非洲在中非合作之外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这有利于非洲借助这些机制和合作平台，实现合作发展。同时，它也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对非合作有了更多的竞争者。如何与“多强”在竞争中合作，避免零和博弈损害各自的利益，实现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当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针对中国的联手合作对中非合作的挑战。在中非关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变化是日本和印度联手打造的“印太战略”和“亚非增长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AAGC）。日、印联手的“印太战略”是2016年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时，两国首脑在联合声明中共同提出来的。声明中对“印太战略”的表达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即在亚洲和非洲之间建立互联互通、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实现地区繁荣。[68]2016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开幕式讲话中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2017年日本的《外交蓝皮书》对此战略正式予以确认。[69]随后，日、印又发表了《亚非增长走廊远景文件》（AAGC Vision Document）。该文件由印度智库（RIS）、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和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及日本发展经济研究所（IDE-JETRO）共同起草。具体内容是在亚非地区进行工程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机构联通、技能开发和能力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协作等领域的合作，并与非洲的优先发展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探索在医疗健康、基础设施、制造业和互联互通等领域形成共同的倡议或计划。[70]“亚非增长走廊”明确表示将利用日、印与非洲现有合作平台，通过多领域全方位合作，推动亚、非次区域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发展，建立产业走廊和产业网络。[71]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将支持日、印企业在非洲的项目。[72]

日本、印度是亚洲的两“强”，日、印联手可谓“强强”联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两国不仅没有参与，而且态度抵触。此后，两国联手推出了“印太战略”和“亚非增长走廊”，其规划的地域和实施的路径与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合，其合作对象主要针对的就是非洲。尽管其实施还有待时日，但是“强强”联手并针对非洲，不能不说它给了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中的中非关系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三 国际软实力环境：规范性压力

如果说结构性压力和竞争性压力属于硬实力的压力的话，那么规范性压力则属于软实力环境的压力。

欧盟是影响中非关系的软实力环境中最重要的国家集团。欧盟非常重视软实力的作用。冷战结束以来，欧盟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重新界定了自己的全球战略的定位——规范性力量，并以此来规范、部署和制定自己的对非战略和政策。所谓规范性力量是指“试图以‘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的理念为基础，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凝聚起来的价值观和规范，塑造欧盟这一当代独特的政治实体的新道德形象，不仅以其界定自己身份的性质和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特征，而且以向世界推行这些价值观、规范为欧盟的职责和目标”。[73]“规范性力量”突出强调欧盟核心价值理念，推广欧洲规范，并以此塑造非欧盟国家的观念，使欧盟在国际上产生规范性影响。“规范性力量”理念的运用被曼纳斯归纳为 9 个核心概念：可持续的和平、社会性的自由、共识性的民主、超国家的法治、相互关联的人权、社会团结、公平与反歧视、可持续发展以及良好治理。[74]其中前5个被认为是欧盟的核心规范，后4个为次核心规范。

21世纪以来，欧盟的对非政策和对非关系是以“规范性力量”为基础来确定和发展的。欧盟对中非关系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在软实力环境上。这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第一是在欧盟层次上。欧盟作为发达国家中最大的非国家行为主体，是“多强”力量中的一强，其国际战略地位不容小觑。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其对非洲政策，以《罗马条约》予以确定，以《洛美协定》付诸实施。欧盟建立后，对非政策一直是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要方面，《科托努协定》则对总体政策的实施与非洲国家达成了具体规定。21世纪初欧盟-非洲建立了三年一届定期峰会合作平台，并一直关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人权、民主与良治，可持续发展，疾病与卫生以及全球性问题，等等。欧盟是对非洲提供发展援助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近年来，欧盟对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最重要的挑战表现在以下问题上。

其一，英、法及欧盟的创始成员国对非洲软实力的影响力根深蒂固。这与它们与非洲的传统关系密切相关，特别是英、法、葡等对非洲的殖民统治，从1495年佛得角沦为葡萄牙殖民地到1990年3月纳米比亚从德国统治下独立，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参见表1-2，表1-3，表1-4，表1-5，表1-6）。早在殖民入侵之时，紧随殖民入侵之后的是英、法等西欧国家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在非洲的基督教文化的传播。他们通过传教，把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基本思想：平等、博爱等传播到非洲；通过创办教会学校，教授英文和法文等西方语言；通过医疗、治病救人赢得非洲人的人心。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英、法又通过制宪会议，确定了西方民主制度在非洲国家独立后政治经济体制的雏形，使选举、三权分立、多党制等西方民主制度的形式在非洲国家的宪法中得以确立；通过法律确立了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文字为非洲国家的官方语言文字，使西方软实力的传播有了良好的语言基础；通过移植英、法的教育制度[75]，使非洲的孩子们直接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熏陶；通过基督教的深度传播，使非洲民众的基督教信徒不断上升[76]，从而逐渐动摇着非洲传统文化的根基。尽管英、法等西方国家在非洲植入其观念、制度、文化的过程中，曾遭遇非洲民众强烈的抵抗，但西方的强权与非洲自身生存发展的要求，使非洲国家和民众逐渐将这些观念、制度、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内化为自身现实的观念、制度与文化，并得到广泛的认同，特别是得到当今非洲年轻人的认同。这也是欧盟寄希望于非洲青年的原因所在。

表1-2 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

表1-3 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

表1-4 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

续表

表1-5 其他国家的非洲殖民地

表1-6 欧洲殖民主义者所占非洲殖民地的面积

其二，通过政治导向的发展援助发挥规范性力量的作用。冷战结束后，欧盟逐渐推出了以人权、民主、良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导向的援助政策。1989 年欧盟在第四个《洛美协定》的第五条中明确加入人权条款。1995 年《洛美协定》的修订案又将人权、民主原则和法治确定为必要条件。2000 年的《科托努协定》除继续把尊重人权、民主原则和法治作为发展援助的必要条件，又加入了良好治理的政治要求。到21世纪初，欧盟对非发展援助政策政治导向的核心内容基本定型。该政策定型后在非洲实施至今已有近20 年。从欧盟方面讲，其在文件内容、资金投入、行动数量上都在逐年增加，并已经成为当今和未来欧盟对非援助政策的核心内容。从对非洲的影响看，虽然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但是非洲受援国老百姓和政治精英，尤其是青年一代对这些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认同，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重视人权问题，甚至在选举中接受欧盟派出的使团的监督，有的国家为得到欧盟援助的款项，加大了对腐败的打击力度。虽然欧盟以人权、民主、良治等为政治导向的援助政策直接干预了非洲受援国的内政，受到一些国家的批评，但是其对非洲国家所产生的软实力的影响则不能低估。再加上其主要成员几个世纪以来所构建的软实力的影响，这是新时期中国对非洲关系中必须正视和面对的问题。

其三，对非关系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青年。这是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问题。2017年11月召开的第五届非-欧峰会的主题是“为可持续的未来投资青年”。欧盟关注非洲青年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一是非洲的两个60%。即非洲25岁以下的青年人口比例占到非洲全部人口的60%，非洲60%失业人口来自青年。二是欧盟注意与非盟关注的发展问题接轨。非盟在2017年（1月和6月）召开了两次峰会（28届和29届），主题都与青年问题相关。非盟把青年问题作为自己发展的重要问题给予关注并正在着力解决之。更重要的是欧盟关注非洲的青年问题是着眼于欧盟与非洲关系的未来。赢得非洲青年的人心就赢得了欧盟与非洲关系的未来。可见欧盟对非关系的眼光是长远的，而且着力在软实力的规范性力量的构建上。

其四，加紧构建了以欧-非峰会为合作框架的一系列合作论坛。在非盟-欧盟峰会机制下，欧非双方还设立了不同的合作论坛，并于2017年非盟-欧盟峰会前分别召开会议。这些论坛包括：非洲-欧盟民间团体论坛（2017年7月，第三届会议），非洲-欧盟青年峰会（2017年10月，第四届会议），非盟-欧盟青年参与倡议（2017年10～11月，第一届会议），欧盟-非洲经济社会团体及委员会会议（2017年11月，第四届会议），欧盟-非洲企业论坛（2017年11月，第六届会议），非洲-欧洲地方和区域政府论坛（2017年11月，第一届会议），非盟-欧盟议会峰会（2017年11月，第四届会议）。从形式上看，可以说欧盟正在学习中国的经验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平台，但是从欧盟的对非关系理念来讲，这与欧盟自身的战略定位——规范性力量是密切相连的。可见，欧盟正在通过更加广泛的机制向非洲进一步地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第二是在成员国层次上。英、法是欧盟成员国中两个对非洲影响力最大的成员国。虽然英国已启动脱欧程序，但目前仍未完全脱欧。即便是英国脱欧成功，英国也是欧洲对非洲软实力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将它放在这个层次上解说还是符合逻辑的。英、法是非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原宗主国。因此，它们对非洲的影响力至少辐射了非洲4/5的国家。

对法国而言，法-非首脑会议是法国最重要的与非洲国家整体联系的平台。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该平台中的非洲国家已从原来讲法语的非洲国家发展到整个非洲地区。出席2017年1月的法-非首脑会议的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高达40多人，可见其影响力非同一般。法国对非洲一直关注两个最核心的问题：和平安全与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不仅是非洲的核心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们也是法国在非洲的切身利益所在。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法国对非洲的安全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投入。[77]只要非洲有乱局，有战事，法国都会采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种行动。与殖民时期和冷战时期的对非干预的最大不同点是，法国高举着“保护的责任”的旗帜，以显示法国对非洲的干预具有了道义的高度。特别是在武力干预之前和之中，法国都会最大限度地寻求其干预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表明法国是正义的力量、规范性力量。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争取联合国授权，获得干预的合法性。无论是参与联合进行的干预，还是进行单边主导的干预，法国都获得了联合国的授权。如关于利比亚的1970号决议和1973号决议，关于科特迪瓦的1975号决议，关于马里的2085号决议和关于中非的2127号决议。法国的干预都争取到联合国的授权，甚至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亲自邀请。如2011年4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写信给法国总统萨科齐，请求动用法国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萨科齐政府的同意。4月4日，法国驻科特迪瓦的“独角兽部队”和联合国驻科特迪瓦行动团（联科团）配合瓦塔拉的武装力量，与巴博的武装力量在南部城市阿比让交战。4月11日，巴博被抓捕。

其二，寻求干预理由的正当性，赢得道义的支持。法国对非洲的上述干预都提出了正当的理由。这些理由包括：干预的充分证据；受到被干预国政府的请求，即被干预国“授权”的正当理由（如法国对科特迪瓦、马里的单边军事行动都得到了被干预国合法政府的请求）；寻求符合国际社会认可的实施武力干预的条件。

其三，采取多边合作方式，避免单方面受损。虽然法国在科特迪瓦、马里和中非开展的军事打击是法国主导的单边干预行动，但它十分重视与联合国、非盟和西共体等国际和区域及次区域组织的合作，特别是最后的军事行动也采取的是有限参与的方式。如法国在马里的军事干预得到了美国、英国以及西共体的军事援助和支持。

英国脱欧之后能否成为“多强”中的一强，这考验着英国的能力与智慧。作为昔日的“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加强与非洲国家的传统联系对英国展现大国地位至关重要。因此，近年来英国也加大了对非关系的力度，并努力在非洲的重大事务中有所作为。

英国的作为主要表现在两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问题上。一是索马里问题。索马里问题引起全球关注的是国际安全问题。多年来，索马里国内乱象丛生，恐怖主义和海盗活动猖獗。索马里青年党是非洲最为活跃的恐怖组织之一。近年来海盗问题虽有缓解，但并没有根绝。因此，在这两个问题上有所作为，有利于英国彰显自身的大国国际责任和道义，提升英国的国际影响力。为此，英国先后两次承办了有关索马里问题的国际会议。最近一次是在2017年5月。会议在索马里人道主义、安全形势、政治稳定和经济恢复等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有利于索马里问题的向好发展。

二是津巴布韦问题。津巴布韦问题是一直掣肘英国与非洲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2003年津巴布韦问题甚至导致了拟议中的欧-非峰会流产，并延至2007年才举行。该会议的举行，并没有缓解陷入僵局的英津关系。2017年11月当津巴布韦局势发生突变，姆南加古瓦取代穆加贝上台执政之后，英国便顺势而为，立即派遣英国外交部非洲事务大臣罗里·斯图尔特访问了津巴布韦，从而打开了自2000年穆加贝“快车道”土地改革以来英国与津巴布韦关系的僵局。尽管这只是一个开端，但是有利于双方关系步入正常轨道。

当然，作为当今国际舞台上重要力量的欧盟及其成员法国和英国的对非政策和对非关系的变化是有序的，是中非关系中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对中、欧、非三方合作的探讨和初步实践，有利于相互借助形成多赢的局面。

综上，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变与历史上的体系的转变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转型方式、进程、行为主体地位变化的路径和时间等四个方面的特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转变的这四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对非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它极大地挑战着中非关系当前与未来的发展。中国的对外战略面对的主要是国际政治环境的结构性压力、世界经济环境的竞争性压力和世界软实力环境的规范性压力的问题。中国对非洲战略必须着力解决的是规避结构性压力、解构竞争性压力和缓解规范性压力的问题。

[1]刘德斌：《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Ⅷ页。

[2]Robert Lieber，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Winthrop Publishers，1972，p.121.

[3] Barry Buzan，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3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494～495页。

[8]国际关系中的体系论包括了较广泛的内容，战后以来体系理论的研究不断地向纵深发展，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其主要研究成果可参见倪世雄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335页）。对于体系问题，英国学派有着不同的见解。其代表人物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认为国际体系长达5000年，不是350年。关于英国学派的体系论思想见《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由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是基于历史和经济考察世界体系的，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具有一致性。因此本部分只讨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

[9]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以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而闻名于世。他曾发表《非洲独立的政治学》（1961）、《迈向独立之路》（1964）、《非洲统一的政治学》（1967）、《非洲：传统的变革》（1972）等研究非洲问题的著作。由于有研究非洲问题的深刻功底，他能较深刻地认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他说：“对非洲的研究使他感到，殖民地时期和‘非殖民化’以后的非洲，都不能孤立地认识，只能置于一定的世界体系之内，作为那个体系框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研究，才能得到比较清楚的认识。”（庞卓恒：“中译本第一、二卷序”，〔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3页）1974年他发表了《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从而作为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而著名。以后又出版了另两卷《现代世界体系》，1984年出版了《世界经济的政治分析》，1991年发表了《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

[10]参见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第一、第二部分，商务印书馆，2000。

[1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中文版序言”，第2页。

[12]郑伟民、王正毅：“中译本前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5～6页。

[13]〔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等译，第12页。

[1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等译，194页。

[15]〔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著《历史资本主义》，郑伟民、王正毅译，“中译本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1页。

[16]Dennis C.Mueller，Public Choice Ⅱ，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2.

[17]发展主义理论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修正、充实和发展，但作为发展主义理论基础的中心-外围理论则一直支撑着该理论的发展过程。发展主义的创始人和理论代表是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1901—1986）。他1949年开始在“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工作，1953～1963年间担任该机构的执行秘书，1964年出任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一任秘书长，兼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70年回国任《拉美经济委员会评论》主编。1983年在82岁高龄时出任阿根廷阿方辛总统经济顾问，直至1986年5月逝世。

[18]依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在发展主义理论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困境时，开始探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而形成的理论。该理论继承了发展主义的“中心-外围”思想和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民族旗帜，可以说是对发展理论的一种扬弃。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和巴西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德国经济学家安德列·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 Frank）等。

[19]陶文达：《发展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65页。

[20]陶文达：《发展经济学》，第65页。

[21]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23页。

[22]〔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23]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McGraw-Hill，Inc.，1979，p.39.

[24]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McGraw-Hill，Inc.，1979，p.93.

[25]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6～17页。

[26]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 Graw-Hill，Inc.1979.pp.89-101.

[27]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第97～119页。

[28]参见蔡翠红、倪世雄《国际体系解构分析：结构、变迁与动力》，《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7期，第47页。

[29]高尚涛：《主流国际体系理论研究评述》，《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第45页。

[30]〔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5页。

[31]高尚涛：《主流国际体系理论研究评述》，《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第47页。

[32]〔美〕J.E.斯贝茹：《国际经济关系学》，储祥银等译，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第15页。

[33]蔡翠红、倪世雄：《国际体系解构分析 ：结构、变迁与动力》，《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7期，第48页。

[34]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424页。

[35]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6]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23页。

[37]〔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38]Joseph S.Nye，Jr.，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New York： Harper Collins，1993，p.30.

[39]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7页。

[40]〔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4～495页。

[42]〔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5页。

[43]〔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93页，另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第111页。

[44]参见〔美〕Stephen D.Kransner，International Conflict：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t，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45]〔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第5页。

[46]王绳祖：《国际关系史》，法律出版社，1997，第207页。

[47]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346～347页。

[48]王绳祖等：《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第34页。

[49]何春超等：《国际关系史纲（1917—1985）》，法律出版社，1987，第218页。

[50]王绳祖：《国际关系史》上册，第339页。

[51]何春超等：《国际关系史纲（1917—1985）》，第43页。

[52]很多学者用“一超多强”来概括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体系结构。“一超多强”是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决定的。它正好表明了当前单极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

[53]Robert J.Ar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Implications for the Long Hau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5，（3，2010），p.359.

[54]其他十国的军费开支数额依次为：中国（1000亿美元）、法国（639亿美元）、英国（583亿美元）、俄罗斯（533亿美元）、日本（510亿美元）、德国（456亿美元）、沙特阿拉伯（413亿美元）、印度（363亿美元）、意大利（358亿美元）、巴西（261亿美元）See，SIPRI Yearbook 2010：Armaments，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p.203。

[55]〔美〕查默斯·约翰逊著《帝国的悲哀》，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81页。

[56]Thomas S.Mowle and David H.Sacko，The Unipolar Worl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146.罗伯特·卡普兰认为，中美之间的战争机会是遥远的，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也只是间接的。参见Robert D.Kaplan，“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How Far Can Beijing Reach on Land and at Sea？”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10），p.22。

[57]中国（6.11万亿美元）、日本（5.7万亿美元）、德国（3.417万亿美元）、法国（2.647万亿美元）、英国（2.441万亿美元）。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N。

[58]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N。

[59]《IMF成员的份额和投票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http：//www.imf.org.com，2014年1月6日访问。

[60]如中国投票权从3.806%增加到6.068%，份额从3.159%增加到6.39%；印度的投票权从2.336%增加到2.672%，份额从2.441%增加到2.749%。参见http：//www.imf.org.com，2014年1月6日访问。

[61]刘青建、张凯：《结构压力与进程动力：中国和平崛起的体系层次分析》，《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0期，第59页。

[62]亢升：《论中国台湾与非洲国家关系中的‘务实外交’》，《西亚非洲》2009年第3期，第26页。

[63]“Le retour de grande， puissance”， Le Monde， Octorber 15，2017.

[64]Xing Lai， Warum China jetztweltmacht Nr.1 isteinWeckruffilr den Western，Der Spiegel，Nr.46，Novemeber，11，2017.

[65]Joseph S.Nye，“China's Soft and Sharp Power”，Jan.04，2018，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chinas_soft_and_sharp_power.

[66]郑永年：《即将来临的中美新冷战》，《联合早报》2018年3月13日，http：//www.gelora45.com/news2/zaobao-20180313.pdf。

[67]南南合作起步于1955年的亚非会议，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正式开始了发展中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合作。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为应对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对其经济发展的制约，明确了南南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集体自力更生，南南合作的目标是建立国家经济新秩序。

[68] India-Japan Joint Statement during th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to Japan，http：//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7599/IndiaJapan+Joint+Statement+during+the+visit+of+Prime+Minister+to+Japan，2018-3-1.

[69]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Diplomatic Bluebook 2017，http：//www.mofa.go.jp/files/000290287.pdf，2018-02-05； Shinzo Abe，“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December 27，2012，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2017-2-3.

[70]Titli Basu，Thinking Africa： India，Japan，and the 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Outlining India and Japan’s approaches to Africa，separately and bilaterally，June 03，2017，https：//thediplomat.com/2017/06/thinking-africa-india-japan-and-the-asia-africa-growth-corridor/，2018-2-11.

[71]“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http：//www.eria.org/Asia-Africa-Growth-Corridor-Document.pdf，2018-02-10.

[72] 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launched，The Times of India： May 25，2017，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ahmedabad/asia-africa-growth-corridor-launched/articleshow/58830900.cms，2018-02-10.

[73]洪邮生：《 “规范性力量欧洲”与欧盟对华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年第1期，第57页。

[74]Ian Manners，“ The Constitutive Nature of Values，Images and Principles in the European Union”，in Sonia Lucarelli and Ian Manners eds.，Values and Principles in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London： Routledge，2006，p.38.

[75]〔津巴布韦〕费伊·钟：《今日非洲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十周年报告，http，//www.un.org/chinese/esa/education/lifelonglearning/conclusion_4.html。

[76]据梵蒂冈广播电台2012年9月25日报道，非洲的基督教信徒占非洲人口的46.53%。参见《基督教信徒人数在非洲大陆居首位》，梵蒂冈广播电台，http，//zh.radiovaticana.va/storico/2012/09/25/%E5%9F%BA%E7%9D%A3%E4%BF%A1%E5%BE%92%E4%BA%BA%E6%95%B0%E5%9C%A8%E9%9D%9E%E6%B4%B2%E5%A4%A7%E9%99%86%E5%B1%85%E9%A6%96%E4%BD%8D_/ci2-624487。

[77]法国对非洲的干预参见刘青建、王勇《当前西方大国对非洲干预的新变化：理论争鸣与实证分析》，《西亚非洲》2014年第4期，第5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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