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对非洲关系的国际环境研究
- 刘青建 王聪悦 赵晨光
- 29183字
- 2020-08-29 05:28:58
导论
本书研究的主题是中国对非洲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问题，通过在整体的、宏观的体系及其结构层次上构建分析的框架，重点考察当前国际社会中那些在非洲有重大利益关切并采取个性化外交战略的美国（西方大国）、欧盟（西方国家集团）、新兴大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国家集团（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印度-巴西-南非三边论坛、金砖国家集团）近年来对非洲的基本战略或政策，以及它们对中国对非洲关系的影响问题。为此，本书在考察了上述国家和国家集团在纵向时间轴层面与横向主权国家层面的战略（政策）的发展演进以及各自特色的基础上，指出了西方大国、新兴大国和由它们组成的主要国家集团的非洲战略对中国的非洲政策的挑战，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中国对非洲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问题的提出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转型和21世纪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问题的提出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经历着一个长期转型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多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为在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成为世界的重要力量，各大国和国家集团正在全力发展自己，并力争在和平的竞争合作中实现自身的软硬实力的增长。而在这些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中，中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成为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之后，仍然保持着不断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中国在21世纪初快速进入非洲并在中非合作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这引起了全球对非洲以及中非关系的关注，并引发了全球对非合作的热潮。特别是美国、欧盟和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纷纷与非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相继构建了多个合作平台。此前仅有1973年法国倡议召开的法非领导人峰会[1]和“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2]。在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之时也不过只有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合作论坛[3]和欧非峰会[4]。2006年中非峰会所展示的中非合作的巨大影响力，又促推了韩非合作论坛峰会（2006年11月在首尔举行，每3年一次）和南美-非洲峰会（2006年11月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召开。2008年后非洲的增长势头，让世界各国更是看好非洲的发展潜力。因此，发展中的新兴大国也纷纷与非洲建立定期的合作机制。如印度-非洲论坛峰会（2008年4月在新德里举行，每3年举行一次）、土耳其-非洲峰会（2008年8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每5年举行一次）、伊朗-非洲峰会（2010年9月在德黑兰举行）等。在此情境下，发达国家及其国家集团、新兴大国及其国家集团相继出台了新的对非战略和对非政策。那么，它们的对非战略和政策是什么？它们的对非战略和政策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应对？本书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二 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上。
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三。第一，在体系及其结构上，宏观解读中国对非战略的国际环境。既往研究涉及美、欧、新兴大国的对非战略或政策的经济、政治、安全、人权、发展等各个方面，并分别进行解析。此种研究更多着眼于行为体的单元层面，缺乏体系层面的宏观视野和整体的具有系统性、思辨性的论述。本书将在体系及其结构层面上宏观、整体、系统地解析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及其国家集团对非洲的战略及其实践。
第二，比较政治经济分析。现有文献大多集中在热点问题解析上，美非、欧非合作机制，印非、俄非、巴西非洲关系介绍、梳理、解释层面，缺乏理论框架支撑和国别或多主体战略的比较。本书不仅将对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对非政策进行纵向的比较，而且也对这些行为体，如美国和欧盟对非战略、新兴大国之间对非政策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寻找它们之间的共性和特性。
第三，历史大视野的系统解析。囿于研究规模和现实问题讨论，既往的研究所考察的历史时期仍相对短暂，大多集中于冷战之后特别是“9·11”事件引发西方大国再度关注非洲发展状况之时。这样的选取策略优点在于方便搜集材料、案例，诠释具有时代特色的对非战略，缺陷则在于未能对论题进行完整的历史回溯和连贯性的历史思考，断代研究使得西方大国对非战略中可能出现的“长周期”现象因时间点选取过短而无法显现。本书则在重点考察这些行为主体在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对非战略/政策的基础上，追溯了这些行为主体对非关系的历史起源和发展演变，从而能够用长时段的历史大视野来改进既往研究的不足。
本书的现实意义有二。
第一，通过在体系层面上的分析，认识中国的对非战略面临的制约和可能施展的空间。美国和欧盟及其国家在对非战略或政策上既存在共性，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如何在体系层面上规避中国对非战略所面临的体系结构压力是中国对非战略必须正视并着力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体系及其结构的分析，以及对美国、欧盟对非战略/政策的比较能够发现中国对非战略可以施展或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外交谋略和智慧赢得与美国、欧盟在非洲的合作，规避西方对中国的诟病，维护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扩展与非洲合作的发展空间。
第二，通过对新兴经济体的非洲战略和政策的考察和比较分析，寻求与新兴大国在非洲更多的合作。由于国际参与、发展程度以及国际结构等因素的限制，新兴大国历史上对非战略在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俄罗斯除外），多集中于单纯的双边层面，各国的对非战略少有战略上的联动或互动（合作、竞争）。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各国在非洲以至全球的利益边界快速拓展，对非战略越来越成为各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此在战略上的联动、重叠甚至矛盾在所难免。历史地看，各新兴大国的对非战略呈现出从双边到多边的发展趋势。但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的演进阶段并不是明显的前后相接，只是不同时期侧重有所不同。各新兴大国的对非战略越来越从历史上自在、割裂的状态向自为、互动的方向发展。各新兴大国的对非战略构成了彼此对非战略制定与实施新的背景、现实和约束条件。由此，中国对非战略的实践必须要充分考虑各新兴大国非洲战略的因素，有的放矢地做出应对和准备。
第二节 既有的研究成果与不足
本书研究的对象涉及两个大的群体。一是西方大国。本研究主要放在当今世界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集团欧盟上。由于美国和欧盟对非政策有较大的不同，所以分别叙述。二是新兴经济体及由新兴经济体组成的国家集团。就国家行为体而言，这个群体有十多个，本书选择了俄罗斯、印度、巴西以及由其参与的两个非国家行为主体（印度-巴西-南非三边论坛、金砖国家集团）的对非战略或政策。因此，本综述将分别从这两个群体的政策安排和国内外学界对其对非战略或政策的探讨展开。鉴于前人为此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及文献梳理，本书拟将相对早期的研究成果进行宏观概述，而对国内外近五年引用率较高的文献、书籍给予具体分析、总结，以求更好地把握学科前沿动态，为本书的创新奠定基础。
一 美国对非洲政策与对非关系研究
美国将非洲视为维护与扩展全球利益、显示全球领导力的一个重要地区。[5]美国的对非战略，从无到有，从被动到主动，先后经历了三个时期。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渗透”和“遏制苏联扩张”，也为了帮扶欧洲[6]，把非洲视为较量的重要战场。[7]这一时期，美国对非战略因美苏、美欧关系的微妙变化而不断反复，且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冷战结束至“9·11”恐怖袭击之前，非洲在美苏争霸时期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开始下降，“非洲悲观论”一度成为西方大国制定对非政策的主导思想。[8]美国转而采取“脱离非洲”战略[9]，即便在经贸往来和美国模式输出方面稍有侧重，但总体而言以应急性、防御性为主要特征，主动性欠缺且开辟常态化、多元化交往新机制的尝试较少。“9·11”事件后，美国将非洲作为反恐主战场之一，非洲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再次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10]由于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中国对非影响力的增强，美国开始全面调整了对非洲的经济政策：向非洲开放市场，大力拓展对非能源进口，加强对非洲的资金技术支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非洲的经济改革。[11]在推动非洲民主与良政的同时，又以维护和平与安全为名不断加强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以及制衡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提升。[12]美国将北非和东非阿拉伯国家作为全球反恐的重要战场，“泛萨赫勒计划”和“东非国家反恐计划”就是当前美国非洲政策的具体表现。[13]当然，总结三个时期美国的对非政策可知，在非洲舞台上寻求主导地位始终是其护持在非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出于战略利益考量，华府倾向于在该地区同构成竞争力量的大国展开抗衡，“专打老二”的特征十分明显。[14]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中国学者对美国的非洲战略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美国对非洲战略或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的现状研究。无论是时代变迁还是政府更迭，都可能影响非洲在美国全球战略部署中的角色和地位，使其对非政策发生调整，以适应美国所须应对的新的国际和非洲局势，满足美国的利益诉求。其中，一些学者试图总结政府更迭与领袖个人特质对美非关系的影响。如韩燕将老布什到奥巴马历任总统任内的非洲战略加以概括：老布什时期，因忙于海湾战争，投入非洲事务的精力很少，其开发非洲资源和市场的设想并未展开，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也持续下降。随着非洲政治经济影响力增强以及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克林顿政府认识到非洲的经济成功和稳定直接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因而在逐渐重视非洲的同时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搭建互访、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扩大在非影响力。小布什政府对非洲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一方面将非洲视为反恐的重要合作伙伴，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面高度重视美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利益，继承和发展了克林顿加强双边经贸关系的对非战略。奥巴马政府继承了以往美国政府以加强经贸联系为主的对非战略，在继续对非洲援助、加强对非洲投资力度的同时通过经济政治外交等途径在非洲推行其民主和良政理念。[15]
一些学者着重对奥巴马政府的对非战略进行解读。钱文荣认为奥巴马的对非战略首要贡献在于将非洲列为美国政策的重点。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其次，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在政治上推行良政，继续支持民主化，传播美国的价值观。经济上通过开放市场和健康卫生扩大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保障美国对非洲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军事上加强美国非洲司令部的作用，以实现全面反恐和抵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非洲之影响的目的。文化上利用媒体宣传和人员往来以及非政府组织，加紧美国在非洲的软实力渗透。[16]张忠祥对奥巴马政府的非洲战略评价相仿，认为其在非洲推行良政、促进非洲发展、在非洲抗击疾病等政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满足美国对非洲资源的需求和反恐需要，抗衡新兴大国在非洲的影响，为实现其全球战略服务。[17]刘中伟指出，由于对非战略长期处于美国国家战略之边缘；国内两党对非立场鲜有分歧；忙于应对金融危机和从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抽身等因素，使得奥巴马第一任内对非战略毫无进展，显得畏首畏尾。[18]董春岭特别谈到了2014年的美非峰会，称其“雷声大、雨点小”，最终很可能只是奥巴马的一场“政治秀”，美非关系没有因此而获得实质性提升。[19]
2016年11月，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力压民主党建制派领袖希拉里而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对非政策立场调整和措施变革引发了国内学者的新一轮热议。如贺文萍撰文称，非洲政学各界对特朗普上台普遍怀有失望乃至愤怒情绪，认为这位惯于信口雌黄、宣称美国优先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总统可能会使非洲在美国的棋盘上更为边缘化。综合特朗普此前有关非洲的表态，可预测其政策变化主要体现在对非援助与经贸合作的后退以及反恐和地区安全事务上大踏步前进两个层面。[20]唐志超将视线锁定于中东，把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归纳为“一个中心”“四个没有兴趣”“四大优先事项”。“美国第一”自然是所有政策调整的根源，“四个没有兴趣”即对推动巴以和平、地区民主和自由、搞颜色革命、地区援建不感冒，反之则将以色列使馆搬迁问题、叙利亚安全区建设、击败“伊斯兰国”、伊朗问题作为当务之急。[21]谈及变化之余，仍有学者从美国在非洲的国家利益出发，选取长周期观察视角，判定在既定国家利益未出现根本变化的前提下，尽管特朗普本人缺乏政治素养且不按常理出牌，未来可能促使美国在该地区进一步收缩，但“9·11”事件以来美非关系的基本格局改观不大，美国对非将继续维持总体稳定、局部调整的局面。[22]
还有一些学者立足现实，总体评价美国对非新型战略。认为其特点为关注热点、加强政治联系和强化贸易纽带，三位一体，共同推进。[23]贺文萍将美国对非战略性质一分为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美国推行的则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战略，在推动非洲的民主与良政的同时，又以维护和平与安全为名不断加强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以及制衡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提升。而奥巴马第二任期的非洲政策重点在安全（加强军事部署和反恐）和经济（推动对非出口和贸易）两大领域展开。其非洲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将更多地向现实主义倾斜。[24]从对非战略在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上的重要性来看，小布什到奥巴马任内非洲日益显得举足轻重，主要体现在非洲资源的强力吸引、非洲安全与美国息息相关、非洲潜在的巨大市场助推美国从经济危机中复苏、非洲全球性问题突出考验美国能力、非洲民主推广成为美国民主战略的重要试验场五个方面。随着该大陆重要性的提升，美国也逐步厘清了在该地区的核心战略利益，其判断一方面源于国际格局变迁，特别是反恐战略的需要及大国竞逐非洲局势的推动；另一方面也与非洲大陆政治、经济发展形态密切相关。[25]特朗普上台后，有关美国的总体对非政策主要争论集中在“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两种界定之间，尽管因缺乏政客基本素养和学习曲线较长，美国的对非战略有所波动，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认为特朗普政府奉行“孤立主义”的观点并不正确。美国正加大军事介入中东、非洲和阿富汗的力度，许多行动既未在国会或媒体举行任何讨论，也未与北约等关键盟友协商。[26]美国的非洲战略有得也有失，总体上是软硬实力之得大于失，当然该战略亦有结构性缺陷，追求霸权、特权、干涉别国内政的基调，终将不得人心，虽得逞于一时，却难收长久之效。[27]
第二，美国对非洲安全政策研究。2001年的“9·11”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外交进程。美国担心非洲的“失败国家”和“无人管理地带”可能会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将非洲提升到了“高优先级”，非洲战略首次进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8]与此同时，美国迅速提升在非洲反恐的战略层级，频频展开在非洲的反恐外交。受此影响，军事化趋势成为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对非政策的共同主线，突出地反映在两届美国政府都持续大幅增加在非洲的军事存在，日益依赖于军事力量去实现美国在非洲的战略目标，从而导致军队在美国对非外交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29]在军事化的对非政策和“失败国家”理论驱使下，美国加强了对非军事援助，最终建立了非洲司令部。刘中伟认为，从实施效果看，美国的上述举措一定程度上打击和削弱了非洲恐怖组织的势力。[30]但曹升生指出，其主要目的则是要假借非洲国家和非盟之手来保卫非洲石油安全和遏制中国。[31]当然，也有学者评价说这种鲜明的军事化趋势在美非峰会召开后有所淡化，美国对非战略从反恐至上回归到安全与经济比翼齐飞的均衡状态。[32]随着非洲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美国对非洲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反馈亦获得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刘鸿武、宁彧撰文认为，美国高度关注非洲的埃博拉疫情，并试图借美非峰会契机，以援助资金与医学科技试图扩大对非影响力，其中疫苗、药物研制方面美国发挥了领军作用。[33]
第三，以援助为核心的经济战略研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发展援助国。自二战后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并以此影响受援国的对外政策，以达到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34]王丽娟和姜新茹较为客观地评价了美国的援非政策，认为其积极意义在于经济上为发展创造条件，一定程度促进了政治局面稳定，大大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促进教育现状改善。其缺陷是附加条件援助不能取得良好效果，对非援助投放的不均衡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而且越来越明显，使非洲对美产生“援助依赖”，丧失自主发展能力。[35]曹晋丽、宋微指出，美国向非洲提供的援助以民主和人权为前提条件，旨在将美国的价值观输入非洲援助国。这种明显的功利性质使得美国的援助难以推动非洲受援国的发展。[36]当然美国对非援助战略是多元复合型的，除资金援助，还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对非的科技援助项目。涉及农业、医疗卫生、水资源开发、教育、清洁能源、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与环保等领域，内容十分广泛。[37]特别是2013年提出、2016年正式通过立法程序的美国《电力非洲法案》，目前已与《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一道成为美国对非经济政策的两大支柱，体现了美国开始改变传统官方发展援助的依赖，转而灵活地以官方和非官方资金共同为美国开发非洲市场服务。[38]从美国援助非洲的历程来看，科学技术一直被美国视为对非关系的利器，服务于美国对非的外交战略布局。随着美非合作关系的深度发展，美国更加重视对非合作中的科技渗透，美非科技合作的特色将更为突出。[39]
第四，美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9·11”事件以来，美国多次调整和完善对非战略部署，考虑到中非深化友谊之于美非关系的联动影响和中非交往在中美关系塑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美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日益突出。这涉及美国对非政治民主化和良治改造、对非经贸合作、对非地缘政治与战略考量三大层面。中国因素的发酵在当下被华府视为威胁，加强了战略打压和舆论抹黑，但刘中伟认为，长远而言，恰恰为美非关系增加了调试区间，也为中美就对非事务加强高层沟通和交往提供了机遇。[40]另有学者总结了美国对非援助的历史和经验教训，并由他及己，提出了中国对非援助应放眼长远的政策建议：一是法制化管理对非发展援助，二是设立独立机构和专业人士统筹规划，三是提高援助信息透明度以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走一条与美国不同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保证受援国具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和调整权利的中国特色援非道路。[41]
外国学者对美国的非洲政策的关注点与中国学者基本相同，同样集中于战略变化走向、安全战略和经济发展三个层面。其不同在于国外学者视角更广泛，研究方法更丰富。同样是剖析对非战略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意义，约翰·班克斯（John P.Banks）和乔治·英格拉姆（George Ingram）等人将美国不得不优先考虑对非战略的理由整合为五点：国家安全考虑、“中国威胁”、能源需要、贸易投资发展以及美国的发展援助。作为配套，还给政府提出了与非洲谋求各项合作的五个步骤，分别是实现与欧洲国家关系再平衡，实现危机管理从被动到主动的跨越；建立支持安全合作的长效机制，保证延续性整体性；提升非洲当地司法、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继续支持区域、次区域冲突管控机制；以萨赫勒地带的冲突危机为动力，重新评估美国在非安全事务中的介入程度，以资提升。[42]不过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他对非洲事务的战略部署缺失、减少对非援助拨款、集中关注安全反恐、诟病非洲国家等言行使美国学者阿敏（Julius A.Amin）认为，美国对非洲大陆的忽略和冷漠感即将“重出江湖”。[43]
在安全问题上，西方学者探讨并总结了非洲对美国安全的重大意义所在。哈瑞斯（Grant T.Harris）将其归纳为三点。其一，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均导致区域内国家相对脆弱甚至面临“失败”，为恐怖主义、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和流行病肆虐提供了条件，这些都严重影响到美国在当地和本土的安全利益。其二，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巨大吸引力使得美国无法置非洲于不顾。其三，冲突、人道主义危机和大规模暴行的频频爆发对美国在该地区行使传统领导力施加了重重考验。于是乎，美国对非安全政策的调整和优化不可避免。[44]具体议题层面，除了像国内学者一样做有关美国反恐政策、安全机制的分析之外，还具体阐释了美国非洲司令部的功能和作用。泰拉（Oluwaseun Tella）认为在华府设计下，美国司令部一方面负责反恐等军事行动，彰显美国的硬实力；另一方面还通过开展军事训练、教育项目和人道主义援助等服务于美国的软实力拓展。据此可称，司令部是美国为在非洲全面提升“巧实力”而部署的。[45]大卫·弗朗西斯（David J Francis）在其著作《美国对非战略：美国非洲司令部、恐怖主义与安全挑战》一书中详细介绍了非洲司令部的起源发展、功能影响，对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非洲安全的意义以及对非洲人民人身安全的积极效用。[46]奥尔瓦·迈克尔·欧缇诺（Orwa Michael Otieno）撰文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以《美国非洲司令部与全非抵制》为题表达了对美国军事基地可能引发百姓失所、正常生活遭到破坏、环境恶化甚至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观点。[47]对美国非洲司令部的问题，有学者以坦桑尼亚为例，通过分析当地报纸文本、网上话语和采访当地官员，探讨美国非洲司令部存在的意义。该研究结果指出，美国非洲司令部的确有利于美国在非推行本国的安全方略，然而，由于未同当地官员认真沟通，使得他们对该机构怨声载道。同时，也未将大多数百姓的人身安全考虑在内。[48]同样介绍非洲司令部的文章还包括利西阿斯·多德·吉尔伯特（Lysias Dodd Gilbert）、尤佛·欧科科·优泽代克（Ufo Okeke Uzodike）和克里斯多夫·埃赛克（Christopher Isike）合作的《美国非洲司令部：为了谁的安全》[49]，非洲国防部助理秘书特丽萨·惠兰（Theresa Whelan）的《为什么有美国非洲司令部》[50]。总体来看，学界对美国非洲司令部并不看好，贬低之词溢于言表。
西方学者对美非经济关系的探讨主要是在对外援助问题上。特德·戴格恩（Ted Dagne）以报告的形式系统总结了美国在非洲的对外援助事务，通过介绍主要援助项目、区域项目、难民和灾难特别援助及多边援助方式向外界全面而又生动地展示了美国对非援助的内涵和外延。[51]此外，西方学者还对美国的对非直接投资十分关注。如尼古拉斯·库克（Nicolas Cook）主要探讨了美国对非援助的主要受援国之一的南非的政治、经济现状和对美关系，称美国与南非已签署两项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协议。作者相信，随着南非经济发展需求增加和区域经济水平增长，加之美国政府政策扶植与本土私营部门发展的推动，双方将在战略合作伙伴框架下密切联系，开展更多高水平互访与合作。[52]总而言之，美国的对非援助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关涉哪个领域，总是以提升自身政策或意识形态在当地的影响力为目标的。美国试图以高额援助款来换取非洲国家接受它提出的更高的政策要求。不幸的是，非洲国家常常并不“买账”。例如2014年，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顶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巨大压力，正式签署了反同性恋法案，将该国同性恋行为定义为“犯罪”。乌干达成为第11个立法打击同性恋的非洲国家。美国对此十分不满，削减了对这个非洲国家的援助资金，并采取了其他惩罚措施，但通过削减援助插手别国立法的做法没能奏效。[53]
二 欧盟对非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
国内外学者有关欧盟非洲政策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欧盟与非洲关系的发展演变与新世纪欧盟对非战略。由于历史、文化与地理因素，非洲与欧洲紧密相联。[54]故而，20世纪5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伊始，便以“联系国制度”将非洲殖民地纳入其关系之内。这样，西欧国家同非洲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制度化、论坛化进程，[55]签订了覆盖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协定，启动不同规模、层级的对话、会议、论坛，试图通过地区间平衡和双向的互动以及合作的意愿增加对非战略或政策与举措的适用性。
1957年的《罗马条约》、1963年的《雅温得协定》、1968年的《阿鲁沙协定》，其目的是在后殖民时期将欧共体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机制化”。1975 年的《洛美协定》，历经五次修订，跨越近30年，因欧共体对非加太国家的单向贸易优惠与援助而成为南北合作的历史典范。[56]21世纪初欧盟对非政策再度革新：2000～2005年，标志着欧盟对非援助进入附加政治条件的新阶段，从单纯的经济援助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全方面的援助，迫使非洲进行民主化改革，建立规范传播式的援助机制的《科托努协定》[57]及首届非洲-欧洲首脑会议成为共同作用于欧盟对非关系的两大主线。
在金玲看来，21世纪之初，欧盟对非政策目标是通过援助和贸易等手段，在非洲推行欧洲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实现对非洲的单向控制。其对非战略核心有三：旨在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政治环境的《科托努协定》；着重北非，力求与周边国家加深政治关系和经济融合的《欧洲睦邻政策》；促进与南部非洲地区经济合作的《贸易发展与合作协定》。故而，欧盟对非制度机制呈现出单向性、分散性和不对称性等特征。同时，这些政策框架各有侧重，且由欧盟内部不同机构负责，在政策实践中内部不同行为体、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效协调，使得其对非政策机制支离破碎。[58]
2005年欧盟通过了《欧盟对非战略——走向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实施这一战略的《行动计划》。基于这一文件，史蒂夫·金汉的文章《欧盟的新非洲战略：有理由保持谨慎的乐观》和丹尼尔·巴赫的《欧盟与非洲的新战略伙伴关系：模范还是安慰剂》探析了欧盟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他们的观点较为中庸，在肯定积极方面的同时，也对欧盟与非洲实质关系的进展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2007年6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从开罗到里斯本：欧盟-非洲战略伙伴关系》文件，推动欧非平等合作伙伴关系新格局形成。同年12月，第二届欧非首脑会议召开，最终确立了双方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的4个主要目标：加强非洲与欧盟的政治伙伴关系；强化和促进和平、安全、民主治理和人权、基本自由、性别平等及可持续发展；共同促进和坚持有效的多边主义；促进广泛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伙伴关系发展。[59]房乐宪和沐涛认为：此次峰会是在欧非关系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在欧非两个大陆之间建立平等战略伙伴关系，对欧非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60]2010年，第三届欧盟-非洲首脑会议以“投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为主题。2013年第四届欧盟-非洲首脑会议主题是改善欧非政治、经济合作，着重就促进在非洲的投资、和平保障以及移民潮问题进行磋商。根据欧盟报告，在第四届欧-非峰会之后，欧非关系的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向平等迈进、投资贸易发展、公民组织更加活跃。[61]值得注意的是，祖马、穆加贝等多个非洲国家首脑缺席令欧-非峰会的“含金量”下降。[62]克里斯·休斯于2017年5月在欧洲之友（Friends of Europe）发表《欧非关系：更新的伙伴关系战略》的报告，指出了欧非双方近年来各自面临的新问题，综合欧洲之友所做的各项调查数据，为即将召开的第五届欧非峰会建言献策，同时试图探索与时俱进的欧非战略。[63]11月，第五届欧非峰会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召开，此次峰会以“为可持续未来投资青年”为主题，关注欧非关系的新变化与新议题。除欧非峰会这一重要机制外，双方到目前为止已建立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机制。[64]
在欧盟与非洲战略合作伙伴机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大趋势下，中国学者就欧盟对非战略的讨论集中在欧盟对非政策的发展、调整原因、成效等问题上。从政策变动考虑，有学者认为变化的国际环境有力推动了欧盟对非政策目标的转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增加对非政策的战略性，二是实现对非政策中“软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平衡。王学军将政策变化归纳为五点。一是强调欧非双方权利平等、责任共担。二是将发展、安全和治理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明显的贯通性。三是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在政府之外又将非洲的非政府组织、次区域性组织等作为重要的合作对象。四是注重国际多边合作，力图将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对非政策纳入其框架。五是强调人权、环保、一体化等全球性规范与观念，推行气候外交、环境外交等低端政治领域合作，以塑造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形象。[65]
国外学者则更多探讨欧盟规范性力量在欧非关系中的作用。托尼·哈斯特鲁普的文章《作为指导者的欧盟？在欧非关系对外实践中促进地区主义》聚焦欧盟与非盟之间的伙伴关系，在欧盟更广泛的对外关系实践的背景下解决非洲本身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制度化问题，优先考虑对当地进程的支持。文章认为，欧盟最好能够成为非盟的指导者，因为后者寻求促进非洲的区域一体化。通过指导，欧盟能够履行其对非洲的总体对外关系承诺，深化非洲一体化。[66]乌里·斯泰格的《欧非关系与规范性力量欧洲：非殖民化的泛非视角》认为虽然欧盟渴望成为规范权力，但这种后殖民时代的视角意味着“规范性力量欧洲”是一种新康德主义的欧洲中心话语，为了重振过时的欧洲家长主义。文章通过福柯的知识概念化理念分析欧盟外交政策，探讨了“规范性力量欧洲”在非盟与欧盟关系中的作用，并特别强调泛非区域化与“规范性力量欧洲”如何使欧盟在非洲推广欧洲规范变得无限乐观。相反，从非殖民化的角度来看，欧盟和非盟之间的区域间结构和组织融合只会加剧脆弱的规范性趋同，随着泛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趋同将会减弱。[67]
欧盟对非战略调整的原因，房乐宪认为除安全利益外，还有对能源利益的关注、非洲国家联合自强趋势增强、世界大国对非关系的加强以及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冲击。[68]金玲则强调欧盟对非战略目标从“为非洲工作”向“与非洲合作”的转变。她认为，欧盟欲克服对非制度中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的不良现象，中国与非洲日益增强的经贸联系，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与非洲的合作模式以及所获得的成功是推动欧盟对非政策改革的三大诱因。其中中国因素尤其重要。[69]
第二，欧盟对非安全政策及冲突预防研究。安全问题是欧盟在非洲地区的首要关切，确保该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成为欧盟的首要政策目标。[70]冷战结束后，非洲大陆频繁发生暴力冲突，牵动着世界尤其是欧盟敏感的神经。这些暴力冲突与前殖民地宗主国即欧盟的某些成员国在殖民时代执行的政策息息相关。欧盟在解决这些危机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欧盟想通过执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把处理非洲危机看成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试验场。[71]非洲作为欧洲的南翼，不断的动荡和危机自然会危及欧洲；特别是非洲战乱所带来的难民潮会加剧欧洲已经非常严重的移民问题；欧洲国家对非洲重新燃起的强烈兴趣。2011年以来，西方的干涉主要发生在非洲，如2011年的美、英、法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再如法国2011年3月对科特迪瓦的军事行动，2013年1月对马里的军事干预和2013年对中非的出兵行动。[72]欧盟欲以非洲作为突破口，拓展规范力量，传播其价值与欧洲标准。[73]并试图将非洲安全建设制度化。欧盟的规范性力量表现为“保持国际结构稳定、重视地区一体化以及支持国际法”。[74]对此，欧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对非危机管理模式，主要特点有三。其一，综合运用民事及军事手段应对危机。其二，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军事、民事、贸易与发展等冲突干预手段和相应工具。例如，为配合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African Peace and Security Architecture，APSA）的建设及加强非盟的自主性，欧盟与非盟加强了政治对话，还专门成立了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危机管理委员会等机构配合日常联系。[75]其三，欧盟与联合国非盟等其他组织共同致力于推动冲突预防手段的发展，开展针对冲突干预的多边主义合作。[76]
第三，欧盟与非洲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研究。欧非经济合作是依托《科托努协定》总体框架而不断发展的。其中心目标是：减少贫困以及最终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使非加太国家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使其能够应对全球化挑战，适应国际贸易的新形势；近期任务是增强非加太国家的生产、供给和贸易能力及其吸引投资的能力。为实现上述目标，双方的合作涉及两大方面：经济贸易合作和发展资金合作（援助）。[77]其中援助是欧盟发展对非经济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对欧非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78]
在欧盟对非洲发展援助问题上，张永蓬系统回顾了欧盟对非40余年的援助史，总结了《科托努协定》下欧盟对非援助的四大特点。一是援助的目的更强调发展与合作。二是援助的对象众多。三是援助的项目和领域广泛。四是资金的发放渠道稳定、条件优惠、形式多样、注重效果。他评价说，欧盟对非援助从《洛美协定》到《科托努协定》不断完善，范围不断扩大，总体呈现积极态势。尽管存在问题，如援助资金和效果还很有限，但在稳定的历史延续性和规范的法律、条约框架下，广泛的援助领域、项目及成功的案例表明了欧盟对非洲援助具有相对积极的成效。[79]周玉渊和唐翀则撰文指出《增强发展政策的作用：新的变革议程》的出台为欧盟的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方向，由此论证欧盟对非援助将更加集中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和行业。但从变革议程的内容来看，两人认为欧盟新的发展政策本质上仍是对欧盟发展共识的延续，仍然停留在倡议和自愿执行阶段，因此不会对欧洲的援助协调格局产生实质性的影响。[80]赵雅婷、刘青建注意到21世纪以来欧盟对非的发展援助与非洲的安全问题结合起来的现实，便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她们指出欧盟对非发展与安全相关联的援助政策体现了其引领非洲安全建设、更加注重非洲自主性以及发展与安全政策交互性和目标一致性增强的三个特点。同时也具有实施受大国左右；没有充分发挥非洲的自主性，双边关系不平等；定位不清导致援助前景不明，缺乏持续可靠的资金来源等局限性。[81]
对欧盟以规范性力量实施对非援助问题，戴瑞认为，经历50多年的发展演进，欧盟对非洲的援助已从单纯的经济援助到附加规范条件、加强政治干涉的援助，欧盟逐步建立起了规范传播式的援助机制，通过援助将欧盟规范传播到非洲，发挥其“规范性力量”，以期增强对非洲的影响力，解决非洲的政治经济问题。[82]此外，为追求核心价值观——人权，欧盟在第四个《洛美协定》中，将人权条款系统性引入其对外援助政策。[83]对于欧盟带有政治导向的发展援助的作用问题，刘青建、赵雅婷以加纳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它对加纳民主政治发展客观上起到双重作用：一方面，欧盟政治导向的发展援助政策违背了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给加纳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诸多困扰；另一方面，欧盟在客观上又“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由于援助资金的定向使用，使加纳在民主选举透明度、改善人权和良治某些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84]
2000年出台的《科托努协定》至今已近20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中越发重要与活跃，冲击着欧盟与非加太国家间的关系。为此，由安妮塔·孟图和古吉勒提·维尔克主编的论文集《非加太集团与欧盟发展伙伴关系：超越南北争论》[85]从历史基础、各地区、传统与热点问题，面临的挑战等多个方面对欧盟与非加太国家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其中多位学者都明确提出欧盟与非加太国家间援助国与受援国的不平等关系亟须改变，并试图为2020年后《科托努协定》的修订提供政策建议。
第四，欧盟的地区间合作战略与对北非的具体政策。北非在欧盟的安全战略中处于特殊的地位，一向被欧洲视为“后院”和战略要地。作为欧洲最主要的能源供应地之一，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突出，是欧洲非法移民和难民涌入的关键源头。欧盟许多的政策工具，例如欧盟的邻居政策、发展政策、欧盟地中海政策等都涵盖了北非地区。然而国内学者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方晓认为，北非国家正在经历以保障公民权益、争取民生改善、促进经济发展、完善宪政制度、健全社会功能为目标的转型期，而欧盟自2005年以来便通过陆续出台包括地中海伙伴关系、欧洲睦邻政策、地中海联盟政策等一系列合作战略，在西亚北非地区长期经营，已深入其社会内部，大量社会组织活跃于该地区，在争取民意方面孕育了有利于西方的舆论环境，故而参与北非地区的转型有天然优势。[86]然而，也有人认为，近年来爆发的欧债危机严重削弱了欧盟对南地中海地区的援助能力与意愿。“阿拉伯之春”导致的地区动荡也打乱了欧盟对南地中海地区稳定压倒一切的需求。为了应对新的局势变化，欧盟对原有的地中海政策再次进行了调整以支持南地中海地区的政治民主变革，但是鉴于欧盟严重的内部分歧与成员国各自不同的利益关切，调整后的欧盟地中海政策的前景依然不太乐观。
荷兰格林根德尔国际关系研究所（Clingenda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2015年针对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的北非乱局进行分析，为欧盟决策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一题为《北非危机对欧洲的影响与决策者的选择》[87]的报告对利比亚、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五个北非国家的政局变化与当前问题进行逐一分析，认为当前北非危机对欧盟的影响主要是恐怖主义的传播、移民和难民问题、跨境犯罪以及经济的不稳定。在最后一部分的政策建议中，报告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针对不同国家提供了多种方式，并分别分析该手段可能带来的利弊。
除中国学者已经达到的研究进展外，西方学者的研究比较擅长从宏观角度入手，批判性地把握欧盟对非战略。毛里西奥·卡尔博纳（Maurizio Carbone）参与编写的《欧盟在非洲：不连贯的政策、非对称性伙伴关系式微的相关性》从政策安排、伙伴关系实质以及合作前景三个角度质疑了目前对欧非关系的三种主流的积极评价。通过强调欧盟对非政治上的隐形霸权、人权问题上的言行不一，以及社会层面因政治意愿不强和能力不足而导致失范等等，引发学界对欧非关系的新思考。[88]达米安·赫利（Damien Helly）同样以批判的视角将所谓“大陆漂移”（Continental drift）说引入欧非关系，认为双方因金融危机和新兴大国拉拢非洲的双重作用而弱化了经济合作，纵然存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欧洲强大的援助能力和“阿拉伯之春”导致的动荡仍然使得双方保持援助及受援关系，并未实现真正的平等。在政策层面，在合作实践中，欧盟的一些政策缺乏连续性，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实际操作与政策构想并不吻合。这些缺陷最终造成欧非间裂痕加大而不是最终完成“大陆漂移”。[89]而另一些学者较为关注欧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如阿德贝久（A.Adebajo）和怀特曼（K.Whiteman）将这一趋势归纳为从欧非主从关系（Eurafrique）到欧非平等关系（Afro-Europa）的进程，从殖民历史时期的欧非关系着手，解析双方如何在欧洲一体化和非洲去殖民化的大背景下走向合作。[90]
具体到欧盟对非安全战略，科琳娜·穆里娜（Corinna Mullina）及伊恩·帕特尔（Ian Patel）从欧盟提出的“良治”出发，试图说明2010～2011年北非地区的多次动乱与欧盟立足于前殖民时期、成熟于后冷战时期，以良治为基调的安全机制息息相关。这种安全机制名为良治，内有深厚暴力实践倾向，在反恐战争中不断强化并最终以北非动乱为突破口爆发出来。[91]马尔特（Malte Brosig）的独到之处在于采取了国际组织间关系视角，认为大部分欧非安全合作是立足于联合国、欧盟、非盟以及区域、次区域国际组织而运作的，进而指出组织间互动深刻影响欧盟对非洲安全事务的介入。[92]瓦莱丽·维姬·米兰达（Valérie Vicky Miranda）、尼科莱塔·皮罗齐（Nicoletta Pirozzi）和卡伊（Kai Schäfer）则通过《走向更紧密的欧非安全合作：非洲区域组织与公民社会角色》在区域组织基础上添加了公民社会对欧非安全合作的助力分析。[93]托尼（Toni Haastrup）采用“制度化的地区间主义”的安全分析框架，试图将历史制度主义与地区间主义的经验理论有机结合，证实其“安全考虑可以彻底改变欧非双方关系”这一假设，并得出结论称欧盟成员国各自外交政策使得欧盟对非统一决策频频受阻，大大减少了欧盟对维护非洲区域稳定所能做出的有效贡献。[94]
同样谈到成员分歧对欧盟总体政策产生负面影响的还有毛里西奥·卡蓬（Maurizio Carbone）。他认为此问题在对外援助事务中一样存在，欧洲委员会层面力求提升欧盟对非援助行动的整体感和执行力，但落实到基层，主权国家负责提供援助的官僚往往以援助有效性（aid effectiveness）为由从中作梗。[95]穆祖科斯（Mzukisi Qobo）认为，欧盟需要加强与新兴大国和非洲的关系，但这应该以非洲领导人认知和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并去发展新的伙伴为基础。欧非之间的捐赠者与接受者的关系面临来自建立一个更平等伙伴关系的挑战，但这种情况只可能在非洲领导人有效地管理其经济，减少对外援助依赖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非洲国家应努力将其生产基地和出口市场多元化，以减少他们的贸易依存度。[96]而且，欧盟的非洲政策必须放在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下理解。
在玛丽亚·科斯塔·费雷拉（Maria da Costa Ferreira）看来，欧盟的目标是通过一个更加综合的方法，把自己塑造成世界上著名的国际行为体。这种方法可以通过整合、主流化和协调外部政策和手段，去积极影响世界政治，在世界上成就较大的知名度。非洲代表着欧盟重要的利益。欧盟的动机和利益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社会、环境和道德等多个方面。[97]由此可知，未来讨论欧盟对非战略不仅要考虑高政治层面的合作，同时也需将低政治领域合作加以考察，不仅要看到欧盟对非战略的天然优势和制度输出，更要挖掘不足之处和非洲的态度反馈，唯有如此，才能全面、客观且有针对性地探讨欧盟对非战略。
三 新兴大国对非关系研究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成为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的重要现象。与此同时，非洲的快速发展引人瞩目。这为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的加强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二者的合作既是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共同发展的要求，更是大国战略的必然。本世纪，非洲发展态势总体良好，其发展速度在全球地区排名中位居第二。可以说，非洲正从“绝望的大陆”向“崛起的大陆”转变，其在国际关系中的战略地位由此重新受到重视。总的观察，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对非政策的力度、重点和趋势基本保持稳定和可预测性，表现出经济利益结构基本稳固、合作机制建设顺势增强、和平安全事务渐成焦点三方面基本特征和趋势。[98]
相较之下，21世纪以来，新兴大国在群体性快速崛起中，对非合作力度持续加强。非洲可选择的战略空间和合作伙伴得到扩展，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洲经济的掌控力和政治影响力相应减弱，国际对非形势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因此，可以说，在紧盯西方国家对非政策动向的基础上，新兴大国的对非政策和战略及其带来的国际对非形势的变化是中国对非战略选择的重要限定条件。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新兴大国对非交往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进行梳理。
第一，双边层面的研究。国内学界对新兴大国双边层面的对非战略研究最多，涉及战略发展、演变、地位、成效等多个视角。徐庆国的论文《巴西对非洲关系的演变及其特点》，梳理了16世纪至21世纪初巴西与非洲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分析了巴西对非关系的三大特点。[99]张来仪的论文《俄罗斯与非洲经济关系的困境和对策》对冷战后俄罗斯对非经济关系的成效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与非洲经济关系出现的困境是暂时的，随着俄罗斯“重返非洲”步伐的加快，双方的经贸关系必将升温，并带动双边战略关系的发展。[100]余忠剑的《印度对非洲政策调整的背景、特点及走势》对20世纪90年代前后非洲在印度外交战略中地位的变化进行了梳理，并对新世纪后印度对非政策的主要方面、特点和利弊因素进行了分析。[101]
国外的研究有两种趋势，对俄罗斯、巴西与非洲关系的研究主要以历史研究为主；而对印度对非关系的研究则主要采取比较的视角，尤其注重与中国的对非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来说，在俄非关系的研究中，弗拉基米尔·舒宾（Vladimir Shubin）的论文《俄罗斯与非洲：回到过去？》具有代表性。该文在对俄罗斯对非关系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21世纪以来俄非关系的新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新世纪俄罗斯对非合作的加强并不是新现象，而是对历史的继承。该文建议，当前应该重视的是推动俄罗斯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更加符合俄非政治关系发展的需要。[102]巴西与非洲关系方面的代表性研究《理解巴西对非合作新动力》分析了巴西对非关系的三大基础，即政治交往、经济参与和发展合作。该文认为新世纪巴西对非关系仍以此为基础，但力图在三大基础之间寻求平衡，即通过对非商业和发展合作的渠道，实现精明外交与开放的合作，三者间彼此促进为巴西对非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103]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印度对非外交的研究常与中国进行比较，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是《中印崛起的非洲意义》。该文梳理了以中印为代表的亚洲的崛起对非洲发展的意义，特别是基于对比研究，对中印对非合作的竞争和互补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前提，对非洲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104]
第二，“超双边”层面的研究。所谓“超双边”主要是指一国以其主导（或倡导）的某一机制为载体与某一类型国家发展关系的形式，是一种特殊的双边关系。在本书中，“超双边”关系主要是指新兴大国通过其对非机制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新兴大国对非机制的分析。中非合作论坛是新兴大国最早建立的对非“超双边”机制，其发展为其他新兴大国对非机制性合作树立了典范。因此，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非合作论坛上。国内对中非合作论坛的历史进程研究最为典型。此类研究主要以中非合作论坛的启动背景、发展进程以及未来展望为主要内容，在中非合作论坛相关研究中数量最多，也最为典型。代表性研究如下：李安山的论文《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兼谈对中国非洲战略的思考》对中非合作论坛筹备、建立的过程进行了说明，其中许多为作者掌握的一手（书信、访谈）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105]周玉渊的论文《中非合作论坛15年：成就、挑战与展望》发表于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召开之际，对“论坛”发展进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该文较为规范，具有较强的代表性。[106]类似的研究还有：薛琳的论文《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脉络、成就与未来方向》[107]、李建伟等的《迈向新的十年：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研究》[108]等。此外，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本研究中非合作论坛的专著，张忠祥的《中非合作论坛研究》[109]以中非合作论坛历届部长级会议为基本线索，对“论坛”的发展历程、特色、优势等进行了分析。
国外（特别是西方）的相关研究（学术）批判色彩较强。其中，英国著名的非洲问题、中非关系问题专家伊恩·泰勒（Ian Taylor）的专著《中非合作论坛研究》具有典型性。目前该书是英文世界中唯一一本对中非合作论坛进行集中研究的专著。其基于对中非合作论坛历届部长级会议（文件、成果、背景等）的梳理分析，认为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关系具有不对称性，中国的对非政策或对非合作并不完全如中非合作论坛（希望）展现的那样。[110]
此外，学界对印非合作论坛的研究也相对较多。徐国庆的《从印非峰会看印对非政策变化》对首届印非峰会召开的背景、举措、利益诉求和前景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印非合作是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提供独特的经验和启示。[111]丁丽莉的论文《第二届印度-非洲论坛峰会评析》对第二届印非论坛进行了跟踪研究，对以机制化平台为基础的印度对非外交的利益诉求和政策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112]
第三，多边层面的研究。本书的所谓“多边”主要是指新兴机制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多数集中于金砖国家机制和印-巴-南对话论坛与非洲的关系问题。印度学者阿帕拉吉塔·比斯瓦斯的论文《金砖国家与低收入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中国和印度在非洲发展模式为例》首先对金砖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选取中国和印度的对非贸易作为案例进行了更具体的分析。通过比较分析，作者认为中印两国的对非（贸易）政策与西方不同，两国积极主动、务实守信的对非（贸易）政策将为非洲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贡献力量。[113]徐建国、王洪一的研究报告《新兴大国对非合作比较》以金砖国家作为代表，对其对非合作的政策、进展和成效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进而对中国在多边层面开展对非合作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建议。[114]西蒙·弗里曼德尔和杰里米·史蒂文斯的研究报告《金砖国家与非洲：结构转型将金砖国家与非洲经济的命运维系在一起》对金砖国家与非洲的经贸关系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金砖国家在对非交往中表现出强烈的区域性，合作重点具有明显的差异性。[115]时宏远的《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缘起、成就与挑战》是国内较早关注三国论坛的学术论文，文章论述中涉及三国推进亚非拉洲际合作方面的案例，对于研究新兴大国在多边层面的对非洲政策具有一定意义。赵雅婷、高梵的论文《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合作成效及存在的问题》[116]对三国通过“论坛”加强区域间合作方面的成效进行了分析。
总之，既有的对新兴大国对非外交、战略方面的研究多是静态的、割裂的，缺少一种联动、互动的视角。鉴于此，本书的后续章节将以国别研究为基础、格局变迁为线索、全球（非洲）治理为维度，对俄罗斯、印度、巴西的非洲政策、战略的演进历史、现实效果和发展趋势进行梳理与分析、归纳和比较，最终为新时期中国对非战略的选择提出建议。
第三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与研究方法的说明
为研究的便利，须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并对研究方法进行说明。
一 关于研究对象
界定研究对象首先必须明确三个问题：研究的时间、研究的空间和研究的问题。本书研究的时间是以21世纪为主。为说明观点和问题须进行纵向的比较，因此，在研究某些国家和国家集团时，会追溯到冷战结束的20世纪90年代甚至冷战时期，对有些国家还会追溯到更久远的殖民时期。
研究的空间在本书中是指对中国对外战略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国际环境。本书把国际环境界定为对行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产生重要作用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以及主要行为主体在体系中的行动和互动所形成的体系结构。（或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及其结构。本书在运用中注重二者的同一性，忽略二者的区别）。即本书所指的国际环境包括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主要行为体的行动与相互间的互动和体系结构等三个方面。本书研究的行为主体包括主要国家行为主体和主要非国家行为主体，研究这些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模式——包括国家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结构是主要行为主体互动形成的状态，因此，对于结构，本书主要讨论的是冷战结束后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主体在互动中形成的状态。
本书研究的问题是当今世界大国（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和国际组织对中非关系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对中国的非洲战略产生影响的世界大国和国际组织。在当今国际舞台上能够对中国的非洲战略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大群体。一是西方大国和国家集团。在此群体中，能够对中国的对非战略产生影响的国家行为主体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主体欧盟。在体系层面上，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它的对非战略和政策对中国的对非战略和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作为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欧盟，它的前身欧共体的创始国大多是非洲国家的宗主国。它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历史悠久，对非洲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影响力极大。在从欧共体到欧盟的发展进程中，其对非洲政策是该非国家行为主体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欧盟建立后，对非政策是其三大重要支柱之一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新兴大国和国家集团。这个群体，也包括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就国家行为主体而言，虽属于这个群体的国家有十多个，但与中国在非实力接近并能影响中非关系的国家不多。因此，本书选取了俄罗斯、印度、巴西这三个国家行为主体。在非国家行为主体中选取了能在体系层次上产生影响力的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和金砖国家。
二 关于研究方法
本书将采取以下研究方法。
第一，体系分析法。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综合体系，单从一个层面去研究难免片面，多层面的综合研究才能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地解析所研究的问题。故而本书采取宏观的体系分析方法。在体系分析中，从体系宏观层次的结构状态、中观层次的主要行为体的多边和双边互动，以及微观层次上行为体在应对体系的动态发展中的战略/政策的发展演变，系统考察美国、欧盟、新兴大国及其主要国际组织对非战略/政策在不同分析层次的表现和各种互动过程。
第二，历史文献研究法。通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以及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方法。本书将充分利用网络、书籍、期刊、报纸、官方文本、学术报告等资源，通过相关数据库，收集近年来有关的国内外本领域的研究资料。通过梳理和研读这些资料，借鉴国内外丰富的先期研究成果，使本书的研究立足于较高的研究层次。在充分了解研究现状和前沿观点的基础上求得对本书所研究问题的深入论证。
第三，比较分析法。本书在体系、国际组织以及国家三个层次上讨论美国、欧盟、新兴大国及其相关国际组织的对非战略和政策。在此基础上，纵向比较美国、欧盟/欧共体、俄罗斯/苏联、印度、巴西等对非战略/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进和特点，横向比较美国和欧盟的对非战略和政策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归纳总结新兴大国对非战略和政策的特点，从而为中国对非战略规避与它们的冲突，并寻找有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合作的空间，提出有利于中国制定合理、完善的对非洲战略的意见与建议。
总之，本书利用上述研究方法，综合分析美国、欧盟、新兴大国的对非战略/政策，并为中国对非战略提供便于实施的战略或政策选择。这些研究方法的运用，使该书具有了较高的学术性和科学性。
第四节 研究框架结构、基本观点与创新
根据研究的主题和研究的对象，本书设计了四部分共九章的框架结构，并在各章中展示了基本的观点和创新。
一 框架结构
本书由导论、四个部分和结论构建整体的框架结构。
在导论部分首先提出了研究的问题并说明研究的意义；接着，梳理了现有的研究成果，指出既往研究的不足；随后，界定了研究对象，指明研究方法，设计总体研究框架。
第一部分是“国际环境之体系结构”。由第一章“体系结构与中国对非洲战略选择的国际环境”构成。该章是对中国对非洲战略选择的宏观国际环境即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分析，主要在于说明本书研究的宏观背景。其内容包括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演进，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体系及其结构和国际经济体系及其结构以及体系结构对中国对非洲战略选择的影响。
第二部分是“国际环境之美国与欧盟”，包含第二、第三、第四章。本部分从战略传统、战略调整和战略整合三个方面对西方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对非战略进行了从历史到现实、从双边到多边的探讨和比较分析。在第二章“战略传统：美、欧对非洲战略/政策的历史回顾”中，分别梳理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下半期美国和欧盟的非洲战略及其核心内容、实施成效。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非洲战略的共性和个性进行了历史的比较。第三章“战略调整：21世纪美国、欧盟对非战略/政策”中，探讨了21世纪以来的近20年内，美国和欧盟的对非政策是如何依据地区形势变化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更新和调整的，并比较了二者的调整有什么共性和个性。第四章“战略整合：从‘西方治理’到‘南北共治’的非洲议题”从多边角度考察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分析八国集团的非洲议题的发展演变，解析了从海利根达姆进程到二十国集团的发展中非洲议题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
第三部分是“国际环境之新兴大国”，包括第五、第六、第七章，并选取了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大国，从战略传统、战略调整和战略联动三个方面对这三个新兴大国的对非战略（或政策）进行了从历史到现实、从双边到多边的探析。第五章“战略传统：新兴大国对非洲政策的历史演进”分别对俄罗斯、印度、巴西三国冷战时期的非洲战略（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后冷战时期的20世纪90年代三国对非洲战略（政策）的变化以及三国对非洲战略（政策）的不同特点。第六章为“战略调整：21世纪新兴大国对非战略的进展”。该章以双边视角分析了这些国家对非战略的目标和外交实践，指出了近年来各自发展的新态势。第七章“战略联动：新兴机制与非洲”从多边角度考察了新兴国家的战略互动，分析“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机制和金砖国家机制以及新兴国家对非战略和政策的多边协调。
第四部分是“进程动力与中国的选择”。本部分有两章，第八章和第九章。第八章“西方大国的结构性压力与中国的选择”讨论了西方大国对中国的体系结构压力及中国的困境，指出利用进程动力将有利于中国对非关系施展行动空间，提出中国的战略选择应规避压力、借助动力的政策建议。第九章“新兴大国的竞争性压力和动力与中国的选择”探析了新兴大国对中国的非洲战略的挑战和动力，认为新兴大国在某些领域对中国的对非战略构成竞争性，在深入分析相互间合作的共同历史和现实基础，当前在自身发展、非洲和平与安全以及体系结构障碍等方面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战略选择应是规避风险、实现竞争性合作的政策建议。
最后是结论，对全书主要观点的归纳和总结。
二 基本观点与创新
本书的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变与历史上的体系转变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转型方式、进程、行为主体地位变化的路径和时间等四个方面。在转变方式上，历史上体系的转变都是体系中的主要力量之间以暴力的最高形式——战争的方式结束旧体系的，而此次雅尔塔体系的结束则是以东欧的“和平”剧变和苏联的“和平”解体而导致东方阵营的崩塌结束的。因此，体系的转变方式具有和平性的特点。在转变进程上，历史上的体系转变进程的动态互动是在主要国家行为体——强国之间进行的，而此次体系转变进程则伴随着国家行为体之间、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非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不间断的多样性互动。行为体的这些互动显示了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区域、区域与全球以及双边和多边的网状互动的多样性和互动的多层次性。在转变的行为主体地位变化的路径上，决定未来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行为主体的地位变化的路径，从过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军事实力的较量转变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包括软硬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的较量。以上三个特点决定了转变时间的长期性，而且结束旧体系的方式和构建新体系的方式也决定了此次体系转型的长期性。如果以冷战的结束为起点，至今已经有近30年，但转变过程仍未结束或尚未完成。新的世界体系虽初见端倪，但仍未定型。
第二，当前体系转变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中国对非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它极大地挑战着中非关系当前与未来的发展。其中中国必须面对的主要是结构性压力、竞争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的问题。结构性压力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全球战略空间扩展的结构性压力。其二，美国与其盟友联合对付中国的结构性压力，非洲是西欧国家的传统势力范围。其三，美国的制度霸权对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国际选择行为的制约。其四，美国假手周边邻国和国家集团遏制中国崛起的压力。竞争性压力则更多地表现在经济领域，主要来自双边与多边两个层面。在双边层面有二。一是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性压力。这主要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所恐慌的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从而赶超美国，甩掉英、法、德、日等强国的问题。与非洲合作的深入发展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实现量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特别是与非洲有着传统关系的西欧国家感到巨大的压力。同时中国在某些领域的优势也使发达国家感到巨大的挑战。二是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性压力。这种压力则更多地表现在双方的经济结构上，特别是那些与中国经济结构接近甚至是极为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为甚。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确切地说是在非洲市场上与中国的竞争性不断增强。在多边层面上也有两种压力：一是多种多边合作机制对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影响；二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针对中国的联手合作对中非合作的挑战。如果说结构性压力和竞争性压力属于国际硬实力环境的压力的话，那么规范性压力则属于国际软实力环境的压力。规范性压力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以人权、民主和良治等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压力，特别是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集团在推行其“规范性力量”中，以其对非洲的传统影响力和现实制度性影响力对中国对非洲战略的挑战。
第三，中国必须面对和着力解决的是规避结构性压力、解构竞争性压力和缓解规范性压力的问题。为解决中国在对非战略中面对的结构性压力、竞争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的问题，全书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一超多强”的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巴西等的对非洲在双边层面上的历史的战略传统和现实的战略调整，以多边（包括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和金砖国家集团）层面上的战略整合和联动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探讨了各自的对非洲的宏观战略或政策、中观的对非关系与微观的具体实践，提出利用进程动力中的多样性的双边互动和多层次的多边互动来规避结构性压力、解构竞争性压力和缓解规范性压力的问题。
第四，本书在对美国与欧盟的比较中发现，进入21世纪后的近20年内，美国和欧盟的对非政策都依据地区形势变化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更新和调整，二者的政策基底和变化一方面存在共性，如重视军事手段和援助政策、调动相关国际组织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在决策特点、指导思想、政策重心上显现出诸多分歧与裂痕。可以说，美国的对非政策侧重“治标”，目前来看效果不佳。欧盟则希冀“治本”，却在有效缓解非洲国家所处困境和解除自身危机方面难以如愿。非洲始终在欧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在对非发展援助中付出了较大努力，在总体战略和具体政策中与中国的非洲战略有许多共识，是可以借助和合作的重要力量之一。
第五，新兴大国与中国在对非合作中存在一定的竞争性。主要表现在经贸合作中，新兴大国以中国作为其追赶的对象；在机制建设上，新兴大国以中非合作论坛作为参照目标；在对非合作的战略支点上，争抢与南非关系的先机。但是，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二者的竞争性并不意味着走向“零和”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新兴国家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合作大于分歧：无论是在金砖国家中，还是在二十国集团中，中国都找到了与新兴大国协调合作的路径和方法，并在许多问题上实现了良好的合作。这有利于中国将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性压力转化为竞争性合作。
本书最大的创新是，指出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转变方式、进程、行为主体地位变化的路径和时间等四个方面的特点，并在对此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对非战略在国际层面上面对的是结构性压力、竞争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的问题。全书围绕这一问题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发达国家的国家行为主体的超级大国美国，发达国家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欧盟，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新兴经济体的俄罗斯、印度、巴西进行了以对非洲双边的历史的战略传统和现实的战略调整以及多边（包括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和金砖国家集团）的战略整合为主要内容的梳理和分析，探讨了各自的对非洲的宏观战略或政策、中观的对非关系与微观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中国的对非战略必须面对和着力解决的是规避结构性压力、解构竞争性压力和缓解规范性压力的问题以及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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