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大学教育与老年人再社会化

〔日〕笠原清志[1] 著 王勇丽[2]

【摘要】老龄化问题带给社会的冲击有目共睹,制度层面的大范围重构迫在眉睫。中日韩三国的老龄化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日本是三个国家中老龄化率最高的。进入老龄化社会,支撑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的现役劳动人口的比例就会逐渐下降。伴随少子高龄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已经认识到大学本身不再只是年轻一代的学习场所,中高年龄层也应当成为受教育的对象,这也意味着大学需要通过自我革新,成为一个终身教育和学习的场所。文章希望以“立教第二阶段大学”为例,为逐步深化的少子高龄化问题提供一个新出口。

【关键词】再社会化 大学教育 老龄化 立教第二阶段大学

【要旨】急速な高齢化の進展によって、従来の社会保障や年金制度は大幅な制度的再編を余儀なくされる。日本、韓国、中国の高齢化率が世界の平均よりかなり高く、日本が三国のうちで最も高い。高齢化社会においては、社会保障や年金制度を支えていく勤労者人口の割合が低下していく。大学が明示しないまでも、大学自身が若年層に限らず中高年層も対象とする学習の場へ、そして生涯にわたる教育、学習の場としてのシステムを備えた大学へと、自己革新していく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本文では、立教セカンドステージ大学を例に、少子高齢化社会の新たな出口を探してみたい。

【キーワード】再社会化 大学教育 高齢化 立教セカンドステージ大学

Abstract:Since the impacts of agingon society havebeen widely recognized,there is an immediate need for large-scale reconstruction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looms ahead. The aging rate of China,Japan and South Korea is significantly above the world average,with Japanwitnessing the highest. In an aging society,the proportion of the existing workforcesupporting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pension system will gradually decline. With declining birth rate and aging,m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realized that the university itself is a place of learning not only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but also for the middle and high ages. This means thattheuniversityneeds to upgrade itself asa place of lifelong education and learning. As an example of the second stage(graduate stage)of the Rikkyo University,this article aims atproviding brand new solutions for the increasingly declining birth rate and aging.

Keywords:Resocialization;University Education;Aging;Rikkyo Second Stage University

前言

截至2015年10月,日本总人口为1.27亿人,而老龄化率(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高达26.7%。老年人口与劳动力人口(15~64岁的人口)的数量关系,即老年抚养比为1∶2.3。未来日本的老龄化率将会进一步升高,到2060年老年抚养比将低至1∶1.3。急剧发展的老龄化,毫无疑问会给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制度带来巨大冲击,制度层面的大范围重构迫在眉睫。

在家庭结构不断向核心家庭化转变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被置于子女家庭关照之外,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老龄社会政策并没有考虑大家庭结构和区域社会的转变,缺乏老年人意识层面的改变,这也导致了老年社会问题的进一步加深。所谓老年社会问题,既需要立足于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变、从经济状况和健康状态加以区分,同时还要去思考不同年代和阶层的个体如何能够主体性地参与到社会中的问题,这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题。

有关支持老年人终身学习的相关经验,依赖现有高校主导的法国模式和重视老年人自律学习理念的英国模式最具代表性[3]。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各个国家有必要根据自身的社会结构、政治体系,以及公民与大学的角色,构建一个能够保障老年人社会主体性参与的制度体系。制度层面的应对和意识层面的再社会化就如同两个车轮,少了任何一个方面社会这辆“车”都无法前行。单纯制度层面进展迅速,会使车子因失去平衡而倾倒。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际,本文通过考察老年人再社会化中“话语”与“场”的含义,向大家介绍一下重视现有大学主导性作用的老年学习模式——立教第二人生大学的情况。

一 中日韩老龄化现状

联合国将老龄化率超过7%的社会定义为“老龄化社会”,将老龄化率超过14%的社会定义为“老龄社会”。日语中用“倍加年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老龄化速度,指的是该国从“老龄化社会”转变为“老龄社会”所要花费的年数。从图1可以看出,中日韩三国的老龄化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日本是三个国家中老龄化率最高的,而从“老龄化社会”转变为“老龄社会”的“倍加年数”来看,韩国历时最短、速度最快。

图1 中日韩老龄化率比较

注:65岁以上老年人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即为“老龄社会”,这是衡量老龄化进程的重要指标。出处:大泉啓一郎基于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0 Revision作图(『日経ビジネス』、2012年11月30日https://business.nikkeibp.co.jp/article/report/ 20121126/240076/)

大泉啓一郎在研究中指出:伴随中日韩等亚洲国家老龄化率的不断升高,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已经在逐渐消失[4]。日本是在获得了一定财富积累之后迎来老龄化的,但韩国、中国以及泰国等,却是在“未富先老”的状态下迎来了老龄化的急剧推进。在亚洲各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同时,老龄化问题也在悄然、快速地前行。

<日本>老龄化率7%:1970年     <中国>老龄化率7%:2001年

    老龄化率14%:1994年        老龄化率14%:2024年

    倍加年数24年            倍加年数23年

<韩国>老龄化率7%:1999年     <泰国>老龄化率7%:2001年

    老龄化率14%:2016年、       老龄化率14%:2022年

    倍加年数17年            倍加年数21年

日本是亚洲国家中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转变为“老龄社会”用了24年,并且在2010年老龄化率超过21%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到2015年这一比例超过26.7%,引起广泛关注,但韩国从“老龄化社会”转变为“老龄社会”只用了17年,比日本的老龄化速度更快。中国在老龄化速度上虽然与日本相当,但老年人口实际数量将在2024年远远超过日本达10倍以上。亚洲各国的“倍加年数”都在20年左右,而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47年,德国也用了40年。亚洲各国的少子高龄化发展迅速,未来要做好仅花费英国、德国1/2的时间从“老龄化社会”转变为“老龄社会”的准备。

二 老年人的意识变革

进入老龄化社会,支撑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的现役劳动人口的比例就会逐渐下降。以下几点就是影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性的几个关键问题。

①收支平衡问题;

②老年人护理的社会化问题;

③家庭、社区的支持角色问题;

④老年人的再就业与再雇用制度的改善;

⑤女性劳动环境的改善;

⑥护理人才的保障与法律的修订;

⑦其他。

即便进入老年期,人们仍然习惯于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和水准,而如果依赖社会保障和年金制度来保证这样的生活水准,就很难实现“收支平衡”。老年人不仅收入减少,还应当对自身社会地位和角色的变化保持自觉,通过内化符合这一年龄阶段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减轻维持社会保障和年金制度的财政负担。老年人再社会化的过程,不是国家或社会的强制性过程,而必须是通过与同辈群体对话实现“自我重构”,通过自己的“话语”实现自我角色的自觉和内化的过程。

老年人的再社会化与“自我重构”的背景在于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总务省统计局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1957年6月就业人口中雇佣劳动者人口为2017万人,就业率为47.5%,不足1/2。但到1987年6月这一数据就上升到4426万人,占比74.9%。到2016年11月,这一数据再次上升至5733万人,占比达88.9%,将近90%的劳动力人口在企业、自治体等平台就业。从事农林水产等第一产业的劳动者,以及木匠、水泥匠等手工劳动者,他们是没有退休年龄的,只要有能力无论多大年龄都将作为“行业老将”活跃在行业第一线,始终是他人的坚实依靠。

楠木新指出,在日本社会结构变化过程中,面对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生活方式面临困境。也就是说,企业、自治体等平台的就业者,多数情况是因为有统一的退休基准,即使想继续工作也不得不退休。与第一产业的劳动者和匠人们不同,对他们而言退休即离开工作岗位,因而不得不重新思考该如何面对未来20年以上没有范本的老后生活。

“在一个没有战争、和平且富裕的时代”从事一项名为“上班族”的工作,伴随就业人口数和就业率的急剧上升,退休后的生活方式问题必然成为一个全新且重要的普遍性社会问题。谈到“退休后”,人们经常单纯的将其与“老龄化问题”相提并论,但事实上我们还是有必要将这些问题也纳入进行理解。[5]

三 老年人的再社会化

我们正在迎来老龄化社会这样一个未知的时代,社会是每一位老年人实现意识再社会化的场所,因而未来应当基于此来完善新的社会政策。所谓社会化,即如呼吸饮水般自然的将个体所属集团、社会的规范、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不断内化的过程。通过与他人互动,习得行为方式、价值观以及如何表达和控制情绪,并通过集团和社会化礼仪加以强化。

埃里克森[6]将社会化要分为3个阶段:①幼年期社会化,②青年期社会化,③成年期社会化。成年期的社会化,因为含有将青年期形成的人格统一进行重构的意味,从而也称其为“再社会化”。老年人在退休的同时,还将面临社会地位和角色的巨大转变,经济基础也会也会有很大变化。因而,老年人的再社会化始于自我的统一,假设预期的现实并对丧失传统角色保持心理平衡。Havighurst[7]指出,人生各个阶段都有必须完成的课题,如果能够顺利完成这些课题,就可以获得心理的满足感和充实感。老年期面临的课题以下几个方面。

①适应逐渐衰退的体力和健康状况;

②适应退休和收入的减少;

③适应配偶的死亡;

④与其他同辈群体建立密切联系;

⑤履行对社会和公众的义务;

⑥为过上满意的物质生活做好准备。

再社会化过程中的自我重建,与其说是外部强制力作用,不如说是内生问题与外部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讲,通过反省式的“话语”回顾过去的历史,从其现在的价值和立场出发进行重构,可以说也一个将容易分裂的人生重新归位于统一的尝试。阪本在Havighurst提出的老年期内省行为的基础上,指出“话语”在实现自我重构上的意义。

所谓“话语”,它可以是自我的生活史,也可以是虚拟的故事,都可以看作一种自我表达行为。这是一种内省行为,能够在描述事件外向行为的同时实现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换句话说,叙事的自我表达是由过去的各种经验自我创造的,自我回顾是通过“话语”来促进的。[8]

图2 通过“话语”实现自我重构

出处:阪本陽子、「高齢期の社会における「語り」の意義」、教育研究所紀要、文教大学、2005年12月、p.76)

“话语”是“话语”者和倾听者的相互作用过程,社会通过该过程,以前被社会授予的传统角色相对化,并促进了自我认知和认同的变化。老年人再社会化的过程曾经被认为是由其在家庭和社区中的地位变化促成的。人与家人一起成长,并根据自身在家庭中的角色变化进行再社会化。在社区中也有适合老年人的地位和角色,老年个体通过他人的看法和习惯自然而然地实现再社会化。但是,随着核心家庭化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和个人隐私主义的推进,家庭和社区以往的再社会化功能在不断弱化。

在此基础上,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在企业、自治体等平台工作的庞大工薪阶层。他们一般到60岁或者65岁就会在退休、退职的名义下,失去各种社会地位和角色。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渗透极大地扩展了虚拟语言空间,但我认为网络空间单方向的“话语”表达不会带来老年人的再社会化。在虚拟的匿名社会中,很容易表露出寻求他人认同的强烈需求,即使在复述自我时也容易出现不负责任的表达,因而很难实现通过对话获得角色相对化。与同辈群体的直接沟通交流、学习和相互倾诉,是老年人再社会化的起点。

四 支持老年人终身学习

如今,高校正在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协作活动。与企业合作、开展产学联合项目和区域交流,并且积极推进全球范围的大学间交流合作等。但作为一个终身学习型教育机构,许多大学仍然处在自我革新的旋涡中。目前许多学校开设市民讲座、终身学习中心、市民大学,以及专门针对社会人的研究生院(专业人才研究生院、独立研究学院等各种研究生院),这些现象正是新型大学已经萌芽的表征。尽管各个高校并未明确表示,但这些现象意味着:他们已经认识到大学本身不再只是年轻一代的学习场所,中高年龄层也应当成为受教育的对象(包括专职人员的再教育),这也意味着大学需要通过自我革新,成为终身教育和学习的场所。

自1970年以后,对老年人学习的支援就逐渐在各个国家开始以终身学习、第二人生大学(Second stage University)、老年大学,或者第三年龄大学(U3A)等形式开展起来。现如今“跨越国境的终身学习模式:第三年龄大学”更是成为潮流,并结成U3A(AIUTA)协会等组织开展活动(木下,2018)。对老年人的支持形式和内容也开始多样化,从单纯支持老人重新学习逐步走向支持其再就业,支持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体。很多报告显示,老年学员们以重新学习的场所为基础,人际关系从以往的“社缘关系”逐步转变为相互学习的“学缘关系”,还自发结社组成NPO/NGO团体解决社会问题(坪野谷、2017)。

五 “立教第二人生大学”的设立

“立教第二人生大学”并不是文部科学省认可的普通高校,而是立教大学为社会提供的一个终身学习场所。该课程自2008年4月开始授课,目的是为以“团块世代”(1947年至1949年出生的人)(堺屋、1980;2009)为主的老年人们提供一个以人文科学教养为基础,支持他们“重新学习”“重新挑战”的新学习场所。“立教第二人生大学”旨在创造一种全新的教学环境,帮助老年人自主踏入“第二人生”——将老年人们再次集结在大学校园里,使人与人之间、社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网络得以重建,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使他们成为社会参与的生力军[9]

(一)课程特色

本科(1年制)课程包括:①老龄化社会概论,②社区设计与经营,③有关规划“第二人生”的各项课程。学员修完初级课程(1年制)以后,还可以继续进修高级课程(1年)。以往的终身学习课程一般由学员自主“点单式”选取。而“立教第二人生大学”则采取导师制,即所有学员入学后都须选定一个导师,在导师的带领下组成一个讨论小组,修完所有课程(包括必修课)以后,每位学员须从自身出发思考如何度过“第二人生”,或者针对某个特定领域,写一篇毕业论文。另外,学员们还可以免费选修2门立教大学面向本科生开设的公共课。如此,“立教第二大学”的学员就可以与普通大学生一起同窗共读,有望通过课程创造交流机会。

讨论小组扮演着连接整个大学与每位学员的中间角色,在讨论小组中学员们不仅可以讨论论文思路,即便是毕业以后,其仍然是学员们聚会、合宿、进行“话语”交流的平台。而且,每位学员不仅仅是接受教育服务的对象,他们同时也是支撑起第二人生大学的主体。他们自发组织各项活动,组成自己的新闻编辑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圣诞节执行委员会以及夏季清里合宿委员会等等。

(二)课程内容

1.老龄化社会基础概论课程

退休意味着进入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中,与过往人生的差距会使许多人陷入困惑。基础概论课程,就是一组指导学员在新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中,重建与家庭、与社区的联系,与他人相互支持,逐渐摸索出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开启丰富多彩的“第二人生”的课程。

2.社区设计与经营课程

这是一组帮助学员思考“第二人生”生活方式,重新学习和重新挑战的课程。NPO/NGO被称为21世纪新公共性的执行者。立教大学未来将以NPO/NGO和构建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利用一直以来积累的各种人际关系网络,开展研讨会和实习项目等实践性讲座。

3.第二人生规划课程

许多日本男性直到退休前一刻仍始终在为企业、公司奔忙,而家庭生活和社区社交活动则几乎全权推给他们的妻子。这种模式下,从人际关系和生活自 理能力角度来看,可以想见他们退休以后的生活状态。因此,这组课程的目的就是帮助学员反省以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传授夫妇双方作为平等的公民主体建立理想夫妻关系时应该掌握的知识和技巧。

图3 课程构成

六 学员档案

在2008年招收第一届学员时,设定的申请条件为年龄50岁以上,且只招收70名学员,发出资料1500份,最终有170人申请。考试费用为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00元),申请人须根据自己的过往经历写一篇2500字左右的小论文,基于小论文对所有申请人进行面试。申请者中男女几乎各占一半,平均年龄61岁,从学历看,高中毕业占26%,7%毕业于专科院校及其他,短大或大学学历占64%,还有3%研究生学历。自那之后招收的10届学员,在平均年龄和学历构成上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在入学申请时提交的小论文中,下面这些叙述和表达比较多:

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想过也不能想去读个大学。但是现如今已经将儿女养大成人、为父母养老送终,自己终于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来读书了。

年过70,其实已经做好了奔赴黄泉的准备了,但是当我看到立教第二人生大学的宣传手册时,久违的学习热情又被点燃了。

大学时代,因为社会动乱和打零工,几乎没有什么在学校学习的记忆。退休以后,不知道做什么好,一度非常困惑。听说我要去立教第二人生大学,妻子由衷为我高兴。[10]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申请者中高中毕业的女性是同等学历男性的2倍以上;短大或大学毕业的申请者超乎想象的多,如果将研究生学历也算在一起,这一比例高达67%。由此可以推测,“立教第二人生大学”的学员不仅具有高学历的优势,在经济上相对充裕,对知识的关注度也较高,可以说他们是“积极的老年阶层”。当面试结束,我仿佛能够听到以“团块世代”为中心的老年人阶层正在发出“我想重回校园”“该如何过好未来的人生让我困惑”的悲鸣。

七 创造新的生活方式

现在,日本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开设终身学习中心,或者针对社区、社会开办公开讲座。还有些学校专门设立专业研究生院或独立研究生院,为社会人提供再教育场所。即大学教育的对象范围在不断拓展,不再局限于以往的18~23岁的青年学生。未来第二人生大学要如何应对以“团块世代”为中心的老年人的教育,必将成为时代新课题。当问及开设这所学校的意义所在时,立教第二人生大学运营委员会委员、负责“个人史”教程的立花隆老师如是说[11]

我认为60岁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我也是过了60岁,才突然看清许多事情。50岁之前拼命地工作,到如今再回头看,那时候因为思虑不足浪费了许多本不该浪费的精力。幸运的是,如今无论是大脑还是身体仍然能够健康运转。虽然不知道这种状态还能够维持多少年,但只要脑袋还清醒,就还有好多想要学习的东西。建立“立教第二人生大学”的想法,让我欣慰之至。有的人退休以后就想悠然自得享受生活,必然也有许多人退休以后想要进入学校重新学习。在给他们讲课的同时我自己也在学习,真希望这种充满喜悦的生活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立教第二阶段大学宣传册,2010年,首页致辞。)

“立教第二阶段大学”的教学对象限定在50岁以上,旨在通过大学的支持为这部分人提供重新学习和挑战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设想的一般终身教育有所不同。该校将教育对象限定在特定的年龄层,其设立主旨就是即便毕业以后,仍然为学员习得健康生活方式和拓展社会关系提供帮助。对老年人而言“重新学习的机会为新的社会参与和生活方式提供了方案”,让他们意识到“不是去对社会提要求,而是要思考我们能够为社会做什么”,“立教第二人生大学”的建校理念,是以发挥自主能动性、努力实现这些想法为前提的。

八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

中国2013年老年人口已达1.27亿万人,并以每年860万人的速度递增,根据预测,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4.5亿人,占总人口的1/3。另外,80岁以上老年人和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口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到2050年,80岁以上老年人总数将超过1亿人,中国将进入超高龄社会。中国老龄化令人忧心,不仅因为老龄化率的升高,还因人口基数庞大导致的老年人口实际数量的巨大。

新中国成立(1949年)初期的高出生率和平均寿命的延长,以及30年代出生率下降等各种原因复杂交织,导致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育儿成本的增加、重视个体社会价值的社会风潮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等。在这种人口结构下,一旦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终结,迅速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就会在社会各个领域凸显。同时,中国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老龄化发展速度导致的“未富先老”现象。发达国家基本都是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以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而中国直到2017年人均GDP仍只有8643美元(名义收入),未来“未富先老”现象必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负担。

中日国际共同研究报告(要点)“中国人口老龄化:未来趋势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和对策”一节中,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作为未来的应对之策:1)改善家庭护理条件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2)打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二元体系”,促进社会融合;3)适当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将老龄化风险最小化;4)发展银发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该报告从数据角度恰当分析了中国社会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基于各领域专家的专业知识多角度、全方位讨论了目前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虽然其中提出的未来政策、论点都是基于实证数据的,提议具有启发性,但其中经济政策也好,社会政策也罢,最终都始于政府或行政立场,而缺乏从老年人自身角度进行的讨论与思考。即,该报告书缺乏通过确立老年人的社会主体地位,会给家庭、社区社会形态带来怎样的改变,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减轻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负担这样的视角。

中日国际共同研究报告(2013年3月发行)提出5年后的今天,从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形成该报告书的各项前提条件已经开始动摇,相关的财政收支正急剧恶化。财政部数据显示,中国2016年保险金收支赤字为6056亿元(约合日元10兆5千亿日元),以养老金、医疗保险为中心的财政赤字较2015年增长70%,为填补赤字的财政补贴达1兆千亿元,是5年前的2倍。未来伴随少子高龄化的加剧,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推升财政补助金额,这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的巨大财政负担。

结论

目前,中国“文革”一代正在老去。当他们逐渐褪去主要社会角色且经济相对宽裕时,65岁以后的人生究竟该如何度过的问题会自然凸显。在这个过程中,“广场舞”就闪亮登场,他们希望通过“唱歌跳舞”找回那些年轻时没能享受到的快乐。这其中无意识地混杂了“想要找回失去的什么东西”或者“得为未来做点什么”的反省和对未来的焦虑感。这种集体性心理行为,一旦失去目标或者经济基础出现动摇,很容易转化成对他人和社会的强烈攻击性行为。而老年人的这种自我反省和对未来的焦虑感,通过学习和再社会化建立起新的人际关系,可以促使他们主动地进行社会参与。

“立教第二人生大学”从建立之初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电视、广播、报纸以及各种杂志争相报道。受到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出发点是希望老年人通过在大学的再社会化实现自律、自立。因为“立教第二人生大学”的成立跨越了传统大学终身学习的框架,即便毕业以后也可以通过“Support Center”给予老年人支持,为社会提供了一中全新的商业模式。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捷克共和国查理大学的社会教育研究者,以及许多日本大学的学者、文部科学省官员等都积极来到这里旁听或是发来实地考察请求。2014年11月,“立教大学”作为终身学习最先进案例,接受了日本文部省大臣下村博文及“终身教育执行会议委员会”(教育再生実行会議委員会)一行的视察访问。

日本在短短24年间,从老龄化社会一跃成为世界首个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虽然“立教第二人生大学”起源于发达国家日本,但希望它能够成为未来老龄化问题不断深化的中国的一个参考,去思考中国大学的形态以及终身学习的新模式。也就是说,面对不断深化的老龄化问题,要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缓和对各项社会制度的负荷,必须要有大学、企业、NPO/NGO等支撑老龄社会的社会主体来参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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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笠原清志,迹见学园女子大学校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2] 王勇丽,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3] 木下康仁、「国境を超えるシニアの学び: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 運動の国際展開」、立教大学社会学部応用社会学研究東京、立教大学社会学部、2018、No.60:1-3.

[4] 大泉啓一郎、「老いていくアジア 繁栄の構図が変わる時」、P37、東京中公新書、2007年.

[5] 楠木新、「定年後 50歳からの生き方、終わり方」、P26、東京中公新書、2017.

[6] E.H.エリクソン、『幼児期と社会1』、p317~353、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年.

[7] R.J.ハヴィガースト、荘司雅子監訳、「人間の発達課題と教育」、玉川大学出版部、1989年:25

[8] 阪本陽子、「高齢期の社会における「語り」の意義」、教育研究所紀要、越谷、文教大学、2005、76.

[9] 笠原清志、「立教セカンドステージ大学設立:文部科学省設立趣意書」、2008年.

[10] 笠原清志、「立教セカンドステージ大学 団塊の学び直し支援」(日本経済新聞、教育欄、2008年9月29日、朝刊)」

[11] 「立教セカンドステージ大学」には、その設立の趣旨に共鳴して多くの著名な方々が参加した。ロッキード疑獄の際に「田中角栄研究」を著し、その解決に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とされるジャーナリストの立花隆氏、NHKのアナウンサーである松平定知氏、社会学者の上野千鶴子氏、そして老後の生き方研究の加藤仁氏等が挙げられ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