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世的“四书学”

〔日〕辻本雅史^[1] 著 邢永凤^[2] 译

【摘要】明代四书学经历了成立、展开，到固定为经书的历史过程，日本在德川时期（1603～1868）接受了明代四书学，意味着日本的思想、知识被纳入了同时代的东亚儒学文化圈。

但日本在具体的接受过程中既有忠实于朱子学的朱子学派，也有对抗明代四书学的崎门学派，还有以解构四书学为目的的伊藤学派以及创立了五经学的徂徕学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另外，随着和刻本以及四书学的学习用书的不断出版，儒学在日本逐渐成为道德教化之学。

【关键词】日本近世 四书学

【要旨】明の四書学は成立から展開へ発展し、経書化することで明の学問世界の代名詞になった。徳川日本が明の四書学を受け入れることにした。それは日本が同時代の東アジアの儒学文化圏に属す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ようになった。

しかし、徳川日本は四書学を受け入れる中、様ざまな有様を呈している。朱子学に忠実に祖述する朱子学者が存する一方、明の四書学を対抗する安齋学派がある。そればかりか、脱四書学を目的とする伊藤仁斎、五経学まで創立された徂徠学もあった。また、和刻本の出版と教育の発展に従って、四書学をはじめとする儒学はその後の日本では道徳教育の学問になりつつであった。

【キーワード】近世日本 四書学 受け入れ

Abstract：The Four Books in the Ming Dynasty underwent a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development，and definition as Confucianclassics. Japan accepted the studies of ofFour Books in the Tokugawa period（1603～1868），which meant that the thoughts and knowledge of Japan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ntemporary Confucian cultural sphere of East Asia.

However，during the acceptance，there was the school of Zhu Xi which stayed true to Zhu Xi’s philosophy，the school of Yamazaki Ansai which was against the Four Books of the Ming Dynasty，the school of Ito Jinsai which aimedat deconstructing the Four Books，and the school of the Ogyū Sorai which initiated the study on the Five Classics. Different thoughts flourished throughout Japan at that time.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Japan block-printed editions andcoaching books for the Four Books，Confucianism gradually became a school of moral education in Japan.

Keywords：Japan Morden；Study of Four Books；Acceptance

一 四书学的成立——作为一种方法的概念

在日本德川思想史的研究中，四书学并非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四书学的成立与朱子学的成立同时进行。即朱子继承了二程（程明道、程伊川）的《大学》修订工作，将《大学》作为“初学入德之门”之书，将《中庸》作为“孔门传授之心法”即传授道统的真理之书，从《礼记》中选出，然后把这两本书与记录孔子、孟子的具体言行的《论语》与《孟子》一起定为四书，构建了一个具有一定完整意义的学问世界。这意味着四书被赋予了经书的地位，“四书学”由此成立。

具体说来，朱子编写了“章句”以配合《大学》《中庸》的原文修订，另外，他还编写了《论语》《孟子》的“集注”，之后将以上的“章句”与“集注”合并成了“四书集注”。接着，朱子编著了“四书或问”，并进行了解说。朱子为经书化的四书赋予了完整的学术意义，为自己的知识世界提供了思想依据。也就是说，朱子通过被称为“四书集注”的四书注释，创立了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完整的学术理论。这便是四书学的成立过程。朱子认为，“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语类》卷十九第五十九条），又规定了学习四书的顺序（学、论、孟、庸），展现了其知识的紧密性与完整性。另外，在朱子四书学之外，五经起着补充四书的作用。

不过，朱子自己并没有将其认定为四书学，也没有使用这个名称。他应该也没有想到此后会出现以此为名称的学问。由此说来，这里所说的四书学，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概念，或者说是一种方法的概念。可以将其称为“作为方法的四书学”。

二 四书学的展开——科举之学

元代朱子学被认定为正统学问，从而确立了其科举之学的地位。这意味着朱子学成为研究与学习的基本知识。元代，程瑞礼著成《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一书，规定了科举应试的学习课程（标准的朱子学学习法）。

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洪武十七年（1338），“科举定式”广为流传，学习法和学习原文标准化有了新的进展。从四书学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志在科举的年轻学子，将四书作为最重要的经书，参阅集注研读四书。也就是说，学习知识就是参阅集注、研读四书。于是，对“四书集注”读法的讨论成为这一时期的热点，这可以看作明代四书学的展开。这些研读与解释“四书集注”学术的出现，意味着四书集注的解释书，即四书疏释之类的书相继出现。

四书的疏释书（集注注释书）最早始于南宋时期^[3]。元代时期则出现了胡炳文的《四书通》（1330年以前刊行）、陈栎的《四书发明》、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大成）》等。在此基础上，明代时期，国家规定与统一了科举所应依据的集注注释之学。永乐十三年（1415），永乐帝下令编纂刊行了《四书大全》（胡广编，同时还有《性理大全》《五经大全》）。这本《四书大全》主要依据倪士毅的《四书辑释》与吴真子的《四书集成》，是集四书集注疏释书的大成之作。这样，法定了科举的学习用书，“明代四书学”内容得到了统一。另外，注疏本大量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宋中期以后，其中包括明代后半期，商业出版的普及与渗透^[4]。

三 “集注”的经书化——四书学的固定

如上所述，明代朱子学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于是学子们通过参照《大全》疏释书广泛研读集注。这样，集注本身被看作“无谬的原文”，事实上集注占据了经书的位置。也就是说，依据疏释书研读集注，结合集注理解朱子学，这样就完成了将朱子学看作儒学正统的“知识轨道”。如果科举制度脱离了这一轨道的话，就会被烙上“异端”的烙印。明代四书学，就好像是在这样一条封闭的线上不断反复再生产，而失去了对朱子学客观审视。

从明代四书学的“知识轨道”上脱离出来的异端之一便是阳明学。王阳明以《大学古本》（《礼记》大学编）作为自己学说的依据。即，反对通过“格物致知”研究“理”的《大学章句》，主张应重视“诚意”的《大学》。阳明学通过再次解释四书之一的《大学》原典而成立。阳明儒学的革新在于其破除了明代正统四书学的原文解释。明清时代，出现了很多重新审视朱子学的运动，思想史上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但是这些异端受到控治，明代四书学的科举体制一直持续到了清代末期。也大量出版了以明代四书学为据的科举学习用书。16世纪到17世纪传到日本的儒学书籍，主要是科举学习的出版书之类。

四 17世纪德川日本对四书学的接受

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日本对大陆、朝鲜的正统学问（朱子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旨在以此替代佛教。16世纪后半期之后，朝鲜、中国的木版图书成为日朝贸易、日中贸易的主要输入品之一。虽然其中也有少量的手抄写本，但大部分是木版图书。中国、朝鲜的科举制度根深蒂固，同时也大量流通着四书学的集注疏释书和学习用书。明代商业出版的普及和木版图书的大量出版，促进了四书学书籍的流通，也促进了书籍向日本流入^[5]。江户时代，舶载本被带到了贸易港口长崎。经长崎的幕府官员“书物审查”后，由幕府首先购买一些必要的书籍，之后诸侯国、民间书店便竞相购买。当时，幕府的图书选定工作由林家来负责。购买的图书被收藏在幕府的文库、江户城内的红叶山文库之中。林罗山的工作之一是选定应当购入的舶载本，然后对这些书籍进行“点校”^[6]。罗山的训读被称为“道春点”，而且被看作训读的标准。另外，在福冈藩担当此工作的是贝原益轩，他的训读被称为“贝原点”。

17世纪的日本接受了中国科举制度下的朱子学即明代四书学。这意味着日本列岛的思想、知识被纳入了东亚同时代的儒学圈。日本被纳入东亚儒学圈的媒介是出版。德川儒学的创始者藤原惺窝（1561～1619），确实受到了在战争中俘获的朝鲜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但是如果没有朝鲜、明朝汉籍的舶载本，他就无法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藤原惺窝的门生、仕于德川幕府的林罗山（1583～1657）正是通过阅读舶载本接受了朱子学。除此之外，贝原益轩（1630～1714）、中村惕斋（1629～1702）、安东省庵（1622～1701）、毛利贞斋（生卒年不详）等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儒学者，也大抵如此。

在此，以福冈藩儒学者贝原益轩为例，考察他们通过舶载本接受朱子学的实际情况。益轩在担任图书购入一职之后，很早接触到了长崎的舶载本。虽然他几次亲自前往长崎，但平时一般都是由相交颇深的长崎商人将输入书籍的目录送给他。

益轩读了何种舶来的儒学书籍？益轩编纂了四书集注的注疏本。他将入手的大全本以及明末的注疏本进行了筛选，编纂了面向日本初学者的简单的注疏本，并立志出版新的学习用书。在编纂第一卷《大学新疏》的时候，他选择了如下的舶载本作为摘录的对象。也就是说，至少以下这些舶来的木版图书，他都读过。

首先是《朱子语类》。这本书的前提是《大学章句》中的解释。第二本是元代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四书辑释章图通译大成》1342年刊）。此书继承了其师陈栎的《四书发明》，并参照了胡炳文的《四书通》。同时忠实于朱子学说，是此后出现的《四书大全》的底本。第三本是《四书大全》。此书以前面提到的倪的《四书辑释》为底本，是集吴真子的《四书集成》等其他的南宋之后的四书学书籍的大成之作。比起《大全》来，益轩对《辑释》大加赞赏。因为他不喜欢《大全》的“小注繁缛支离而不切”（益轩《读经总览》）。此外，还有蔡清（虚斋）的《四书蒙引》（1504年前后刊）、林希元的《四书存疑》（1523年原序）、陈栎（紫峰）的《四书浅说》（16世纪中期成书）。这三本书都排除当时阳明学系的解释，对明代科举标准的正统朱子学进行了注释。益轩认为：“《蒙引》《存疑》《浅说》以朱子为宗，初学之徒不能理会于朱注者，须以此等说为阶梯。”（《读经总论》17页）其对这三本书进行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它们是有利于初学者理解“集注”的学习用书。另外，益轩认为明代卢一诚的《四书讲述》、王纳谏的《四书翼注》、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也有一定的帮助。他指出，元明两代有很多的注释书，但除了以上书籍，没有其他有用的书籍（《读经总论》）。此外，益轩否定陆王学（阳明学）认为其“阳儒阴佛”。另外，在德川日本的《大学》解释书中，有迹象表明益轩浏览过山崎暗斋的《大学启发集》，但他对此完全没有引用过^[7]。综上所述，益轩以明代科举知识为前提，以明代出版的标准四书学学习用书为基础，对朱子学进行了研究。

当时林罗山等众多的日本儒学者所读的书（朱子学——四书的学习），可能也和以上这些书籍类似。其中，例如，林罗山没有对集注进行解释（编纂注疏书），而是致力于在舶载本上添加训点，以使同时代的日本人能够读懂这些书籍。此后，他添加训读的汉籍原典得以出版发行。

结果，17世纪的日本接受大陆儒学时，除了《四书集注》等朱子原典外，同时还有朱子的集注，以及注疏之书。因此，日本儒学者们选取明末的各种注疏类书，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研究方向，研读四书和朱子的集注。这意味着17世纪的德川儒学被纳入了东亚同时代的儒学圈之中。

五 对抗明代四书学——山崎暗斋与崎门派

在德川日本，不仅有着接受明代四书学的儒学者，也存在强烈反对明代四书学的儒学家，山崎暗斋（1618～1682）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指出，明代科举中所规定的注疏本，即明代四书学已经陷入了琐碎的训诂注释学之中，脱离了朱子本来的学问。他抨击了以贯彻四书集注的训诂注释的“朱子末学之书”为依据，理解朱子学的方法性错误。这实际上是他与以同时代日本儒学者们的方法性错误进行对抗。暗斋对明代四书学的否定，从侧面反映出了同时代日本的多数朱子学者，以明代四书学的训诂注释学为宗的事实。

暗斋反对明代四书学，希望像朱子“体认自得”“理”一样，用追求别人经验的方式，自己理解体会朱子学^[8]。崎门学的这种方法是使朱子学精神深化到自身之中，在社会生活中实践朱子学。在这种情况下，他设法通过身体而不是原文来体验理。也就是说，暗斋确信通过读“文字媒介”的方法，将无法达到“理的体验”的目标。只有通过暗斋亲身进行“讲释”这一方法，才能对门人弟子进行知识的传授。对暗斋而言，“知的媒介”不是出版的书籍，而是活着的身体。暗斋的思想只忠于朱子这个人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暗斋否定明代四书学，但不否定朱子四书学。他认为，“媒介”不是“文字”而是自己的“身体”。这体现出了暗斋独特的思想。暗斋认为，思想只有通过自己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才是活着的思想。这便是暗斋学（崎门学）的思想。

六 解构四书学——伊藤仁斋

京都商人出身的伊藤仁斋（1627～1705），生存在以注疏书为依据的明代四书学和与之相对抗的暗斋学的夹缝中。青年时期的仁斋和当时的儒学者一样，努力自学研读从明、朝鲜舶载而来的舶载本，但最终却陷入了知识的危机之中，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之后，他与暗斋朱子学理的形而上学相对抗，从“人伦日用学”的立场出发，创立了独特的仁斋学。即他没有以朱子学为宗，而是直接把握和实践“孔孟之道”。仁斋认为《论语》是“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孔子是“最上至极宇宙第一圣人”，而《孟子》是《论语》的“义疏”。也就是说，他坚信唯有《论语》《孟子》中所指出的“孔孟之道”才是真理，并从“人伦日用学”的视点，阅读了所有的经书，仁斋创立了意在以探求经书“古义”为目标的“古义学”。结果，仁斋写成了《大学非孔氏之遗书辩》一文，将《大学》排除在了经书之外，之后又对《中庸》进行了批判。也就是说，仁斋并没有对明代四书学进行原文解释，而是通过自己的严密的四书原典批判最终创立了新的仁斋学（古义学）。这一学说也采取了对四书原典进行新解释的形式。这样，仁斋不仅否定了明代四书学，同时也否定了朱子系统归纳的朱子四书学。如上所述，仁斋学在德川日本时期，解构了四书学从而实现了“脱四书学”。

七 五经儒学的成立——荻生徂徕

荻生徂徕（1666～1728）贯彻了伊藤仁斋开创的解构四书学和“脱四书学”的路线，创立了与四书学相对抗的以五经（六经）为中心独特的儒学学说。这就是徂徕学。徂徕认为五经之后没有朱子学所假设的“理”。他指出，“圣人之道”存在于五经原文之中，并通过具体化的形式（物）体现。五经不是理论或解释的原文，而是由先王（圣人）所规定的“物”——“教诲的条件”。五经虽然是文字原文，但体现着先王所规定的“物”。这就是徂徕的经书观。因此，从原理上说，五经不是解释或注释的对象。虽然徂徕著有《论语》的注释书《论语征》，但并没有写五经的注释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徂徕学虽然抛弃了四书学创立了五经中心主义，但并没有形成新的“五经学”。

徂徕并没有依据“朱子末学”的学习用书形成自己的学问。他的学问主要是青年时期，在上总的农村自学《大学谚解》而形成^[9]。徂徕学通过“脱四书学”的仁斋学，对四书进行了批判，从而彻底脱离了四书学。最终，徂徕依据先王的绝对性而不是孔孟的权威，通过研究五经，主张“治国安民的儒学”。

徂徕学的成立过程中，也在方法上反对暗斋学。暗斋学不是通过读书传授理的“体认自得”，而是以老师“讲释”的形式传授。徂徕强烈反对这种方式，这与徂徕学的古文辞学有着很深的联系。在排斥明代四书学这一点上徂徕学与暗斋学相同，但是与暗斋的“讲释”学相反，徂徕认为读书的目的应是“习熟”先王时代用“古文辞”写成的五经。

可以说，徂徕在青年时期通过在农村“看读”中国的书籍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由此，徂徕对汉文的日语读法产生了根本性怀疑。经书均由中国且是古代中国的语言写成，经书的语言因时间与空间的差距将日本人双重隔绝在外。这本来就是日本人读不懂的语言。怎样读懂，成为徂徕直面的难题。但这不是从徂徕开始才出现的问题，而是自古以来一直困扰着日本人的难题。在历史上，至少在12世纪，日本便以和训法即在汉文上加上“读音顺序符号、送假名”的日语读法。但是，徂徕否定了和训，主张应该用原音（中国语发音的口语）阅读汉文经书。

实际上，徂徕劝说人们在按和训读完之后，参照辞典反复“自读”，熟习无标点训诂本的“看书”（用眼睛读），即“第二等之法”。事实上这种读法在徂徕学派中得到了实践。徂徕的读书观是，“唯一双眼，合三千世界人，总莫有殊”（《译文荃蹄初编卷首》）。虽然不发中文的音，但因为所看之文和中国人一样，所以通过“看书”，内心不断深思，就能够正确读懂古文辞中的语言。徂徕认为，使“习熟古文辞”成为可能的“看书读书法”，才是德川时期正确阅读经书的方法，即所谓徂徕学的方法。徂徕学读书法的目标在于通过看书能够读懂经书语言中的微妙的感觉。使之成为可能的方法就是动员“眼与心”而不断地熟习经书。可以说，这种读法就是使经书在自己的体内“身体化”。在这里，没有暗斋学中那样的拥有特权的讲解者。没有任何讲解，学习者动员自己的眼与心（甚至是全身）研读经书，这就是徂徕学的学习方法。如此说来，徂徕学的“知之媒介”是读书，是熟读经书的“身体”与“心”。

八 儒学的普及——和刻本和学习用书

德川日本的知识资源主要就是儒学，儒学传播的媒介，最初是中国、朝鲜出版的舶载本。因为舶载本贵重而价高，所以起初只有极少部分特权知识阶级专享品。也就是说儒学当时只是具有特权性质的知识。但是，17世纪前期京都开始兴起民间的商业出版，17世纪后半期以后，大阪、江户迅速普及。出版物的体裁多种多样，包括实用书、教训书、娱乐书、知识书等，其中也包括了汉文书籍的和刻本。

所谓和刻本，就是在日本出版的汉文书籍。和刻本始于室町时代的禅宗寺院。京都五山的五山版全国闻名，但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佛教经典，也包括少许诗文和儒书。这些都只是满足了寺院僧侣和大名阶级的需要，并没有在市面上流通。

然而，17世纪30年代（宽永年间）前后，民间书店开始出版和刻本。例如，《四书大全》早在宽永年间（17世纪30年代），《朱子语类》在宽文八年（1668），其和刻本由京都的书店出版发行^[10]。大部分的和刻本出版时都附有和训，添加和训的目的是方便江户时代的人们读懂汉文书籍。当时，幕府儒学者林罗山的训点被称为道春点，是和训中的权威。与此相抗衡的是山崎暗斋的嘉点本。另外，还有通俗易懂的贝原益轩的贝原点和中村惕斋的惕斋点等。此后，后藤芝山的后藤点以及19世纪佐藤一斋的一斋点等广为盛行。添加和训的方法就是直接在原文上标示日语的读法，因为读法就是解释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其中也包含知识、思想等问题。

和刻本在元禄期前后不断增加，进入了大量出版的时代。这些和刻本之后也有大量的明代四书学的注疏本。和刻本的增加反映了阅读汉文书籍、学习儒学人口不断增多的事实。换言之，儒学（朱子学）从以舶载本为媒介的少数知识特权阶级的知识，发展成为在社会中间阶层中普及的知识。舶载本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儒学书籍的需要，由此，诞生了和刻本，这也使学习四书学人数不断地扩大^[11]。

儒学学习阶层的扩大，再次促进了四书学习用书的出版。其中不仅包括明代四书学中的《大全本》的和刻本，还包括简单易懂的四书集注的学习用书。例如，中村惕斋的《四书示蒙句解》二十八卷十四册（1701年自序，1719年刊）。此书用大字标示四书的原文，用简单的日语对朱子的集注的部分进行解释说明。序文中讲到，为了满足世人的需要，把他给门徒弟子们所做的“讲释”变成了文字出版，面向没有读过汉文的四书集注，但想要学习集注解释的初学者。这一期时期，通过研读简单易懂的日语讲释文，便能够习得四书集注的要点。

另外，还有一些水平较高的学习用书，例如毛利贞斋的《四书集注俚谚钞》五十卷五十册（1715年刊）。此书首先用大号字标示四书的原文，然后逐句的引用朱子“集注”的汉文原文，用中号字标示，之后再用简单易懂的日语逐句进行解释说明。同时适当引用明代四书学的注疏类，表明解释的依据。总之，此书对以明代四书学为基础的集注原文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解说。此书上写着“毛利贞斋述”，由此可见这是对其口头的“集注讲义”的整理记录。

《四书集注俚谚钞》中引用的注疏等书目包括：《大全》的诸注、蔡虚斋的《蒙引》《知新日录》、张侗初的《四书演》《或问》《语类》、倪士毅的《辑译》、许白云的《通义》、陈紫峰的《浅说》、林希元的《存疑》、马汉宗的《微言》、薛文清的《读书录》、林子全书、卢未人的《讲述》，另外还有王纳谏、林次崖、唐士雅、程复心、陈北溪、吴临川、胡云峰、真西山等人的著作。其中，还有一些作者自己的解说，用“愚按……”来表述。总之，这是一本基于明代四书学的四书集注的学习用书。此书的读者是那些不满足于惕斋的启蒙书类，自己又无法直接学习明代四书学的学习者，如，地方上的儒学者或私塾指导者阶层等。当然，这此书对那些自己讲释四书的儒学者们也有很大的帮助。

九 18世纪后半期以后的四书学

18世纪后半期，儒学开始在幕府政治和各藩政治中发挥作用。幕府在18世纪90年代，将朱子学定为“正学”，采取“禁止异学政策”，开始对武士实施儒学考试制度，建立昌平坂学问所作为幕府直接管辖的大学。同时，全国的很多藩也开始建立藩校，面向武士的儒学教育得到普及。可以说在没有建立科举制度的德川日本社会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儒学的制度化”。其特点整理如下。

（1）武士教育几乎普及全国，其基础是朱子学。也就是说，朱子学被看作武士必须具备的教养。

（2）异学的禁止和朱子学在的学校的普及，使朱子学得以定型。我将其称为“正学派朱子学”。这促使藩校和学问所的学习方法和教育课程定型。另外，被定型为教育学说的朱子学，同时也是教化民众的学说。也就是说，以实践性伦理为中心的朱子学，主要作为维持社会秩序规范的“教化的言论”普及开来，用于对民众的政治性教化之中。成为教化的、言论的儒学，构成了日本近代国民教化言论的原型^[12]。

（3）在“儒学制度化”的体制之下，朱子学的原典，不仅由民间的出版书店出版，而且还以幕府学问所出版局的“官版”以及全国藩校的出版部局的“藩版”的形式大量流通。官版和藩版的原典，不仅更值得信赖，而且价格便宜，且原则上是免费提供给学生的。

总之，从18世纪后半期到明治维新，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儒学得到了广泛普及。学习儒学的武士和一部分民众，按字面意思诵读四书，确实拥有了朱子学修养。但是，被定型了的儒学在思想上缺少新意。在这种体制之下四书学的将来会怎样？在经过仁斋学和徂徕学之后，也受到了清代考证学的影响，四书学已经没有了绝对的权威性。虽然在以朱子学为正学的体制之下，以四书为中心的儒学（四书学）依然存在。但是，它最多也只是以定型的形式对“集注”“或问”等朱子原典的再生产。因为，儒学已经成变为日本近世的道德教化之学。

（原文出处：辻本雅史 『日本近世における「四書学」の展開と変容』收入季刊《日本思想史》第70卷，ぺりかん社，2007年。翻译时有删减）

【参考文献】

辻本雅史『近世教育思想史の研究』东京、思文阁出版、1990年。

佐野公治『四书学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98年。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书物世界と知の风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

大庭脩『汉籍输入の文化史——圣德太子から吉宗へ』东京、研文出版、1997年。

大庭脩『江户时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东京、同朋社、1984年。

辻本雅史『近世思想史研究の现在』东京、思文阁出版、1995年。

黄俊杰编『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下）』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

子安宣邦『江户思想史讲义』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

横田冬彦『历史の研究16 天下泰平』东京、讲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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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辻本雅史，京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近世日本思想史。

[2] 邢永凤，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世日本思想史、中日文化比较研究。

[3] 例如，真西山的《四书集编》、赵顺孙的《四书纂疏》、祝洙的《四书集注附录》等等。

[4] 佐野公治《四书学史の研究》东京 创文社、1998年。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书物世界と知の风景》名古屋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

[5] 大庭脩《汉籍输入の文化史——圣德太子から吉宗へ》东京 研文出版、1997年。大庭脩《江户时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东京 同朋社、1984年。

[6] 即在舶载本上添加读音顺序符号、送假名等辅助记号以便日语阅读。（译者注）

[7] 辻本雅史《贝原益轩と出版メディア——〈大学新疏〉编纂と出版の努力》《近世思想史研究の现在》东京 思文阁出版、1995年。辻本雅史《贝原益轩对〈大学〉的解释》、黄俊杰编《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下）》台北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

[8] 子安宣邦《江户思想史讲义》第二章、东京 岩波书店 1998年。

[9] 吉川幸次郎《徂徕学案》《仁斋、徂徕、宣长》、东京 岩波书店 1975年。

[10] 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东京、汲古书院、1976年。

[11] 关于儒书的阅读人数增加的问题，历史学方面正在对此进行探究，如横田冬彦《历史の研究16天下泰平》东京、讲谈社、2002年等。

[12] 辻本雅史《近世教育思想史の研究》东京 思文阁出版、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