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现状述评^[45]

（一）文献检索概要

2017年9月30日，通过中国知网以“权力制约视域下的网络舆论监督法律规制”为篇名作为检索内容条件，不限任何控制条件，检索记录为“0”；更换为“网络舆论监督并含权力制约” 为篇名作为检索内容条件，其他条件不变，检索记录仍为“0”。作者以“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制” 为篇名作为检索内容条件，其他条件不变，检索记录为“6”。为此，本课题以涵盖量较大的“网络舆论监督”为篇名作为检索内容条件，自动生成文献检索统计结果，以便在更翔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进行客观述评。

1.文献检索基本情况

（1）通过CNKI以“网络舆论监督”为篇名作为检索内容条件，不限文献来源、发表时间、支持基金等控制条件，自动生成检索结果数量为442篇。

（2）按学科类别分组，自动生成检索结果为：新闻与传媒（330篇）；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91篇）；诉讼法与司法制度（34篇）；中国共产党（25篇）；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22篇）；行政法及地方法制（17篇）；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12篇）；社会学及统计学（10篇）；法理、法史（6篇）；宪法（5篇）；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5篇）；民商法（4篇）；公安（4篇）；科学研究管理（3篇）；高等教育（3篇）；互联网技术（3篇）；刑法（2篇）；政党及群众组织（1篇）；伦理学（1篇）；政治学（1篇）；马克思主义（1篇）；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1篇）；企业经济（1篇）。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46]如图0-1。

（3）按发表年度分组，自动生成检索结果为：2017（12篇），2016（30篇），2015（25篇），2014（55篇），2013（68篇），2012（51篇），2011（57篇），2010（73篇），2009（48篇），2008（7篇），2007（9篇），2006（5篇），2004（2篇）。研究现状总体趋势如图0-2。

（4）按研究层次分组，自动生成检索结果为：基础研究（社科，217篇），行业指导（社科，99篇），政策研究（社科，75篇），职业指导（社科，34篇），工程技术（自科，3篇），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自科，1篇），高等教育（1篇）。可视化计量如图0-3。

图0-1

图0-2

图0-3

2.文献资料数量分析

基于文献检索数据结果，从总量、学科、年度三个维度进行文献数量分析。

（1）文献总量。以“网络舆论监督”为篇名的文献总量为442篇^[47]，其中直接以网络舆论监督法律规制为篇名的总量为6篇。从成果研究总量来看，网络舆论监督的成果还不算太丰厚，关于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制的专题研究成果就更少。

（2）成果数量学科分布。网络舆论监督的研究成果学科分布主要集中在新闻与传媒、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诉讼法与司法制度、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行政法及地方法制等学科，文献数量分别为330篇、91篇、34篇、25篇、22篇、17篇，其他学科有少量涉及。其中以“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制”为篇名的研究成果学科分布为：新闻与传媒1篇；行政法及地方法制3篇；诉讼法与司法制度2篇。从成果数量学科分布来看，网络舆论监督是个多学科关注的问题，尤其为新闻与传媒、公共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等一级学科所关注，其中文献总量排前三位的分别为：新闻与传媒占文献总量的56.7%，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和诉讼法与司法制度分别占文献总量的15.64%和5.84%。将法学作为一级学科分析，合并分支学科，获得的文献数量为68篇，占文献总量的15.38%。那么网络舆论监督研究成果排前三位的则分别为新闻与传媒、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和法学。

（3）文献数量年度分布。以“网络舆论监督”为篇名的研究成果最早出现在2004年，是新闻学学科的一篇题为《论网络舆论监督及其规范化管理》的硕士论文，此后，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呈起伏状分布，并于2010年和2013年出现两个峰值，研究成果数量分别为73篇和68篇。2004～2008年研究成果增长较为缓慢，均未突破个位数；2009～2010年研究成果激增，成果数量由2008年的7篇到2010年增加到73篇，基本呈直线上升。2010年出现峰值后，2011年和2012年出现小幅回落，分别为57篇和51篇。2013年再次出现阶段性峰值，研究成果总量为68篇。此后，再次出现回落，相比上次回落，这次回落幅度较大，尤其是近三年，分别为2017年12篇、2016年30篇、2015年25篇（参见图0-2）。

研究成果的多寡与网络舆论监督实践情况直接相关，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普及率的提高，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是网络舆论监督形成的主要原因。网络舆论监督典型事件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会带来相应的研究热。如2003年首先出现网络舆论监督典型案例，该年被称为“网络舆论发轫年”，于是2004年开始有相应网络舆论监督研究成果。2009年和2010年研究成果激增，与2008年网络舆论监督典型案件开始增多有关，2008年还被称为“网络舆论监督年”。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国家加大了对腐败的惩处力度，网络反腐掀起一个小高潮，相应的2013年研究成果又出现一个峰值。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国家加大了网络舆论监督引导和网络治理力度，畅通了公民网络举报途径，这也是网络舆论监督研究关注度及研究成果有所下降的原因。

（二）文献内容分析

学界对网络舆论监督研究的视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网络舆论监督内容本身为研究对象

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舆论监督的内涵、特点以及相比传统舆论监督的优势，还有网络舆论监督的性质、功能、形成机制等基本问题。比较有影响力的如蒋乐进的《论网络舆论形成与作用》（2006），韩立新、霍江河的《“蝴蝶效应”与网络舆论生成机制》（2008），成剑英的《网络舆论监督：特点、难点与对策》（2009），韩恒的《网络公共舆论的生成与影响机制—兼论网络反腐的内在机理》（2011），刘序明的《网络监督在反腐败中的作用研究》（2012）等。

2.以网络舆论监督中的权利现象为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舆论监督与言论自由限度、网络舆论监督与知情权的限度、网络舆论监督与隐私权的保护、网络舆论监督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等。有代表性的如赵华明的《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2002），秦前红、陈道英的《网络言论自由法律界限初探—美国相关经验之述评》（2006），刘召成的《网络舆论监督的异化与人格权保护》（2008），刘宪权、方晋晔的《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及完善》（2009），王利明的《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2013），杨福忠的《公民网络匿名表达权之宪法保护—兼论网络实名制的正当性》（2012）等。

3.以网络舆论监督与权力冲突为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权的冲突、网络舆论监督与网络行政监管权的冲突、网络舆论监督与行政决策的冲突。如刘祖华的《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2007），兰绍江的《论网络舆论监督—从沈阳刘涌案的网上风波谈起》（2006），顾培东的《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2008），周安平的《涉诉舆论的面相与本相：十大经典案例分析》（2013），桑本谦的《“钓鱼执法”与“后钓鱼时代”的执法困境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研究》（2011），罗朋的《“微”力量下的舆论审判—微博舆论对“药家鑫案”审判影响辨析》（2011）等。

4.以网络舆论监督治理为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及治理对象上。针对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群极化”现象、“人肉搜索”侵权现象、网络暴力现象等提出加强网络舆情的监测和网络舆论的引导，提出从网络舆论法律规范、技术规范和网络自治三个方面加强网络舆论的规制。如陈远、邹晶的《网络实名制：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的必由之路》（2009），周永坤的《网络实名制立法评析》（2013），谢金林的《网络空间政府舆论危机及其治理原则》（2008），吴建华、班生的《当前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2009），谢金林的《网络舆论的政府治理：理念、策略与行动》（2010），孙健、徐祖迎的《网络舆论监督及其规范》（2011），卿立新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及其应对研究》（2012）等。

5.以网络舆论监督法律责任为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舆论监督侵权责任及网络舆论监督的行政法与刑法责任规制。代表性文章主要有李正化的《网络舆论监督的临界问题及相关法律责任》（2006），陈堂发的《网络舆论监督的刑法适用抑制问题》（2011）。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国家加大网络立法，其中一些立法内容并非专门针对网络舆论监督的，但客观上起到了网络舆论监督法律规制的作用，如齐晓伶、张训的《“人肉搜索”与刑法规制》（2010），赵远的《网络诽谤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2010），于冲的《网络诽谤刑法处置模式的体系化思考—网络水军为切入点》（2012），孙万怀、卢恒飞的《刑法应当理性应对网络谣言—对网络造谣司法解释的实证评估》（2013），张向东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寻衅滋事犯罪若干问题探析》（2013），刘宪权的《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2014），王强军的《刑法修正之于社会舆论：尊重更应超越》（2014），张道许的《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边界—兼评“两高”有关司法解释》（2015）等 。

此外，除上述论文文献资料外，根据课题组所收集的资料，还有一些专著和文集对上述内容进行了专题研究，按出版时间排序，主要有王四新的《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2007），殷俊的《从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对网络人肉搜索的多维研究》（2010），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编的《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2010），崔蕴芳的《网络舆论形成机制研究》（2012），党生翠的《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研究：从“微内容”到舆论风暴》（2013），廖卫民的《网络舆论波研究》（2014），叶战备、惠娟的政治与公共治理研究文库《舆论监督与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2014），黄永林的《网络舆论监测与安全研究》（2014），谢金林、杨维东的《网络舆论危机下政府形象管理研究》（2015），王贵斌的《Web2.0时代网络公共舆论研究》（2015），吕德生的《基于数字仿真模型的网络舆论引导理论与应用》（2015），张志安主编的《网络空间法治化—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年度报告》（2015），邓晔的《论网络言论自由与政府规制》（2015），刘朝霞的《转型期网络舆论生态：动因、机制与模型》（2016），于德山的《共识与分歧：网络舆论信息传播研究》（2016）等。

（三）研究现状总评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网络舆论监督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为权力制约视域下的网络舆论监督法律规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诸多不足，这些不足从另一方面说明本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及价值。

1.研究内容没有聚焦于权力制约

权力制约是网络舆论监督的首要功能，已有研究成果将网络舆论监督的功能视角扩大到对社会现象的监督，不仅使得人们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产生了诸多分歧，而且影响了对网络舆论监督权力制约功能研究的聚焦。在以“网络舆论监督”为篇名的研究成果中，与权力制约相关的文章只有3篇，郭莉的《权力制约视野下的网络舆论监督法理分析》（2011年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曹淑芹、曾珍的《网络舆论监督：公共权力制约新途径》（2011年发表于《前沿》），黄新锋的《权力制约语境下网络舆论监督的发展逻辑及其优化》（2015年发表于《辽宁行政学院学报》）。相比权力制约与网络舆论监督关系的话题重要性而言，显然研究热度不够。

2.研究内容分散缺少系统性成果

从当前研究成果来看，网络舆论监督作为一个多学科研究内容，多学科视野虽然丰富了研究的视角，但也带来了研究的局限性，各学科只关注与本学科有关的内容点，如新闻与传播学多关注网络舆论监督的形成机理、信息的传播规律，而公共管理学则只是从政府的视角来关注如何实现对网络舆论监督的有效治理，关注点的分散和学科视野的难以融合，导致研究成果内容分散、缺少系统性，这也是权力制约视域下网络舆论监督法律规制的相关成果稀少的原因所在。

3.以舆论监督关系为规制视角的研究成果不足

权力制约下的网络舆论监督，反映的是权利与权力之间形成的一种监督关系。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网络舆论监督法律规制的研究内容，主要是权利或权力单一视角，仅关注权利或权力一方的法律规制，较少以“关系”为视角，关注网络舆论监督中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整体平衡，以权利与权力关系为法律规制对象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法律是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网络舆论监督权力制约功能的定位，决定了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制应以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监督关系为规制对象。这一现状反映了法学界对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制更多处于对网络舆论监督实践某个具体问题或某个方面问题的回应，缺少对网络舆论监督法律规制的整体性视野和系统性思维，从网络舆论监督实践中个别的、具体的问题出发，上升到全面的、系统的问题研究还处于一个洼地，也就是说，现有的研究视角更多处于“点”的视角，还缺乏“面”的视角。

深刻把握和回应现实的需要是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面对网络舆论监督实现权力制约过程中存在的法律规制不足问题，如何实现对网络舆论监督的有效法律规制，是现实向学术界提出的一个新课题。当前，网络舆论监督法律规制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如网络言论自由、网络谣言、网络诽谤等法律规制，直接以权力制约视域下网络舆论监督法律规制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则较少，这一问题还属于一个研究相对薄弱的地带，因而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4.研究成员分散且缺少较大影响成果

根据论文分布的可视化计量分析，研究人员分散和研究机构分散，这一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核心作者群，也没有论文高产者，最高的也只有4篇，属于同一机构的文章总量最高的也只有14篇，说明当前没有学者和机构对这一课题进行长期关注和研究。在以网络舆论监督为篇名的文章中，根据中国知网统计，只有8篇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成果，省级基金项目成果也只有4篇。除以网络舆论监督本身为研究对象成果中，有少量被引量和下载量均较高的论文外，以其他为研究对象的高被引量和高下载量文章都比较少。以网络舆论为篇名检索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有33篇，以网络舆论监督为篇名检索，结果则只有2篇，分别为陈堂发的《网络舆论监督的困局：偏刑主义地方政策》（2011）和孙志勇的《关于反腐倡廉建设中正确开展网络舆论监督的思考》（2011）。因此，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影响力较大的研究成果数量总体不足，一些重量级的研究成果还未出现，研究的深度和体系性均有待于进一步拓展。此外，尚没有检索到以“权力制约视域下网络舆论监督法律规制”为篇名的专题研究，与之最为相关的以“网络舆论监督法律规制”为篇名的也只有8篇，其中，只有汪帆的《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制及限度》（2007）的被引量（38次）和下载量（3012次）较高，其他最高的被引量也只有5次，下载量最高也仅为695次。

5.多学科视野没有形成融合

网络舆论监督背后是一个复杂的舆论生态，它背后常常影射的是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现实，网络舆论监督内容因其指向的公共性，所涉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使得我们对网络舆论监督进行研究时，不能仅仅只有法学的视野。没有多学科对网络舆论监督背后的东西的深刻透视，就不能深刻理解对网络舆论监督进行法律规制的深刻的现实价值。当前，虽然网络舆论监督引起了多个学科的共同关注，但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甚少，深层次研究成果难以突破。因此，跨学科进行视界融合研究有待以后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