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评价[1]
潘春玲 过勇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规模宏大、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海外学者围绕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总体情况、战略目标、惩治腐败成效、体制机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开展了研究，并给予了相应的评价。这些研究和评价既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和把握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状况，也能为下一阶段反腐败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与此同时，我们应立足于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实际，客观看待海外学者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评价。
关键词：海外学者 十八大 中国 反腐败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开展反腐败斗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开展“猎狐”行动，真正做到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取得了显著成效。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要全面评价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状况，既要看国内的评价，同时也有必要参考海外的评价。当前，不少海外学者十分关注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他们基于已有的理论研究或实践考察，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具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对海外学者关于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研究和评价进行梳理，有助于更加客观地反映海外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评价情况。通过对海外学者发表的关于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可知海外学者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进行了总体上的评价，同时也对中国反腐败工作的战略目标、惩治腐败的成效、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反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推动反腐败工作的建议。
一 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评价
在已有研究中，不少海外学者从总体上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进行了评价，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呈现新的特点，并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具有新的特点
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很警惕腐败问题，积极开展反腐败工作。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策略基于当时的环境，呈现不同的特点。不少海外学者将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情况与十八大之前的反腐败工作情况进行了比较，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与以往的反腐败工作相比，呈现了新的特点。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专业博士陆曦（Xi Lu）、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彼得·洛伦森（Peter Lorentzen）指出，习近平开展的反腐败工作，被认为是25年来对中国官场最大的一次冲击。这次反腐败运动与以往的不同，它使大规模的、各个级别的公职人员落马，这些落马的公职人员中既有精英“老虎”，也有普通“苍蝇”。[2]一些海外学者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特点进行了全面总结。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反腐败顾问柯受田（Jon S.T. Quah）将习近平的反腐败工作特点总结为三个：一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具有很强的持久性；二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是1978年之后强度最大的；三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主要集中于官员的过度职务消费。[3]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梅拉尼·曼宁（Melanie Manion）也总结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四个特点：一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是长期的；二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让许多高级（包括一些级别非常高的）官员落马；三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通过结构改革增强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力；四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使中国经济领域的寻租机会显著减少。[4]
从总体上看，海外学者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持久性是持肯定态度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高压反腐的态势，反复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以实际行动破除了“反腐一阵风”的错误论调，十九大报告释放出的“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信号更是证明了这一点。而海外学者所认为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高强度，也是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准确判断。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对中国发展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腐败与国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海外学者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对国家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反腐败工作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一些海外学者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推动了国家的发展。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威廉·奥弗霍尔特（William H. Overholt）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期待。他指出，习近平的反腐败工作指明了官员渎职的严重性，反腐败的结果将形成一个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新时代。[5]柯受田也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减少“三公消费”而采取的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6]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反腐败已经有了很多正面效应，其中一个是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比如“刑不上大夫”。[7]可见，不少海外学者对于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效持肯定态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有一些海外学者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持怀疑或否定态度，认为反腐败工作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比较文学中心教授白若云（Ruoyun Bai）指出，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举措来严惩腐败行为，高调公开反腐败斗争。但是在民众看来，高调反腐之下，腐败行为并没有明显减少，反而感觉越来越多，从而使普通公众产生了悲观情绪。[8]英国《金融时报》的康河信（Hudson Lockett）研究发现，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影响弊大于利。他指出，习近平的高调反腐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反腐败运动的既定目标是让所有层次的中国官员都对权力滥用负责。但是新的研究发现，一个地区被报道的腐败案件数量越多，该地区更多的民众认为北京（此处指中央政府）比当地政府腐败。[9]英国《金融时报》的吉密欧·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也指出，一些分析者认为，中国如此大量的甚至高级领导层腐败案件的揭发，正在侵蚀着基层民众对执政党的信心。[10]
从短期来看，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打虎”“拍蝇”，查处腐败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对党自身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党的形象在民众中打了一些折扣。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共产党高压反腐，查处腐败官员，正说明了其正视自身问题的勇气以及惩治腐败的决心，对于未来不断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更好地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党自身建设的不断完善，民众也会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反腐败工作对于党和国家、对于自身利益的重要价值，对党的信任度也会越来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对于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
二 中国反腐败战略目标的评价
一般情况下，任何行为都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具有特定目标的。反腐败工作也是如此：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展积极的反腐败工作，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对于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战略目标，海外学者从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改变中国政治文化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围绕反腐败是不是党内权力斗争进行学术上的讨论。
（一）反腐败工作是为了维护党的合法性
党的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海外学者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其合法性。康河信指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开展反腐败工作，主要是在努力地净化中国共产党由于贪污而被玷污了的形象。[11]对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何如此高度重视并严抓反腐败工作，郑永年认为中国共产党将反腐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提高到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腐败本身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深度和广度已经深刻影响了执政党的形象和合法性。基于这个背景，他认为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展反腐败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对执政党所产生的致命影响，在最大程度上巩固和提高执政党的合法性。[12]
（二）反腐败工作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
腐败的产生，与文化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要解决腐败问题，可以从文化因素入手，铲除腐败产生的文化土壤。有海外学者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改变文化观念，进而遏制腐败的产生。印第安纳大学毛雷尔法学院杰罗姆·霍尔博士后、研究员马卡比·克礼（Macabe Keliher）和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兼职教授吴新超（Hsinchao Wu）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目标，认为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工作的目标，不仅在于清除盛行于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玩忽职守、贪污和贿赂，同时也在于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13]
（三）反腐败工作是否为权力之争
反腐败工作的开展，必然会有一些官员牵涉其中。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会将反腐败工作看成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认为反腐败工作实际是党内不同“派别”为了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为了反腐败。海外一些学者就持有这种观点，将中国反腐败的目标定性为党内权力斗争。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硕士杰弗里·奈兹·勒布（Jeffrey Nides Loeb）用实证分析方法，论证了派系政治是习近平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推动力。[14]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袁灿孙（Samson Yuen）也指出有一些学者持这类观点。他分析了这些观念，强调中国的反腐败运动引起了一些推测，认为中国反腐败运动空前大的范围、深度和强度，以及目标的选择性，都是为了掩饰反腐败工作是一个清除政治反对者的工具。[15]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EHESS）研究员、法国阿弗尔大学教授蒲吉兰（Guilhem Fabre）认为，十八大以来史无前例的反腐败运动旨在稳定既得利益集团的壁垒，以稳定的名义维护反再分配的现状。同时，反腐败运动也被用作高层权力斗争、排除异己的手段。[16]但也有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并非党内权力斗争。陆曦和彼得·洛伦森采用数据分析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论证。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这次反腐败工作主要是为了努力减少普遍存在的腐败，这些腐败正在破坏一个有效的精英管理系统的建立，不能简单地将反腐败运动视为一场权力斗争，同时目前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权力斗争是习近平反腐败的初衷。[17]东帝汶驻北京高级外交官罗洛·霍达（Loro Horta）也认为，从中国反腐败的范围来看，覆盖了来自全国各个政府部门和商业部门的很多中级和初级官员，被抓的官员中大多数是初级和中级官员，因而很难将中国的反腐败运动解释为一个单纯的权力斗争。[18]
在国内，社会上也曾流传“反腐败是党内权力斗争”的论调。但是，这样的论调是立不住脚的。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实践中可以看到，反腐败不等于惩处腐败官员、“拉官员下马”，它还涉及以纪律约束党员干部的言行、通过党内监督发现问题线索的同时也努力做到预防腐败等方面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恰恰是为了防止党员干部从“违纪”走向“违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党员干部。这与所谓的“权力斗争”是明显不相符的。此外，从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腐败官员范围来看，涉及了不同地区、不同职务级别的干部，并不存在选择性地针对哪个地区或哪一类官员进行查处的情况。关于这一问题，2015年9月，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在谈到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时，也明确指出“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因此，反腐败工作的开展是为了实现党自身的净化，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途径。
三 对中国惩治腐败的评价
惩治腐败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十八大以来中国惩治腐败的成效，有些海外学者持肯定的态度，也有海外学者持否定态度。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惩治腐败取得显著成效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惩治腐败方面采取了不少举措。一些海外学者认为这些举措使中国在惩治腐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傅华伶（Hualing Fu）指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始于2013年的空前的反腐败运动，这场持久的国家运动以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中的“老虎”（高级官员）和“苍蝇”（低级别官员）为目标。[19]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中国经济政治研究中心政治系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反腐败目标扩大到军队系统，惩治了军队中的高级官员。[20]同时，有学者认为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惩处了数量庞大的腐败官员。耶鲁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钱南茜（Nancy Qian）和该校以斯拉·斯泰尔斯学院博士文霁月（Jaya Wen）指出，2013年底习近平出台了加大调查和惩治腐败力度的具体措施。在短短一年内，调查数量已经增加了大约30%，达到18.2万件。[21]
（二）惩治腐败对降低腐败程度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提升
关于十八大以来中国惩治腐败的成效，一些学者持比较悲观的态度。柯受田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高压反腐态势下腐败案件查处所取得的成效，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腐败问题进行严格查处减少了“三公消费”的现象。但是，他也指出严格查处腐败案件对降低中国腐败程度的影响较小：从2012年到2015年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以及政治和经济风险咨询机构的腐败研究反映的情况来看，在反腐败运动的前两年，反腐败运动并未对降低中国的腐败程度有明显的影响。[22]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麦库姆斯商学院约翰·格里芬（John Griffin）、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刘越（Clark Liu）、佐治亚大学泰瑞商学院舒涛（Tao Shu）指出，将中国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而言，2013～2014年在可见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方面有很大的下降，但是不引人注目的其他腐败重要指标没有得到改善。这些问题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都存在。总的来说，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减少的腐败指标主要局限于炫耀性消费。[23]
（三）中国腐败查处率比已有明显改观
腐败查处率是指受惩处的腐败案件数量占被查出的腐败案件数量的比例。一般情况下，腐败查处率越高，腐败的成本越高，官员为获取非法收益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对于十八大以来中国查处腐败案件概率问题，有学者认为比较低。康河信认为，对于大多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而言，他们因腐败受到严重查处的概率仍然很小。在反腐败运动的前三年中，少于3.6万名党员被移交司法审查——低于2015年750万名在职干部的0.5%。同时，尽管在同一时期有大概75万名干部受党纪处分，但是这类案件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给一个警告或处分。[24]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腐败案件查处率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腐败成本相对较低。根据成本—收益来计算，成本越低，收益越高。这就容易使一些官员认为腐败存在的风险比较小，“敢于”冒险。这成为中国在反腐败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内监督，充分发挥派驻、巡视的作用，及时发现问题线索，明显提高了腐败案件查处率。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反腐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惩处腐败官员尤其是十八大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的官员，做到越往后执纪越严，不断提高腐败成本，尽力减少官员的腐败动机。可以说，在腐败查处率方面，十八大以来已经有明显改观，且仍在不断提升。
（四）中国反腐败没有过度化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惩处了一大批高级官员和基层官员，也使一些人产生了反腐败过度化的想法，认为如果继续惩处下去，会导致官员“不敢作为”或“不想作为”，进而会影响行政工作的正常运行，对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Cheng Li）和助理主任瑞安·麦克尔文（Ryan McElveen）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尽管在反腐败运动中抓数量惊人的官员帮助习近平巩固了领导权力，导致一些分析家担忧反腐败运动太过度，阻碍官员作决策，削弱了中国的经济；但他们强调，这些担忧不仅是错误的、具有误导性的，而且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反腐败运动及其相关改革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至关重要的积极变化。他们指出，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很深入且无所不在，但它并没有过度。[25]
四 对中国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评价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更积极有效推动反腐败工作，对反腐败体制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中国反腐败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并对其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风险进行了评价。
（一）中国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对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一些海外学者持肯定的态度。威廉·奥弗霍尔特指出，反腐败运动的历史证明，体制改革是至关重要的。[26]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严厉惩治腐败案件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力度。马卡比·克礼和吴认为，开展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运动的重要内容。他们指出，当前的反腐败运动与过去三十多年里许多反腐败运动的不同，主要不在于范围，而在于另外两个关键举措，即行政改革和纪律规范。其中，在行政改革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三个关键的改革措施：一是增加纪检监察室数量；二是中央纪委已经接管领导各级纪委的任命，并从党委分离出来；三是中央巡视组重新恢复，并被不定期和未经提前告知派去各省和部委进行巡视。这些改革增加了中纪委的自主权。而在纪律规范方面，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在严明党的纪律和完善纪律体系方面的大多数举措也已经得到肯定。[27]梅拉尼·曼宁也认为，这次反腐败运动已经明显地改变了党和政府的激励结构，以便减少官员腐败机会和实施反腐败的结构性障碍。在这次反腐败运动中，中纪委及其直属机构已经减少了许多职责和许多与反腐败不相关的公务。除了这个专业化分工外，这次反腐败运动采取多项举措，似乎有效地阻断了双重领导的影响——双重领导体制的存在使当地党委书记阻碍反腐败机构做他们的工作，从而增加了纪律检查的层级结构。[28]郑永年指出，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进行了两方面的改进：一是反腐败主要是由中纪委来主导，二是确立了中纪委的权威。可以预见，在这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过后，这些有效的制度会更加制度化，不断得到巩固。[29]
（二）中国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存在一定风险
在分析和研究中国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之后，一些海外学者也提出了他们存在的一些疑惑或担忧。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到目前为止，中纪委主要通过从北京（指中央）直接派人员去管理省纪委和当地纪委，增强了北京对各省的垂直管理。同时，通过清除山西和其他地方当地的关系网，也强化了垂直管理。但是计划即便再好，也将毫无疑问地遇到强大的阻力。这些努力是否可以真正地改变当地的权力运行方式，仍值得怀疑。[30]此外，也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重视党的纪律、以党的纪律作为反腐败的重要手段所带来的影响表示担忧。袁灿孙认为，党的纪律在腐败官员调查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过程中过度依赖的是不透明的党纪制度，而不是审查和惩罚官员的法治制度。反腐败运动过程中对党纪的过度依赖，导致了中纪委权力的集中化，主要表现为扩大中纪委的权力，以巡视和派驻作为监督和揭露腐败行为的主要方式，增强对地方单位的垂直控制。而中纪委权力的扩大带来了新的问题，即没有其他机构可以限制它的权力。[31]关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加强对中纪委的监督，《南华早报》的克里斯·罗（Chris Luo）指出，中纪委已经建立了一个内部监督部门去监督它，甚至开展了对工作人员的腐败调查，但这些举措仍没有解决谁能监督中纪委的问题。[32]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院教授、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汉士（Roderic G. Broadhurst）、伦敦国王学院潘迪生法学院博士王鹏（Peng Wang）指出，习近平式的反腐败运动——既打“老虎”又拍“苍蝇”，虽然对于建立新的领导很有意义，但对精英和体制性腐败的影响是有限的，阻碍了中国政治的发展。[33]中国的腐败问题很复杂，反腐败工作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险，包括如何强化基层的反腐败工作、如何规范反腐败工作人员的权力、如何推动反腐败国家立法等，这些都需要中国在长期的反腐败工作过程中不断探索其解决路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许多举措，有些举措已经有效解决了反腐败过程中由体制机制不完善而导致的问题，但有些举措的效果还未充分体现出来，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五 关于反腐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反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学术界因此也开展了不少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反腐败会推动经济的发展，有的学者则认为反腐败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对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海外学者的态度分化也比较明显：有的学者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有的学者则持否定的态度，也有学者表示无法确定。
（一）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海外不少学者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香港大学商学院教授林晨（Chen Lin）、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教授兰德尔·莫克（Randall Morck）、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杨贤（Bernard Yeung）等提出，2012年反腐败运动宣布发起后，中国股票大幅度上涨，在高质量行业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省份中，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越大的高生产率非国有企业获益越多。相反，在开放程度较低的省份中，非国有企业则获益较小，尤其是对那些过去娱乐和旅游成本较高的企业，这一结果更加显著。这些结果表明，市场发展和反腐败改革是相辅相成的。[34]李成和瑞安·麦克尔文也指出，任何由于官员腐败减少而引起的消费减少不会对经济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反而会帮助经济发展。即使房地产经纪人、高端餐馆老板、高端食品制造商的销售继续下滑，中国的经济也不会受到明显影响。相反，原先用于为这些未经批准的追求买单的税收将被返回国库，这些钱可以用在最初要支出的项目上，因而能够改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提升就业率。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将会提振经济，因为习近平反腐败运动的成功提高了他的政治资本，使他能够实施更深层次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将有更大的信心。[35]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马里亚森特·詹内蒂（Mariassunta Giannetti）、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廖冠民（Guanmin Liao）、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财务学系教授游家兴（Jiaxing You）、印第安纳大学凯莱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于晓筠（Xiaoyun Yu）研究认为，腐败扼杀了经济增长。他们指出，随着一些在位企业租金的增加，腐败可能会扼杀创业活动，阻碍小公司和年轻公司的成长，降低它们与在位企业竞争的能力。[36]
（二）十八大以来反腐败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其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黄育川（Yukon Huang）指出，中国的领导层目前在处理腐败问题上显得比解决经济改革问题更加积极，使其反腐败的直接经济意义更加复杂。反腐败导致炫耀性消费减少，促进了当前经济增长的减速。[37]伯明翰南方学院政治经济社会学院曲光军（Guangjun Qu）、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校区经济学院教授凯文·斯尔韦斯特（Kevin Sylwester）、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汪锋（Feng Wang）对反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分析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各省的数据，认为反腐败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反腐败工作付出的成本。[38]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上也流传着“反腐败阻碍经济发展”的论调。这一论调也以十八大以来反腐败过程中导致一些高档餐饮、高档会所营业收入减少甚至倒闭为依据，指出反腐败导致了经济的下滑。但这一论调的依据很片面，不能从短期内某一行业的发展状况来推出反腐败对经济的影响。从营业状况下滑的行业来看，大多是依靠公款奢侈消费来维持其高额利润。这种行业的发展模式是畸形的，不可能长久。从某种意义来说，反腐败反而有利于该行业及时优化发展结构，为该行业的长期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而有些城市如南京，十八大后的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因为其原市长、原市委书记落马而出现衰退，反而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发展。这也足以说明反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三）十八大以来反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一些海外学者没有明确指出是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是消极的阻碍作用。袁灿孙对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是否会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持观望态度，认为反腐败运动是否将为更积极的经济改革开路仍不可知。[39]威廉·奥弗霍尔特认为，实施经济改革和反腐败运动之间有一个矛盾的关系。他指出，习近平的经验丰富、有能力的领导班子有积极、可靠的经济策略和压倒性的群众支持。但是，官僚的阻力会逐渐增加，大众的支持取决于实现经济改革和抑制经济衰退。而要做到这些，习近平必须解决经济改革与反腐败运动之间的悖论，即反腐败斗争是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但同时会抑制当前的改革。[40]
六 推动中国反腐败工作的建议
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加强反腐败工作，不少海外学者结合自身的理论研究和中国的反腐败状况，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一）从源头上治理腐败问题
要治理腐败，首先要了解腐败产生的源头，然后针对源头采取相应的举措。一些海外学者从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出发，提出了从源头上治理腐败问题的建议。柯受田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运动只治标不治本。他指出，中国应该从腐败产生的原因入手，解决腐败问题。为此，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分析了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五个主要原因，即低工资、官僚作风、调查和惩处的低概率、分权、人情关系和送礼。他认为，中国要想提高反腐败运动的有效性，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如增强反腐败法律执行的公正性，避免选择性执法。[41]经过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努力，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也就是说，在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在治标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随着反腐败工作不断深入，中国也已经在积极探索反腐败标本兼治的重要举措，努力从源头上治理腐败问题。
（二）联合社会各方资源共同反腐败
腐败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某一个国家部门或某一个专门反腐败机构，而是要整合社会上各种反腐败力量，共同抵御腐败问题。其中，利用网络手段来调动社会公众尤其是网民的积极性，是信息化时代下整合反腐败力量的重要方式。梅拉尼·曼宁指出，世界上成功的反腐败斗争争取了新闻界和普通市民的支持，正如“志愿执法者”的规则：揭露腐败、报道腐败和拒绝参与腐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也可以参考这一做法，通过给予新闻界和普通网民更大的自由来接触和联合天然的反腐败盟友，促进反腐败目标的实现。[42]十八大以来，网络反腐在反腐败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借助网络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信息覆盖的广泛性，中国网民能够及时发现、传播官员的一些“异常”行为，为反腐相关部门提供了大量的问题线索，进一步提高了反腐败工作的效率。
（三）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
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重要内容。对于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及其成效，不少海外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在此基础上，一些海外学者也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建议。李成和瑞安·麦克尔文认为，在中国反腐败运动中，习近平真正的风险是没有花必要的政治资本来加强制度改革。虽然运动模式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减少腐败，但系统性的法律和政治改革对于中国良好治理的根本性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未来几年，习近平应该实施官员收入公开、财产登记、利益冲突规定、司法独立等重要举措。否则，新一波官员腐败必然会重新出现，并彻底破坏他以前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43]美国吉尔佛学院教授郭学志（Xuezhi Guo）也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决心很大，中纪委的一些制度创新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为了确保反腐败策略是依赖于制度制定和执法，而不是斗争形式的调整或者内部纪律执纪，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压力。如何让反腐败从运动式纠错和内部纪律监督向“依法治国”转变，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即建立特区试点政治改革，挑选新的官员并公开他们的家庭资产，由此建立一个制度化的反腐败体系则指日可待。[44]约翰·格里芬、刘越和舒涛指出，改革可能是正确方向中的一步，但可能不会完成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更广泛的变化。鉴于其他腐败活动研究的历史经验，加强法律和制度改革，优化新闻自由的环境，对于中国实现实质性减少腐败的目标来说非常必要。[45]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内设机构调整、聚焦主责主业、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方式推动了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升反腐败工作的效果。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仍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七 海外学者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评价的思考
海外学者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评价，一定程度为我们从总体上评估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我们应理性看待这些评价，同时澄清其中的一些错误评价，适当地参考和借鉴海外学者对推进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提出的工作建议。
（一）理性看待海外学者的评价
关于海外学者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评价，我们应理性看待。首先，要客观分析海外学者的不同评价。对于海外学者作出的肯定评价，我们应从实际出发，在全面了解实际成效的基础上作出更全面、准确的评价，不能因为其肯定的态度而不作深入细致的辨别；对于海外学者指出的不足，我们也不能简单回避这些不足，而是要弄清背后的依据、逻辑关系等，结合中国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情况，作出客观判断。其次，坚持“四个自信”。海外学者的评价对于中国当前和下一阶段的反腐败工作来说更多是一种参考。中国的问题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党情，作出符合自身特点的决策。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证明了我们党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对于下一阶段的反腐败工作，我们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和“四个足够自信”，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开展反腐败斗争。
（二）及时澄清海外学者错误观点
出于客观或主观的原因，一些海外学者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认识可能会出现偏差，产生错误评价。这些错误评价会通过影响社会公众的观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因此有必要积极澄清这些错误的评价。首先，要关注海外学者的错误评价。对于一些海外学者提出的错误评价，尤其是歪曲中国反腐败目标的错误评价，要特别关注。当前，海外一些学者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其实是一场党内权力斗争。这一观点从本质上来说是错误的。然而，这种错误的评价容易误导国内外民众，从而弱化反腐败工作的群众基础，因此必须重点关注这类评价。其次，要有理有据地澄清错误评价。对于海外学者的一些错误评价，我们有必要进行澄清，防止其继续传播扩散。为此，我们要从官方层面不断向国内外民众传达中国反腐败的目标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使广大民众享受更多的发展成果，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还要根据实际需要辅助以科学的数据或理论支撑，及时有效地回应这些错误评价。
（三）适当参考海外学者的合理建议
一些海外学者在推动中国反腐败工作方面提出了建议，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反腐败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对于海外学者的建议，我们可以适当地参考。首先，要认真分析建议的合理性。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海外学者具有扎实的理论和开阔的视野，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因此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对于这些建议，我们有必要先进行认真分析，判断其合理性，才能确定是否参考并采纳。不能随意、盲目地采纳海外学者的所有建议。其次，要立足中国的实际适当参考相关建议。对于海外学者的建议，我们还要立足于中国的反腐败实际，结合中国反腐败的特点和规律，参考并采纳一些对反腐败工作有实际推动作用的建议。为此，我们应结合国内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等，科学地借鉴吸收相关建议，从而更好地推动下一阶段反腐败工作的开展。
原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教育廉政理论研究）（17JDJYLZ0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7M6208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潘春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从事廉政建设研究；过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从事廉政建设、公共治理、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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