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与动态：海外中国腐败研究述评
——基于2012～2016年SSCI论文的分析[1]
李莉 吴江 郑佳斯
摘要：追踪并分析世界各国学者如何解读和评估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新政”，有助于了解当前腐败治理研究和中国研究的前沿动态和趋势。文章使用量化分析方法对近五年来学界在中国腐败问题领域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此类研究的国家和地区来源既呈现分布多元化的特征，又具有相对聚集性。与此同时，研究领域和议题的细化亦与中国现实政治的发展动态相呼应。这些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制度建构、法律规范，市场化、改革与腐败，对外投资贸易中的腐败，媒体、信息与腐败，腐败程度的主观感知，政商关系，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比较这七个方面。其中尤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以及投资贸易中的腐败问题这两个方面最受关注。
关键词：腐败治理 反腐败 中国政治 话题模型 LDA
预防腐败和打击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的实践问题，也是海外学者关注中国问题的重要研究领域和切入口。因此，基于反腐政策的变迁所进行的历史性研究对于理解十八大以来反腐新政的逻辑脉络与历史渊源非常重要。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工作，由于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别于以往的反腐败工作，因而被视为一种“反腐新政”现象。对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实践，海外学者是如何评价的？这是一个值得中国学者进行系统梳理的问题。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学习、吸收各国先进经验，从而转变反腐败理念，提升反腐败成效。因此，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实践不仅要求我们关注国内研究成果，而且还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新政所进行的系统梳理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目前，海外学者对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新政”如何评价、如何解释尚未得到系统的追踪与研究。本研究将尝试检索并梳理海外学者的视角和议题，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推行反腐新政过程中涉及的研究主题、研究进路和主要观点，以期拓展研究领域，丰富分析视角，并进一步为决策提供咨询与参考。
一 文献回顾
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研究早已经吸引很多学者广泛关注，研究所及几乎涉及了腐败问题方方面面。相对而言，目前已有的文献大多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腐败研究，例如解释腐败发生的原因[2]，腐败的不同阶段的形式和特征[3]，以及腐败与改革之间的关系等[4]。随着对腐败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开始更多关注当下中国的反腐败问题研究[5]。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腐败日益严重，但腐败治理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6]这一点使得近年涉及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大量涌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对于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而国内对于这部分文献的介绍比较少。但随着国内学界与海外联系增多，对于海外中国研究中关于腐败相关问题的梳理也日益受到关注。例如李辉通过对海外学者对于中国腐败问题研究的爬梳，归纳总结了海外研究对“中国腐败的根源在哪里”这个问题的回答。[7]一部分学者从权力扭曲视角认识中国目前国家权力制度安排，从中寻找导致腐败蔓延的根源；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市场转型的视角将腐败原因归结于市场转型所产生的各种激励因素。李莉则通过对海外文献中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三种流派（功能学派、制度学派和文化学派）的梳理，发现对于中国腐败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研究较为具体的腐败问题，例如腐败行为的成因、阶段特点等；二是对于腐败治理的研究，例如中国特有的反腐败策略、反腐工作领导和组织结构等。[8]在已有的文献中，对于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集中于成因分析与阶段性特点概括与描述。具体而言，成因分析侧重讨论腐败为什么发生，阶段特点则注重分析中国发生的腐败问题在不同时期的特征和态势。肖汉宇、公婷对2009年至 2013年英文 SSCI 期刊上发表的与“腐败”相关的 526篇文献进行了综述，讨论了腐败研究中的五个理论问题，包括腐败的定义和测量、腐败与经济发展、腐败与社会公平、腐败与政治制度，以及反腐败的成效。[9]这些梳理与总结对于开阔该领域的研究视野，提升中国腐败研究的国际对话能力都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上述研究普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基于最新的研究动态和趋势追踪的述评工作较少，尤其是关于近五年以来的追踪综述更加缺乏。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实践具有鲜明的创新特征。然而，目前尚未对这些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其次，已有研究在文献述评的研究方法上也较为单一和简单。例如，已有文献综述大多采用描述性统计等方法或传统的人工阅读—阐释方法进行综述等。面对日益增多的海量的信息，上述这些方法在及时、全面而深入地反映出学界的动态和趋势上都显得较为困难。因此，本研究追踪了近五年（2012～2016）海外英文文献中关于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并采用话题模型等方法进行文本分析，尝试评述近五年来，世界各国、各地区学界对中国腐败问题所做的探讨。
二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项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世界著名文献检索平台ISI Web of Science。期刊文献检索条件为：搜索关键词为“China & Corruption”，时间范围为2012～2016年，文献语言为英语。搜索结果包含455篇文章。通过人工检查，我们删去书评类、与主题明显不相关的以及信息不完整的文章。最终得到有效数据包含387篇英文文章的标题、登载刊物、发表时间、研究领域、作者所在地区、关键词、摘要等的信息。
本项研究使用的量化分析方法分为两类：一是描述性分析，包括百分比、均值、变化趋势等；二是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话题模型。话题模型是机器学习领域的重要技术之一，它通过文本中词语的概率分布探索语料所涉及的话题，继而计算文本或词语与特定话题之间的关联。基于Gibbs抽样等方法估计参数的LDA话题模型[10]是常见的话题模型之一。在实际应用中，话题模型承担的主要任务包括自动提炼语料中的潜在话题、为每个文本添加话题标签、为话题确定主题词语、分析话题流行程度等等。论文摘要是文章主要内容与核心观点的集中体现。本项研究以论文摘要为文本，通过该模型对2012年至2016年腐败研究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在将文本放入模型以前，我们进行了严格的数据清理工作，包括确定专业词汇词典、词性标注、词形还原、去除标点和数字、去除停用词、生成文档—词语矩阵稀疏值等。
三 数据分析
总体而言，从时间上看，近五年来，海外关于中国腐败相关议题研究在数量分布上相对较为均衡，除2012年以外各年度均有至少80篇文章（见图1）。
图1 海外关于中国腐败相关议题研究的数量分布
（一）国家和地区来源分布：广泛性之上的聚集性特征
从作者所属国家（地区）分布来看，样本共涉及全球44个国家（地区）的学者署名文章（需说明的是，如果一篇文章作者数量为一个以上，则此篇文章将被反复计数）。其中，亚洲347篇，欧洲95篇，北美洲149篇，大洋洲33篇，这显示出对于中国腐败议题的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性特征。
在来源国家和地区多元化的同时，文献分布也显示出聚集特性。以文章数量为划分标准，中国有303篇，占46.90%；美国有128篇，占19.81%，这些国家处于数量聚集程度的第一梯队。其次是英国（36篇，5.57%）、澳大利亚（33篇，5.11%）；再次是新加坡（19篇，2.94%）、加拿大（18篇，2.79%）、德国（16篇，2.48%）。可见，围绕中国腐败问题研究，除中国本土学者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等国均是海外中国问题的主要和持续关注者。
（二）研究领域分布：城市化引发的议题逐渐凸显
我们通过人工分类进一步将腐败治理类论文分入6个研究领域中（一篇文章若属于多个领域，则会被反复计数）（见图2）。其中，涉及商业领域（涉及商业微观行为、政商关系等）的文章数量最多，达到132篇（24.4%）；其次，经济领域（涉及宏观经济状况）的文章有128篇（23.7%）；再次是政党行为与政治制度领域的研究，有85篇论文（15.7%）；涉及城市领域（以城镇化方面问题为主）的腐败治理研究则有74篇论文（13.7%）；涉及社会领域（如社会服务、治理等）的文章较少，有72篇（13.3%）；学者从法律角度分析腐败治理问题的兴趣似乎并不高，仅有49篇论文（9.1%）。
图2 海外中国腐败议题相关研究领域分布
（三）研究方法分布
研究方法的选取能够反映出研究者对于特定研究问题的理解。针对不同研究问题选取适合的方法成为一项好研究重要的前提。对于腐败问题的研究尤其如此，腐败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与敏感性，因此选取研究方法就成为决定研究质量的重要前提。近五年来，针对中国腐败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呈现怎样的特点呢？通过对已有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方法论上，主要以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为主。总体而言，在387篇SSCI论文中，使用定性研究方法的共246篇（60.29%），在数量上略多于定量研究（162篇，39.71%）。其中，依据使用的数据性质划分，定量研究方法又具体分为四类（见图3）。具体而言，使用经济数据的研究论文数量最多，达到72篇（17.65%）；其次是问卷调查数据46篇（11.27%）；基于实验数据的研究较少，仅11篇（2.70%），使用其他数据的33篇（8.09%）。就定性研究方法而言，也分为四类（见图3），理论阐释方法使用最多，达到142篇（34.80%）；其次是案例研究48篇（11.76%）；档案文件历史研究有36篇（8.82%）；深度访谈研究数量最少，仅有20篇（4.90%）。
图3 研究方法分布
整体而言，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多于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这样的现状是否说明在腐败研究的方法选择上，定性研究方法比定量研究方法更适合呢？针对上述统计结果，我们进行了以下思考。
其一，深度访谈数量少，显示出数据获取的不易性。在中国问题研究中，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但从事此类研究的门槛较高，尤其是对于有关腐败的议题研究，更加如此；关系、人情等都是做访谈和田野调查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
其二，实验方法数量少。在针对腐败的研究中，量化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管理学中较为主流，尤其以经济学研究中的面板数据居多，但面板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在研究腐败问题时也存在局限性，不易获得最符合研究者需要的数据。近年来，基于实验的政治学研究方法逐渐兴起，但似乎并未在腐败治理领域得到较多应用。
其三，腐败问题的混合研究方法是否可能？在上述这些方法中，尚未出现明确使用定性—定量混合研究方法的研究。实际上，针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定量与定性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未来的研究或许应注意综合利用定量研究在概念可操作化、理论检验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定性研究在现象深描和理论提炼工作上的长处。
（四）研究话题分布
上述分析在宏观上帮我们梳理了近五年来世界范围内腐败研究的数量分布、国家（地区）分布、方法类型等，这对于了解整体状况非常重要。如果说上述分析是基于表象特征的宏观梳理的话，那么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近五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腐败研究在内在的研究主题和内容上到底关注了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研究选取了LDA话题聚类分析方法进行进一步探讨。选取LDA方法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方法能够将主题呈现出来，有助于深入理解已有的文献。
1.话题分类
本文尝试利用话题模型将文章摘要分为4～12类。将类别数限定在这个范围内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如果类别数过少，分类工作将失去鉴别文章议题的意义；另一方面，如果类别数过多则会为分类后的意义阐释工作带来困难。由于话题模型在建模时需输入拟聚类数量，因此我们依次尝试使用范围中的类别数。类别数可通过模型指标和尝试性阐释确定。在客观指标方面，我们使用对数似然值、R方、话题一致性系数（Coherence）和AIC系数（表1对模型指标值进行了展示）。
表1 话题模型各类别数参考指标
由于对数似然值、R方和AIC并未呈现有助于我们选择的变化趋势，因此我们只能通过话题一致性来进行判断。当将文本分为7类和10类时，话题一致性系数较高。因此，我们分别对文本以这几个数值为分类数时的内容区分情况进行观察，试图从领域知识层面理解模型给出的分类结果。最终，我们确定将文本分为7类（见图4）。根据文章主要内容，我们将类别名称定为：话题1是反腐败制度建构、法律规范（56篇，14.47%）；话题2是市场化、改革与腐败（77篇，19.90%）；话题3是对外投资贸易中的腐败（60篇，15.50%）；话题4是媒体、信息与腐败（67篇，17.31%）；话题5是腐败程度的主观感知（62篇，16.02%）；话题6是政商关系（34篇，8.79%）；话题7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比较（31篇，8.01%）。
图4 研究话题分布
2.话题特点
从2012年到2016年，七个话题的分布有所变化（见图5）。
图5 研究话题随年份变化分布
表2对话题的年度变化趋势做了进一步总结。其中，趋势系数是话题的历年数量与年份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系数，该系数为正时，总体趋势被视为增加；为负时，总体趋势为下降，如回归系数的P值小于0.05，则上述两种情况分别标注为明显增加或明显减少。最大/最小年份的计算方式为，当总体趋势为（明显）增加时，标注数量大的年份；当趋势为（明显）减少时，标注数量最小的年份。趋势细节是指话题数量变动的连续性。在话题总体趋势为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数量最大的年份为时间范围中的最后一年（在本文中为2016年），则趋势细节被标注为“连续增长”，反之，为“先增长再下降”。与此相仿，当总体趋势为减少时，如果最后一年为数量最少的年份，则为“连续下降”，反之为“先下降后增长”。
表2 话题年份分布和趋势热度
话题1“反腐败制度建构、法律规范”的研究数量随年份呈现不规则变化，但在2013年数量最多，达到16篇。公婷的研究表明，与以往的运动反腐不同，近年来中国由地方政府兴起的廉政制度创新成为一种趋势。[11]这样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模式也为中央所认可。与此同时，近年来的研究也较为关注机构建设。设置有效的反腐败机构是最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回顾改革开放之后的腐败治理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的腐败治理也顺应了世界潮流，正在经历从传统单一的政府肃贪模式向多元与专业并重的ACA模式转变。[12]已有研究亦表明，自1990年起，较为合理化的制度建设开始初现端倪。[13]针对腐败治理的制度建设则较为集中地出现在2002年的十六大之后。虽然在近30年来，尤其是近20年来有更多的条例和法规出台，但实际上，众多法律条规的执行效果非常有限。因此，如何从制度建构、法律规范上真正有效遏制腐败仍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不过近三、四年来，此类研究有所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研究者们目前更愿意以“解构”的视角剖析宏观制度之下的中、微观问题。
话题2“市场化、改革与腐败”的数量虽然随年份呈现不规则变化特征，但整体基数比较大，即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有12篇，高于同年份其他话题。其中，市场化究竟是腐败发生的内因还是外因这一问题，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焦点，并且一系列相关研究也已取得成果。部分学者认为市场化直接导致了腐败的出现；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市场化不会必然导致腐败，但不完善的市场化才会引发腐败。如何理解腐败与市场化的关系成为探讨腐败成因的重要逻辑基础。总体而言，学者们的共识是腐败与改革（市场化）是紧密联系的，但在具体维度上是非常复杂的。
话题3“对外投资贸易中的腐败”的数量逐年增多（除2013年外），从2012年的10篇增加至2016年的16篇。这表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中国对外投资贸易的大规模增长，涉及这个领域的腐败问题也日益凸显，对该问题的研究随之不断增加。我们预测与此话题有关的研究在未来几年还会不断增加。
话题4“媒体、信息与腐败”话题整体上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14年除外）。公民社会对于腐败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高度的新闻自由有助于公民社会有效发挥反腐败作用。当公民社会倡导的社会问责能够促进横向问责和通过选举对官员形成问责时，就能够显著抑制腐败。就中国而言，网络反腐是舆论给予高度关注的话题，而学者肯定并认同的是，民间网络反腐已成为一种新型的反腐形式，促进了中国腐败治理的多元化，是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全新路径；作为一种日益兴起的社会监督力量，网络反腐的监督效果正在逐渐凸显。[14]但也有学者认为，民间网络反腐并没有真正解决腐败治理的根本问题，舆情事件只是启动官方行为的原因之一，而其可靠程度和触发机制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15]民间反腐以民间自发的网民和反腐网站为主体，借助庞大的网民群体，以及QQ群、网络论坛、微博、专业性反腐倡廉网站等新兴社交媒体的技术和传播优势，通过捕捉、筛选、深究腐败线索，形成特定的舆情事件，从而引发和推动官方的正式介入和反腐机构的专业行动。例如，近年来具有广泛影响的“房叔”“表哥”“天价烟局长”，还有李春城、雷政富等都是网络反腐参与后的典型案例。[16]对于这个话题，海外文献研究梳理表明，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引发的对于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关注成为近五年来海外中国腐败研究中受到关注的现象。Sullivan的研究指出，微博这种新媒体已经成为中国民众表达对于社会不公、腐败问题不满的重要工具。[17]Nip和Fu对新浪微博上的29个腐败案例中各种民间意见领袖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普通民众是最大的发起者，但其作为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受限于媒体机构对于信息的扩散控制。[18]总的来看，一方面，当前中国的政府官员、政治学界、新闻传播学界以及国外研究者均关注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传播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网络分析、文本挖掘等数据分析技术近年来也在不断普及。因此可以预见，此类研究的数量在未来会有大幅增加。
话题5“腐败程度的主观感知”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在2016年开始下降。这一话题是关于腐败程度的主观感知问题研究。从2012年的5篇经过2013年（8篇）升至2014年的13篇，之后在2015年达到峰值22篇。近年来，国际学界有一批研究开始转向从个体视角来审视腐败，即腐败的主观测量。他们认为主观测量可以提供更加完整和整体的评估，能够反映出民众的偏好。顺着这个路径，学者开始重视基于微观数据理解腐败和腐败治理（例如公众对腐败行为的观念与态度）。我们发现目前基于这个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于公众对于腐败的看法研究。这个领域又细分为两个具体的路径，一是关于公众对于腐败现状感知（perception）的研究，它聚焦于公众如何理解和解释腐败。例如Weng等人采用问卷调查数据测量了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与腐败观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与其对地方政府的腐败感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9]二是聚焦于民众的腐败容忍度，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民众可以接受腐败行为。Bai等人通过实验方法发现，中国民众对于腐败的态度会受到其关于公平世界观念的影响。[20]公婷等通过对香港大学生进行调查分析了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并指出居住在香港的时间越长，受到廉洁环境影响的程度越深，因而越倾向于不认同腐败行为。[21]公婷、王世茹和任建明最新的研究发现，与香港大学生相比，内地大学生对腐败的容忍度偏高。[22]如果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偏高的话，那么民众为反腐败工作做出贡献的积极性就会相对较低；仅仅依靠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反腐努力很难取得持久的效果。[23]腐败观感研究的第二个层面是关于民众对于反腐败绩效的看法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少，如李辉的研究检验了中国民众对于政府打击腐败的观感以及他们对于政府反腐败政治的效能评价。[24]
话题6“政商关系”相对数量较少，2012年仅有3篇，随后增长至2016年的8篇。从世界范围看，政商关系及相关腐败问题研究并不是一个新兴领域。然而近年来，一方面是中国的商业资本逐渐显示出其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从商者与从政者之间盘根错节的不当关系不断被揭露，引发了研究者的深入思考。
话题7“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比较”整体上也呈增加趋势，从2012年的3篇增加至2014年和2015年的12篇。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比较是制度比较和借鉴中非常重要的议题。在这些研究中，有一些是对以往中国香港、新加坡的案例的持续跟踪与研究。因为就反腐败而言，中国内地正在治理腐败、增强专业性、提升体制的回应性等方面学习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例如公婷和王世茹的研究证实，民众对腐败的零容忍是香港反腐成功的重要原因[25]；Ortmann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认为中国对于新加坡模式具有很高的认同度[26]。
四 结语
自十八大掀起反腐风暴以来，腐败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更多关注。通过对于近五年来的英文期刊关于中国腐败问题研究的梳理，本研究发现，这些研究的国家和地区来源既呈现多元化，又具有相对聚集性特征。与此同时，研究领域广泛，学界议题的分布也与当下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政治相呼应。中国近年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包括环保、拆迁、医疗、教育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都引发了相关的腐败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所收集的英文文章中也多有涉及，这与国内学者的发现是较为一致的。研究话题分布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制度建构、法律规范，市场化、改革与腐败，对外投资贸易中的腐败问题，媒体、信息与腐败，腐败程度的主观感知，政商关系，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比较这七个方面；其中尤其以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腐败关系以及对外投资贸易中的腐败等问题最受关注。这也充分反映出腐败问题的背后涉及经济、贸易等相关领域，而这些也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焦点所在；而涉及媒体与腐败治理、政商关系的相关研究的数量未来有望进一步增加。然而，复杂制度设计视角下的腐败治理研究却并未成为最受海外学者关注的重点；虽然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新政”催生了诸多改革和实践，例如中纪委机构改革、半垂直体制改革、巡视制度改革等，但学术研究尚未对此进行深入且大规模的探讨，尤其是关于制度层面的反腐败机构改革，例如国家监察委员会等议题的讨论就更加缺乏。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改革还在进行，尚需观察；另一方面则在于对于制度改革方面的观察和数据的获取是较为困难的。但随着观察工作的推进和实证资料的积累，相关研究亦有可能在未来呈现增长态势。
原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11）、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2015THZWYY05）成果。
作者简介：李莉，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廉政治理、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2] Yao S. Privilege and Corruption：the Problems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J］.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2002（61）：279-299.
[3] Gong T.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orruption in the 1990s：Change with Continutiy［J］.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1997（30）：277-288.
[4] White G. Corruption and Market Reform in China［J］. IDS Bulletin，1996（27）：40-47.
[5] Wedeman A. Anti-corruption Campaign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rrup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5（14）：93-116.
[6] Chan H.，Gao J. Old Wine in New Bottles：a County-level Case Study of Anti-corruption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2008（40）：97-117.
[7] 李辉：《中国的腐败问题：海外学者的观察与思考（1980-2010）》，《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
[8] 李莉：《海外中国腐败研究文献述评》，载汪永成、黄卫平：《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78～296页。
[9] 肖汉宇、公婷：《腐败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基于2009～2013年526篇SSCI文献的综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2期。
[10] Blei M.，Ng A.，Jordan M.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J］.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2003（3）：993-1022.
[11] Gong T. Managing Government Integrity under Hierarchy：Anti-corruption Efforts in Local China［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5（24）：684-700.
[12] 李莉：《中国腐败治理的回顾与评析（1978-2013）》，载《第九届（2014）中国管理学年会——廉政建设与治理研究分会场论文集》，2014。
[13] Chan H.，Gao J.，Old Wine in New Bottles：a County-level Case Study of Anti-corruption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2008（40）：97-117.
[14] 杜治洲、任建明：《我国网络反腐特点与趋势的实证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5] 李传军、符丽丽、刘伟：《公民参与视角下的网络反腐研究——基于2008～2012年网络反腐典型案件的分析》，《电子政务》2014年第1期。
[16] 程宇：《从技术治理到制度建设：网络反腐的路径选择》，《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7] Sullivan J. China’s Weibo：is Faster Different？［J］. New Media & Society，2014（16）：24-37.
[18] Nip J.，Fu K. Challenging Official Propaganda？Public Opinion Leaders on Sina Weibo［J］. The China Quarterly，2016（225）：122-144.
[19] Weng W.，et al. Public Trust and Corruption Perception：Disaster Relief［J］. Applied Economics，2015（47）：1-15.
[20] Bai B.，Liu X.，Kou Y.，Belief in a Just World Lowers Perceived Intention of Corruption：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Punishment［J］. Plos One，2013（9）：1-6.
[21] Gong T.，Wang S. R.，Indicators and Implications of Zero Tolerance of Corruption：the Case of Hong Kong［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3（112）：569-586.
[22] Gong T.，Wang S. R.，Ren J. M. Corruption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Survey Evidence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J］.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2015（18）：458-482.
[23] 李辉：《超越国家中心主义：中国腐败治理的历史梳理》，《文化纵横》2013年第3期。
[24] 李辉：《超越国家中心主义：中国腐败治理的历史梳理》，《文化纵横》2013年第3期。
[25] Gong T.，Wang S. R.，Indicators and Implications of Zero Tolerance of Corruption：the Case of Hong Kong［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3（112）：569-586.
[26] Ortmann S.，Thompson M.. China’s Obsession with Singapore：Learning Authoritarian Modernity［J］. The Pacific Review，2014（27）：433-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