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太平天国史研究曾是中国史研究领域内的“显学”，以太平天国史为主体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曾被誉为国内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太史”研究甚至一度被冠以“太学”之名。新中国成立后，“太史”研究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研究范围几乎覆盖太平天国史的每一个层面，罗尔纲、祁龙威、茅家琦、王庆成、钟文典、苏双碧、贾熟村等先生对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洪仁玕等太平天国核心领导人物的研究也已相当深入。[2]

萧朝贵研究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相对于其他核心人物的研究，专题论文较少，目前亦未有专著出现，但已有的研究成果仍然不可忽视。据笔者所见，1979年以前报刊发表的以萧朝贵为专题的文章屈指可数。[3]1979年7月至1981年12月全国报刊发表的太平天国文章近600篇，其中专门研究萧朝贵及其妻洪宣娇的文章只有6篇。[4]1982年1月至1983年12月在全国报刊发表的450余篇太平天国史文章中，只有5篇相对集中地涉及萧朝贵。[5]1984年王庆成先生自国外引入《天父天兄圣旨》，解决了早期太平天国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学界对萧朝贵的研究也有所增加，主要围绕其家世、“洪宣娇”之有无、代天兄传言、长沙之战等问题展开讨论。

一 籍贯

萧朝贵的籍贯是学界争论较为集中的问题，主要有武宣和桂平两种说法。

郭廷以援引《李秀成自述》“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筒（峝）人氏”（似是据罗渌垌转音而来），记萧朝贵为“广西武宣卢陆洞人”。[6]牟安世在其著作中记萧朝贵“原籍武宣东乡罗渌洞”，“后定居在鹏隘山下古棚村”。[7]简又文根据潘新潮调查结果记萧朝贵为“广西浔州府武宣县东乡沙田村人”，同时附注了多种说法。[8]

黄培棋根据《幼主封杨庆善等爵诏》中“万兴生西功不忘”和调查发现的鹏隘山《建造佛子路碑》中有“蒋万兴”的名字，结合《镜山野史》《桂平县志》《复前教授唐先生书》等的记载，确定萧朝贵为“广西桂平县平隘山人”。[9]陆仰渊根据1956年广西文史调查团在广西东部各县的实地调查与自己在1973年、1974年调查所得武宣东乡下武兰村萧朝贵后人罗勇的口述，进一步确认“萧朝贵的祖居不是武宣东乡下武兰村，而是早就在紫荆山内平隘山居住”。[10]

饶任坤、邢凤麟所著《壮族历史人物传》“肖朝贵”条，记其为“广西浔州府武宣县东乡上武兰村人”。[11]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苏中立《清代人物传稿》也持此说。[12]这种说法系据调查所得民间传说。[13]钟文典后来在《太平天国开国史》中修正了原有的看法，认为萧朝贵是“广西武宣人，后移居桂平”。[14]邢凤麟在《萧朝贵与太平天国》一文中改记萧朝贵系“广西武宣县东乡人”，[15]后又在《天国史事释论》中增加“附考”，提出“萧朝贵的远祖是桂平县人，近祖又居于武宣县，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前萧朝贵及其父又迁居桂平平隘山中”的说法。[16]

二 族属

萧朝贵的族属，总体上有三种说法：壮族说、瑶族说和汉族说。

萧朝贵曾住武宣。武宣是壮族聚居区，故民间多传其为壮族。饶任坤、邢凤麟在撰写《壮族历史人物传》“肖朝贵”条时，也把他记为壮族。[17]陈旭麓《中国近代史词典》“萧朝贵”条、[18]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萧朝贵”条、[19]《太平天国大辞典》“萧朝贵”条、[20]苏中立《清代人物传稿》“萧朝贵”条[21]都采用壮族说。但后来钟文典在《太平天国开国史》中略改前说，“仔细阅读了《天父天兄圣旨》以后，居于他对客家话和客家风习的精通、熟悉，萌生了他是客家人的想法”，“至少是对客家话非常精通，对客家的风俗习惯十分熟悉的人”。[22]刘大可《萧朝贵族属新探》一文，通过分析萧朝贵的语言特征，也认为萧朝贵是客家人的可能性很大。[23]

桂太的《萧朝贵是桂平瑶族》一文指出萧朝贵是瑶族人。[24]吴善中撰文商榷，“萧朝贵是从养父萧玉胜而姓萧，其养母姓盘，说萧朝贵是桂平瑶族人是没有史料根据的”，并认为“在没有较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属瑶族的情况下，最好认为属汉族”。[25]黄培棋认为：“汉族居民也有这类习俗（跟母姓），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一点就认为萧朝贵一定是瑶族。此外，也不能排除萧朝贵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可能性，因为紫荆山有壮族。”[26]

彭大雍认为，萧朝贵不是从父姓蒋、从母姓盘，而是从妻姓萧，这正是瑶族的社会风俗。同时他提出一个本证、五个佐证，证明萧朝贵原配非杨（洪）宣娇而是萧玉胜之女萧氏，杨（洪）宣娇是萧朝贵在约1847年娶的继室，继而引《天兄圣旨》和调查资料进一步论断萧朝贵系瑶族人。[27]吴善中在《亦谈萧朝贵的族属》一文中提出对彭大雍观点的质疑，认为萧朝贵只是有可能是瑶族。[28]

三 生父

学界根据《幼主封杨庆善等爵诏》确认萧朝贵的生父为蒋万兴，发现《天兄圣旨》后，萧朝贵又成了萧玉胜的儿子。因此，学界展开了对萧朝贵与萧玉胜关系的讨论。罗尔纲认为：“萧朝贵本生父蒋万兴，给萧玉胜为子。”[29]王庆成认为很大的可能是：“蒋万兴虽是萧朝贵的生父，朝贵原姓蒋，但后来因故出继为萧玉胜之子，故改姓萧。”[30]这种观点成为学界的主流。也有学者认为，萧朝贵系入赘至萧玉胜家，其原配为萧玉胜之女萧氏，故改姓萧，萧玉胜系其岳父。[31]

四 妻子

世传洪宣娇为洪秀全胞妹，萧朝贵之妻。但在现存所有的清朝官方和太平天国文献中都找不到“洪宣娇”这个名字，“洪宣娇”最早出现大约是在清末民初的稗官野史中。[32]简又文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洪氏宗谱》和民间传说，认为萧朝贵前妻杨云娇死后，洪秀全将胞妹洪宣娇嫁给萧朝贵以牵制杨秀清。[33]郭廷以认为“朝贵之娶洪妹宣娇，恐亦系秀清主动”。[34]罗尔纲在1963年撰写《太平天国史》“妇女传”时未给洪宣娇立传。[35]

钟文典结合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提出六条根据，最早否定洪宣娇为洪秀全胞妹，他认为：洪宣娇即杨云娇，是杨秀清的亲属，后秀全与云娇结为兄妹，云娇去杨姓随洪姓，又避冯云山“云”字之讳，改为“先娇”，“先”与“宣”在客家话中同音，后人遂讹传为“洪宣娇”。[36]盛巽昌《太平天国文化大观》持此观点。[37]罗尔纲在《世所传太平天国女英雄洪宣娇是怎样来的》一文中，认为洪宣娇系苏三娘姓名的误传，其后又根据新发现的《天兄圣旨》对此问题再做考证，得出“萧朝贵妻为杨宣娇”的结论，并对杨宣娇讹为“洪宣娇”的过程进行了分析。[38]王庆成、梁义群等人所持观点类似。[39]茅家琦认为：“黄宣娇是萧朝贵的妻子；杨秀清为了与萧朝贵拉关系，假托天父下凡认黄宣娇为妹妹，并易姓杨；萧朝贵为了抬高她的身份，假托天兄下凡，认定黄宣娇为天兄的妹妹，亦即洪秀全的妹妹，这样萧朝贵成了洪秀全的妹丈。”[40]

也有人对“洪宣娇”提出不同的看法。魏文华撰文质疑“洪宣娇乌有说”，认为罗尔纲先生所提根据不足以否定洪宣娇的存在。[41]

五 遗孤

萧朝贵有二子，长子有和，次子有福。彭大雍为佐证萧朝贵另有一原配妻，对萧有和生年及其生母是不是杨宣娇做了考证，认为萧有和系萧玉胜早故女萧氏之子，出生于1846～1848年。[42]祁龙威根据萧朝贵生父为蒋万兴，朝贵以长子随养父姓，次子随生父姓，认为萧有福即懿王蒋有福。[43]贾熟村根据天王、幼天王的诏旨和其他资料所记太平天国各领导人的排序，认为洪秀全的“福甥”、幼天王的“福表”即继承冯云山做幼南王的萧全福（萧有福）。[44]

六 府邸

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宫室考”中记录西王府的位置是“以三山门（即水西门）内私宅为西王府，即今之安徽会馆是”。[45]聂伯纯、韩品峥在《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各王府及主要衙署分布图说》一文中否定了此观点，认为西王府在“布政使衙门（今瞻园路）”一说较为可信。[46]其后，聂伯纯又先后撰写了《太平天国天京西、南两王府考》《天京城前期诸王府考》等文，对天京城内是否建有西、南两王府，西、南两王府建于何地等问题做了考证，得出天京城确有西王府及“西王府在瞻园（即今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址）”的结论。[47]

七 天兄圣旨

萧朝贵在金田起义前后的事迹多不明朗。关于天父、天兄第一次下凡前后的形势，学界存在一种传统的说法：道光二十七年底（1848年初），武宣士绅王作新率团练逮捕冯云山、卢六，接着洪秀全赴广州申诉求援，紫荆山会众群龙无首，陷入危机，杨秀清、萧朝贵假托天父、天兄下凡传言，稳定人心，并得到洪秀全的认可。郭廷以由此认为：“朝贵与杨秀清似较近，（天兄下凡）或系出自秀清授意。”[48]简又文认为：“萧则与杨秀清比邻而居，交情素笃，且为内亲，固其手下第一大将，二人实自行结成一私党。于是又为耶稣传言。二人合作，全会教权隐隐夺之手中。”[49]也有民间传说认为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是洪秀全为牵制杨秀清而指使的。苏双碧撰文指出萧朝贵代天兄下凡的目的不同于杨秀清，他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取代冯云山。[50]

王庆成在分析杨、萧下凡的背景时指出：当时上帝会的危机，主要不是由王作新等的进攻造成的，而是来自内部的纠纷和分裂。当时有杨秀清、萧朝贵、黄姓和其他一些人假借神灵附体传言，杨秀清、萧朝贵互相联合，战胜了会内的其他人或其他派别。[51]发现《天兄圣旨》后，证实了这一论断。茅家琦利用《天兄圣旨》分析：萧朝贵下凡时，紫荆山区“群龙无首”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洪秀全仍在那里；洪秀全回广西以后批准了他们的代言权也是不符合事实的。[52]

至于洪秀全为什么会认可杨秀清、萧朝贵的传言行为，简又文认为：“会中人皆信实为真，即洪氏亦信之，盖其奉教确由诚心笃信者也。”[53]茅家琦也认为洪秀全是真的相信天父、天兄下凡。[54]王庆成则指出：“如果迷信的群众正在接受这一事实，而同时洪、冯予以拒绝或完全不承认各种神灵附体，又将会在会内引起新的混乱。洪秀全、冯云山大约经过反复的考虑，决定接受这一事实。”[55]崔之清指出，洪、冯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与杨、萧谋求妥协，当时洪、冯为官府禁止，不能公开活动，只能密藏指挥，由杨、萧出面领导和调度教众。[56]夏春涛认为这是杨、萧与洪、冯之间达成的默契，一方面杨秀清、萧朝贵以天父、天兄下凡传言的资格维护洪、冯的地位；另一方面，洪秀全也意在借重杨、萧尽快控制局面，以避免上帝会分崩离析。[57]彭大雍、叶君明等人也认为洪主动承认杨、萧的这种身份是明智的。[58]

萧朝贵利用“天兄”崭露头角，成为上帝会举足轻重的人物，使上帝会的领导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崔之清考察了太平天国权力结构的演变，指出杨、萧崛起后，领导集团构成“虚君制”的二元权力结构，形成四人领导核心，这种架构并不稳定，“两大层面的矛盾和冲突不时发生，冲突表现为潜在的暗流，实质上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59]史式认为，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始，存在神权、兵权、相权、君权之间很不正常的交叉关系，这种交叉关系引起复杂的摩擦是天京内讧爆发的必然原因。[60]饶任坤、苏双碧、梁义群等也先后撰文分析杨秀清、萧朝贵崛起后上帝会领导核心发生的变化。[61]

从《天兄圣旨》可以看出，萧朝贵在太平军占领永安之前的权力是相当大的，他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对他利用天兄下凡传言，学界多有评价。邢凤麟认为萧朝贵利用天兄下凡，在营救冯云山和维护上帝会团结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62]钟文典指出：“萧朝贵享有的这种五花八门，互为矛盾的多重身分，使他在拜上帝会——太平天国的斗争和发展中，起着十分微妙、极其重要的协调与号召作用。”[63]茅家琦从《天兄圣旨》看萧朝贵在太平军占领永安以前的作用，认为“萧朝贵是一位重要人物”。[64]也有人撰文指出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潜藏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的伏机，埋下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隐患”。[65]

八 军事

萧朝贵留给后人的是一员勇猛刚强的大将形象。学界对他为太平天国立下的赫赫战功多有记载。钟文典以“名不虚传的前军主将”为题，在《太平天国人物》中大力赞扬萧朝贵对太平天国的军事贡献。[66]罗尔纲、饶任坤、邢凤麟等为萧朝贵立传时也多关注他的军事行动。简又文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蒙山县太平天国在永安历史研究小组等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连载的《太平天国在永安》、蒙广思的《太平天国在永安》、郦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钟文典的《太平军在永安》《太平天国开国史》、张一文的《太平天国军事史》、崔之清主编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对萧朝贵的军事行动都有记述。[67]

吴善中对太平军北进途中萧朝贵与杨秀清联名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奉天讨胡檄》《救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的发布时间做出考证，认为三篇檄文不是同时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于咸丰元年底颁行于永安，《奉天讨胡檄》《救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则是咸丰二年上半年发布于永安或从永安向湖南道州、江华等地进军的途中。[68]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三篇檄文发布于1852年6月进军湖南的途中。[69]雷冠中首次披露了《廖笺记军民剿匪·廖金全号》一书中收录的“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抄件的内容，并对告示原件的来源、价值及抄件文字的错漏情况做了考释。[70]

萧朝贵率军突袭长沙之役为学界所关注。王庆成在《壬子二年太平军进攻长沙之役》一文中，分析了“太平军进攻长沙的决策和形势”、“萧朝贵偏师进攻长沙”以及“进攻长沙决策的正确性及初期军事部署之失当”；[71]又在《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一文中分析了“长沙之役和‘取河南为家’战略思想的提出”。[72]郭廷以和郦纯对萧朝贵在长沙受伤的时间考证颇详。[73]钟文典对研究太平军突袭长沙和萧朝贵之死最为重要的档案史料《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为西王有难禀东王等》提出质疑，认为这并非一件出自太平天国人物之手的公文书，但“仍属有用史料”。[74]

九 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领袖的历史地位一直被拔高，萧朝贵也不例外。学界对萧朝贵的评价多是正面的。钟文典用洪秀全所言“丰功盖世，永远威风”总结他的一生。戴逸在《中国近代史稿》中说：“他的牺牲是革命的莫大损失。”[75]邢凤麟论述了萧朝贵参加太平天国的原因、[76]经过和他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作用，指出：“萧朝贵的英名，和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一样，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而且‘闻名于欧洲’。”[77]谢兴尧、钟文典、崔之清等学者则惋惜萧朝贵的早故，认为如果萧朝贵不死，或许能在领导集团中起到一些平衡作用，牵制杨秀清，防止天京内讧的发生。[78]近年来，也有不少人开始转变对萧朝贵一贯褒扬的态度，如陶短房、童远忠、章皆淳等。[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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