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德意志民族生活在欧洲中部。在地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许多层面上，中部、中央、中间地带，即中心地带一向就具有特殊意义。甚至在价值取向上，中心也可能具有特殊含义，如中原与周边、中心与夷狄、“……中心论”等，其道德意蕴也会有所不同。而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中，中心地带就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处于欧洲中心地带的地缘政治位置对德国乃至欧洲的历史发展方向曾经起到了重要，甚至是关键的作用。这个特殊的位置被历史学家们简单地归纳为“中部位置”（Mittellage）。关于这个“中部位置”的特殊意义，有人认为这乃是德国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即所谓地理决定论：“这种地缘政治决定论意味着，一旦单一制国家得以完成，公民对它就无能为力了——在德国及其邻国的地理、人口和心理条件下，它就得向外扩张……换言之，对一种近乎神话的德国民族性及与之相连的特定‘冲动’的担忧，加强了地缘政治决定论。”[1]在德国历史的研究中，如今仍旧可以觉察到地理决定论的影子，“中部位置”成了德国人的宿命，似乎德国历史的走向完全取决于这个“中部位置”。
毫无疑问，地理位置是决定一个民族或国家历史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地理位置的确起着重要的，甚至是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德意志民族尤其是这样，因为“人们可以迁徙。为了在别的地方、在遥远的陌生之地寻找其幸福，他们可以离开故土、远走他乡。19世纪里，许多德国人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国家却不能迁徙。中部位置规定着他们的命运；而构成欧洲的中部、被许多民族所包围，这也是德国人的宿命。数百年来，这个中央是弱势的，所以它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各种各样的征服欲都是开放的”[2]，冯·科洛克如是说。的确如此，“中部位置”似乎就是德国人的宿命：“德国位于欧洲中部这个事实，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和政治后果。德国拥有数目庞大的直接与之接壤的邻国，还被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界线穿透，而这些边界更多地是由历史和政治决策、而不是由自然地理所规定。”[3]
早在二百多年前，法国女作家斯太尔夫人（Germaine de Staël，一般称作Madame de Staël）就说道：“德国可以被视为欧洲的心脏。”[4]时至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因为“身处欧洲中心”而拥有九个邻国，是欧洲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纵观德国的地理位置，“身处欧洲中心”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研究德国文化，不能不将其纳入考察的范围，因为中部位置的缘故，来自欧洲东南西北的文化思潮、文明成果都很容易在这里汇聚，从而影响了德国文化：“德国在政治上、精神上和文化上都是一个身处中部的国度；来自南部和西部的欧洲各种文化涌入德国，为的是在德国被接纳，并改头换面后再向德国的邻国渗出。”[5]
从地缘政治的维度出发，就可以看到，德国作为处于欧洲中心地带的大国，历史上遭遇了一个难以逃脱的尴尬处境，对于德意志而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个地理位置也是一个负担：“但是很早以前，德意志国土上的地理所带来的负担就已经充分显示出其威力。其根源在于采邑制国家的政治上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也被那些杂乱无章的山脉体系和纵横交错的河流永久化了。缺乏天然边界使德意志民族从未能够清晰、确切地界定一个国家理念，这片土地所处的中部位置也加强了德意志人对他人的依赖性和被动性。”[6]
不过，凡事有弊必有利，福兮祸兮，难以言说；是福是祸，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部位置之于德意志，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中部位置阻碍了德意志的发展，德意志曾经一再遭受战火的洗礼，民族国家迟迟未能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中部位置带来的文化交流却使德意志人的创新精神和活力一再被激活，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便是一例。所以可以这样说，在德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个地理位置演变成了德意志民族的沉重负担，极大地影响了德国的历史进程，德国之所以成为一个“迟到的民族”，这个中央地带的地理位置“功不可没”；另一方面，这个中央地带也给德意志地区带来了交通的便利，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中部位置是文化交汇最集中的地方，欧洲各地的、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在这里接触、碰撞、融合，产生了巨大的能量，从而使德意志人的创新精神不断地被激活，这也可以解释虽然德意志在政治上长期碎片化、其发展长期滞后，而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却又非常强的悖论。
换言之，中部位置虽然给德国带来了种种弊端，但是德意志也曾受惠于这个中心地带，“法兰克福是当时的文化交流中心”[7]，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莱比锡火车站曾经是欧洲最大的火车站。就人口成分而言，德国人也是“中部位置”的产物：“除了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之外，今天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祖先还包括斯拉夫人；德国人的血统里，北欧与南欧、西欧与东欧交叉融合；德国人的血统中，融合了绝大多数的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民族；这一点，与他们的欧洲中央的生存空间相一致。”[8]正如《身处欧洲中央》中所说的那样：“德国身处欧洲中心的位置，这不仅是德国人的负担，它也是欧洲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位置，才产生了压力与反压力，渴望和受到威胁的恐惧，冲突和战争。但是从中也产生了德国人与其邻居的文化的交流、思维和精神的多样性。”[9]
第一节 破碎而开放的空间
1.碎片化的自然地理
命运之神一方面似乎极为眷顾德意志，今天的德国给人的印象，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德国的气候温和而湿润，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给农业提供了优良的发展条件；德国位于欧洲中部的地理位置则给德国提供了极为便利的对外交通，“中部位置”使德国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路途都不长，再加上德国的交通线路四通八达，有利于经济发展；德国的煤矿和铁矿贮量丰富，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德国的河流众多，给德国提供了舟楫之利；德国很高的森林覆盖率，给德国提供了丰富的木材资源。仅这几个事实，就可以给人一个关于德国的正面的印象。
但是另一方面，命运之神却又似乎并未眷顾德意志，德国地理的多样性曾经给德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可以说，在德意志历史开始之际，德意志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对于德意志的历史发展十分不利：
“对于德意志而言，这样一个事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在德意志，没有一个地区的位置和自然条件使得这个地带超过其他地区，而正是这样一个超过其他地方的大地区，才能保证整体的统一，以及从一个中心出发对整体进行统治。所以从一开始，德意志的地形地貌的多样性就利于国家的碎片化，只有莱茵河间或得以把欧洲中部的日耳曼人联合起来，以保卫生死攸关的空间。”[10]
可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德意志地区的自然地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利于德国历史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德国发展的负担。而这种地理条件一旦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遇，又使德国的政治地理更趋复杂，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德国历史前进的脚步。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德意志地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地段。德意志地区的北部是低地，地势低而平坦；中部是丘陵地带，山峦起伏，林木繁茂；南部则是丘陵地带及崇山峻岭。北部地区虽然是平原，但是在德意志历史的早期却是沼泽、森林密布，不利于农耕及交通，所以人们不得不致力于排干沼泽以开垦农田。但是当时的农田水利技术尚不发达，排灌技术落后，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而且德国中部和南部多山多河流，这些水系把地形地貌切割得支离破碎，极不利于交通运输的发展，更不利于民族的统一。这种地形的条块分割，与德意志人封建割据的政治格局倒是极为契合，助长了封建割据和小邦政治的倾向。早期的德意志人本来就是以部落为单位生存，相互之间的交流不多，后来各种方言、口音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便是明证。而地理的碎片形态与政治和社会的碎片形态一经结合，就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给德意志皇权进行中央集权的努力更增添了困难。此外，德意志地区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一方面，给德意志人的生活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和燃料及许多其他农、林产品；但是另一方面，在技术和经济不发达的时代，茫茫林海也不利于人员和物资的交流。森林中各种野兽和绿林好汉随时在虎视眈眈，中世纪时，出远门被视为畏途，商人和旅人的每一次远程出行都是一次冒险。
2.没有天然边界的空间
德国地理更为显著和重要的另一个特点，是德意志地区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天然边界，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环顾德国地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德意志的东、西、北各个方向都是开放的，南面虽然横亘着连绵的阿尔卑斯山，但是大山也挡不住恺撒们扩张的步伐，自然界线未能构成政治边界。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德意志同样处于一个十分独特的中间位置。欧洲人口最多的三大民族集团——拉丁民族群、斯拉夫民族群和日耳曼民族群——分别居住在欧洲的西部和西南部、东部和北部，而德意志则恰好夹在这三大集团的当中。换言之，德意志的位置，不但在自然地理的层面上处于欧洲中部，而且在人文地理的层面上同样处在欧洲的中部。德意志的西面，是拉丁民族群的法兰西，东面是庞大的斯拉夫民族群落，北面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日耳曼民族诸国，南面隔着阿尔卑斯山是属于拉丁民族的意大利。在语言上，德意志也处于拉丁语系、斯拉夫语系和日耳曼语系的结合部。而在宗教格局上，11世纪初东西教会大分裂后产生了东正教和罗马教会，双方互相为敌；自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又独立于南部的罗马教廷，双方势同水火。而德意志则处在基督教三大支系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的中间地带。而且不仅如此，在宗教信仰上德国不但身处基督教三大教派的结合部，而且德意志内部在宗教格局上也是一分为二，分裂为以天主教为主的南部和以新教为主的北部，双方在德国的实力旗鼓相当。这样的宗教、人文、语言格局在欧洲实属罕见。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处于德意志西部的法国进入近代的脚步远远快于德意志及许多欧洲国家，在近代历史上更是较早建立了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到了近代，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并未放弃向东部扩张。几百年来，德、法两大民族一直在争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法国一直力争把莱茵河确定为法国的东部边界，打算以此彻底解决德法之间的领土争端，于是德意志便处于同法国的对抗中。
德意志的东面也是开放的，没有天然的屏障可以在德意志与斯拉夫民族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历史上，东欧地区曾受到多个民族的侵扰，而德意志的东部变成了这些冲突的缓冲区。以俄罗斯为首的斯拉夫民族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给德意志施加了沉重的军事、政治压力和心理压力。近代以来，随着俄罗斯的崛起和俄罗斯势力的扩张，俄罗斯开始频频干涉德意志的事务，德意志的事情不由德意志人决定，而是要由欧洲列强说了算，而俄罗斯在这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德意志的北面，是丹麦以及浩瀚的海洋，但是海洋挡不住入侵者的脚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瑞典虽是一个小国，但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军事强国，给德国施加过巨大的压力。三十年战争中，瑞典曾经出兵德意志，瑞典精兵与华仑斯坦的军队鏖战不休，直接影响了德意志的政治发展。德意志的南面，是难以逾越的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的南面，是分裂的意大利。对于德意志而言，历史上只有这一条边界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即便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阿尔卑斯山也未能挡住盟军进攻的步伐。而更主要的，是位于意大利的基督教会经常直接插手德意志事务，向德意志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军事上，处于欧洲中心地带的德意志地区更是陷于易攻难守的不利境地：“易北河西部及东部的德意志地区——波兰的情形与此类似，但其他邻国的情形则大相径庭——难以防守。”[11]仅此一点，便使德意志陷于更加艰难的局面。到了近代与现代，情况并无变化。19世纪下半叶，对于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而言，德国的“中部位置”仍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在他的眼里，欧洲各大国当中，只有德国会遭遇三条战线的命运：“我们位于欧洲中部。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进攻的战线，而法国却只有一条东部的国界，俄国只有在西部的边界上有遭到进攻的可能。此外，根据世界历史整个发展的情况，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容易遭遇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12]
地理上的开放性和“中部位置”的后果之一，是使德意志地区长期成为欧洲战争的主要战场。例如，三十年战争所证明的那样，纷争不断的列强们在德意志土地上拼搏厮杀，德意志一次次沦为修罗场，大片土地荒芜，许多城市、房屋被夷为平地，人口锐减，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德意志的力量一次次被削弱。
这种开放性带来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后果，就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构受阻。欧洲历史上，除了波兰同样处于中间地带之外，其他各主要民族大体上都生活在一个有着比较明确的天然地理界限的范围内。换言之，这些民族都是在一个有着比较清晰的地理范围内发展的。天然的地理界线演变成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民族国家的发展有了一个自然地理的框架。这个地理框架逐渐发展成了政治框架，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在这个框架内发展，受到相应的保护。法兰西、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得益于明确的地理界线；河流、山脉、海岸线、大草原等自然条件演变成了政治界限。
鉴于德国的地理位置是开放的，所以总体来看，德意志都处于四邻的压力下，而最令德意志人恐惧的，则是德意志处于东西两大阵营的包围中，即所谓“Einkreisung”（包围、封锁）。这种开放的后果是，因为防卫的压力更大，所以军事开支更大，防卫的成本所以更大，而最重要的或许是：人们的心理压力更大。
第二节 “不合时宜的大块头”
1.“力量均衡”与弱势中心
处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空间和弱肉强食的年代里，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德意志必须拥有超出平均水平的军事力量，使自己成为一个军事强权，压服周边国家成为霸主，以确保自己的安全。而在欧洲历史上，这种状况却绝对不能见容于欧洲国家的政治格局。历史上，欧洲的政治格局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没有一个超级大国可以君临天下、称霸欧洲；或曰欧洲的政治格局不允许出现一个可以称霸的大国，各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力量均衡的网络，即所谓“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这样一种机制与亚洲、美洲经常出现的大帝国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大相径庭。
欧洲历史上，每当某个国家积蓄了太大的力量，将要称霸欧洲时，其他欧洲国家就会自发地联合起来组成联盟，阻止其企图统治欧洲的欲望。三十年战争是这样一个证明，拿破仑战争也是这样一个证明。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威廉二世（Wilhelm Ⅱ）；无论是沙皇，还是希特勒，这些政治强人称霸欧洲的努力都宣告失败。到了19世纪末，德国兴起的步子越来越快，自然引起了邻国的忧虑和恐惧。1889年，德意志帝国议会首次批准加强海军发展的预算案；就在同年，法国资本开始大规模注入俄罗斯经济，帮助俄罗斯经济大规模融资。在此之前，法国资本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数量为五十亿法郎的第一次国家贷款。由此可以清楚看出，面对德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加强，法国联手俄罗斯，全力制约德国的军备发展。所以正是历史上形成的力量均衡的机制，尽管中世纪和近代的欧洲历史充满了战争和暴力冲突，但是直到俄罗斯和普鲁士的崛起之前，欧洲也正是凭借这个力量均势而得以延续了如此长的时间。
2.弱势中心的“大块头”
在人口上，德国是欧洲第二大国。作为欧洲除了俄罗斯之外最大的民族，德国的块头一直是其邻国的一块心病。近代历史上欧洲诸多的纷争和战争，以及德国成为两次大战的策源地，德国之成为一个“问题国家”……凡此种种，都与德国的“大块头”有莫大的关系。所以德国的“大块头”在欧洲上千年的政治格局里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即所谓“不相宜的大块头”（ungeschickte Grösse）。既然大有大的难处，那么小也有小的好处。与德意志相比，法国的“块头”小得多，却给予法国以发展的便利：“法国统治区就其幅员来说要比哈布斯堡家族区小得多，不过它也集中得多，首先它更为封闭，亦即从军事上来说通过其‘自然边界’更易于防守。”[13]这种“不合时宜”的特性，最终导致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姗姗来迟：“此外，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起步条件，即第一个由德意志皇帝们统治的帝国，也是极其庞大。被德意志人视为德国的领土幅员很辽阔，这无疑也可以解释，为何一个最初是统一的德意志君主国家，然后是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其发展慢于其他欧洲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为何德意志民族国家成为现实比这些国家更晚。”[14]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德国的“大块头”却并没有给欧洲带来威胁，使欧洲得以历经战乱而兀自存在和发展，其原因又何在？原因在于，数百年来，这个中心是一个弱势中心，处在外部强权的挟制之下。直到1990年的两德统一，欧洲才真正接纳了这个处于欧洲中央的“大块头”。长期以来，在“力量均衡”的机制下，处于欧洲中心地带的德意志，必须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否则周边的邻国就会行动起来，阻止在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势大国，所以德意志长期是一个“弱势中心”（schwache Mitte），否则将有战事爆发。欧洲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历史上德意志的国际环境可以概括为：中间地带 + 开放性，而这二者合起来，构成所谓“棘手的中间位置”（prekÄre Mittellage）。
尽管这个欧洲国家中的巨无霸最终得到了邻国的接纳，但是“身处欧洲中心”的宿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带来了无穷的问题和麻烦。一方面，作为欧洲中部的一个大民族，德意志时时威胁到欧洲政治均势的格局，其后果是不断的战争；另一方面，身处欧洲中部的特殊身份给德意志及其人民带来的是身份的模糊和民族国家的迟到。从欧洲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总的看来，德意志所处的地理位置更多的是一个负担，影响了德意志的发展。
正是因为德意志长期以来是一个弱势中心，欧洲的均衡政治格局才得以保持；而一旦“德意志的米歇尔”（der deutsche Michel）摘掉睡帽，从数百年的沉睡中一觉醒来，想要展示一下它的块头时，德意志的大国梦就“搅乱一池春水”，把欧洲的局势搅乱。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上，欧洲各国君主制定了一个国际新秩序，以力保欧洲和平。这个秩序的要点之一，就是极力避免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德国的统一就是对欧洲各国力量均势的极大威胁。一个分散性的、疲弱的德国，正好可以充当大国之间的利益平衡器，由39个邦国及城市组成的“德意志邦联”，就是这样一个平衡器。
所以，为了避免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位于欧洲中部的德国就不能统一；德国的“中部位置”对于德国的统一的制约作用最清楚地反映在1848年德国革命期间。1848年，德意志爆发革命；5月18日，德意志邦联的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保罗大教堂（Paulskirche）召开，选出了国民议会，制定了民主主义的帝国宪法，建立了民主政体，德意志民族完成自由与统一的双重任务似乎现出曙光。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危机爆发，德意志统一的进程又被阻挡。
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归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法律问题。按照法律，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公国数百年来都隶属于丹麦王国，但是荷尔施泰因同时又属于德意志邦联。1848年，丹麦颁布新宪法，宣布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归属丹麦。石勒苏益格的主体居民是德意志人，丹麦的决定遭到德意志居民的反对，他们宣布脱离丹麦。丹麦王国于是诉诸武力，派兵占领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公国。石勒苏益格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向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邦联国民议会发出呼吁，请求派兵解救。但是法兰克福议会是一个没有军队的机构，为了不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德意志兄弟受丹麦的统治，国民议会只好向普鲁士借兵。而普鲁士也的确向石勒苏益格派出了军队，普军抵达日德兰半岛。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场危机，石勒苏益格事件意味着丹麦王国的存在受到威胁，这就意味着欧洲的均势格局被打破，也意味着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扩散，有可能促成德意志的统一，所以立即引起了欧洲列强的警觉。而普鲁士的出兵，预示着德意志地区在军事上的强大，则更加强了列强的危机感。英国驻柏林大使敦促普鲁士政府要考虑国际法原则，要以国际法体系为行为准则，否则秩序就会瘫痪。这里所说的所谓秩序的破坏，实则是指德国的统一，因为德国的统一将使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大国，使欧洲均势格局失效。
除了外交策略之外，欧洲列强也采取了行动，向普鲁士展示武力。英国派出战舰在德国的北海游弋，沙俄派出军队在普鲁士的东部边境线上巡逻，法国公使要求保障德意志邦联的各个邦国的主权。法国驻伦敦大使德·路易（de Louis）在日记中写道：
法国一直把赞成在德国建立许多独立的国家，或确保它们的独立，以及阻止德意志人民各种成分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实体作为自己的目标，法国一直赞成这样做。……法国的优越性就在于民族的统一；法国的主要利益就是防止在欧洲结合成这样一些实体，这些实体把今天臣服于不同政权的人民捏和在一个单一的国家之中而变得比法国更加强大。一切旨在阻止统一的努力和一切使各个大的民族保持分裂状态的做法，对我们都是有益的。[15]
在欧洲列强巨大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下，尽管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提出强烈抗议，普鲁士还是被迫撤回派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军队，并与丹麦签订和平条约。
此外，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选举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为德意志皇帝。但是威廉四世拒绝出任德意志皇帝，原因之一是他不愿意从“暴民”手中接受皇冠。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倘若普鲁士国王接受了这顶皇冠，势必会引起列强的反弹，从而危及普鲁士自身的存在。
这个事实再次证明，欧洲的政治格局不允许出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因为一个统一的德国意味着一个强大的德国，而在欧洲的力量均衡的政治格局中，德国必须是一个“软心”，这就是德国“中间位置”的宿命。德国统一的契机只能来自外部。俾斯麦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契机，才得以把德国统一在“小德意志”里。
1853—1856年，俄土战争爆发。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借参与镇压中欧与南欧的革命运动之机，企图取代正在衰亡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征服君士坦丁堡，夺取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水上通道。英国非常关心自己通往印度的通道的安全，害怕俄国损害英国的利益，于是参加了在克里米亚爆发的这场战争。法国企图利用英国和沙俄之间的冲突来使其摆脱孤立的局面，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大国地位，也站在英国一边。这样，英国、法国担心俄国染指其在亚洲中部的势力范围，共同支持土耳其对俄作战。
战端一起，俄国便全力以赴对付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与英国的战事导致俄国自顾不暇，无力插手德国事务。这样一来，俄土战争就打破了梅特涅于1815年在维也纳和会上精心构筑的欧洲国家体系，欧洲国家的政治交响音乐会暂时休会，各国之间均势的掣肘机制失灵。曾几何时，俾斯麦便借此机会，凭借其高超的政治手腕步步紧逼，使得法国在欧洲陷于孤立，欧洲历史上的力量均衡格局进一步被打破。因此，1864年的德丹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以至1870年的德法战争，普鲁士都无须顾忌两线作战的危险，德意志很快归于一统。欧洲历史上，力量均衡的机制这一次失灵了，欧洲列强未能阻止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大国，历史赋予俾斯麦一个短暂的机会，俾斯麦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完成了德国统一。德国的第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得益于欧洲力量均衡格局的失灵，而这正是“中间位置”的生存之道。
1866年，普鲁士为了取得工业基地西里西亚，并且为了取得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领导权，发动了普奥战争，奥地利军队败绩。但是俾斯麦顶住了普鲁士内部德意志民族主义势力的压力，没有向奥地利提出进一步的领土要求及其他要求，更未吞并奥地利，而是极力树立一个“知足的”普鲁士的形象。俾斯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竭尽全力避免出现一个强大的普鲁士的形象，而俾斯麦这样做也的确奏效，使欧洲列强松了一口气。
时至1871年，德意志终于归于统一。当然，德国的统一是欧洲列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它对欧洲的国家体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最担心的，莫过于欧洲国家再度联合起来钳制甚至阻碍德国的壮大。所以俾斯麦念念不忘的，是一再强调德国这时已经“心满意足”（saturiert），没有其他领土要求。俾斯麦当政凡二十六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构筑一个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高度复杂的条约体系，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对德国发动战争。这个和平体系给欧洲和德国确保了二十余年的平静。但是当1890年俾斯麦被威廉二世解职时，俾斯麦精心打造的和平大厦随之轰然倒塌。威廉二世治理下的德国日渐强大，羽翼丰满，不愿意再继续被置于英法俄等国的钳制之下，而是要争取“阳光下的地盘”（Platz an der Sonne），欧洲的力量均势格局再度失灵。而这一次失灵的结果，是德意志帝国终于随之终结。
所以有历史学家说：“千百年来，这都是一个软弱的中部，向来自外部的许多影响和征服欲开放。但是犹如一个奇迹一样，一夜之间这个疲软的中部一下变得强大起来，欢声四起。伴随着帝国建立的欢呼声的，是那种终于从软弱无力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了，终于有了力量的感觉。自1871年起，德国成为欧洲的强国。”[16]普鲁士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普鲁士统治者的意志、统治才能及扩张欲，凭借其人民的勤奋、高效和秩序，抓住了历史机遇，完成了统一德国的任务，德国成了一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强权。德国的统一带来的是德国的崛起，而德国的崛起打破了欧洲政治力量均衡的格局，引起了欧洲的动荡。
欧洲政治—经济地理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处于中部的地区的发展落后于边缘地带。一旦中世纪德意志王国的辉煌时代成为明日黄花，周边地区便纷纷从中心脱落，进入迅速发展的阶段。而剩下来的、留在中心地带的大块头，俨然成了“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版图越来越小、人口越来越少，其发展也一步步放慢脚步，给民族心理上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
所有这一切，都对德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德国的学术界、媒体都对这个“中部位置”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尤其是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们更是赋予其以核心问题的地位，认为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也是难以解决的：“诚然，英国人或者法国人得以更早地建立民族国家。它们的位置有利得多。这不是什么艺术，这不过是借势而已。我们则相反，身处这个棘手的中部位置，所有人都在阻止我们，所有人都在阻挡我们，而且我们还必须看教皇的脸色。”[17]所谓“棘手的中部位置”，就是德意志民族生活于其中的欧洲中部。德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实则身不由己。但是否真如某些历史学家们所说的，中部位置是决定德国人命运的终极因素，还有待研究讨论。
当然，三明治的夹心地位也并非一无是处，“中间地带”的位置也曾拯救过普鲁士，使普鲁士免于被征服的命运。拿破仑战争期间，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普鲁士一败涂地，普王威廉三世被迫与法国签订了苛刻的和约。若非此时拿破仑需要一个中间地带把沙俄同法国的势力范围区隔开来，普鲁士也许就不复为完卵，而是被拿破仑吞并了。
如果我们继续从地理位置这个视角切入，并把德国的发展条件与欧洲历史上的另一个极端例子英国作一个比较，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地理位置对于德国的负面影响。英国可谓欧洲历史的幸运儿，而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英国历史的顺利发展功不可没。
与德国的“中部位置”恰恰相反，英国不但位于欧洲的边缘，而且享有一个独特的“岛国位置”（Insellage）。在航海业不发达的中世纪及近代历史上，这个“岛国位置”给英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保护。而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距离更是最为理想。对于商业往来而言，这段距离不算远；而对于欲入侵英伦的外敌而言，这段距离不算近，而且可以说很远。[18]军事上，从海上入侵英伦的难度极大，英国在历史上遭受外来入侵极少，英格兰仅在1066年受到诺曼人的入侵，此后与法国、西班牙或欧洲其他国家的冲突都未发生在不列颠岛上。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便是在大西洋上葬身鱼腹的。第三帝国对于英国的入侵也未能如愿，充其量也只能狂轰滥炸一番，此外便别无他法。这样一来，英国所遭受外患的摧残很少。经济上，这样的距离又不太远，不至于给贸易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总之，英国的地理位置有利于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此外，外患少也减轻了英国防卫的开支，英国可以把宝贵的资源用在国家发展的最关键之处。作为一个岛国，航空业起飞之前，英国与国外的交往都有赖于航海，这就强迫英国全力发展航海业，英国的航海业因此受益不浅。而发达的航海业又与地理大发现等世界历史的发展相适应，英国的殖民主义及海外扩张都离不开发达的航海业和强大的舰队。在全球一体化开始之际，航海业是一个关键因素。英国的地理位置促进了其航海业的发展，其发达的航海业又促进了英国的殖民扩张。在某些历史时期中，“与世隔绝”的岛国位置对于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是极其有利的。
第三节 “中部位置”的后果
德国人被称为一个“迟到的民族”（verspÄtete Nation），即是说德意志建构民族国家的迟缓及其过程之艰难。这一“迟到”，导致了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也使德国成为一个“问题国家”。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人们不禁要问：迫使德意志人走上这样一条崎岖坎坷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原因何在？是什么原因使德意志和德国的历史脚步如此步履维艰？导致“迟到”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史学家们皓首穷经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给出了各种答案。
如前所述，在众多的原因中，“中部位置”肯定是一个关键。德国地处欧洲中心，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无可争议的也给德国的历史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德国的语言、文化、宗教都受到了影响，德意志民族饱受着领土破碎和分裂之苦。查理大帝（Karl der Grosse）建立的法兰克王国和奥托大帝（Otto der Grosse）统治下的德意志王国，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没有明确的边界，没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但是西欧其他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似乎不像德意志这样艰难，所以也没有“迟到”一说。究其原因，德意志地处欧洲中央，这个“中部位置”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但是否为终极原因，则还有待研究。因为波兰民族同样处于“中间地带”，但是波兰文化却与德国文化迥然有异，至少在民族的认同和民族自豪感方面与德意志人大相径庭。这其中历史的作用显然同样重要。但是地理位置这个特点对于德国历史的负面影响则是明确无疑的。早在德国还未出现之前的日耳曼人时代，这个“中部位置”就开始对日耳曼人的主要聚居地、后来的德国产生了负面影响，表现为德意志内部的一系列的分离、疏远和异己化。
“中间位置”的第一个后果，是日耳曼地区的部分罗马化。德意志位于整个日耳曼与罗马帝国的交界处，一边是广袤的、未开化的蛮族地域；一边是阳光灿烂的文明世界。罗马帝国在其扩张过程中，先后征服了高卢、英伦等地区，但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始终未能彻底征服日耳曼地区。公元9年，罗马帝国拔剑指向日耳曼尼亚，派出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罗马军团，企图荡平日耳曼，把这些蛮族收归文明世界。但是在条顿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一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罗马军团败在了以赫尔曼（Hermann）为首的日耳曼蛮族的乌合之众手下，铩羽而归。为了防止日耳曼人的骚扰和进攻，罗马人不得不于2世纪初修建了一条欧洲“长城”——莱姆斯防线（der Reims），把日耳曼地区一分为二，后来的德意志恰好处在这条分界线上，被分为两个部分。莱姆斯防线罗马一方，即莱茵河以西、多瑙河以南的地区被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实施罗马的制度，受到了罗马文明的熏陶；而北部的日耳曼人则仍生活在日耳曼文化中，虽然也受到罗马的影响，但是罗马化程度不高。这个罗马化与否的进程在后来的德国留下了清晰的痕迹，造成了德意志地区内部的文化裂痕。后来的宗教改革及宗教战争结束后，过去罗马化较深的地区仍然追随罗马教廷，保留了罗马天主教，而罗马化程度较浅或很浅的北部地区则大多与罗马反目，自创了基督教新教。所以早在德国成型之前，日耳曼地区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后来的德国就已经开始被内部的不统一所困扰。
“中间位置”的后果之一，是德意志的体积与欧洲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矛盾。德国历史开局良好，自然源于东法兰克王国和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的强大，而这个强大的原因之一，又是帝国的“大块头”。的确，在当时的欧洲，日耳曼人本就以武力见长，罗马人始终未能完全征服日耳曼尼亚。但是除了武功强大之外，帝国的人力和土地资源在当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时至今日，德国的人口也属于欧洲的超级大国之列。奥托时代和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Ⅰ，俗称“巴巴罗萨”）时代的帝国无论在面积上还是人口上，都是当时帝国所处的世界中的巨人。但是如前所述，这个大块头也往往是“不合时宜的”，它不符合欧洲的力量均衡原则，所以一旦帝国衰弱，这个“不合时宜的大块头”必然要被这个原则整合，从“大块头”变为“软心”。这样，在欧洲特殊的政治和军事的均势格局中，德意志命运不济，只能是一个“软心”。
第四节 “中间位置”对于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影响
“中间位置”、开放的空间、碎片化的地形，这些地理条件不仅对于德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其后果并不仅仅停留在物质的层面上，而是对于人的心理、民族的心理同样产生影响。
19世纪末，德国终于崛起，而德国的崛起引发的问题是双重的。从德国向外看，强大起来后的德国自得于摆脱屈辱、摆脱困境、重获大国地位的感觉，患上了民族自大狂的病症。第二帝国着眼于巩固并加强其大国地位，所以很容易忽视周边的弱小邻邦的利益和感觉，使之产生恐惧。从外部看德国则更为清晰，这就是周边的国家的不安全感促使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个强大起来并极其危险的国家。一旦德国显露出扩张和征服的意图，这些国家便会联手遏制德国的扩张，甚至肢解德国，以消除来自德国的威胁。所以一旦“德意志的米歇尔”一觉醒来，体会到并欣赏着自己的大块头，品尝着力量带来的快感时，一个位于欧洲的中部的强权已经使得周围的邻居们惴惴不安。而这个“米歇尔”一旦摆脱了长期的屈辱和卑微感，便一个快速转身变成了浮士德，转而要求对欧洲和世界的统治权，周围的邻居必然结盟以抗击可能的入侵。随着第二帝国的建立，德国与欧洲的对抗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这个对抗方才宣告结束。
英国史学家泰勒（A.J.P.Taylor）认为，德意志的地理条件使他们不能找到一条中庸的生活之路，所以他们惯于走极端；走极端的心态也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地理条件不无关系：
从地理因素来看，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这些德意志人，从未找到一种不偏不倚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在他们的思想上或是至少在他们的政治上，都是这样。回顾他们的历史，要想找到正义的环境和常识是徒劳的，而法国和英国正是借这两种品质以区别于他人。[19]
而生活在开放的空间里，又处于强敌环伺之下的人们心理上没有退路可走，只好被迫转向内心，德国文化中的“内在性”（Innerlichkeit）与此也有关系。
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给德国人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感觉，即“被包围”（eingekreist werden）的感觉。身处一个开放而没有自然边界的空间里，面对强敌而没有退路、无路可逃，没有回旋余地，逐渐形成一种不安全感，这样的格局无疑对德意志人的民族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围困”与一系列“地道德国式的”，然而却是负面的性格不无关系，如“德国人的恐惧”（German Angst）、德国人的秩序狂等。在种族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里，这种不安全感也许会促成一种种族洁癖的产生。而在一般情况下，也许与较强烈的排外情绪有关。
此外，“中部位置”的后果之一，是爆发于德意志土地上的延绵不断的战争，特别是像三十年战争那样的毁灭性的大战。在战争中，人们每天都要面对死亡；战争结束后，要面对战争带来的创伤；频繁的战争又使人们不断产生对于下一次战争的恐惧。凡此种种，都助长了恐惧感的发生与强化。频仍的战事又加强了“被包围”的感觉带来的不安全感，“被包围”的感觉则加强了“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别，加强了自我封闭以及自我保护的意识。频繁的战争造成了恐惧感，这些负面的情感一代代累积起来，积淀成了民族特性。由此可见，所谓“德国人的恐惧”在历史上早已存在。
为了求得安全与安定，德意志人只能求助于一切能够给予他们安全的任何机构，如手握强权的人，即那些领主、诸侯，以及他们的政府和国家。德国人在历史上著名的“臣仆意识”，或曰“顺民意识”（Untertanengeist）都与这种不安带来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有莫大的关系。没有自卫能力的草民们只能把自己的自由交给握有强权的人，以自由为代价换取强权的保护。这种状况在中世纪大大小小领主纷争不断之时就已产生，久而久之，使德意志人惯于服从强权，只要这个强权足够强大，足以给他们提供保护。强烈的不安全感导致德意志人害怕社会关系的任何改变，诸侯们也用保护伞换取了顺民们的忠诚。自宗教改革以来，顺民意识更是得到了路德派教会的鼓励，马丁·路德的“两个王国”说即为最典型的代表，顺民意识上升到了宗教伦理和社会伦理的高度，上升到了政治道德的高度，成为一种价值。顺民意识因此获得了生命力，在德国历史上演变成了一个传统，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小说《臣仆》（Der Untertan）中所描绘的狄德里希·赫斯林（Diedrich HÄßling）这一角色。
结语
当然，同样一个条件，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格局中，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从正面的角度来考察“中部位置”，那么可以发现中部位置同样给德国带来诸多益处。身处欧洲中央，在欧洲的东部和西部、东部的斯拉夫世界和西部、南部的罗曼语世界之间构成一座桥梁，在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南部的意大利之间开通一条通道，在双方之间进行沟通，把南国的音乐和艺术传向北方，也把北方的文化带到南方。德国的中部位置的身份，使德国成了欧洲各种文化、各个民族、各色人等之间的交通枢纽，欧洲的各种思潮最容易汇聚于此。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或可从一个侧面部分地解释德意志民族何以极其富于创造力，特别是一再遭受战争袭扰、政治和宗教纷争侵扰的德意志人，为何还展示出如此旺盛的创造力，譬如为什么活字印刷术恰恰产生于落后的德意志，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或许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宗教改革恰恰是在德意志爆发，德国的建筑风格为何特别丰富和多样化，等等。沧海桑田之后，同一个“中间位置”带给今天的德国的是福音而非灾祸。如今，德国是欧洲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从德国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交通都最为便利，这就给交通运输、人员交流和旅游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在新的、和平的环境里，德国的“大块头”也终于不再令其邻邦害怕，不再是“不合时宜的”，反而可以说是“合时宜的”。德国的大块头及其巨大的经济规模和总量，成了欧洲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有了与另外一个欧洲大国——法国的联手，欧洲经济一体化就有了最坚实的基础，欧洲一体化也获得了实现的可能性。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间地带”或曰“中部位置”的处境说明，德国只能生活在和平环境里，否则“德国问题”就有可能再次出现。德国盛行的和平主义，德国之热衷于欧洲一体化，致力于“欧罗巴”的实现，都与此有关。
注释
[1] [德]扬—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马俊，谢青译，96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2]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Bismarck.Eine Biographie，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97，S.325.
[3] Rudolf Vierhaus：Historische Entwicklungslinien deutscher IdentitÄt，in：Die Frage nach der deutschen IdentitÄt，Bonn：Schriftenreihe der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1985，S.12.
[4] Madame de Staël：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1941，S.7.
[5] Hagen Schulze：Kleine deutsche Geschichte，München：dtv，2008，S.30.
[6] Franz Schnabel：Deutsche Geschichte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München：dtv，1.Auflage，1987，S.81.
[7] [法]本内迪克特·拉佩尔：《话说欧洲民族性》，刘玉俐译，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 Hagen Schulze：Kleine deutsche Geschichte，München：dtv，2008，S.24.
[9] Bookmann/Schilling/Schulze/Stürmer：Mitten in Europa.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Berlin：Siedler Verlag，1999，S.9.
[10] Franz Schnabel：Deutsche Geschichte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München：dtv，I.Auflage，1987，S.81.
[11] Norbert Elias：Studienüber die Deutschen MachtkÄmpfe und Habitusentwicklung im19.und20.Jahrhundert，München：Suhrkamp，1989，S.413.
[12] [德]奥托·封·俾斯麦，转引自[德]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168页，波恩：Inter Nationes，1987。
[13]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二卷，袁志英译，17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4] Norbert Elias：Studienüber die Deutschen MachtkÄmpfe und Habitusentwicklung im19.und20.Jahrhundert，München：Suhrkamp，1989，S.413.
[15] Hans Seifert（hg.）：Die deutsche Frage，Stuttgart：1848/1849，S.33.转引自[德]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92页，波恩Inter Nationes，1987。
[16]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Bismarck.Eine Biographie，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97，S.325.
[17] Mathias Matussek：Wir Deutschen.Warum uns die anderen gern haben können，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Verlag，2006，S.13.
[18] Hans-Dieter Gelfert：Typisch englisch.Wie die Briten wurden，was sie sind，München：Verlag C.H.Beck，2005，S.81.
[19] A.J.P.Taylor：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A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Since1815，London：Hamish Hamilton，1945，S.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