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巴别尔

伊萨克·埃玛努伊洛维奇·巴别尔（1894—1940）出身于敖德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作家后来回忆，从童年时代起，家人就强迫他毫不间断地读书读书再读书。他在16岁以前，一直辛勤研读犹太语言、《圣经》、《塔木德》[1]。据说他在13至14岁期间，就已通读了卡拉姆津全部长达11卷本的《俄国国家史》。中学时代的巴别尔在同学心目中，是个手捧拉辛、卡莱尔、莫里哀作品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好学生。当时，在家庭教师的督促下，他还开始尝试用法文写作短篇小说。嗣后，他在回忆中写道：法文小说“我写了有两年之久，随后便丢弃了”。[2]1915年，作家为了自己对文学的追求中断了在基辅商学院的学业，来到彼得堡。在这个北方文化之都，初学写作的青年巴别尔徒劳地向各种报刊杂志投稿，都一无所获，直到1916年遇到高尔基，他的境遇才有了转机。很快，在高尔基主编创刊的《编年纪事》上，巴别尔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埃利亚·伊萨科维奇和玛尔格丽塔·普拉科非耶芙娜》（Элья Исаакович и Маргарит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以及《妈妈、丽玛和阿拉》（Мама, Римма и Алла）。

官方代表人物把巴别尔最初的短篇小说当作淫秽读物，当作“力图颠覆现存制度”（попытку ниспровергнуть существующий строй）。1917年，革命前不久，当局曾向法庭起诉巴别尔。他们觉得他的小说就题材、人物和情节来说，都很不体面。使当局感到震惊的，是这位作家那种想把崇高和卑下的界限有意加以打破的创作意图。20年代中，作家在和列·乌杰索夫（Л.Утесов）的谈话中，道出了他的写作追求：“一个人应当了解一切真相。这好像显得没品位，但却很有趣”。实际上鼓舞他从事创作的，是描写人物的自由。自由才是他在创作中最为珍视的价值。生活、死亡、爱情——对于它们的一切，他都想要知道、了解。革命之所以吸引他，原因正在于此。他希望革命能把生活中的全部力量都调动起来。1917年12月，巴别尔开始为契卡[3]工作。这个事实长期以来一直令熟知他的文坛中人感到匪夷所思。1918年3月起，他成为彼得堡《新生活报》的通讯员。高尔基曾在这家报纸发表过他的《不合时宜的思想》（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 мысли）。巴别尔在此报上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1918年6月2日，而7月2日，此报便被取缔。同时被取缔的还有好多反对派报刊。

如果没有《新生活报》发表的文章，也就不会有成熟时期的巴别尔。他著文倾诉人们白白流血牺牲的痛苦，讲述人们何以会对于一个无辜被捕的儿童痛施刑罚［《夜晚》（Вечер）］，讲述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之事的枪林弹雨［《被枪杀的人们》（Битые）］，讲述俄罗斯往昔的生活规范如何荡然无存，人们如何变得越来越懒惰［《说马》（О лошадях）、《急救》（Первая помощь）］。

对真理的追求促使巴别尔走上了战争之路。1920年6月，他自愿上了前线，参加了第一骑兵军。在第一骑兵军中的生活便成为后来享誉全球的《骑兵军》的故事的来源。巴别尔是以《红色骑兵报》（Красный кавалерисм）特约记者身份，到第一骑兵军的。他用的化名是基里尔·瓦西里耶维奇·柳托夫。在随部队行进的过程中，作为记者，他得写作鼓动文章，书写战事日记。在行军中，在森林里，在从敌人手中夺取的城市里，巴别尔还在坚持写作个人日记。在某个地方，他曾把手稿托付在一辆马车上，不幸的是，这部分手稿中的绝大部分都遗失了，只有一个小笔记本留了下来。但写作日记时的语调，却被作家深深铭刻在记忆里了，《骑兵军》的语调便是在回忆中重现的。

在前线，巴别尔在布琼尼[4]的第一骑兵军服役，这个部队由习于战事的哥萨克组成，他们打仗勇敢，但纪律性很差。队伍里夹杂着许多桀骜不驯、自由散漫的自由兵，常常不服管教。在该军远征途中，远离后方，缺乏给养，哥萨克们常常不得不自己找东西吃，从而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以此惹出许多流血事件。再加上哥萨克们走的路大多是他们在一战时走过的地方，当地人异样的风俗文化，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想要保存自己稳定生活习惯的倾向，都令哥萨克们感到恼火。战时习惯于与死亡做伴，已经磨灭了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感。哥萨克们把他们的倦怠、自高自大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冷漠态度，尽情地发泄在他人身上，同时对他人的个人尊严，表现得极其不尊重。暴力事件于是便成了家常便饭。巴别尔深深感到他有责任把这些都写出来。此外，巴别尔感到在哥萨克们深层心理中，蕴藏着朦胧的对于自由的本能激情和向往，但与此同时，他们的个性极其不成熟，缺少文化教养，粗鲁野蛮。

巴别尔的语言十分简洁传神。《骑兵军》的短篇小说，每篇都千字左右，都有过硬的本事。情节大都出乎意料之外。小说的标题和开场白往往引导读者偏离其内容，引起和强化其错误的预期。读者大都以为小说是讲述打仗故事的，不料却是描写人物性格和文化层面的。每篇故事都写若干细节。情节的发展往往没有预示，因为作家很少本着原因结果的顺序进行叙述。作家需要的是一种强烈的对比，需要让读者有受骗感和上当感。小说结尾往往是一声叹息，并尽量把读者抛到远离故事的母题上去。巴别尔还采用一种特有的表现和辞藻华丽的夸饰风格，喜欢采用一些能令人感受强烈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比喻、暗喻来描写自然和人。他的散文是一种诗意盎然的散文。

第一骑兵军战斗的地方，是乌克兰和波兰接壤处，这里也是不同文化的交界处。巴别尔描写了不同文化的碰撞——波兰、乌克兰、犹太和俄罗斯，描写不同宗教信仰的碰撞：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教。有时这种宗教冲突会是悲剧的，但巴别尔却通过描写表明，这些宗教并没有哪一个优越于或劣等于其他宗教。如《我的第一只鹅》的第一自然段写了六师师长萨维茨基，而在《一匹战马的故事》中，同一个萨维茨基却把第一骑兵连连长赫列勃尼科夫的坐骑掠为己有。赫列勃尼科夫一再上诉告状，终究未能把心爱的战马要回来。故事发展到赫列勃尼科夫退党的地步。故事的结局很凄凉，可结尾音调却陡然拔高：“……同样的激情的鼓舞。我们两人都把世界当作五月的牧场，是徜徉着女性和骏马的牧场。”

作者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之所以提到一些日常生活细节，如微不足道的茶炊、热茶，为的是消除失去好人的痛苦和悲伤，为的是对故事主旨能有所回避。作为一个艺术家，巴别尔懂得暗示和寓意的艺术效果更佳。为此，作家故意采用“王顾左右而言他”，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手法宕开一笔。

《骑兵军》的话语及其语调，因此变得复杂了起来。这部小说的话语是可以分成不同层次的，几种不同层次的话语组合起来，犹如音乐里的复调，形成一种“双声话语”的效果。或许用巴赫金的话语和反话语（слова и противослова）也可以予以解释。话语和话语之间的内在张力，形成一种复调的和声效果。就以第一篇《激流强渡兹布鲁齐》为例，开头的战地通讯报告体，继之以浪漫主义的风景描写体，接下来是日常生活体。从柳托夫被分配到一个犹太人家庭过夜起，直到……最后，柳托夫才发现：自己居然伴着死尸睡了一夜。小说的结尾是怀孕的犹太女子的一番感慨：“我很想知道，整个大地上，您还能在哪儿找到我爹这样的父亲……”直到此时，小说开头部分风景描写中隐隐透露出来的血腥味儿才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我的第一只鹅》中，主人公“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戴眼镜的”，他的难以被行为粗鲁的哥萨克们所接纳，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获得伙伴们的信任，主人公故意把房主人的一只跑来跑去的鹅一脚踩死，还动手打了女主人，命令她把鹅给做熟吃掉。主人公“我”终于以其粗鲁野蛮的行径，获得哥萨克伙伴们的认可：“这小伙子倒是蛮对咱们的脾气”。主人公“我”似乎获得了胜利——在这场为争取被认同的战斗里——然而，这实际上不过是虚假的胜利，奇特的胜利，甚至可以说是相对的胜利。试看作家在结尾时是怎么描写的：“我做了好几个梦，梦里有女人，除此之外只有我那颗被杀戮染红了的心，在低低呻吟，在汩汩流血。”

在代作家立言的“我”心中，一种悲剧感受潜入内心：那就是他始终与革命格格不入，形同陌路。在人物身上和故事讲述人身上，都投下了革命的悲剧之光。

巴别尔笔下的人物性格充满了矛盾，他们各种精神状态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不可捕捉，他们的行为怪异诡谲。作家热衷于表现现实生活的无穷复杂多样，表现人如何既可以是崇高的又可以是卑下的，既可以是日常的又可以是英雄的，既可以是残酷的也可以是善良的，既可以促生也可以杀生。作家巧妙地演奏着各种键盘和过渡色彩，让读者的审美心理依次穿越恐惧和喜悦、残忍与壮烈。

在巴别尔眼中，革命的激情有着另外一副面孔：他明白革命是一种极端情境，它使得“崇高”和“卑下”互换了位置。它们的色彩和形象是如何在整个这场游戏进行过程中发生变幻的。革命这种极端情境最能揭示人身上的谜。然而，那些在革命的极端情境下可以允许的事情，却给未来人的心理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盐》是巴别尔的名篇，享誉世界文坛。小说非常短小，是以一个“革命战士尼基塔·巴尔马绍夫”写给“亲爱的主编同志”“编辑部的全体同志”的信的方式写成。写信人笃信革命的坚定口气和事件的悲剧性交织在一起。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时期，俄国出现了许多所谓“布袋小贩”的小商贩，做着投机倒把的买卖。这些现象被当时人当作是反革命的。小说以战士巴尔马绍夫的口气，写了他经历的一件实事。在火车上，一些女人和姑娘们求哥萨克让她们搭车。有两个姑娘虽然被哥萨克们允许了，但他们把她俩强奸了。有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哥萨克们答应让她搭车。经过一夜颠簸，巴尔马绍夫终于发现这个女人的蹊跷：她怀里的孩子竟然一晚上没有哭一声。巴尔马绍夫走到那女人身边，打开包裹孩子的襁褓，发现里面是“足足一普特[5]盐”。巴尔马绍夫把这个坏女人一脚踹下了列车，然后，“我从车厢板壁上摘下我忠诚的步枪，从劳动者和共和国的土地上，抹掉了这个耻辱”。

整部《骑兵军》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革命只有符合人道，才是美好的，革命一旦成为反人性的，就会变得十分丑陋。

20年代文学史家断言，巴别尔的艺术创作经验，对于苏联小说的发展有过决定性影响。1928年苏联曾经出版过一本评论文集，汇集了当时一些大批评家评论这位年轻作家的文章。巴别尔小说惯于描写的危急情境，灾难书写、强化的、具有强烈表现力的细节，陌生化笔调和抒情意蕴，既与作家的人生经验相关，也和俄国以及外国优秀文学传统，其中包括高尔基、莫泊桑、安·别雷、列米左夫等有关。今天的巴别尔业已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20年代及以后的批评界曾长期为故事讲述者主人公柳托夫的性格问题争论不休。柳托夫究竟是个什么人呢？的确，巴别尔许多短篇小说（новелла）是以他的“口气”写的。巴别尔本人在为《红色骑兵报》写稿期间，生活和工作以及发表文章等，都用这一姓氏。这个被第一骑兵军战士们牢记心中的、叫做基里尔·瓦西里耶维奇·柳托夫的，巴别尔在远征结束后依然和他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或许他乃是作家本人的第二自我（alter ego）吗？

许多批评家倾向于上述观点。他们谴责柳托夫身上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及其对“全人类人道主义伦理规范”的坚贞不渝；谈论他的超阶级感受和想要保持“知识分子的耿直正派”意图，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是把柳托夫和他的创造者即作者等同视之了。

毫无疑问，柳托夫的许多感受和兴致是和《骑兵军》作者一致的。他的孤独，他的疏离感，他的那颗一遇到残酷场面就会发出颤栗的心，他想和比他粗鲁野蛮但却无往而不胜的那些哥萨克士兵们融和无间的意图，他的好奇心，他的外貌——这一切从传记角度都十分酷似20年代的巴别尔本人。作者和主人公所组成的二重唱交织在一起，但读者始终能够从中分辨出真实作者的声音。以第一人称展开的话语那种宣教式语气语调，更加强化了亲密无间的语言幻觉，从而使读者更易于把故事讲述人和作者混为一谈。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很难区别出正在讲述自己的人，究竟是作者还是柳托夫。例如：“我也耗尽了力气，在坟墓桂冠的重压下，佝偻着身子，向前走去，心里默默祈祷命运予我以最基本的技能——杀人。”（《战斗之后》）

《骑兵军》里的柳托夫之所以会拥有这么个姓氏，是因为他的许多世界感受和巴别尔是一致的。具体地说，是指写作20年代日记的巴别尔。

巴别尔很同情柳托夫，但他的同情犹如一个人同情过去的他自己那样。然而《骑兵军》的作者，早已采用一种疏远而又嘲讽的态度来对待从前的自己了。如此一来，便在柳托夫和巴别尔之间设置了一段距离。作家巧妙地运用了这一距离。由于其外在于此的立场，作者此刻可以清醒地看出浪漫主义革命观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呀。

由于多面镜子——自我表达之镜，自我意识之镜以及他者意识之镜——的映照，骑兵军士兵和柳托夫的性格，开始显得比他们实际中——假设他们每个是在单独与自己之“我”相处时——似乎更加宏大。与此同时，他们性格中一些平常不为人所知的侧面——一些在单一光照之下一般不会显现的侧面——则会凸现出来。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每个骑兵军士兵的每个行为都是有其原因的。这些原因各种各样，有的来源于日常生活，有的是生理原因，有的是社会历史原因，还有的则是许多个世纪以来的经验，更有的则是当前的局势所迫。

对柳托夫和骑兵军战士们以及柳托夫和巴别尔关系问题的探讨，最终会把我们带到《骑兵军》所有人物与其作者的关系问题上来。

但在《骑兵军》中，诚如尼·斯捷潘诺夫所言，事实上还有一个“人物”：在叙事进行过程中，常常有一个似乎总是从旁观察着叙事的人，采用与主叙事截然不同的风格和语调，以“抒情插笔”或“风景插笔”的形式加入叙事语流中。例如在《科济纳墓地》我们可以明显听出一个哀伤的安魂曲的声音在悲叹：“啊，死神，啊，贪财之徒，啊，贪婪的鸡鸣狗盗之徒，你为什么不把我们怜悯，哪怕就只那么一次？”

当然这个“不带引号的作者”是不能与真实作者等量齐观的，但就精神气质而言，则与后者最接近，而且许多故事的象征意义都与其有关。

在巴别尔看来，反抗死神和破坏的最高价值是生命。作者和他笔下的基大利一样憧憬着一个由“好人组成的国际”。［“革命就是叫人满意。叫人满意就不能让家有遗孤。好人做好事。革命就是好人做的好事。而好人是不会杀人的。”“我一直在日托米尔转悠，在寻找那颗胆怯的星星。”“那颗胆怯的星星，眨了一会儿眼睛就熄灭了……”（《基大利》）］。随后，作者描写了基大利的像一个小男孩的百宝匣的小店。店主人基大利感慨说：“国际……那什么国际我们也知道。我想要的是好人的国际，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登记在册，并能领到一份最高标准的口粮。”

表面上看，巴别尔似乎接受了哥萨克们的残酷和暴力，但实际上他的态度是含而不露的，是隐隐反对的。作者只是不动声色而已。如《别列斯捷奇科镇》哥萨克小伙子卷毛杀死犹太老人这段描写，的确我们看不出作者的态度。但需要指出的是，作家的不动声色是假的。他对凶杀的态度来自亘古长存的谴责暴力的人道主义规范。对其笔下的人物缺乏爱和同情心使得作者似乎距离很远，而在内心深处，作家对此类人物在内心中是持谴责态度的。

天才和声誉并未能给巴别尔带来安宁。文学界“军营纪律”的维护者们从一开始就认为《骑兵军》是对红军的诽谤。巴别尔竭力为自己辩解，说写作关于第一骑兵军的英雄故事并非他原本的意图。但争论并未因此而平息。1928年，《骑兵军》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这次攻击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士”（巴别尔语）。被高尔基庇护巴别尔的行动所激怒，官方《真理报》发表了苏联元帅谢·布琼尼致马·高尔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再次指控此作是对第一骑兵军的诽谤。高尔基却始终庇护着巴别尔。围绕着巴别尔名字的紧张空气越来越浓，尽管他的事业从表面上看似乎比过去顺利得多：1930年，《骑兵军》被再版，而且在很短时间内（七天内）便销售一空。“国家出版社”开始筹备出版第三版。

但此时巴别尔本人却出了状况：在创作走上巅峰时刻他却陷入缄默。他竭力想要战胜自己：时而参与长篇小说《大火灾》（Большие пожары，1927）的集体创作，时而在文集《山隘》（Перевал，第6辑）上发表早年写作的短篇小说。但在文学圈里，已经有风言风语在流传，说这个“大名鼎鼎的三缄其口者”把自己全部手稿，都精心保存在一口密封的箱子里了。作家自己却并不急于否认这种说法，相反，他本人一直在说到自己的沉默，说到自己如何想要克服风格的“五彩斑斓”，想要按新的方式写作，谈及这种努力是如何艰难。批评界警告作家说，只要他能彻底摒弃“从前的自我”，不再把时间花费在争取出版多得多的文字，只要他能克服自己身上“幼稚的儿童式的错误”，然后再使自己面向“新的生活现实”，一切就会一顺百顺。巴别尔一直都在努力，但却始终在抱怨自己怎么也无法找到“感染文学狂热病”的方法和途径。写作和保持自己固有的信仰，都变得越来越难。巴别尔明白他和时代的分歧，根本就不在于风格上的歧异。在给亲人的一封信中，他说一位编辑在读过他一篇包含着当下生活内容的短篇小说后，竟然感到恐惧。1927年，巴别尔创作了一个伟大的寓言——《德·格拉索》——创作探索始终在不倦地进行中，然而灾难已经来临。1939年5月16日，巴别尔在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别列捷尔金诺的别墅里被捕。作家被指控参与和筹备了“反苏和针对全俄共产党（布）及苏联政府领导人的阴谋恐怖活动”。1940年1月27日，巴别尔被枪毙。14年后，军事检察官法律中校多尔任科在案件调查结论中说：“可以充当其被捕根据的文件，在案卷材料中未被发现，因为逮捕的决定是1939年6月23日做出的，也就是说，距作家被捕已经过了35天。”

今天我们重读巴别尔，我们不能不为他悲惨的命运而叹息，不能不对他内心的焦虑而感到同情，也不能不对他高度的才华表示崇敬。他的作品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他笔下的人物、他的行文风格依然十分神秘并不可模仿。他对革命的描写被当作是一种艺术发现。这也就是说：他开始了他的第三种生命，这种生命方能为伊萨克·巴别尔奉上他当之无愧的光荣。

最后，笔者想对这次翻译说几句话。最初听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提议时，我多少吃了一惊。翻译《骑兵军》对于译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和考验：前有戴骢先生享誉译界的精品译作，后有漓江出版社新版5卷本的《巴别尔全集》，至于国内热心巴别尔研究、翻译和评论的其他作家、出版人，更是所在多有。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必要再搞一个译本吗？好在优秀著作多一些译本也不错，译界也不妨来一个竞争。考虑到这一点，我也就认下了这个“活儿”。现在奉献于此，敬请广大读者予以指教。

译者：张冰

2018年2月13日于京师园

注释

[1]《塔木德》是公元2世纪—5世纪间犹太教有关律法条例、传统习俗、祭祀礼仪的论著和注疏的汇集，对犹太人而言其地位仅次于《圣经》。

[2]《20世纪俄罗斯文学》11年级上册第289—298页。

[3]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的俄文缩写音译。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地方机关。

[4]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1883—1973），苏联红军骑兵统帅，苏联骑兵军的缔造者。

[5]俄国旧计量单位，约等于16.38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