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献给库尔特·冯内古特

一九三五年，埃文·谢泼德爱上了汽车，他那离经叛道的青春期所带来的全部苦闷得到了救赎。他曾常常欺凌弱小的男生，用蠢笨的方式冒犯女生，以愚钝又令人尴尬的方式小偷小摸——那一切除了成为糟糕的回忆外，再也无关紧要了。他沉醉于高速行驶至远方的快感中，穿越了长岛[1]的大部分地方，而且很快对所有他能接触到的汽车的机械部件产生了亲切感。有一段时间，在他父母家尘土飞扬的车道上，他整日埋首干活，不问世事，小心翼翼地将一辆车大卸八块或是重新组装起来。

站在窗前看着儿子独自一人在日头下工作，仅是如此，也能让他的父亲查尔斯·谢泼德心满意足。一年前，谁也猜不到这个男孩能学会有条有理地专注于一项有用的活计；而那不正是成熟的开始吗？那不正是能帮一个男人形成意志和生活目标的事吗？

嗯，当然如此；在你的生命中——在所有人的生命中——那种对意志与目标苦痛而迫切的需求，是查尔斯·谢泼德从漫长又无助的自身经历中明白的。他是一名退休军官，时常试图压抑自己惯性诗意的想法，而他的人生激情似乎已随1918年的停战协定[2]一同消失了。

他那时是一位激情洋溢的步兵少尉，且刚与军官俱乐部舞会上最漂亮的女孩结了婚，确信她会为自己祈祷，却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天才抵达法国——他失望透顶，以至于不少其他军官得不耐烦地告诫他别犯傻。

“我没有，”他会坚持说，“我没有。”但他打心底里明白，这是无可回避的现实；他甚至开始怀疑，任务中止所带来的不悦可能会困扰他的余生。

“除了知道我会永远爱你，”他在勒阿弗尔[3]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似乎对其他一切都失去了信心。我渐渐觉得，这世上只有少之又少的事情是真的有意义的。”

查尔斯又回到了美国，身边环绕着欢呼雀跃的男人，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退役，而查尔斯却做了一个出人意料、有悖常理的决定。出于他至今没能完全弄明白的种种原因，他选择继续留在军中。

他之所以知道自己一直都没弄清楚原因，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不得不在脑海中反复思考这些原因，仿佛它们是一小段模棱两可的三段论教义问答的答案：军人差不多算是一种职业；它能为他作为已婚男人及父亲提供一向需要的安全感；而且，说到底，指不定还会爆发战争。

他担任中尉一职很长时间，久得都让他担心自己是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中尉了。而且，令他大失所望的是，那些年他几乎所有的职责均与繁重乏味的办公室工作相关。

从德文斯堡[4]、迪克斯堡[5]到班宁堡[6]、米德堡[7]——在每一个军岗上，他都勇于尝试与以往不同的事情，但所有职位毫无二致。它们普通至极，均以服从为前提而设立。即使是在隐私受到严密保护的已婚军官住所，即使是在夜晚，你也绝不会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或是为何在此，连你的妻子也不会忘记。如果你们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要按部就班地遵守和平时期军事基地的条条框框，而你的妻子是像格蕾丝·谢泼德那样聪明活泼的女人，那么当她精神失控而崩溃时，你也难说会真的惊讶——惊吓是难免的，但并不至于感到意外。

从她第一次住院开始，查尔斯便知道最好尽快准备离开军队——而且那时还有另一件麻烦事，表明他迟早也会离开：他的视力迅速下降，而且不断恶化。但讽刺的是，正是在那一年，军队交代他去做些有意思的事。在他终于被擢升为上尉后，他被任命统领一队步枪连。噢，他是真喜欢那二百个男人——哪怕是那些格格不入的人，和那些牢骚满腹的人。才过了几个星期，他便为他们感到骄傲，也为似乎赢得了他们的尊敬而感到自豪。他每天回味着那些时刻，它们让他相信自己正在照顾他们、保护他们，也相信他们对此心知肚明；他从没厌倦听他们喊“上尉”或是“连长”。

当他带领他们穿着全副野战装备进行长途行军时，他喜欢其中的节奏感、汗水以及克制的痛苦，尽管他并不确定自己能否坚持全程。还有些时候，这些男人僵硬而笔直地站在队列中一动不动，脸上毫无表情，而他则眯着眼睛凝视他们枪栓未上膛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这时他希望自己能带领这支连队参与某场想象中的奇特战斗。几乎所有人都能在战地中脱颖而出，因为那时几乎每一个行动都高于并超越了职责本身；待战斗结束，死去的人又会复活，刚好赶得上喝酒、调笑，跟漂亮姑娘们约会。

如果格蕾丝能痊愈的话，他本想设法作假通过各类眼科检查，以便尽可能在连队里待得更久，但运气实在不好。她又一次崩溃了，这次他知道再也不能犹豫了。甚至在她出院之前，他就已经安排好了退役。

在他们整理行李的那几天，查尔斯琢磨着搬到一个他们都没见识过的地方——像是加利福尼亚或是加拿大——他们在那里也许能重振旗鼓，开始崭新的生活。然而，谢泼德家族以前一直都是长岛居民，习惯了绿油油的平原、土豆农场以及微带着一股盐水味的海风，因此更明智的做法是回到家乡。他用自己微薄但尚且足够的退休金在北岸买了一幢合适的棕色小木屋，就在冷泉港村庄的边缘。

不久之后，他便为村民所熟知。他是一个庄重谦恭的人，总是负责购买家里的杂货、清洗衣物，因为他妻子据说是个病人。时不时也会传出毫无根据的谣言，说他是个战争英雄，或是服役时曾接受过其他荣誉。人们可能会讶异于他是以上尉军衔退役的，因为他的外表和举止更像是一位上校的风格：你能想象他接受一个营或是一个团的敬礼，肃穆地阅着兵，看着他们在面前经过。有时，当你看到他费力地抱着购物袋或是提着洗衣袋，灰白的头发被吹得乱蓬蓬的，那副厚厚的眼镜滑下鼻梁，那样的印象会略带喜剧色彩。然而，即使是在小酒馆，也从不会有人拿他开玩笑。

“亲爱的，我回来了。”一天下午，他朝格蕾丝喊道，将一大堆杂货放到厨房的桌子上。他一边提高嗓音继续跟她说话，一边把所有东西放到该放的地方。“我想埃文已经在外面那台引擎上连续工作将近十个小时了，”他喊道，“我不晓得他哪里来的力气。或是心思。”

待他整理完杂货，他拿出一些冰块，倒了两杯兑水波旁威士忌，其中一杯加了双份威士忌。他端着酒走过客厅，走到被重重绿荫遮蔽的阳光房，格蕾丝正倚在一张躺椅上，他小心翼翼地将那杯双份波旁威士忌放到她伸出的手上。

“一个男孩的改变是不是挺不可思议的？这才几个月而已？”他端着自己的酒杯问她，坐在一张紧挨着她的直靠背椅上。这是疲累的一天，但他现在可以休息半小时，直到开始做晚饭。

在某些时候，若是阳光和酒精对她起到了作用，格蕾丝依旧是军官俱乐部舞会上那个最漂亮的姑娘。查尔斯已经学会以情人的耐心等候那些时刻，来临时便好好珍惜，不过它们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多数时候——比如今天下午——他发现自己根本不愿看她，因为她看起来颓丧无比：身形臃肿，怏怏不乐，显然是在默默哀悼失去的自我。

在米德堡，一位上了年纪的和蔼老军医在谈到她的病情时，曾用过“神经衰弱”这个词，查尔斯在查完字典释义后，认为自己能够接受。不过，后来在纽约，一位年轻很多的平民医生驳斥了这一说法，认为其太过时、太不精确，在现代医学中没有任何价值。然后，这个年轻人像一个过于自信的销售员，开始推销他所谓的“心理治疗”。

“好吧，医生，如果我们要争论用词的话，”查尔斯说道，差点没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我必须告诉你，我不相信任何以‘心理’打头的词语。我认为你们这些人不晓得自己在那个古怪神秘的领域内搞什么鬼，而且我觉得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他从未后悔说出那样的话，也不后悔自己很快就起身离开了那间办公室，尽管这让呆坐在那里的医生看上去既愤怒又虚荣，就像西格蒙得·弗洛伊德[8]本人的肖像画那样，一副满脑子淫秽又胜券在握的样子。你做过的有些事值得后悔，有些则不然。

不久以前，在儿子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查尔斯发觉自己阻挡不了精神病术语在自己的家中再度涌现，很多人敦促他为埃文“寻求专业帮助”，或是为他“安排专业咨询”。现在看来，有趣的是他记得自己多少听信了那样的言论，主要原因便是那时所有其他的言论都更令人不安——缓刑、上少年法庭甚至是去教养院。在那些日子里，似乎总有陌生人愤怒来电抱怨埃文，或是几个警察出现在门口。

嗯，一个男孩的改变确实不可思议。也许，如果你能给出充裕的时间，这样的事情确实会自然而然变好；也或许，除了受苦，你能做的只有等待，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在椅子上稍向前倾，从阳光房里一扇没有阴翳的窗户望出去，即使视力差的人也能看到埃文·谢泼德的身形轮廓，他正在车道上收尾一天的工作——把工具收起来，疲倦地伸直脊背，用一块干净的抹布擦手。

“亲爱的，你知道还有什么特别令人惊讶吗？”查尔斯说道，“关于埃文？他看起来好多了。我是指看脸的话。我想咱们先前怎么也料不到，但他真的长成了一个很——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

“噢，我知道。”格蕾丝·谢泼德说，这是她一整天来第一次开口说话，也是第一次微笑起来。“噢，是呢，我知道的。他确实很英俊。”

而且，他们都觉得自己不是唯一注意到这一点的细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