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秦汉时期

晁错论贵粟

【故事来源】

本故事取材于班固编撰的《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述了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前206—23），计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全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约八十万字。《汉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它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他出身儒学世家，父班彪为著名学者。班固9岁能属文，诵诗赋，16岁入太学，精通儒家经典及历史。建武三十年（54）班彪过世，班固开始在其《史记后传》基础上撰写《汉书》，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76—83）中基本修成。后受窦宪案株连，死于狱中，时年61岁。

【故事概述】

西汉初年，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到处一片荒凉。汉高祖、文帝、景帝相继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迅速恢复，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文景二帝善用人才，他们身旁有几位为治国兴邦出谋划策的良臣。别的暂且不表，单说那才华出众且又务实的政治家晁错。

晁错何许人也？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州）人，少时学习法家思想，后来接受儒家教育，先后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太子家令等职，被景帝尊为“智囊”。他为人刚正，直言敢谏，先后上书建议充实边塞、备御匈奴，重农贵粟、重本抑末，削弱诸侯、更定法令，招致权贵忌恨。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晁错被景帝处死。

看今说古　警醒国忧

文帝当朝期间，曾多次下诏劝课农桑，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开辟财源，百姓有吃有穿，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社会还有什么问题呢？晁错带着随从走出京城，遍访各地城乡，发现百姓吃穿虽然不愁，但整个社会粮食依然匮乏，农民照样贫困，而商贾却逐渐暴富。这是什么原因呢？晁错通过调查发现，主要是粮食价格过低，京城一个富商一天的开销，几乎等于某些农民一年的收入；一个五口之家农户全年的粮食收入折合约八千五百钱，而他的开销，包括田税、算赋、口赋、兵役和徭役的代役及日常生活开支，远远超过了收入（参见《汉书·食货志》）。农民少余粮，国家无库存，令人担忧。晁错向文帝建议：当今治理国家首要是提高粮价，鼓励农民多生产粮食，国家要大量储备粮物，以备天有不测风云。“国家大本，食足为先”，粮食储备，是关系治国安邦的大事啊！

晁错还查阅了大量史书，回顾和研究了夏商周至今历朝历代的成败与兴衰，然后向文帝进言道：“尧帝、禹帝有九年的水灾，商汤有七年的旱灾，但国家没有因饥饿而死的人。这是何故？这是国家事先早已做好了准备，贮藏积蓄了大量粮食。”“秦代则有专门的《仓律》，违者处以极刑，这说明秦代极为重视粮食储备。”接着，晁错深感忧虑地说：“然而，我们缺乏足够的粮食储备，一旦灾害来临，便会措手不及。”他查阅地方志的记载，发现渭河泛滥，国家因无粮物赈灾，冻死饿死灾民成百上千，许多人流离失所，灾民损失惨重。陇西的蝗灾伴随旱灾，造成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朝廷抽不出粮物解救灾民，只好望灾兴叹。

查看了这些资料，晁错对文帝说：“圣君开拓江山，形势一片大好。皇上提倡节俭，减少皇宫开支，减轻百姓税赋，大力劝课农桑，全国人口和垦田面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短短几十年，人口已达两千五百多万，增长了一倍多。这是重视农业生产的结果。但是，国家粮食储备不足，一遇严重灾害，百姓无法生存，就会发生动乱，那时国将不保。此外，社会还有许多现象不能让人高枕无忧啊。”

文帝警觉地问道：“还有哪些现象令人担忧？不妨说来听听。”

力陈时弊　剖析根源

晁错说：“社会时弊已露端倪，只要仔细观察，便可知晓。我可略举一二：当今社会是官吏、商人、豪强三位一体，控制着局面。商人不择手段牟取暴利，迅速崛起，有的以金钱买得一官半职，成了势力更大的商吏。东城几个商吏开设的金银首饰店，垄断了一条街，几乎控制着京城经济命脉。那珍奇的珠玉金银，既不能充饥又不能御寒，为何人们如此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它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携带，在全国随时随地可以兑换银两购买衣食杂物，而不受饥寒威胁。金玉贵重，臣子有了金玉而背弃君主；谷贱伤农，百姓为了生存而远去他乡。金玉虽小，大家相互争夺，必然引起盗贼四起，犯法频繁，社会不得安宁，这难道不令人担忧吗？而粟米和布帛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人就要挨饿受冻。因其生长有季节，搬运不方便，即便奸邪之人也不会动盗窃之心。因此，贤明君主应当重五谷而轻金玉。要想百姓务农，必须贵粟！”

文帝欣然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重视农业，鼓励农民生产粮食，对能够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对于能捐献粮食并运送到边境粮库的，国家按照捐献数额的不同赐予不同爵位，还可以赎罪。如此一来，农民的收入得到了保障，负担减轻了，国家的储备也充足了。晁错高兴地对文帝说：“皇上依顺了百姓心愿，有如下三个好处，一是君主的需要可以满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可以减少，最显著的第三个好处是，受到鼓励的农业生产可以得到快速发展。”

时光如梭，转眼到了后元七年（前157），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景帝。景帝立即升任晁错为内史（京师长安的行政长官）。晁错多次单独觐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对其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一向注重观察社会状况的晁错依旧对景帝畅论国家大事。他对景帝说：“不知皇上是否了解当今农民为何大量流亡在外，而商人却富得流油？”

景帝答非所问地说：“农业发达、商贸繁荣难道不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吗？”晁错摇了摇头叹息道：“您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据我深入调查，现在农夫一年四季辛勤耕作，一个五口之家，不少于二人出力，耕种土地百亩，收成不过百石。他们还得砍柴服役，修理官府房舍，抚养孤老，养育幼儿，吊唁死者，看望病人，这些都是不小的开销。他们春顶风尘，夏受暑热，秋遭阴雨，冬忍寒冻，可谓苦不堪言。若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有粮的半价卖粮交赋税，无粮的卖田卖地卖儿男。他们劳累终年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而那些商人们，小则欺行霸市，抬高物价；大则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他们不务农田耕耘，不事养蚕织布，却每餐鱼肉，全身绫罗。他们财大气粗，接交王侯，势力超过官吏；兼并土地，欺压农民，斥资相互倾轧。这便是农民外流的根源所在。”

景帝恍然大悟，道：“依晁卿所见，朝廷该如何扭转局势呢？”

献贵粟策　重农抑商

晁错胸有成竹地说：“当务之急是贵粟而重农抑商。国家粮食充足，才无后顾之忧，神农氏曾说过：‘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水的护城河，有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只有粮食才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才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因此，“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凭粮食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一席话说得景帝眉开眼笑，于是采纳晁错建议，在全国实施“以粟为赏罚”的政策，并大力推行各种重农抑商措施，从而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有了较大较快的发展，朝廷的粮食储备也大幅增加。

建言削藩　反遭诛杀

此后，晁错发现地方势力不断扩大，深感危机来临，就向景帝进言：“据我调查，各地诸侯王都有封地，形成经济上的地方性和封闭性，这必然产生政治上的割据性，形成独立小王国。他们一旦闹事，朝廷的统一江山将会四分五裂，皇权将有崩溃的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啊！依我所见，朝廷必须‘削藩’，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样便可防患于未然，也只有如此才能巩固皇权。”

景帝深思后采纳了晁错“削藩”的主张。不料，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曾做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建议景帝诛杀晁错，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被迫接受了这一建议，将晁错处死在长安东市街头。那天乌云蔽日，北风悲咽，学贯儒法的政治家晁错，从此如星辰般陨落。

之后，景帝深知误杀晁错之过，悔恨不已。

【故事评析】

晁错的《论贵粟疏》，是中国古代一篇著名的策论。它摆事实，讲道理，说理透辟，逻辑严密，全面论述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了“以粟为赏罚”、重农抑商等一系列主张，在当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它的突出特点是：

首先，善于借鉴历史经验，阐述“国家大本，食足为先”的思想。晁错借鉴唐尧、夏禹九年水灾，商汤七年旱灾而没有饿死人的历史经验，说明了粮食储备的重要性。他还引用神农的话说，即使有高的城墙、宽的护城河和百万兵士，没有粮食仍然守不住。这说明，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

其次，敢于揭露现实矛盾，剖析社会矛盾激化和农民流亡的根源。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揭露了地主、商人兼并土地、聚敛财物，官府“急政暴虐、赋敛不时”与农民日益贫困的尖锐矛盾；指出当今法律虽轻商重农，实际上却是商富农贫，这是造成农民流离失所、到处流亡的根本原因。

最后，精于寻求应对之策，提出“以粟为赏罚”的贵粟重农之道。朝廷用政治上“封爵”和刑律上“赎罪”的办法来换取百姓手中的粮食，就可促进粮食价格提高和农业生产发展。这种办法，几乎无需经济成本，却可促进提高粮价，推动粮食生产和充实朝廷粮库，有利于备战备荒，真可谓切合当时实际的应对之策。

借鉴历史经验，离不开文献调查；揭露现实矛盾，离不开实地调查；寻求应对之策，离不开对社情民意的深入分析和研究。从这个视角看，《论贵粟疏》实是晁错长期调查研究的产物。

【原文和注释】

汉书·食货志上（节选）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1），得以拜爵^（2），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3）。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4），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5）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6），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7），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8）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9），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释：（1）县官：汉代对官府的通称。　（2）拜爵：封爵位。　（3）渫（xiè）：散出。　（4）损：减少。　（5）车骑马：指战马。　（6）仞：古代长度单位。一仞，周制八尺，汉制七尺。　（7）大用：最需要的东西。　（8）五大夫：汉代的一种爵位，在侯以下二十级中属第九级。凡纳粟四千石，即可封赐。　（9）擅：专有。

撰稿人：梅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