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放谈文化人生

如果说20世纪中国留下了什么遗憾的话,我认为林语堂的被忽略、被误解和被误读便是其中之一。今天,虽有不少人开始关注和喜爱林语堂,但由于各种原因,林语堂之于他们仍然充满某些“眩惑”色彩。人们似乎感到林语堂与众不同的另类性质,但对他却知之甚少,更不要说真正走进他那独特的世界。

如果从政治、社会和道德角度来理解林语堂,那当然也未尝不可,但我认为最能代表林语堂独特价值者当是其文学和文化的选择,换言之,林语堂以文学家的心灵去感悟文化和人生时最有代表性,也最有魅力。林语堂非常重视“文化”,并指出其复杂性、歧义性和重要性,他说:“认识吾国文化,本非易事;认识西方文化,也非朝夕可致。”“外国文化,且不必说,本国文化也难有真知灼见的认识。但没有真知灼见的认识,对本国文化的自信心就不能建立。”(《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人生”是林语堂的一个核心概念,它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说:“我并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作课本。”(《生活的艺术》)林语堂还这样阐述文化与人生的关系:“把东西文化都放在人生的天平上一称,才稍有凭准。”(《谈中西文化》)看来,文化与人生是深入理解林语堂的极好切入点。

除了对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文化思想的关注,对人生的理想生活的表述是林语堂最富兴味也最具魅力的部分。在这里,文化与人生仿佛长了翅膀可以在广阔天宇中自由飞翔,也仿佛草叶上的露珠得自然之精华而育成天地之性灵。如果说宗教信仰过于遥远不定,难以捉摸,如果说现实人生过于沉重实际,难以超脱,那么人生理想则是介乎二者之间:它以个人的生活存在为依托,以想象、诗意、梦想等为风标,从心灵世界这一光源出发,纵横驰骋,亦古亦今,上天入地,于是所有的不现实在此都变为现实。在林语堂看来,人是需要幻想、梦想的,也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林语堂笔下竟有这样的题目:“诗样的人生”、“以放浪者为理想人”、“个人的梦”。同时,我们也才有可能理解林语堂所说的男性统治世界已被证实靠不住了,于是提出这样的妙想:“让娘儿们干一下吧!”林语堂还设想“假定我是土匪”,于是就有了一系列异想天开的放言之论。

与一般作家慎谈文化人生不同,林语堂是属于放谈那一类。所谓“放”就是“自由”,作者往往超越政治、社会、道德和既定的文化层面,以内心的、情感的、心灵的、想象的、理想的真实为衡定标准,这样往往能够出人意料,而又言在意中。如果更进一步,就可以这样说:林语堂之放谈所遵循的主要准则是“心灵的真实”。如在谈西装时,林语堂站在自然角度分析说,西装有碍卫生,亦多暴露人体之丑。又如,林语堂说“人生七十岁,躺床三十五”,如此就没有理由不重视躺在床上了。作者还由此放论说:“躺在床上于世界文化之功大矣。”“据我私见,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科学发明莫非得之于卧床上被窝中;惊动世界划时代的哲学思想也莫非于三更半夜,身卧床上,手执一根香烟时,由哲学家之头脑胚胎出来。由是观之,躺在床上之艺术尚矣哉。”(《论躺在床上》)到底世界上的重要发明是否真如林语堂所言,这不得而知,但仔细想想也不能说这个观点没有一些道理。还有林语堂对西方愚人节和中国赌博的看法,他反对忽必烈入主中原后所行的禁赌之举,认为这是由于不了解中国文化和人生所致。既然人生是一场戏,那就不能事事处处都过于认真,沉重的人生必得借着如赌博这样的游戏方可轻松与超脱。还有对葬礼和婚礼的看法,林语堂是这样说的:“葬礼有如婚礼,只应喧哗铺张,没有理由认为非严肃不可。肃穆的成分在浮夸的衣袍里已有蕴含,其余皆为形式——闹剧。我至今分辨不出葬礼和婚礼仪仗之不同,直到我看到一口棺材或一顶花轿。”(《幽默滑稽》)如果孤立地看,林语堂之论确实可笑,甚至会感到莫名其妙,如此完全不同的事件竟被林氏混淆一团,但如果联系林语堂的文化和人生观,从人生本质的悲剧性来看,葬礼和婚礼确实只是不同的人生形式,就如同一朵鲜花的开放与衰败一样。在此,我们不得不惊叹林语堂的许多放谈是何等了不起的高论。

应指出的是,林语堂放谈文化人生,并不如一些西方作家学者那样富有逻辑和系统,所以就缺乏了对生与死各个阶段的细密入微的展开与透视,而是星星点点,忽现忽隐,如草地上萤虫之明灭,更多的时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恐怕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感悟和偏直觉有关,也与林语堂的审美理想有关。这就带来林语堂文化和人生观的模糊式、随意性和感觉式特点。

就如同林语堂本人一样,他的文化和人生阐述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就好像老子所言的何谓“道”,他的解释是:“道可道,非常道。”林语堂对性灵的解释也是如此:“人谓性灵是什么?我曰不知。”而一旦性灵至,就如袁伯修言:“墨不暇研,笔不暇挥,兔起鹘落,犹恐或逸。”(《论性灵》)看来,读懂林语堂的捷径还是“灵魂的贴近”。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个句子,也可用来表述缺乏“旁观”和“偏见”所带来的遮蔽。事实上,打靶子瞄准,以单目而不以双目就是一种偏见,但它却是打中靶子和靶心的关键。由此看来,偏见有时正是击中事物核心的根本。林语堂说他自己是“一捆矛盾”,又说一个人若无偏见那他就没有被研究之价值。这里,一面说明林语堂文化和人生观的支点,一面又说明偏见往往就是一种真知灼见。读者在解读林语堂文化人生观时不妨也作如是观,这样恐怕更容易走进林语堂的真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