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理学和心学的衰落

朱元璋建明之初，裁撤丞相，极权于皇帝，又文化专制，对文人尤其是儒生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两面策略，既禁锢思想又使其为鹰犬。他所用儒士主要有两类：一类曾随其“打天下”，如刘基、宋濂等；另一类经科举或举荐入朝做官，如方孝孺、解缙等。朱元璋时期，思想压制极为严厉，儒生们几无建树，主要承袭宋儒程朱旧说，如宋濂、方孝孺等人，为后来理学复兴打下了基础。

仁、宣以降，开国转为治国，武官政治转为文人政治。朝廷开科取士，重视理学的学术统治地位，理学为科试主要内容。当时主要的理学家有薛萱、吴与弼、曹端等。以薛萱为核心形成的“河东学派”及其弟子创立的“关中之学”，在明代学术史上影响不小。二说均主要是继承“程朱理学”，强调工夫和践履，恢复理学正统，但乏新可陈，很快淡出。吴与弼是与薛萱同时的理学大师，他领导的“崇仁学派”，则推陈出新，创见颇巨。他吸纳朱熹、陆九渊各自思想之长，在强调躬行的同时也强调“静观涵养”，将人心提升至本体位置，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为明代理学向陆王心学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之后，以朱熹理学为主导的明代学术思想开始向陆九渊的心学思想转化。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学生，但思想与老师有别，强调心是感知世界万物的枢纽，认为“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1]，“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2]。胡居仁、娄谅也是吴与弼的弟子，都强调修身养性、向内求心，虽然与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形式上有所区别，但本质上已经很相近。尽管陈献章、胡居仁、娄谅等的思想都是在向心学转化，但彻底的心学，要到王守仁才真正建立。

湛若水和王守仁对心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人皆是亦官亦学，故影响巨大。湛若水也是陈献章的学生，官至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提出了比老师更加明确的心学定义，即“何谓心学？万事万物莫非心也”^[3]，并认为：“心也、性也、天也，一体而无二者也”^[4]。故而，世间的一切只有被体认后才有意义，因此他肯定了王阳明的“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观点。所以，他强调“体认天理”的修养方法，到后期更是强调“随处体认天理”。

王守仁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后又追赠新建侯，死后谥文成。他一开始接受朱熹的思想，但很快发现其局限，认为格物穷理过于繁杂，要成为圣人只能从己心入手。师从娄谅、湛若水之后，他提出了“心即理”的学说，以此来克服朱熹“心理为二”的矛盾。以“心即理”为逻辑起点，王守仁构建了自己的心学体系。他认为，人是万物存在的意义，心是世界最高本体，既有物质性也有精神性。他提出“致良知”，强调“格心致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5]。在“心即理”“致良知”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即“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6]。王守仁的思想当时就为世所推崇，明中叶后，代替朱熹理学成为明朝学术的核心。

王守仁死后，弟子们对其思想的阐释不同，导致“王学”思想开始走向分化及衰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王艮虽是王守仁的弟子，但其“时时不满其师说”，“往往驾师说上之”^[7]。他最大的发展就是将所有的道德实践活动做了本能式的阐释，这使心学向现实生活靠近，也迈出了理欲之防崩溃的第一步。王守仁的另一弟子王畿将王学思想空无化，认为“良知知是知非，其实无是无非，无者万有之基”^[8]。之后，罗汝芳用“体仁”的修养方法代替“制欲”的修养方法，体现了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也为个人欲望迸发提供了基础。何心隐则提出了与儒家正统相反的“育欲”思想，认为张扬个人本能欲望，追求物欲并无不妥，宋明理学的理欲之防至此完全被冲破。

泰州学派的最大异端当属李贽。他的异端思想主要表现在：（1）“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9]。（2）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10]（3）提出“童心说”，强调重视个人私心。他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11]于是，“朱学”与“王学”强调伦理道德的虚伪一面被李贽一一揭露。在心学内部否定“王学”的同时，其他学派也在批判“王学”思想，如创建于晚明时期的东林学派、蕺山学派。在此背景下，心学结束了其一家独大的学术统治局面，和理学一道逐渐走向没落。

王门后学的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空谈学风，对社会主流道德观、价值观等产生了严重影响，当世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此进行反思。在所有反思中，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的实学思潮影响较大。明朝中后期，在批判宋明理学过程中，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逐渐产生了一股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针对心学的“空谈心性”，提出“经世致用”；其二，针对理学的“束书不观”，提出回归儒家原典。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有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四人。黄宗羲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撰写《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著作，总结了宋明理学思想；方以智通过对儒学思想及物理、天文、医学等实用学科进行学习与研究，提出“质测即藏通几”和“通几护质测之穷”的学说；顾炎武通过批判宋明理学思想，提出“以复古作维新”的观点，以促进“经世致用”实学的发展；王夫之则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天文、历算等学科，建立了独树一帜的唯物主义体系。

实学思潮的出现及其发展，以及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无疑为晚明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但是，忽视科学发展的思想与亡国的压力，使得晚明未能抓住与国外共同发展科学的最好机会，之后，古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科学上开始拉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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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217.

[2]同①133.

[3]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二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5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57.

[4]同①65.

[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简体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05.

[6]同③176.

[7]张廷玉，等.明史（6）：卷二百八十三：列传第一百七十一.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二十四史”（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4862.

[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二.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255.

[9]李贽.焚书　续焚书：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4.

[10]同①16.

[11]李贽.焚书　续焚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