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音律学家：朱载堉

朱载堉（1536—1612），字伯勤，号句曲山人，安徽凤阳人，明代著名声乐家、艺术家、数学家、历史学家。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八世孙，其父郑恭王朱厚烷精通音律。朱载堉从小就学习能力极强，据方志记载：“载儿时即悟先天学。稍长，无师授，辄能累黍定黄钟，演为象法、算经、审律、制器、音协、节和，妙若神解。”^[1]他喜爱读书，阅读广博，比如“读《性理大全》，见宋儒邵雍《皇极经世书》、朱熹《易学启蒙》、蔡元定父子《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等”^[2]，为日后研究打下很好基础。他在诸多领域均颇有天赋，尤其着意在数学方面的能力。他说，“余为人无所长，惟算术是好，因其所好，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3]。

虽然贵为王子，但朱载堉的一生并不顺利，他3岁便丧母。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他父亲因不满嘉靖帝荒废朝政，上疏劝谏，开罪于皇帝，在其祖叔父的挑拨下被世宗囚禁，朱载堉亦不得不搬出王宫，清贫度日。1570年（隆庆四年），他父亲被释放，恢复了王位。1591年（万历十九年），他父亲去世，他执意让爵，经过15年7次上疏之后，万历帝终于在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同意了他的请求，将王位让与当年陷害父亲入狱的祖叔父之孙，神宗夸奖他：“载堉恳辞王爵，让国高风，千古罕见，朕嘉尚不已。”^[4]之后，朱载堉便搬出王宫，过着清静的生活，直至去世。

朱载堉一生致力于学术，成就涵盖诸多领域，是中国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一生著述共18种，其中以《乐律全书》影响最大。《乐律全书》收录了14种书籍，计47卷，包括《灵星小舞谱》1卷、《二佾缀兆谱》1卷、《小舞乡乐谱》1卷、《六代小舞谱》1卷、《乡饮诗乐谱》6卷、《旋宫合乐谱》1卷、《操缦古乐谱》1卷、《万年历备考》3卷、《圣寿万年历》2卷、《律历融通》4卷、《律吕精义》20卷、《算学新说》1卷、《乐学新说》1卷和《律学新说》4卷。另有17种，都直接或间接与音乐、艺术相关，即《律吕质疑辨惑》1卷、《律吕正论》4卷、《嘉量算经》4卷、《瑟谱》10卷、《古周髀算经图解》1卷、《圆方勾股图解》1卷、《乐和声大成乐舞图说》1卷、《先人图正误》1卷、《古乐谱图》20卷、《韵学新说》3卷、《古今韵学得失论》1卷，以及卷数不详的《瑟铭解疏》、《切韵指南》、《金刚心经注》、《礼记类编》、《毛诗韵府》和《算经秬秠详考》。

朱载堉对音律贡献甚大，被后人称为“律圣”。1581年，朱载堉完成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工作，提出了计算方法。1584年，他在《律学新说》中对十二平均律进行详细描述。十二平均律指将八度规定为音律的比例，又将八度分为十二个相等的半音，且保证任意两个相邻半音直接的音程值为2的1/12次方。朱载堉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十二平均律的人，比法国音乐理论家梅尔生提出相同理论早了半个多世纪。十二平均律完全解决了中国乐律史上的十二律旋宫问题，而德国音乐家巴赫制造出世界第一台钢琴就是根据该理论制造出来的，目前世界上仍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乐器根据该理论设计。

在乐器方面，朱载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将十二平均律运用到指导乐器的设计与制造中，“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件按照十二平均律理论发音的乐器——弦准，制造和考辨了包括律管在内的种种乐器，探讨了它们的发音规律和物理功能，研究了音乐史、乐器史”^[5]。他认为，乐器的本质是乐律，在新的生律方法指导下，他对乐器分类、乐器形状、乐器材料、乐器制造等进行研究，提出了诸多创造性思想和指导性理论。此外，他还论述了乐器等级问题，认为乐器之间并无贵贱之分，只有乐器音量、音色区别，不同场合使用不同乐器只是根据其乐器特点来决定，而不是贵贱之分的问题。

朱载堉在中国舞蹈史上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今人认为，“是朱载堉第一个建立起了‘舞学’，把舞蹈作为一门艺术、一门社会科学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他在《律吕精义·外篇》中，从舞蹈的社会功能到艺术功能、从舞蹈的内部结构到外部形态、从舞蹈教育到舞蹈表演，都一一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一系列很有意义的命题。可以说，朱载靖的《律吕精义·外篇》之舞蹈部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舞蹈学著作”^[6]。概括地说，他的舞蹈学贡献包括三方面：（1）建立舞蹈理论框架。在《论舞学不可废》中，他创建了一个舞蹈学科的论纲，并介绍舞蹈的基础动作和训练方法。（2）论述舞蹈的“体”“用”学说。他提出，舞蹈的本质是人内心情感与外部事物“碰撞”而发生的一种不由自主的行为，舞蹈的功能在于陶冶人们的情操、规范人们的行为等。（3）提出舞蹈教育体系。他阐释了舞蹈教育理念和舞蹈培养体系，以及如何编写舞蹈教材的问题。

在自然科学领域，朱载堉也颇有成就。在数学方面，他最早提出了“已知等比数列的首项、末项和项数而求解等比数列其他各项”的方法，以及不同进位数的换算方法和九进制、十进制的换算方法，第一个运用珠算进行开方计算，最早提出了一套关于开方的珠算口诀。除了数学研究，还研究了计量学与度量衡演变史，精确测定了水银的密度，成功创立了确定回归年长度的古今变化的新公式，比古人更准确地确定了北京的纬度和磁偏角。

当时，朱载堉的成就并不被世人重视。当他将“十二平均律”献与宫廷，明神宗将之束之高阁。“顺治间《怀庆府志》卷七说，关于朱载堉的著作，‘索解人不得’。乾隆皇帝御制《律吕正义》续编认为，朱载堉在其乐律研究中，托名周公以立黄钟还原的理论，是‘饰其词以自文，假其名以欺世’。”^[7]但是，当他的成就于19世纪20年代初传到国外，得到了包括赫尔姆霍茨、黎曼、李约瑟、山口庄司、中根璋等人的一片赞誉。此后，国内才开始重视朱载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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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赵向东，吴付来.中华文化五千年：明清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73.

[2]朱载堉.圣寿万年历//刘芊.礼乐余响——朱载堉与儒家乐教.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30.

[3]朱载堉.律学新说.冯文慈，点注.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277.

[4]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一//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7971.

[5]戴念祖.朱载堉的生平和著作.中国科技史料，1987，8（5）：43.

[6]袁禾.朱载堉的舞学思想.北京舞蹈学院学报，1992（1）：20.

[7]王军.享誉世界的中国古代杰出音乐家——朱载堉.中国音乐，2006（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