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经院哲学与托马斯·阿奎那

中世纪西欧的学术演变始终与基督教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以日耳曼人为主的欧洲民族大迁徙，导致西欧政治局面动荡不宁。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这些民族建立的各个政权相互攻伐，使得如古希腊时期那样闲暇的学术研究条件已然不再可能。能读书识字的知识群体主要集中于公教的修院中，再难出现如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那样高深的思想家了。值得庆幸的是，作为隐修生活重要环节的抄写经卷活动，使得大量拉丁语古卷得以留存，修院实际上成为被称为“黑暗时期”的中世纪早期到后来学术复兴时期之间的一座文化桥梁。整理和抄写经卷在被称为“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的9世纪达到空前的规模，使大量基督教传统文化典籍得以保存。

对基督教经文及教父哲学著作的抄写、整理和注释，终于在11世纪至14世纪催生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又一个高峰——经院哲学。^[1]概括地说，经院哲学是为宗教神学服务的思辨哲学，它运用理性形式，通过抽象的、烦琐的辩证方法论证基督教信仰。经院哲学家试图寻求一种条理清晰的、分析性的体系，能够囊括一切知识，并用逻辑的方法使其协调自洽。

经院哲学围绕共相与个别、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展开了长期的争论，形成了唯名论与唯实论两大派别。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延续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关于“理念”或“共相”的古老论题，后来发展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在中世纪哲学家的头脑中，一般的共相与个别的个体的实在性问题，与基督教中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这样的核心教义具有内在关联性。唯实论认为，一般或共相是实在的，一般先于个别而存在。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安瑟尔谟（Anselmus，约1033—1109），后期温和唯实论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唯名论则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一般和共相是空名。其代表人物有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4—1292）、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约1266—1308）和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或Ockham，约1285—约1349）等。

11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推理方法流行起来。这种方法要求对于命题和问题的讨论，必须把每一个可能的论证都收集来，对每个论题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早期的经院哲学家开始运用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标准来判断基督教教义中的诸概念，关于上帝存在的哲学证明便成为经院哲学的重要内容。然而，当理性主义和辩证方法被自觉地运用到对教义的推理上时，人们很容易得到反对基督教信条的结论。最先将论辩推理用于神学讨论的贝伦伽尔（Berengar de Tours，约999—1088），根据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对“实体”的解释，批评了圣餐仪式中酒和面包经过神职人员的祈祷将变为基督的身体和血液这样的“实体转化”（Transubstantiation）信条。关于圣餐性质的神学争论，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唯名论和唯实论争论的关键问题。

维护正统信仰的神学家明显感受到威胁，他们的反击策略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摒弃理性，坚持神的绝对能力与绝对自由，比如完全反对论辩方法的达米安（Petrus Damianus，1007—1072）广为流传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观点；另一种则是不得不求助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以及辩证方法的原则，从逻辑上追问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于是，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这个狭小的领域里，哲学顽强地表现着它的存在和生命力”^[2]。在安瑟尔谟那里，辩证方法成为维护基督教信仰的有力工具。他运用辩证方法论证了基督教教义的诸种核心信条，终于把唯实论发展为经院哲学的正统观点。然而，唯实论终究难以与人们的常识经验相符，人们毕竟不曾见过一个不是任何具体桌子却又是桌子的东西，学院内狂热地进行着无休止的辩论，经院辩论家竟在这种哲学的尖锐交锋中斗争了两百年。

在13世纪，基督教的修会制度从传统的隐修转向更加世俗化的托钵修会；大学纷纷建立起来，知识传播不再局限于修院、学校之中；古希腊文献和阿拉伯人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拉丁语，并逐渐为欧洲人所熟悉。学术氛围的变化使得中世纪欧洲从早期的柏拉图主义和神秘主义阶段，过渡到一个比较富有理性精神的阶段。亚里士多德著作全集的重新发现，为理性主义的复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3世纪初，由教皇发起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改变既定目标，转向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攻破，城中数不清的财宝被劫掠、焚毁。这一历史事件造成了诸多重大后果，相对而言，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是为西欧打开了一扇能够接触到古希腊和拜占庭文明的大门。那些幸存的图书馆极大地拓宽了欧洲学者的视野。从12世纪中期到13世纪后期的百余年中，学者们陆续根据希腊原文翻译、校订、修正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译本，最终完成了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的翻译。^[3]

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知识以及经由阿拉伯人和拜占庭帝国保存下来的古希腊知识，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丰富而深刻的知识，为中世纪思想界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些新知识很快对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产生了影响。要接受新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这些著作里包含的科学的或准科学的知识，并且把这些知识与基督教教义调和起来，在学术上需要真正大胆的创造力。最初，这样的调和看上去不可能实现，而经由多明我会修士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约1200—1280）及其门徒托马斯·阿奎那的努力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自然哲学、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与基督教教义终于融合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神学体系。

阿奎那的大多数哲学著作是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他最重要的神学著作是《神学大全》。将亚里士多德学说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的一个基础，是阿奎那承认神学与哲学的区别。他认为哲学诉诸人的理性，神学诉诸上帝启示和教会权威，二者并不矛盾。在这一基础上，他论证了启示真理和理性真理的范围，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论证。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质与形式、潜在与现实的学说，成为阿奎那阐述上帝性质的依据；共相与个体的实在性问题被视为上帝与所造物之间的关系问题。阿奎那认为，上帝是个体的根源，而对于共相，阿奎那持有温和的实在论立场，在他看来，共相作为上帝心灵中的理念，存在于事物之外，同时，作为事物的本质存在于事物的所有个体之中，作为从个别事物抽象出来的普遍概念而存在于心灵之中。

阿奎那探讨了哲学、神学、政治理论和道德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使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和思维范畴，为他构建的庞大而系统的哲学和神学体系进行详尽的逻辑论证。经院哲学在阿奎那那里达到了最高水平，阿奎那在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学、形而上学、认识论乃至经济学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被誉为经院哲学的完成者。他在思想领域和神学领域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使得其哲学和神学体系即“托马斯主义”，在16世纪中期被确定为公教的官方学说。^[4]

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为基督教教义提供了一种十分完备自洽的理论基础，这自然加强了基督教在人们思想领域的支配地位。然而，后期经院哲学家对理性主义的重视和发展，对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考，以及通过唯名论与唯实论争论对事物本质和属性的认识，将科学精神复兴的种子埋在经院哲学的土壤里，并且使人们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对神学而言虽不那么重要但却十分自然的前提：自然界是有规律的，人的理性可以通过努力理解自然界。

---

注释

[1]“经院哲学”原意为“学院中人的思想”。“确切含义应是：在公教会（或天主教）学校里传授的、以神学为背景的哲学。”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2.

[2]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67.关于共相性质问题早期的几次较大争论，包括罗色林与安瑟尔谟就三位一体的争论、阿伯拉尔将共相性质问题转化为名词的意义问题、吉尔伯特的天然形式论等观点的梳理和介绍详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4-273.

[3]具体的时间、译者、注释者的列表见：Kretzman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Cambridge，1982：74-78.一个中文文献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7-310.

[4]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