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经院哲学的衰落

当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促使阿奎那开始建构基督教教义更具逻辑性的理论基础时，另一些哲学家则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阿奎那的影响下，13世纪末和14世纪的大部分基督教思想家开始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重新研究哲学和神学问题，其批判和独立精神日益增强，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哲学体系。

在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约1170—1253）的著作里，人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他已经注意到了数学和实验两种方法对于认识自然事物的重要性，而这两种方法分别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这正是现代科学的基石。格罗斯泰斯特的工作由他的弟子——方济各会修士罗吉尔·培根延续下去。

尽管罗吉尔并未脱离中世纪思想的主要框架，但他的许多思想的确走到了时代的前面。比如，他在《大著作》中著名的一段话：“拉丁人已经在语言、数学和透视法方面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我现在要研究实验科学提供的基础，因为没有实验数据，人们不能充分了解任何东西……这就是说，仅仅推理是不够的，还需要经验。”^[1]罗吉尔的另一个卓见是，他认识到数学对于其他科学的基础作用。他关于数学与占星术的兴趣受到阿拉伯学者的影响，他的兴趣还包括炼金术和各种机械或魔术机关。这些领域与自然科学有关系，但在基督徒眼中又像是他们憎恨的魔法和骗术。罗吉尔对经院哲学的批评并没有对正统的阿奎那体系构成多少威胁，而他却因为实验、炼金术和占星术等广泛的兴趣爱好遭到教会囚禁。

方济各会经院哲学家的主要人物都持反对阿奎那神学体系的立场，对于阿奎那体系富有摧毁性的攻击来自司各脱。司各脱对托马斯主义的知识理论进行了详尽地批驳。关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司各脱认为神学命题如上帝存在、三位一体、灵魂不灭等都是哲学和理性所不能证实的；信仰依靠的是教会的权威，神学的研究对象是上帝，而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上帝创造的万物。因此，哲学和神学并非融合为一体，而这种融合却是经院哲学所追求的目标。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司各脱的观点可以扼要地概括为：“哲学并不能证明上帝存在，人并不能认识上帝的真相，人凭着理智可以认识确定的原理。”^[2]司各脱意识到了理性对信仰的威胁，因此认为放弃通过理性证明信仰的企图更为明智。司各脱的努力是为了维护基督教教义，但在客观上却为哲学摆脱神学束缚创造了条件，从此哲学和神学逐渐分离。

司各脱持有唯名论立场，在他看来，质料是普遍的基础，而形式则是事物的个体性原则。他区分了一般的形式和使个体互相区别的特殊形式，并赋予后者更重要的地位。知识起源于个别的感知，普遍的概念来自人类能动理智的抽象活动。司各脱也承认共相的客观存在，共相存在的基础就在于精神从类似的对象那里抽象得到的共同本质。

奥卡姆更加明确地否认神学教义可以用理性证明，并举出许多教义是不合理的。奥卡姆反对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因此被监禁，后来他逃到神圣罗马帝国路易皇帝身边寻求庇护。作为回馈，他论证世俗君主的权力大于教皇的权力，助长了路易皇帝皇权的声势。奥卡姆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其追求简约的方法论上，反对增加不必要的假设^[3]，这与他的唯名论立场一致：只有个体的具体事物真实存在，可以通过经验认识这些个体，并无必要将“个体的共相”也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实体，共相或类别不过是存在于心灵中的名称和符号。奥卡姆对唯名论的发展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能与正统的经院哲学唯实论一较高下的哲学流派。奥卡姆的经验论和唯名论的根基是他的神学观点，他认为世界完全依赖于上帝不可捉摸的意愿，由此推断出所有的存在都是偶然的。基于这种神学思考，奥卡姆发展了激进的经验论，所有的知识都是由直觉认知从经验中获得的；对个别事物的直观认识是一切认识的基础，但并不能假定这些偶然的存在之物之间具有必然联系。如此，奥卡姆就严重削弱了亚里士多德的因果概念具有确定性的观念。

奥卡姆的工作标志着经院哲学独霸中世纪局面的终结。^[4]他明确地将理性和信仰区别开来，认为上帝和基督教教义都是无法彻底证明的，人们只能以信仰的方式接受之。由此而来的结论是，对人类理性的应用必须被局限在可见的现象领域。这样一来，他的哲学同时为中世纪晚期的神秘主义和科学奠定了基础，哲学和神学可以相互独立地发展：哲学不必以神学论证为目标，而神学也不必以哲学式的理性为必要方法。奥卡姆终结了经院哲学对理性和信仰进行综合这一正统的进路，经验论和唯名论随后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可，经验论以及对不可观察的实在的拒斥成为14世纪的哲学潮流。

经院哲学的时代过去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经院哲学家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在思想的交锋中，在中世纪晚期将逻辑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形而上学和神学的诸多问题为学者们培养分析精神、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提供了绝佳的训练场所。除此之外，实验和经验对于正确把握自然事物的重要作用，已经在这些认识论问题的争论中为人们所察觉，这些思想或方法论上的准备对于自然科学的诞生至关重要。

在追问近代自然科学如何兴起时，人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文艺复兴时期之前，去探寻在看似不可能孕育科学精神的中世纪，科学是如何从分散在哲学和神学间隙之中的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势不可当的思想洪流。经院哲学在科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尽管创造性的实证研究对于经院哲学而言毫无必要，但经院哲学家对理性的重视加强了人们的分析精神和批判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关于神与世界是人类可以通过智力追求理解的预设，增强了人们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的信念，这种信念正是支撑自然科学家开展研究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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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87.

[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79.

[3]这一原则被称为“奥卡姆的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罗素指出：“他虽然没有说过这句话，但他却说了一句大致产生同样效果的话，他说：‘能以较少者完成的事物若以较多者去作即是徒劳。’”罗素否认奥卡姆是导致经院哲学崩溃的人。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72-573.

[4]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