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顾颉刚之所以走上“古史辨”这条道路，确实与他的个性、时势和境遇密不可分，这也正如他自己所再三强调的那样，“我能承受我的时势，我敢随顺我的个性，我不肯错过我的境遇：由于这三者的凑合，所以我会得建立这一种主张”。但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强调一点，顾颉刚在史学上的巨大贡献尤其离不开他对学问的挚爱和异乎寻常的努力，这是读顾先生著作最为直观的感受。

“读书”、“学问”几乎是顾颉刚的口头禅，比如他在给好友叶圣陶的信中说，“我的读书，完全是一种兴趣。暑假中在研究所读书，真是到了一所枯庙，毫不闻人声，我非常快慰。……大家看我刻苦，其实我是享乐”；“我对于学问，固然远说不到好的一字，但我确已到了‘乐之者’的地位”；在给同学罗家伦的信中也说，“我自问我好学之心，实在比别人强，几乎没有一分钟不想到学问”。而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则见于他1924年1月29日写给李石岑的信，顾颉刚说：

先生许我为“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实为知我之言，我决不谦让。别人颂扬我的，每说我学问好，那是我最怕听的话。这种话我听到一番就要羞愤一番。我自知我的学问实在浅薄幼稚得很，几乎说不上学问两字；但学问是我的嗜好，我愿意用全力去研究他，这是自居不疑的。

他在信中并用诗一般的语句写道，“我现在对于学问的眷恋，何啻襁褓之儿对于母亲的眷恋”。正因为他是如此地钟情于学问，所以常为种种琐事牵制不能专心治学而倍感痛苦；对于同学当中不肯用功之人，更觉得惋惜，如他说毛子水“虽是聪明，却不很努力用功，常常找同乡谈天过日子，我十分替他可惜”。反之，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虽不见得很聪明，也不能算很笨”，只是“极肯用功”。而最有意思的是1934年他在病榻上的一番自我解剖：

予自己分析，觉得有长点三：湖南人的感情，广东人的魄力，江苏人的才智。有了这三项实在可做大事业，但不幸有缺点二：江苏人的身体，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下压迫成的态度。因此，我对于革命，对于恋爱，都有感情之火在燃烧，但为身体所制伏，只得悄悄地退了出来，因为我明知如果要做，只有一死，只有一个无益的死。只有学问或社会事业，能够容我从容发展自己的才具，我就只得走这两条路了。

事实上，顾颉刚也并不认为学问是聪明人的专利，比如他早在1928年就说，“其实研究学问的事，原不必是天才才可干得，只要你有方法去做，有恒心去做，肯用了成年累月的功夫对准一个问题去想，去寻，去写，去分析比较，自然会有不断的新境界出来”。正因为他自己“极肯用功”，所以对于学生辈中虚度光阴之人自然是丝毫不假以颜色，如他曾在信中向牟润孙明确表示过不满之意，称“年来颇对兄不满，所以然者，以兄天禀之高，根底之善，而因循玩忽，六年来未有一事成功”，并要求牟“亟宜挺起脊梁，力自振作，每日必读若干书，必写若干字，有精神固做，无精神亦做，勿肆意于酬应，勿费时于闲谈”，甚至要求他“从今日起，每日记日记，记笔记，每一星期送弟处览之”。又如对于他所器重和着意栽培的学生谭其骧，在听说他“与俞大纲等交，专事看戏饮酒，学问已无望”时，不禁“闻之伤叹”。但顾颉刚素以爱才著称，故以自身经历为例，苦口婆心地规劝谭氏：

你说我的笔快，……实告你，我的作文是拼了命的。我患失眠已十九年，夜间绝不能写字，而日间又事忙客多，无法写，然又不得不写，故偶然得到一些时间，便捉住不肯放过。人家看我的文章，似乎一气贯注，非常痛快，但我都是在鸡零狗碎的时间里凑成功的。一文之成，不知要搁多少回笔。因为时间不易得，故得到一点就要赶紧使用。为了赶紧，逼成了许多病，……所以常对我妻说：“别人只知道顾颉刚以作文成名，解决了生计问题；谁知顾颉刚的奋斗生涯是这样艰苦的！”

正因为顾颉刚是一个视学问如生命，“极肯用功”的人，所以他说自己“生平最可悲的事情是时间的浪费和社会上对于我的不了解的责望”。自北大毕业之后，“我总以为可以由我自己支配时间了”，“哪知道又不然”，原因是“现在中国的做事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少，在社会上跳动的老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似乎是万能的，样样事情都须他们经手”；在小有名气之后，各界又不断约他参加各类团体，“写出一看，竟然有二十余个”，不禁担心“要是我永久这样的做下去，我的将来的能力至多不过象现在一样罢了，我的一生也就完了”。虽然百般推卸，但他的“肩膀上永远担负着许多不情愿的工作”，所以顾颉刚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那就是“只能取一点巧，凡是和我有关的事情总使它和自己愿意研究的学问发生些联络”。

顾颉刚为了求学问，视名利如粪土。1930年初，傅斯年想安排他离开燕京大学而到清华任教，同时兼任中研院的研究员，“清华与中央各出二百元”，而且保证“如一处塌台，则其不塌台之一处独出四百元”，这自然是很丰厚的待遇了，但顾颉刚拒绝了。他承认“予岂不要钱”，但“只得却之”的原因是“予现在的生活，从城中一班学阀看来，是‘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从燕大的当权者看来，却又是‘屏诸中国，不与同四夷’，这真是超然的生活，研究学问的理想境界了”，所以他当时是“每日埋头写作，不进城了，每天可以写三千字左右，一年总计写了七十多万字”。一年之后，胡适和傅斯年又力邀顾颉刚回北大担任专任教授，月薪高达四百五十元，顾颉刚此时因准备迎父母来北京生活，燕京大学每月二百四十元的薪水顿感局促，因此颇有些心动，但条件依然是“必与燕大过同样生活，然后可就”，至于胡、傅要他担任史学系主任，顾颉刚则更是“力辞之”。后因燕京大学，特别是洪业的大力挽留，顾颉刚留在了燕京大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抉择，因为在燕京的数年间堪称顾颉刚学术生涯最为高产的阶段，如他在1933年5月31日的日记中对自己来燕京四年的工作有一总结，兹录如下：

第一年——编《上古史讲义》三百余页。

作《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十二万言。

作《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出《辨伪丛刊》三种（《诗疑》、《四部正讹》、《伪书考》）。

出《古史辨》第二册。

第二年——生了半年心脏病，未作工，但整理书籍。

到山东、河南、河北、陕西旅行，归作报告。

第三年——编《尧典》讲义两册。

作《从吕氏春秋中推测老子的成书年代》。

出《古史辨》第三册。草《三皇考》。

点读《淮南子》及《吕氏春秋》。

第四年——编《禹贡》讲义三册。

编《汉代史讲义》一册。

编刻《尚书学材料集》。

作《古史辨》第四册序。

调查正定大佛寺及大同云冈石窟。

可以看出，顾颉刚的若干重要著述如《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按，即《汉代史讲义》）和《尚书研究讲义》都完成于这一时期，此外他在燕京和北大两校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以及创办“禹贡”学会，则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的这一新学科。

顾颉刚求学过猛，常常为此伤了身体。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十二年春夏间是我的身体最坏的时候”，原因是“久居北方，受不住上海的潮湿的空气，生了一身的湿疮，痛痒交作，脓血沾濡。兼以服务的地方即在工厂里面，邻近也都是工厂，这充满烟煤的空气使得我精神疲倦，食粮减少，又患咳嗽，几乎成了肺病”，所以向商务印书馆请了长假回苏州养病。而此时也正是他搜集材料，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并大量阅读史料使自己古史体系更加系统化的关键时候。正是在这几乎无日不病的四个多月里，“我在家读书，轻易不出门”，而“别人知道我有病，也不来勉强我做什么事”，这样的结果是“我安闲地读了好些书，写了好些笔记”。查这一时期的日记，可以读到如下记载：

1923年6月11日，“归来至十三日而一足月。总计成绩如下：（1）编《国语教科》三万言。（2）记笔记一册。（3）作《杨惠之塑像记》一篇。（4）作《金钱记叙录》一篇。（5）第一次整理《东壁遗书》完功。（6）粗读《左传》半部。（7）作《与适之先生论古史书》。（8）写信五十六通，见客三十人。（9）……”

6月22日“作《元曲选叙录》一则（《鸳鸯被》），约四千言”；

6月23日“读《史记》……今日一天而记约半册”；

6月24日“续作《辨论古史书》三千余言”；

6月25日“以昨夜失眠，甚不好过。作《尧舜禹的关系》及《后稷的实在》二千余言”；

6月26日“作《后稷的实在如何》一千五百字，……修改《讨论古史书》”；

6月27日“修改《讨论古史书》，加入二千五百字”；

6月28日“抄录《讨论古史书》三千余字，并增作一千字”；

6月29日“抄录《讨论古史书》约七千字，细读一遍”。

这里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摘录其日记，正是想说明当日之顾颉刚是何等地致力于学问。这样勉力治学的结果一方面固然是学问的精进，但同时也是对身体的极大伤害。如6月8日因“履安见予有白发三茎”而感慨“予真早衰耶”，并说“早衰，可也”，但“早衰而无成绩以自慰，则难为情矣”。未料仅仅过了十天，到6月17日，殷履安就看到顾颉刚“头上有无数白发”，而不禁“悲愤之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发聋振聩观点的酝酿令年仅三十一岁的顾颉刚迅速地白了头。

过度勤奋对顾颉刚身体的摧残也令旁人感到痛惜并尊重。1934年顾颉刚曾到绥远考察，《绥远民国日报》随后刊出一篇题为“顾颉刚先生和他的呆气”的报道，作者在文章开首即说，“我们仅只见了一面，匆匆的一面，我只觉得他太衰老了，他不过三十多岁的人罢，但，头发已经苍白了，牙齿有的脱掉了，一个埋头于书案的学者，成天价在绞脑汁，‘未老先衰’自是必有的现象。……使我有许多感慨，同时却深深地对我们的前辈发生无限的敬爱”。

到了晚年，顾颉刚依然笔耕不止，并因身体衰老而更有紧迫感，这在他晚年日记中经常流露。晚年的顾颉刚说，“余不畏死而畏病，以病则不能工作，白吃饭也”。工作重于生命，这就是顾颉刚一生的真实写照。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自负地宣称，“我自己觉得，我有这一点粗略的科学观念，有这一点坚定的志愿和不畏难的勇气，我的眼下有许多新问题，我的胸中没有一个偶像，在现在轻忽学问的中国社会上，我已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我所负的责任是很重的”，因此“我将用尽我的力量于挣扎奋斗之中，为后来人开出一条大道”！

纵观顾颉刚先生的一生，他一直忠实地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当我们感慨于他的个性、时势和境遇时，尤其不能忘记顾先生对于学问的钟情和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