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境遇

从自序中看，顾颉刚所说的境遇其实也就是他的成长经历，他罗列有如下数项：

1. 生在科举未废的时代，所以自幼就开始读经书；

2. 小时候祖父经常给他讲故事，刺激了他对历史的兴趣；

3. 少年年代进入新式学校，接受了基本的科学观念；

4. 自幼爱读书，且长在书香氛围浓重的苏州，打下了必要的旧学基础；

5. 在北大预科阶段沉迷于戏剧，对民间传说的形成有了大致的了解；

6. 青少年时代在文学、哲学和政治活动上的挫折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在于考证；

7. 毛子水、章太炎等师友给了他自觉治学的启发；

8. 胡适和傅斯年的鼓励给予他打破传统学说的勇气；

9. 为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熟悉了风俗材料的形成和演变；

10. 读康有为书，进一步确立了“对于古史的不信任的观念”；

11. 听胡适的课，了解了他的研究方法，并意识到自身最擅长的是史学；

12. 受胡适、钱玄同的鼓励而编集辨伪材料，加速了他古史研究的步伐。

上述这些际遇固然都是促使顾颉刚走上“古史辨”道路的推手，但归纳起来，无非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幼承庭训打下的旧学基础；第二，因看戏和征集歌谣而悟出各类故事都有一个变迁过程；第三，胡适的影响。以下分别加以说明。

（一）顾颉刚的旧学基础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在苏州悬桥巷的顾家花园。顾氏是江南大姓，文风昌盛，康熙南巡时曾誉顾家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但到了顾颉刚的祖、父时，家道已经衰落，祖父仞之公弃文学医，并与人集资开了一个药店；父亲子虬公是秀才出身，年轻时以教馆为生，后虽考入京师大学堂但又因贫辍学，回乡任常州中学教员，辛亥革命后到杭州仁和场盐运署任科长直至终老。

顾颉刚八岁时母亲即病逝，所以自幼由祖母张氏抚养。祖母不仅对顾颉刚的饮食起居照顾得体贴入微，对他在学业和品行的培养上更是用心与严厉，从小就告诫顾颉刚“读书要好好用功”，因为“家里从来没有一个白衣的人，你总不要坍了祖宗的台才好”。顾颉刚幼时家境困难，祖母一切节省，但只有在孙子购书这一点上极为慷慨，所以顾颉刚从小就怀着做一个藏书家的梦，自11岁后就每天出入书肆，一年即可购书五六百册之多。对于祖母的养育之恩，顾颉刚终生难忘，他曾经深情地自承，“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雕铸的一具艺术品”。

由于生长在一个书香人家，顾颉刚尚在襁褓之中他的本生祖父就教他认字，尚未学会走路时就能认出街面上许多店铺的招牌，令路人称异。稍长，母亲教他《三字经》、《千字文》等童蒙教材，所以六七岁时即能自己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

顾颉刚六岁入私塾，前后长达八年。期间读了四书、《诗经》、《左传》、《礼记》等书，此外又最喜欢在家中书房翻看各类书籍，并从中获得无限的乐趣。1906年，十四岁的顾颉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苏州第一所高等小学——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但因患病休学，英文、数学比其他同学落后很多，难以追上，所以就更加致力于国学。此时顾颉刚接触到《国粹学报》，开始接受章太炎“整理国故”的思想，为日后的研究道路埋下了伏笔。

1908年，顾颉刚考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由于经常看书，逐渐对书目产生了兴趣，对《四库总目》、《汇刻书目》和《书目答问》等书极为熟悉，并开始大量购书读书。随后，在他本生祖父的指导下继续在家读五经，期间接触到阎若璩和姚际恒的辨伪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认为“这两次给与我的刺激注定了我毕生的治学的命运”。

不难看出，就顾颉刚的早期教育来看，他几乎是他那个时代所有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儿童的缩影，换言之，顾颉刚的旧学基础并不足以驱使他日后走上“疑古”之路。

（二）戏剧和歌谣对于顾颉刚的启发

据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他之所以爱看戏，最初是受了叶圣陶的影响。叶圣陶“是一个富于文艺天长的人，诗词篆刻无一不能”，而顾、叶二人“从私塾到小学和中学都是同学”，1912年又同时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关系极为亲密。当顾颉刚还在苏州时，“常听得北京戏剧的美妙”，而“酷好文艺的圣陶又常向我称道戏剧的功用”，以至于“偶然凑得了几天旅费，到上海去看了几次戏，回来后便要作上几个月的咬嚼”。

1913年4月，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从而“得居戏剧渊海的北京”，自然是“如何忍得住不大看而特看”。但顾颉刚看戏也非常地具有个性，那就是“别人看戏必有所主，我固然也有几个极爱看的伶人，但戒不掉的好博的毛病，无论哪一种腔调，哪一个班子，都要去听上几次”，特别是在1914年因病休学的半年中，“戏园子成了他的正式课堂，除非生病，没有一日不到”的，这样的结果是“全北京的伶人”大约都给他看到了。

而当时顾颉刚正在读刘知幾的《史通》，戏看多了，就想到了要写一部《戏通》，把古今戏剧的演进历史，地方戏剧的特殊风格，各种角色的名目及其任务，各种切末的意义及其使用，以及各种戏本和各种小说的关系共计五十题一一加以考证，并开始编制“戏剧表”，同时撰写“论剧记”记录每天看戏的心得。虽然顾颉刚后来并没有完成《戏通》，但几十年后他的遗稿中还存有《檀痕日载》三册记录当时的看戏观感，长达数万言。

这样的看戏方式大概是亘古未有的，顾颉刚自述其结果是：一方面“在这戏迷的生活中二年有余，我个人的荒唐和学校的课业的成绩的恶劣自不消说”；而另一方面，“万想不到我竟会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那就是对各种戏剧中同一故事的矛盾“替它深思”，而“忽然认识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我看了两年多的戏，唯一的成绩便是认识了这些故事的性质和格局，知道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于是“当时很想搜集材料，做一部《戏剧本事录》，把各出戏的根据加以考证，并评骘其异同之点”。所以后来顾颉刚坦承，这样看戏的结果就是“从此以后，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

1918年6月，因妻子吴徵兰病危，他自己也患了极度的神经衰弱，顾颉刚只好暂时从北大休学回家。8月1日吴徵兰病逝，顾颉刚的心境更坏，每天“坐候着一天一天的昼夜的推移”。百无聊赖之际，适逢刘半农主持搜集歌谣，每天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于是想到“现在既不能读书，何妨弄弄这些玩意儿，聊以遣日”，于是就从家中的小孩开始，逐渐推进到他人，收集了大量苏州当地的歌谣。

1920年9月，从北大毕业的顾颉刚就职于北大图书馆任编目工作。工作之余，将早先收集的苏州歌谣加以整理，拟成《吴歈集录》，并陆续在《晨报》上发表，引起了时人的注意，一时被誉为“研究歌谣的专家”。1924年，因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歌谣》周刊的编辑常惠生病，顾颉刚代为编辑并充当主要撰稿人；同年，顾颉刚所编的《吴歌甲集》作为北大歌谣研究会《歌谣丛书》的第一种刊印。经过这些具体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顾颉刚意识到“歌谣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得随时随地变化”。

顾颉刚本是在病中无聊之际开始研究歌谣的，但他的个性就是一动手就要把摊子铺得极大的，他说，“我为要搜集歌谣，并明了它的意义，自然地把范围扩张得很大：方言、谚语、谜语、唱本、风俗、宗教各种材料都着手搜集起来”，并相信“这种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开创的事业，无论哪条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独征之中更激起拓地万里的雄心”。但另一方面，顾颉刚对于“歌谣专家”这种“不期之誉”，表示“很不愿承受”，因为“搜集歌谣的动机是由于养病的消遣”，而“其后作了些研究是为了读《诗经》的比较”，他的最终想法则是“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为此他“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不要敦促我做非分的工作”。

如果说沉溺于戏剧是青年顾颉刚的荒唐，整理歌谣是他病中消遣的方式，但顾颉刚却又偏偏从这两者之中悟出治学的道理，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这种必然性就在于顾颉刚始终拥有强烈的求是精神，始终有“打碎乌盆问到底”的求知欲望，这是一位有大成就学问家的基本素养。

（三）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

余英时曾经指出，顾颉刚与胡适的关系，乃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最大关键”。检视20世纪20年代的胡、顾关系，可知此言不虚。具体来说，胡适对于当时的顾颉刚而言，不仅是学业和精神上的导师，也是生活上的后盾与“倚傍”。

顾颉刚初识胡适风采是在1917年10月北大的“中国哲学史”课堂上，据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的描述，他对胡适的佩服不在于具体知识的多少，而在于胡适“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怎样说才好的”。这并非顾颉刚的客套话，而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因为顾颉刚在给他夫人殷履安的信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看着适之先生，对他真羡慕，对我真惭愧！他思想既清楚，又很深锐；虽是出洋学生，而对于中国学问，比老师宿儒还有把握；很杂乱的一堆材料，却能给他找出纲领来；他又胆大，敢作敢为。我只羡慕他这些，不羡慕他的有名。想想他只大得我三岁，为什么我不能及他？不觉得自己一阵阵的伤感。

即便是在距初识胡适三十年之后的1947年，已然功成名就，自己也成了学界大佬的顾颉刚依然对胡适驾驭材料的能力自叹弗如，他在这一年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予尚系三十年前所读。比来因病得闲，而静秋室中适有是书，居然在六日内读讫。觉其澈骨聪明，依然追攀不上。想不到古代哲学材料，二千年来未能建一系统，乃贯穿于一二十七八岁之青年，非天才乎？

课堂之外，这一时期顾颉刚和胡适发生关系的另一场所是新潮社。在北大上学期间顾颉刚与傅斯年等人相友善，1918年11月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顾颉刚是第一批入社的成员，而胡适是该社的顾问。但从顾颉刚北大毕业要托罗家伦请胡适出面替他谋职业来看，他们二人的关系在当时并不十分密切，以至于顾要写信给胡，但“因为不晓得先生住在何处，所以没有写”。当时顾颉刚极欲摆脱旧家庭的束缚而想留在北京学习生活，所以在1920年5月5、7、8三天里连给罗家伦三信谈自己求职的要求和治学计划，而罗家伦在充分了解了顾颉刚的志向后，也特别向胡适推荐，称“颉刚的旧学根柢，和他的忍耐心与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其结果决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

胡适最初打算推荐顾颉刚任北大预科的教员，因为这样每月可得报酬七八十元，可敷顾氏在京日常开支及苏州的家用，但顾颉刚担心自己一无口才，二来几年来生病休学耽误了学业，所以不敢应承，主动提出到薪金更少的图书馆工作。由于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编目工作每月薪金只有五十元，所以胡适又主动提出他自己每月贴补顾颉刚三十元，请顾颉刚在图书馆工作的同时助他编书。顾颉刚对胡适的这一盛情自然大为感谢，他给胡适的信中说，“我的职事，承先生安排，使我求学与奉职融合为一，感不可言”，而“薪金一事，承志希（引者按，指罗家伦）说及先生的厚意，更是感激”，但顾颉刚同时也强调，“这三十元，借是必要的，送是必不要的”，并且已经想好了还款计划，那就是“听说助教薪水，每年可加，倘使我能如此，则加到八十元时，我便可不借；多出八十元时，我便可按月拨还”，并“务请先生答应我这句话”。

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三十元对于当时的顾颉刚来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他的家人催他离京返苏州谋差事，而他“所以敢‘力反众议’的缘故，便是有胡先生肯供给我钱，有一个有力的倚傍之故”。所以当1920年11月胡适因过于劳累而病倒时，顾颉刚十分焦急，再三劝胡适到僻静处静养，而且十分担心胡适“有什么‘三长两短’”，“因为我没有他卅元一月的津贴，我便不能在京立脚，我的学问，我的希望，都消散了”。这并非顾颉刚危言耸听，事实上他当时的经济状况确实很糟糕，如他1920年11月5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他“原来定的借款期三年，借款数六百，还款期六年”，但因为家中给他很大的压力，重新核算后借款数和还款期“恐怕要加上一倍”。但顾颉刚在信中又说，“我前一个数目，先生要送给我，我已经受不起，何况后一个数目！我借了先生的钱，不要出利钱，已经是无边的德惠了；怎能说只取了不还！所以我今天再写这封信，务请先生允我的‘借贷’”。

除了这每月固定的三十元资助，顾颉刚日常生活遇到困难也请胡适帮助解决，如这年过完暑假，顾颉刚于9月9日从苏州回到北京，11日首到北大图书馆上班，而16日即向胡适借钱了，原因是“我在家里带出来的钱，现在不过存余二十元了”，而第一次的房租及添置家具“至少须八十元”，所以“拟向先生处先借六十元”，并“请先生在几天内给我一个回信”。

因为生活甚是窘迫，所以顾颉刚在工作之外想通过编书来赚些钱贴补家用，当时手头正在编辑的书有两种，一是《吴歈集录》，另一种是《中国目录书目》。而这两书的出版也要仰仗胡适，比如他就对夫人殷履安说，“书局印行的事情，有胡先生替我接洽，有他的介绍，书铺里也肯应承得多”，他甚至于设想“将来拿著书来做主要职业了，拿版权来做主要收入了”，而北大图书馆的本职工作，“不过请我来读书，而又送我些读书钱”。为了有专门的时间编书，顾颉刚就想请人暂时替代他在北大的工作，于是在1920年12月26日致信胡适，称“我编出两种书，想来三四个月的薪水之数，总能收回”，但一旦请假编书，这几个月的生活费就没有了着落，所以问胡适“对于这三四个月的薪水（二百元内），可不可以暂时移借，等卖出以后再缴还”？

此类记载在20年代顾颉刚致胡适的书信中并不罕见，足证顾颉刚就业之初在经济上是颇为仰仗胡适资助的，甚至晚在1926年7月顾颉刚即将赴厦门大学任教授之前，尚需向胡适借二百元以置办秋衣，可见他当时生活之窘迫。而顾颉刚之所以会屡屡开口向胡适借钱，当如他自己所言，“我承先生的见厚，所以敢率情而言”。一直到1928年7月，时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顾颉刚托傅斯年带信函及大洋三十五元给胡适，信中说“我欠先生的钱至此还清”，此时距离1920年9月顾颉刚毕业留北大图书馆工作几近整整八年了。至于顾颉刚后来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称“一九二〇年夏，我毕业北大后，代理校长蒋梦麟聘我任本校助教，担任图书馆编目工作”，于胡适的鼎力推荐和大力资助不着一语，实在是有难言之苦衷。

有了胡适在经济上的资助，顾颉刚可以在北京安下身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日渐密切，顾颉刚由最初“不晓得先生住在何处”，到后来经常“到适之先生处谈话”或被胡适“留饭”，至于信件的往来就更频繁了。随着与胡适交往的增多，顾对胡的钦佩之感也与日俱增，他在日记中常常拿自己和胡适作比较并时时感到惭愧，如1921年3月21日记，“到适之先生处谈话，令我时时惭愧。我为什么不能像他的聪明”；同年5月8日则记，“适之先生书来，告在津馆看《楝亭全集》所得，比我所得有条理，使我惭愧之至”。从这些记录中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顾颉刚对胡适最为佩服的依然是胡适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驾驭材料的能力而非具体问题上的细枝末节。

当然，受了胡适恩惠的顾颉刚也常常在想“何以为报”，而他当时所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地帮助胡适搜集他研究所需的资料，特别是当时胡适正在写作《红楼梦考证》，初稿完成后请顾颉刚代为校读，并特别要求“如有遗漏的材料，请你为我笺出”，于是顾颉刚到各个图书馆搜集补充材料，而他的好友俞平伯也受感染，开始精心研读《红楼梦》，这一时期胡、顾、俞三人有多封信件往来讨论相关问题，时间长达半年多，结果是直接成就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又如胡适当时做研究需要查寻郑珍的《巢经巢诗钞》而不得，而顾颉刚在苏州的家中正好有此书，就写信给妻子殷履安说“胡先生待我很好，我想拿这部书送给他”，并说胡适在收到书后“是很快活的”，对胡适的感恩回报之情跃然纸上。

这一时期，胡适不仅是顾颉刚生活上的“倚傍”，也是顾颉刚学术研究上的导师。这不仅让顾颉刚成为“胡适门徒”，更直接决定了他最终走上“古史辨”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说：

1. 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1920年9月—1922年3月）

前面已经提到，顾颉刚在中学阶段就已读过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并自称这是他二十岁之前“所受的学术上的洪大的”两次震荡之一。1920年9月他任职于北大图书馆后，将自己早先所编的《清代著述考》稿本呈给胡适作参考之用，11月胡适即“来信询问姚际恒的著述”，为此顾颉刚“就在图书馆翻检了几部书，前后写了两封回信”。未料胡适对姚氏的著作很感兴趣，遂命顾颉刚点校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并把自己所藏的知不足斋本见借，而顾颉刚则深知胡适此举“一来是顺从我的兴趣，二来也是知道我的生计不宽裕，希望我标点书籍出版，得到一点酬报”。

《古今伪书考》这一本薄册子，到了顾颉刚的手里，觉得仅仅是点校“未免太草率了”，认为“总该替它加上注解才是”，所以“一本薄极的书便牵引到无数书上”，不但他自己的藏书不够用，“连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也不够用”，于是顾颉刚“天天上京师图书馆去”。结果是“做了一二个月，注解依然没有做成”，但意外的收获是“古今来造伪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倒弄得很清楚了”。正是有了这段机缘，到了这年十二月，顾颉刚就决定把《诸子辨》、《四部正讹》和《古今伪书考》编为《辨伪三种》，并计划写一篇《伪书考》的跋文，内中列五个表，分别是：伪书所托的时代、造伪书的时代、宣扬伪书者、辨伪书者以及根据伪书而造成的历史事实。在获知顾颉刚的这一意图后，胡适敏锐地向他指出“第五项尤其重要”，并建议“此一项当占全跋之大半”。而围绕此问题，一个月间胡、顾两人信件往返六通，胡适对顾颉刚这一计划的重视程度及指导之功一览无余，所以后来顾颉刚把这些信件都收入到《古史辨》第一册中。为了写作这篇跋文，顾颉刚让殷履安从苏州老家往北京邮寄了大量参考书，并自信“这一篇如能做得好，便是在中国史上起一个大革命——拿五千年的史，跌倒两千年的史；自周之前，都拿他的根据揭破了，都不是‘信史’”。

顾颉刚后来说，因为点校《古今伪书考》之故，“我便想把前人的辨伪成绩算一个总账。我不愿意单独注释《伪书考》了，我发起编辑《辨伪丛刊》”。在与胡适、钱玄同商议后，拟以他所编的《辨伪三种》为《辨伪丛刊》的第一集。而在拟定了《辨伪丛刊》的总目之后，顾颉刚也第一时间寄给胡适审阅，随后又多次就《辨伪丛刊》的体例和刊印问题致信胡适以寻求指导，这些信件后来也都收集在《古史辨》第一册中。

由点校《古今伪书考》到发起编辑《辨伪丛刊》，顾颉刚最大的收获是由“伪书引渡到伪史”，并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别：一是“以伪书作基础的伪史”，如《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路史》、《绎史》；二是“以伪史作基础的伪书”，如《伪古文尚书》、《古三坟书》、《今本竹书纪年》；三是“真书中的伪史”。

更重要的是，顾颉刚认为，“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并定下了“伪史考”的总题，且拟分作三步走：第一是要考定伪史中的事实是从哪里起来的，又经过怎样的变迁，拟作“伪史源”；第二是要考定比勘伪史中同一事实的不同说法，拟作“伪史对鞫”；第三是要厘清作伪的义例，拟作“伪史例”。

可以这样说，自青少年时代即已蛰伏在顾颉刚心中的疑古辨伪的种子，经过胡适这一年多来的精心浇灌终于要破土而出了。

2. 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服务期间（1922年3月—1923年4月）

1922年3月，因祖母病重，顾颉刚向北大请长假返家侍奉。而早在前一年的九月，胡适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到商务馆函，编历史（引者按，指《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月支五十元，每千字四元”，以便顾颉刚在苏州期间仍有生活来源。而一如顾颉刚自己所言，“我的根性是不能为他人做事的，所以就是编纂教科书也要使得他成为一家著述”，于是“想了许多法子，要把这部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在准备材料的过程中，因为“三皇五帝”的系统早被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打破，而“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想到“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于是“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书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的问题”。在详细梳理文献之后，顾颉刚得以“建立了一个假设”，这就是：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顾颉刚的祖母于这年七月中旬病逝，而此时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教科书尚未正式开编。在料理完丧事后顾颉刚准备返北大供职，却遭到他父亲的坚决反对，只好暂留苏州并继续编书。为避开父亲和继母的怨怼，顾颉刚于这年十二月再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任该馆编译所史地部编辑，与同学兼好友王伯祥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编书之余，得有闲暇继续思考《尚书》和《诗经》等文献中的古史及其演变。

也是机缘巧合，1923年2月，“已经一年不相通问”的钱玄同忽然来了“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谈《诗经》和群经的辨伪，这一下不啻火上浇油，让原本就打算作系统辨伪研究的顾颉刚找到了宣泄之处，于是“就抽出一个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写了一通复书”。在这封回信中，顾颉刚“除讲《诗经》的工作之外，又把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解写出了一个大概”。

顾颉刚在日记中对此事有不少记载，其中1923年2月13日记，“得钱玄同先生来信，论辨伪及京校状况。他表面上虽突梯滑稽，内心是真肯读书的人，异乎一般好出风头的”；2月25日则记，“写寄玄同先生书，论《诗经》论文及疑古各意见，共五千余言”；26日和27日分别又记“钞寄玄同先生信稿”和“钞寄玄同先生信毕，……寄玄同先生一信，今日才得发出”。顾颉刚愿意与钱玄同论古史，当然不是偶然的。首先，在顾颉刚眼中，钱玄同“内心是真肯读书的人”，而只有这样的同道中人才可能认真讨论问题；其次，钱玄同早先在日本随章太炎问学，深受古文家的影响，回国后又接受了今文学家崔适的思想，但对今、古文家都不满意，认为“这两派对于整理古籍不实事求是，都犯了从主观成见出发的错误”，所以他历来“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而这一看法与顾颉刚正好声气相通。此外，在北京时顾、钱二人就因编辑《辨伪丛刊》而有往来，此时钱玄同的来信中又正好谈到群经的辨伪问题，所以顾颉刚把“疑古各意见”向他尽情倾诉。

如果顾颉刚这封长达“五千余言”的论古史书仅仅是他和钱玄同之间的私信，那么或许就不会有此后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也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事情的发展又与胡适发生了联系。

据顾颉刚日记，他给钱玄同的这封信是1923年2月27日寄出的。信发出后，自然希望听到反馈意见，但钱玄同却毫无动静。这年4月24日，胡适从北京来上海割痔疮，他当时在北京办有《努力周刊》，每月又附增刊《读书杂志》，随《努力周刊》发行。《读书杂志》需要稿件，胡适这时顾不过来，就托付给顾颉刚处理。顾颉刚想到“答玄同先生的信已经寄了两个月，还没有得到回音，不知道他对于我的意见究竟作何批评，很想借此逼上一逼”，于是就把信中有关讨论古史的一部分刊在1923年5月6日出版的《读书杂志》第9期上，这就是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一封学者间讨论学问的私信，一经公开，居然引来了一场史学革命，这是任谁也不曾预料到的，但却真的发生了。

3.《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和《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之后（1923年4月—1926年9月）

用顾颉刚自己的话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经刊载，“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引来了各种非议，他或被视为“神经病”，或被讥作“妄人”。在各方的质疑声中，最具代表性和攻击性的是刘掞藜与胡堇人两位正式发表的论著，随后顾、钱、刘、胡四人在《读书杂志》上展开了长达九个月的古史讨论，各方讨论文字达数万言。

1924年2月22日，胡适在《读书杂志》第18期发表了《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终于从幕后走上了台前。该文虽名为“读后感”，但实际上是胡适直接上阵替顾颉刚反驳质疑者。由于胡堇人是胡适的族叔，而且胡堇人驳顾颉刚一文还是由胡适自己交给顾颉刚的，自然不便攻击，因此他的读后感就专门针对刘掞藜了。

胡适首先表示这一次“已做了八万字，经过了九个月”的古史讨论“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所以乘着“现在双方的讨论都暂时休战”之际，才“忍不住要说几句旁观的话”。

胡适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是因为刘掞藜对于顾颉刚的驳难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层面，而是指责顾颉刚的疑古是“很有影响于我国的人心和史界”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胡适一上来就指出“开宗明义的要点”就是由顾颉刚所发起的古史讨论究竟有没有“所谓‘影响人心’的问题”。胡适说，“否认古史某部分的真实，可以影响于史界，那是自然的事，但这事决不会在人心上发生恶影响”，并说，“我们不信盘古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人心并不会因此变化”。他还表示，“这几个月来，北京很有几位老先生深怪顾先生‘忍心害理’”，所以“我不能不替他伸辨一句”，话语间充满了对顾颉刚的保护。

胡适强调的第二点是，“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所以“我们应该虚心地仔细研究他，虚心地试验他”，而“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胡适并把顾颉刚对于禹的故事演变的研究与他自己关于井田制度的研究相提并论，称“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

文章的第三部分则对刘掞藜对待古史的三种态度——“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情”——进行了逐条批驳。并在结尾中坦然承认他的这篇读后感“内中颇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并表示对于这一点“不用讳饰”。反之，对于刘掞藜，胡适一方面客套地表示“对于刘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但又希望刘掞藜对于他“行文时说话偶有不检点之处”能够“不至于见怪”，调侃之意是很明显的。

胡适挺身而出为顾颉刚辩护固然是因为他是顾的师长，但更主要的还在于顾颉刚“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而顾颉刚的这个“历史演进”的根本方法其实是胡适首创的，是胡适在此前研究《水浒传》等小说时所使用的方法，因此否定顾颉刚其实就是否定胡适，这就由不得胡适不站出来加以反驳了。众所周知，胡适一生最倡导“方法”，他自己最愿挥动方法这把“开山斧”，而让弟子们舞动“绣花针”去作具体的研究，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的提出堪称胡适金针度与他人的成功典范。

1926年6月11日，顾颉刚把过去数年间他自己及师友、论敌讨论古史的文章集为一编出版，这就是在中国史学界影响极为深远的《古史辨》第一册。数天之后的6月19日，胡适在北大学术研究会演讲时即公开表示，《古史辨》出版为他“有生以来未有之快乐”，并承诺“将为一书评，登《现代评论》”上。事实上，胡适在这年七月的欧洲旅途中完成了《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一文，随后刊载于9月4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91、92期上，文中对《古史辨》和顾颉刚本人大力褒奖。

在书评中，胡适劈头第一句话就对《古史辨》给出了准确的历史定位，指出“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认为它虽然“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但却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在介绍了顾颉刚走上辨伪道路的前因后果，称赞顾颉刚“一方面是虚心好学，一方面是刻意求精”之后，胡适承认有关古史的讨论“至今未完”，但更指出，“我们可以说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胡适还特别强调，“无论是谁，都不可不读顾先生的自序”，因为这篇六万多字的自传“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自传”，并引当时在北京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恒慕义之语，评价它“虽是一个人三十年中的历史，却又是中国近三十年中思潮变迁的最好的记载”。事实证明，胡适对《古史辨》第一册，特别是对这篇长序的推崇至为合理，后来凡读此书者无不被这篇序文所打动，即便是政治人物如毛泽东和戴季陶也概莫能外。

《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胡适竟然感到“有生以来未有之快乐”，并在书评中对顾颉刚给予大力的褒奖，原因何在？余英时对此曾有一段精彩的解释，他说，“在《古史辨》阶段，胡、顾两人是相得益彰的；没有胡的‘典范’的指引，《古史辨》大概不易形成震动一时的学术运动；相反的，没有七巨册《古史辨》，胡的‘典范’也难免落空，更不能发生那么深远的影响了”。

从1917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课堂上初识胡适，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得到胡适的极高赞誉，这是顾颉刚一生中与胡适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为亲近的时期。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这将近十年间顾颉刚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学术研究上都离不开胡适的帮助和扶持，而顾颉刚对于胡适的引领和提携更是铭记在心，常怀感恩之心。所以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顾颉刚无论在何种场合下一律是以师礼待胡适，如在日记以及给他夫人的私信中凡提到胡适一律称“适之先生”，给胡适的信函中更是一律自署“学生顾颉刚”；而对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两人关系的逐渐疏远，顾颉刚是十分伤感的。凡此种种，不仅反映了两位伟大学者之间的个人情怀，更展示出那个时代的特有风貌，正如有人所称的那样，民国的“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是一种修为，他们的背影其实正是我们民族的正面。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顾颉刚的晚年，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他却自称他当年“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甚至说“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密切，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并强调“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顾颉刚的这层意思最早见于他1924年3月31日日记的跋语，据日记的整理者言，该跋语的写作时间是在70年代，但具体时间不明，而这段话见诸发表则是1980年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不过，在此之前，顾颉刚已然萌生过类似想法，如1961年时就曾与童书业讨论，“我所受之影响孰为最：郑樵、朱熹、阎若璩、姚际恒、崔述、康有为、胡适”，童答是“康有为”，而顾颉刚“亦首肯”，认为“盖少年时代读夏曾佑书，青年时代上崔适课，壮年时代交钱玄同，三人皆宣传康学者也。至胡适，仅进化论之一点皮毛耳”。但是，对于顾颉刚的这一说法，早有许冠三和余英时等学者论证是不能够成立的，这里略作补充，以证其非。

首先我们看《古史辨》第一册的编排，全书分上、中、下三编，而上编的前十九篇全是胡适和顾颉刚讨论辨伪的往来书信，全书开篇第一文就是胡适当日给他的一封四十八个字的短信，编入时加了标题“询姚际恒著述书”。而胡适也对他这四十八个字的神奇功效颇为自豪，他说：“承顾先生的好意，把我的一封四十八字的短信作为他的《古史辨》的第一篇。我这四十八字居然能引出这三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居然把顾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去，这是我当日梦想不到的事。”

胡适在这里用了个“逼”字，其实倒不如“引”字更为贴切。但不管是“逼”还是“引”，胡适的指导作用都是不可抹杀的。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就明确说，他刚进北大本科时，“虽是要做这种大而无当的整理国学的工作，但我的中心思想却不在此，我只想研究哲学。我所以有这种要求，发端乃在辛亥革命。那时的社会变动得太剧烈了，使我摸不着一个人生的头路，……我是一个热烈的人，不会向消极方面走而至于信佛求寂灭的，我总想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而解决人生问题，……因此，我进大学本科时就选定了哲学系”。他后来之所以又改变了主意，走向古史研究道路，乃是因为“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适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

所以即便在1955年3月5日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参加人数多达三百人的“胡适思想批判历史组会”上，顾颉刚被安排发言一小时，说了很多违心的话，如胡适“对古史实毫无贡献”之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盖予在未遇胡适之前已走到怀疑古史的道路上，及受到他的影响，只有演变一点”。而正如学者所论，向来提倡“科学方法”的胡适在历史研究上最具价值的贡献和发明就在于他的“历史演进的方法”，顾颉刚所学到“演变”这一点恰巧是胡适史学研究中的精髓。而顾颉刚也深知并承认此种方法的重要性，比如他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说，“我深知我所用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必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古史问题，但我亦深信我所用的方法自有其适当的领域，可以解决一部分的古史问题，这一部分的问题是不能用他种方法来解决的”。所以余英时认为，早在顾颉刚听“中国哲学史”课时，“他自己关于古代‘哲学材料’的知识已不在胡适之下，但是胡氏能在千头万绪的史料中整理出一个井然的系统、建立起一个历史的架构，则是他所望尘莫及的”；而这正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起到的“典范”作用，因为顾颉刚“在不少个别考证问题上虽然可以后来居上，但是他三十年间的古史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新‘典范’指引之下展开的”。余英时甚至认为，“五四的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界寻求新突破的酝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但是由于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显得十分沉寂。胡适恰好在这个‘关键性时刻’打开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都得以宣泄而出”。

因此顾颉刚晚年拟以王国维代替胡适作为他当年的学术指路人，这在事实上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成立的，它或许可以看作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规模、有组织批判胡适思想以及“文革”磨难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