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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环顾春秋战国时代，思想的冲击力、穿透力大致相当，可以与韩非比肩而立的精英人物，主要就是以上几位。这些人物虽然胸中各有丘壑，但也包含着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讲的都是一个“治”。

虽然都讲治国之道、治国之术，虽然表达与修辞可以百花齐放，但是，专就应用价值而言，尤其是在“求真务实”方面而言，韩非的优势却是明显的。君不见，诸子百家都在推销自己的那点东西，却只有韩非的东西卖得最火，为什么？是韩非的推销策略更胜一筹？显然不是。那个时代还不兴做广告，促销手段也匮乏得很。韩非的东西卖得好，确实是因为质量好。没办法，市场只认这个。韩非的东西好在哪里？回答是：实用，可行，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相比之下，孔孟的东西就不行了，虽然看上去很美，很花哨，但不好用啊。春秋时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这样的形势，在战国时代愈演愈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残酷的生存竞争，可“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11]在一个国家随时消灭另一个国家的时代，各国君主最急需的高新技术是富强术、权谋术、斗争术、合纵连横术。浓得化不开的政治浪漫主义，只能让各国君主们敬而远之。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孔孟的东西不行，那为什么后来又得势了呢？回答是：世易时移。孔孟的东西在急促的乱世、在战国时代虽然不好用，但在从容不迫的大一统时代，却可以成为香饽饽，因为他们讲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对于维护既有社会秩序，那是相当的有效。概而言之，乱世用韩非，治世用孔孟；战国用韩非，统一用孔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