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年师事荀子：韩非思想的拓展

公元前253年，四十三岁的韩非进入中年时代。这一年，韩非开始师事荀子，与荀子建立师生关系，与李斯建立同学关系，随后写作《奸劫弑臣》《杨权》。《老韩列传》称：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应当是从本年开始的。

清理荀韩关系，有必要先行“清理荀子生平，他五十岁在齐襄王时代才游学稷下，‘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在孟、庄之后已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其间他曾游秦见应侯，不能说他无意于用秦。由此在稷下受谗，为楚春申君聘为兰陵令，时在春申君相楚八年（公元前255年）。在楚又受冷箭，辞楚归赵，再应春申君招请，已是两年后了。此时荀子六十多岁，韩非四十多岁，李斯二十多岁。他们的初聚当发生在此刻，尤有意味者，此时荀子作《疠怜王》之书，以答谢春申君，见于《战国策·楚策四》，而《韩非子·奸劫弑臣》也收录此文。一个令人迷惑不解而长期引起纷争的问题是：此文的著作权属谁”？多方面的证据表明，“这篇《疠怜王》的答谢书，是一篇由荀子授意，韩非捉刀，最后由荀子改定的文章。过去有学者想证明《疠怜王》的《韩非子》本与《战国策》本，一真一伪，其实这两个文本都是真的，只不过是过程中的真、不同层面的真；《韩非子》中的文本，是受意起草时的真；《战国策》的文本，是改定寄出时的真。如果以上的考证可以相信的话，一系列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荀子由赵经韩，准备到楚都陈郢应春申君招请时，韩非已在荀子门下，时在公元前253年；李斯在六年后，即秦庄襄王卒年（公元前247年），辞别荀子离楚入秦，即是说，韩非、李斯师事荀子，共计六年，公元前253—前247年。他们聚首的地方是在楚国的新都陈郢（今河南省淮阳），此地离韩非所在的韩都新郑、李斯的家乡上蔡，都在二三日的路程”。[19]关于《奸劫弑臣》与《疠怜王》之间的重复问题，张觉的解释是：“韩非是荀子的学者，他引用老师的说法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也不足为奇。”[20]这种解释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参考。

按照以上考证与辨析，《奸劫弑臣》作为韩非作品，应当写于韩非师事荀子之际。此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面对奸邪之臣、劫主之臣、弑君之臣，君主应当兼用法、术、势，来防范“奸臣”“劫臣”“弑臣”，进而实现对国家的综合治理与有效治理。

关于《杨权》一文，张觉认为，篇名应为《杨榷》。他说：“杨榷，乾道本作‘杨权’，注云：‘杨权，谓举之使明也；权，谓量事设谋也。’迂评本注：‘阐扬人君用权之事。’可见，‘杨权’是给君主‘指明权谋’的意思，它虽然似乎与文章内容也切合，其实靠不住。因为《文选·蜀都赋》刘逵的注明明说：‘韩非有《杨榷篇》。’所以，‘杨权’当为‘杨榷’之误。”[21]这种考证聊备一格，值得参考。这里暂且沿袭通行的篇名《杨权》。

关于《杨权》的写作时间，“从文中‘动泄’‘水清’等词语来看，本文杂用了楚方言。所以，它可能是韩非在公元前255年到前247年入楚求学于荀卿时所作。《荀子》有《大略篇》，这《杨榷》之名很可能是模仿师作而为。《荀子》中有韵文，此篇也为韵文，这也可能是韩非有意模仿而为”。[22]参照这种推断，同时参照上文推定的韩非师事荀子的时间，那么，《杨权》篇大致作于公元前253—前247年。由于没有特别的依据，不能确认韩非写作本篇的具体年份。因此，我们只能大致地说，韩非是在公元前253年师事荀子之后，写下了这篇《杨权》。

《杨权》篇推崇君权至上，实现这个目标的原则与方法是“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杨权》体现了申商法家与黄老道家的融合，但在写作风格上，又受到了荀子的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