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榜上有名

要么发财，要么就死在发财的路上。

进步党青年部论坛[41]，

安德斯·贝林，2003年8月11日

他正背对着西区走着，朝青年广场走去。

新年刚过，他就收到了成立大会的请柬。他在日历上把这一天标了出来，还穿上了西装来纪念这个场合。现在他经常这么穿，一套非常普通的西装，并没有什么特别，但一定要是看上去很贵的那种。他很擅长穿着有品位的衣服，好让它们看上去显得很贵；这是他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她经常在特价促销的时候找到一些价格便宜的衣服，但是和她时髦金发女郎的外表合在一起之后，就能显得很高档。从她那里，他也学到了要爱惜自己的衣裳。每次穿过之后，他都会把它们挂到衣架上，或者重新放进衣橱里，叠得整整齐齐。到家的时候他总会换衣服，好让那些更加精致的、有品牌的衣服能穿得更久一点。

他挺直腰背，沿着被融雪覆盖的街道往前走。脚步有一点谨慎。他把自己称为都会美男；穿衣打扮非常用心，涂化妆品，用富含维生素的美发产品。他还从美国订了一种叫作“落健”的东西，承诺能止住脱发，还能刺激毛囊长出新的头发。他还是能用一个好发型把那块刚刚开始秃落的地方给藏起来的，不过发际线明显是在后退。外貌上有很多地方都让他觉得伤心难过，他也会在镜子跟前照上很长时间。太长了，他的朋友们觉得，每次他化妆化过了头，他们都会嘲笑他。他开始涂粉底的时候，他们笑得更厉害了。这是遮瑕膏，他争辩说。夏天他会用古铜粉，还在浴室里放了一整排的须后水。

他的鼻子是新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开了一个小小的切口，从鼻梁下面去掉了一些骨头和软骨，然后把皮肤紧紧地缝回了原位。揭下绷带的时候，鼻子正是他想要的那个样子，正是它应该有的样子：一个笔直的侧影，纯粹就是一个雅利安人的鼻子。

在中学里他们取笑过他凸起的鼻子。鼻骨上的那个结从十一二岁起就一直让他烦恼不已。后来他曾经向朋友抱怨过，说鼻子的形状让他看上去像个阿拉伯人。一有了足够的钱，他就给自己预订了在本纳尼斯的手术，那是挪威最好的整形诊所之一。他还询问了毛发移植的事情，但诊所告诉他说结果无法预料，而且移植过程可能会留下有损容貌的伤疤，所以他还没有下定决心。

他通过了政府区，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直接从大楼中间穿过去，经过首相办公室楼下的接待区域。这是最快的路线；不用从那栋人称塔楼的议会大厦旁边绕着走，能少走上几米，节约个几分钟。

政府区融合了功能主义和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粗野主义建筑风格。受命设计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厄林·维克舍斗胆询问巴勃罗·毕加索，愿不愿意为建筑群绘制壁画。挪威建筑师那未经加工的混凝土让艺术家兴奋不已，同意画几幅素描。要是他喜欢，挪威人就可以用。这个计划严格保密，代号“佩德森行动”。先把毕加索的线条在混凝土上标记出来，然后用混进了河底小圆石的灰泥涂抹墙面，再对线条进行喷砂处理。这是毕加索的第一件大型作品。他那幅名为《渔夫》的浮雕，占满了其中一幢大楼的一整面端墙，而倘若足够幸运，被请上更高的楼层，就能欣赏到其他几幅大师的作品，装点着塔楼的阶梯[42]。

首相办公室位于顶楼，十七层。二〇〇二年一月这个异常温暖的夜里，在任的是基督教民主党的谢尔·马格纳·邦德维克。眼下办公室里并没有人，因为首相正在上海，刚刚享用了一大桌由中挪两国厨师准备的精美鱼类菜肴，用的是来自挪威沿海渔场的原材料。在讲话中，首相热情地谈起了水产养殖业，慷慨地提议向十亿中国人提供挪威的渔业专长。

这个新古典主义城区拆除的时候，一栋建于上个世纪之交的大楼被保留了下来；大楼的装潢受到中世纪图案的启发，还加入了源自斯诺里·斯蒂德吕松《挪威王列传》[43]中的龙形装饰。正门一侧的三角墙上是国歌开场的歌词，“对！我们热爱祖国”[44]，一旁还雕刻着五线谱。这个年轻人刚刚经过的这些建筑正是挪威的权力中心。最高法院就在这里，还有首相办公室和主要的政府部门。

要到达下一个权力的所在地——青年广场——就要穿过埃纳尔·基哈德森广场，广场上那个低矮的圆形喷泉底座，在冬天并没有注水。从那儿，有一条窄窄的小路通往莫勒尔大街。十九号楼就在左手边——纳粹在二战期间用作刑讯室的警察局。纳粹战败后，通敌的维德孔·吉斯林[45]遭到逮捕，就关押在这座大楼里，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的一个夜里被行刑队枪决。

广场另一边矗立着一栋雄伟壮观的红砖大楼。外墙高处有一朵玫瑰和一块写着工党的标牌。纪念碑式的外观让人联想起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摩天大厦——虽然规模要小一点——这是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功能主义的致敬。

所有的工人运动组织都设在城中的这个区域。人民之家，挪威全国总工会[46]总部的所在地，独占了广场的一整面。两幢大楼中间的角落里，立着一座高高的青铜雕像——一个工人肩上扛着大锤，正在去工厂上班的路上。每年的五一劳动节，他的脚边都会放上一个花环。也正是在这里，在青年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党支持者会集结在一起，开启他们横穿奥斯陆的游行，来庆祝国际劳动节。

身着西装的这个人穿过广场，这一带看上去相当破败，许多店铺都空关着。这个区已经有了奥斯陆最危险地带的名声，一个满是脱衣舞夜总会和烤肉小店的地段。不过情况即将有所改变。摇滚青年们很快就会接管这里。乐迷们会开起酒吧和咖啡馆，赶时髦的人们也会开始前来，聆听新乐队的表演，再喝喝啤酒。

至于他呢，他更喜欢那些为手头宽裕的西区年轻人开设的老牌酒吧和夜总会。他就住在弗朗纳公园边上，那个被他称为奥斯陆最尊贵地区的地方。他和几个同在奥斯陆商科学校[47]的同学合租的公寓非常阴暗，毫无吸引力，但这并不重要，房子所在的地段可是很高档的。

另一方面，这里也是那些另类人士、左翼分子、外国移民和依靠救济金生活的人们居住的地方。莫勒尔学校里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来自索马里，只有极少数是挪威人。

与工党大本营比肩而立的是一栋低矮许多的楼房，漆成了杏仁糖玫瑰的淡粉色。不太引人注目的入口在一家水产店的边上。在大楼临街的正面，闪闪发光的字母标识着弗雷姆斯克里特——进步党[48]。

他打开门，走上二楼。经过楼梯上写着诸如“你是独一无二的！”，以及“生来自由，苛税致死”等口号的海报。办公室里挂着一面镶有进步党青年部标志的巨幅旗帜。厕所墙壁上装饰的剪报印着一些蠢话。

他的口袋里有一包好彩牌香烟、一只打火机和一支笔。他是那种会记笔记的人。

“安德斯·贝林。”

他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每个音节都重读了。

“你是从白令海峡来的吗？”托马斯·维斯特——柯尔克莫，其中一个早到的人笑着问。

“我的名字的确是从那儿来的，”安德斯回答，“我可能是跟白令[49]，那个发现了海上航道的丹麦人沾亲带故。”如今他更喜欢母亲的名字，它听上去比父亲那个乡村的姓氏更时髦，更优越。

办公室里到处都是烟灰缸。房间散发出陈年烟头的臭味。地上有成堆的啤酒罐。这个地方是用来举行会议和派对的，有时候会议开着开着就变成了派对。

一个来自郡一级的人前来主持会议。他一点也不着急开始：只有几个人露面。不过最终他还是敲了敲小木槌，召开了会议，大家都介绍了自己。一共有五个人。他们被简单告知进步党的政策之后，全新的奥斯陆西区支部就正式建立了。

“你们当中有谁想参加竞选？”主持人问。

大家都举起了手。

“那好，这里年纪最大的是谁？”

是托马斯·维斯特——柯尔克莫。他比安德斯大四岁，便以全票当选成为主席。接着他们必须选出他的副手。安德斯迅速举起手说：“这个我愿意做”。没有其他人对这个职位提出要求，于是副主席的位子就归他了。其他三人被选为委员会委员。一阵拥护选举的掌声响过之后，他们决定去喝杯啤酒，去“政治家”，青年广场拱廊底下，一间为雄心勃勃、热衷政治的年轻人开设的酒吧。

安德斯心情很好。他从十八岁起就已经是进步党的党员了——甚至还当过乌拉尼亚堡——少校宫支部委员会的委员——不过直到获得这个急于扩大青年组织的政党邀请，加入其正在奥斯陆建立的三个全新本地青年分支之一，他才决定投身其中。

他支持其他人的发言，不吝赞美之辞。他听得多，说得少，也比平常跟朋友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要克制。平时他往往非常容易挑起争端，而且从来不肯承认对方有理。在外面玩的时候，最后和别人吵起来，外加几下推推搡搡对他来说是很平常的事，尽管真正打架的次数很少。

于是这五个人——他们现在是一个团体，是一伙儿了——就得要团结一致来改变挪威了。

“我们要在市议会取得成功，”安德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其他人点点头。这天晚上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观点一致。“工党的问题就是，”安德斯继续说着，“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根本没法变成有钱人！”

散会后，安德斯带着自己的新头衔朝着西边溜达。街道变得更宽，商店橱窗里展示的衣服也更贵了，人行道上开始有了成排的杨树，在冬天里被剪去了树冠，还有带花园的独栋大房子。

在这里，他，进步党青年部奥斯陆西区支部的副主席，正在步行回家。

涂鸦时期的理想早已被他抛弃。他已经转到了相反的方向。涂鸦圈更偏向于泛红而不是泛蓝[50]，最时髦的音乐会都在“闪电”举行，反对种族歧视在那里是重要议题。安德斯现在加入的是在抵制涂鸦方面最为积极的政党。距离他上一次被捕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当时他包里装着喷漆颜料和一把偷来的应急逃生锤，正在奥斯陆北部的斯托罗“炸”一座大桥。他被罚款三千克朗，然后就到此为止了。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在哈特维格·尼森[51]上学了，这是一所专攻戏剧的高中，许多学生都有艺术方面的志向。松垮的惊魂牛仔裤和“羊肉串”挪威语，在这些自认精通文艺的学生和未来的演员中间显得格格不入，尽管被选为班级代表让他非常高兴，但他在学校里感觉很不自在。他不懂规矩，还被看成是一个没法融入社会的异类，于是便在一年之后退了学。

第二年他开始在奥斯陆商科学校上学。即便是在那样一种保守的环境里，他仍旧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涂鸦党造型。也还是更喜欢一种酷劲十足、摇摇摆摆的步态，就像布朗克斯的音乐录影带里一样。他用巴基斯坦语的说法或是黑帮话的时候，有些人会公开地嗤笑。不过他来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传闻，说他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人。“他是个疯子，要离他远远的。”有人提醒他的新同学。

于是他再次改头换面。剪裁更加修身的李维斯牛仔裤和马球衫成了他现在的惯常打扮，最好还是胸口绣着小鳄鱼[52]的。他开始用一种受过教育的、口齿清楚的方式说话，用更加标准的挪威语代替原先的东区元素。他换上一脸微笑，给人一种古道热肠的感觉。在商科学校里，和他在一起的都是志向远大、盼着继承遗产的金融奇才，以及热衷迅速发财的雅皮士。在校外，他有一份兼职工作，给泰利亚公司当电话销售员，他推销各种东西，从有关打猎、钓鱼和音乐的杂志，到刮刮卡、红酒月历和犯罪小说。事实证明他很有销售天赋，但没过多久他就主要在客户服务部工作了，因为他能把投诉处理得非常好。老板认为他很负责任，还把常规要求之外的任务交给了他。

上高中的时候他开始炒股，某天用一次交易就赚到了二十万克朗。这驱使着他继续买卖股票，不去上学的日子也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几乎根本没空去听课了，就在上毕业班那年的圣诞节前，他给学校寄了一封信。

本人特此通知，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已决定从三年级退学。感谢学校带给本人一段有意义的时光。在下面的括号里他写道：P.S.（只是开个玩笑）要不是非学法语不可的话，我还是会继续上课的。

他告诉母亲自己退了学的时候，她非常苦恼。最近他变得太固执了，她说，她也非常担心他的将来。他的成绩一直很好，常常都是最高分，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在离期末考试只有六个月的时候退学呢？可是他十八岁的儿子有紧要的事情处理，学校是在耽误他的时间。

他对朋友们说，他不想有个老板在自己头上，把赚到手的钱都拿走。他告诉自己的上司他想辞掉电话销售员的工作，自己去做生意。这才是获得财富的方式。其他同学都在挑选大学或是专科学校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变成百万富翁上。

靠着琐碎的零工和一些拼命攒下来的钱，他有了十万克朗的启动资金，开了自己的公司，贝林柯纳营销，将由他和一个朋友一起经营。他们在康文特路一栋排屋的地下室里有一间办公室，伊丽莎白移民加利福尼亚之后，温彻和安德斯就搬到了这里。安德斯经商的想法靠的是直觉。他固然是对老板说了自己辞职的原因，但同时也蒙骗了他，因为在离开泰利亚之前，他进入了一个统计挪威境内外国人的数据库，那是一些被他称之为“A级重点客户，重要人物”的人，他偷偷地把数据抄了下来。现在他就可以打电话给这些客人，向他们提供更加便宜的话费了。

然而一夜暴富原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大多数客户对于两位少年打来的电话都心存怀疑，并没有和泰利亚解约。接着安德斯又和柯纳闹翻了，后来他说柯纳不称职。他发誓再也不跟没有销售经验的朋友合伙做生意。一年之后他结束了公司，所有的资金都用完了。

安德斯重新干起了电话销售。没过多久就被提拔为组长。靠着节衣缩食和努力存钱，他慢慢积累了新的启动资金。他有了一个全新的主意。要建立几个统计有钱人的数据库，那些工业和商业的潜在投资人，然后把它们卖给相关的买家。可他不知道该如何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这个想法只得暂时搁置。

然后他又断定广告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东西：他毕竟是个销售员。

他创办了一家销售户外广告位的公司，力争通过低价抢走一个主要竞争对手的生意。明道公司[53]与房东们签署协议，在城中各处展示广告，然而尽管租用广告位的费用已经大幅上涨，业主们收到的报酬却还是没有提高。他的计划是给各家房东打电话，向他们提供比现有租金稍高一点的金额。但首先他得弄到房产和企业的电话号码，这些号码远非唾手可得。要花钱，还得到政府机关去检索出来。

有一天，他正在苦思冥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偶然撞见了克里斯蒂安，他邻居家的孩子，那家的父母从前一直让他免费搭车去参加足球比赛。在路边简短地聊过几句之后，安德斯在自己这家只有一个人的公司里给克里斯蒂安提供了一个职位，而做腻了自己那份工作的克里斯蒂安也接受了。

他们在上施罗茨街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找到了能租得起的地方。租金中也包括使用公共午餐室的费用，他们和事务所的所有人盖尔·利普施塔德律师共用一个冰箱。有时候两个男孩会和利普施塔德一起吃饭，当时他正在为新纳粹主义分子奥列·尼古拉·克维斯勒辩护，克维斯勒被控在奥斯陆市郊杀害了十五岁的加纳裔挪威人本杰明·赫尔曼森。安德斯对于和这位身材清瘦、正在谢顶的律师谈论这桩案子显得格外有兴趣。

安德斯正忙着走通门路，建立人脉。他梦想着加入本地的共济会分会，正在努力寻觅一个愿意提名他为会员的人，用他朋友们的话说，就是一个能巴结的人。一旦进入分会，他就会成为精英中的一员了，安德斯是这么认为的。

“你可真有操纵别人的本事！”安德斯的新搭档赞赏地说。他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才能让合伙人克里斯蒂安印象深刻。安德斯获得批准，可以使用市政规划建设局的电脑，他把自己需要的东西统统抄了下来，完全免费。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尽管如此，这个项目还是在一年之后花光了钱，没过多久，租金和电话费也欠账了。安德斯把生意卖给了一家大规模经营广告牌的公司，卖得了和开始时数额一样的钱。没赚也没赔。至于克里斯蒂安，他决定为那家买下他们的公司工作，两个男孩就分道扬镳了。

安德斯想到了一种新的致富手段。广告标语牌也可以是流动的。那样就一点场地费也不用付了，因为马路是免费的。他打算招一个失业的大学生，骑着自行车走遍全城，广告牌就固定在拖车上。他在自家地下室里做了一个样品，与出售唱片和DVD的连锁店“唱盘公司”谈了一个合同。这个新发明被派到外面兜圈子，然而构造却不够坚固，广告牌第一天就给吹跑了，还砸伤了一位女士。公司关了门，一分钱也没赚到。

安德斯的朋友们都拿他坚持要找一个失业大学生来骑自行车的事情开玩笑。仿佛是要证明读书百无一用似的。没有参加高中毕业考试的安德斯夸口说，自己看过的书，已经足够让他用上“小型企业管理学学士”的头衔了，而且他还修完了工商管理学硕士的整个课程大纲。

这段时间里，他也参加了进步党为准备竞选政府要职而开设的课程。第一天晚上的课程着重介绍意识形态，以及按照课程安排上所写的，“我们今天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思想流派当中的名人，比如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安·兰德”[54]。第二课涵盖了进步党的历史，而第三天晚上，有志从政的人们必须就时下引人关注的党内话题发表演说。此外，还有人教授他们如何传播思想，对安德斯来说这就像是到了自己的地盘。毕竟推销是他的强项。只不过是运气有一点背。

啊，想发财的冲动是如此的难以抗拒……

他认真地参加了奥斯陆西区支部的所有会议。他们为二〇〇三年奥斯陆市议会选举之前的各项活动进行了周密的策划。但会议的出勤率很低，也没有多少成果。他和托马斯·维斯特——柯尔克莫相处得并不是特别好。托马斯觉得副手并没能真正理解自己的意思，便邀他出来喝几杯啤酒，相互了解一下。

安德斯滔滔不绝地说着发财致富的计划。托马斯把对话引到更加私人的事情上时，安德斯就变得沉默寡言，避而不答，或者就把话题转回到他做买卖的打算上。

托马斯同时也在兼顾一个开公司的计划，不知道他们该不该合作呢。

“不，谢了，我做梦也没想过把生意和友情混在一起。”安德斯回答。

哪门子的友情啊，托马斯心想。

安德斯继续说着他的创业计划。他正在考虑把广告牌固定到汽车而不是自行车的拖车上；汽车更牢一点。

他们一直聊天到很晚，然后才道别回家。托马斯回到他在克林舍的学生宿舍的时候，他的女朋友已经睡着了。他上床的时候她醒了过来。

“今晚过得还不错吗？”

“嗯，有点无聊。我和贝林一起出去了，要接近他可真难，”他叹了口气，“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才好。他野心很大，但又有那么点儿虚伪。”

安德斯越发被进步党青年部的社交圈所吸引。大家的年纪都差不多，大多数人都是单身，而且这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圈子。青年部的领导人把吸引党员参加社交活动看作招募计划的一部分。

在奥斯陆西区聚会的人当中，他结识了一个女孩，她和安德斯一样大，却已经在党内闯出了一片天地。琳恩·朗厄米尔瘦得像根火柴棍儿似的，带着顽皮的表情和一头乱蓬蓬的短发。她非常聪明，总是对答如流，毫不费力便进入了安德斯的生活。他们聚会前、聚会中和聚会后都在一起，互相到对方的家中拜访，看电影，聊天，和其他的未来政治家们一道外出远足，参加会议。

他们彼此一见倾心。她觉得他好像很有头脑，而且相当有意思。她自己也不是那种勤奋好学的类型，他对她大讲亚当·斯密和安·兰德的时候，她哈哈大笑。

她来自挪威南部的格里姆斯塔镇，离安德斯母亲长大的地方不远。不过她真正的故乡是新德里。在那里，一九七九年四月的一天，在这座城市为数众多的孤儿院里，有人把她放到了其中一家的门口。六个星期之后，她被带到了挪威。在圣灵降临节[55]这天，一对夫妇站在奥斯陆机场等着这个瘦小的女孩。领养机构在所提供的资料包里已经忠告过他们，“假如您无法设想一个深色皮肤的孩子融入自己的家庭，那就不要冒险从其他国家领养婴儿”，因为最后“孩子的肤色可能会相当的深”。此外，皮肤的颜色也可能会随着年龄而加深。

多莉，在儿童福利院里大家是这么叫她的，发现自己是在一个现成的家庭里长大的，有三个比她大的哥哥。她努力想要赶上他们，身体长得又快又壮，她想证明自己和他们不相上下，弄疼自己的时候也从来不哭。琳恩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学会了打气枪；她喜欢射击场，也喜欢被带着一起出门去打猎和钓鱼。

琳恩对于研究自己的出生地毫无兴趣。研究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她是挪威人，还有一个爱她的家庭。不过有时候，自己是个多余人的感觉也会让她难以承受。

“我的亲生妈妈不爱我，”她对安德斯说，“否则我不会被丢在那儿的。”她奋力与那种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的罪恶感抗争，逃学，渴望脱身，违反任何能够违反的规则，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从学校退学，把电话打到了全国兵役中心的地方征兵办公室。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她通过了体检，被招入马德拉兵营接受评估，这是挪威最大的新兵培训学院，就在斯塔万格市城外。

“哈，你过一个星期就会给送回家的。”母亲预言。

两星期后，她当选成了其他新兵的代表。她是担任这一职位的第一个女兵，也是第一个深色皮肤的新兵。

琳恩满心想的都是自己挪威人的身份，演习时其他新兵因为端上来的战地给养里有猪肉而不肯用餐，让她觉得火冒三丈。她并不支持那些要求炊事班拿专用的锅碗瓢盆来制作特别食物的人。

“要是打仗了怎么办？作战的时候行军炉灶还要为了你们带上专用的锅子吗？不，人人都得适应环境。”她告诉他们。

适应环境，就像她自己所做的一样。她从内心里确信这一点。这些人生在挪威；他们是挪威人，没有权利要求特殊待遇。

“这会激起仇恨。我觉得这可真叫人丧气，”后来她告诉安德斯，“我妈妈总是说，不管到哪，你都应该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这是出于尊重。他们也必须这么做。”军队所代表的应该是融合，而不是分裂。

正是在军队服役期间的经历使她开始涉足政治。她搬到特罗姆瑟，在那里和两个右翼政党取得了联系，请他们把材料寄来。进步党青年部的材料先寄到了。不出几个月，琳恩就成了青年部在特罗姆瑟的领袖，还是特罗姆斯郡团组织的地区主席。二〇〇〇年十月，挪威最大的报纸《世界之路报》刊出大型专题报道：“深色皮肤的进步党青年部领袖”。一道障碍被冲破了，报纸上写着。报道引用琳恩的话说：“更加强硬的移民政策和巩固军队实力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不安分、求改变的想法再次来袭，她搬到了奥斯陆，成了奥斯陆城市购物中心一家服装店的经理。每天店铺的营业一结束，她就踩着高跟鞋来到青年广场。在那儿她会泡在进步党的总部，或是准备会议和演说。她和安德斯就是在那儿碰见的。

“对我们的女人，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不要插手，不然你会后悔的。”她在批评的时候，曾有人这样警告过她，她告诉安德斯。“在那种文化里做一个女人肯定糟糕透了。”某天晚上，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对他说。

进步党是一个年轻的政党。它的前身在一九七三年由安德斯·朗格建立，当时的党名叫做“安德斯·朗格想要大幅减少税收、费用和公权干预的党”。国家的作用要变得最小，与工党的福利国家完全相反。

他不赞成女性解放的斗争，以及提供诸如产假之类的福利。“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因为和丈夫在床上欢度良宵而拿到经济补助。”他在一次演讲中说。

但在建党一年之后，这个满嘴脏话的种族主义者过世了，年轻有为、雄心勃勃的卡尔·伊瓦尔·哈根接替他成为了党主席。一九七七年党名被改作进步党，早年，这个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一直在百分之三四点左右徘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雅皮士时期的自由主义情绪席卷全国，最初由个别民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反对税收和其他收费的运动，发展出了更加广泛的民粹主义魅力。即便如此，这个民粹主义政党也并非主流，未能吸引到大多数的选民。

一九八七年。来到挪威的避难者和难民人数增长迅速。数字已从每年大约一百人向上攀升：过去的一年有将近九百人申请避难。工党政府策划了一场宣传攻势，向民众解释为什么挪威必须要接纳更多的难民。

无论如何，进步党的支持率升到了两年前大选时的三倍，获得了百分之十二的选票。在移民程度最高的大城市，进步党的得票率在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之间。

“一场政治地震。”党主席宣告说。进步党已经得到了公众的接受。

哈根在唆使不同团体互相敌视方面是绝对的大师。他尤其喜欢一方面提起上了年纪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提起移民，作为配不配获得国家补贴的例子。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步党都在要求建立一个移民会计体系，确定数量不断增长的外国移民所带来的费用成本，并计算长期影响。党内的移民政策发言人奥斯丁·赫德斯特伦公开表示，大量涌入的难民正在损害人们作为纳税人的品行，因为大家不愿意交了税款去给移民提供资金。许多寻求避难的人并不准备工作，因为他们靠政府的财政资助就能生活得很好，他说。更重要的是，外国人在挪威人中间激起了诸如“沮丧、愤怒、气恼、恐惧和焦虑等感受，可能会引发由精神压力所导致的疾病，造成工作缺勤和家庭不稳定”。他宣称外国人开设的商店、餐厅和货摊卫生标准太差，没准会让顾客生病，这同样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

赫德斯特伦预见到移民程度的加深会引发挪威人的暴力犯罪。“目前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在不远的将来，这些负面情绪会在暴力反抗中找到发泄的出口。”他说出这句预言是在一九九五年，几乎就是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放弃涂鸦，把移民俚语从自己的词典当中清除的时候。

那一年的选举之前，赫德斯特伦被发现与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组织，比如祖国党和白人选举联盟关系密切。党内领导层封住了他的嘴巴，但这层关联似乎并没有伤害进步党，该党在奥斯陆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选举，得到了百分之二十一的选票。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基地”组织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之后，进步党加大了呼声，与全球主张一致。

他们在民意调查中成绩喜人。上升的公众支持率使得进步党打算扩大组织。为了触及更多民众，政党必须在地方层面，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引发关注。正是在这个时候，进步党决定建立地方分支，那些随着进步党的时来运转而吸引到了安德斯的分支。

他很少在全体大会上发言。少数几次确实对着听众进行演讲的时候，他都紧张得口齿不清。他把自己要说的一切都提前写了下来，随后用呆板的音调念着，不带任何感情。

他在讲台上并不自在。网络才是他的领地。

二〇〇二年的夏天就要来了。在经历了几乎没有下雪的冬天和阳光灿烂的春天之后，气象学家们都说挪威可能会迎来一百多年以来最为炎热的夏季。

大家都在办公室里挥汗如雨的时候，各党派的提名之战也很快进入了高潮。对明年市议会选举名单资格的争夺非常激烈。安德斯把一切都赌在了从政走仕途上，因此他可是非拿到提名不可。他尽可能地让自己引人注目，也是进步党青年部全新在线论坛上的活跃用户。

“我们不必为胸怀壮志而羞耻！”他在五月一个明亮的夜里写道，这是他最早发布的文章之一。“我们不必为定下目标然后加以实现而羞耻！我们不必为打破既定规则来取得更好的成绩而羞耻！”挪威有一种强烈的失败者心态，他认为。一个挪威人会就这么站在那儿等着，毕恭毕敬地请求。他们从来不会主动提出自己的想法，而是会学习祖先低调谦逊的榜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安德斯写道，还举了皇室新成员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在最初的一篇文章里，他表达了自己对于哈康王储迎娶梅特·玛丽特的支持，玛丽特是一位单身母亲，有一个四岁的儿子，他也支持玛塔·路易斯的未婚夫阿里·贝恩，这位作家的书里充斥着毒品，以及黑暗而又放荡的生活[56]。他称赞这两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假如他们是有钱、沉闷而又保守的人，就不会有人批评他们了，他写道。不，挪威应该向美国学习，在那里，成功的关键是：1.你是最棒的。2.你可以让所有的梦想成真。3.唯一的限制就是你自己加给自己的限制。“然而，充满智慧的妖精们会坐在山顶上，说着完全相反的话：1.别把自己当回事。2.别幻想你能做成任何事。3.别幻想有任何人在乎你。”

在安德斯的社交圈子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乔兰·卡尔梅，进步党青年部在奥斯陆的领袖。安德斯经常在乔兰的论坛文章下面留言，但却很少收到回复。

安德斯，童年时期为自己的玩具士兵设计过战略战术，涂鸦党时期画过奥斯陆各处的地图和逃跑线路，后来又起草过经营计划和营销策略的安德斯，如今拟定了一份进步党青年组织的图表，在纸上精心规划着他的政治前途。

为了有资格获得提名，参加二〇〇三年的市议会选举，各地区支部都必须提前一年向提名委员会提交推荐人名单，所以现在是出击的时候了。进入考察范围的候选人，之后会被叫去接受委员会的面试，领导委员会的是前任外交官汉斯·赫格·亨里克森。

安德斯力劝所有人都参加竞选，随后在二〇〇二年五月写道，他、乔兰·卡尔梅以及琳恩·朗厄米尔登记成了初步的候选人。

乔兰·卡尔梅是三人中第一个被叫去面试的。“他可真是根硬骨头。”是赫格·亨里克森的结论。“好问，勤学，机敏。”他特别提到。这个年轻人展现出对进步党政策的出色理解，也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榜上有名。接着被叫去的是琳恩·朗厄米尔。她是个有争议的候选人；有人对她处理自己生活的方式产生了一点怀疑。上了年纪的外交官旁敲侧击地打听了几次，有一天事先没打招呼就去了她在奥斯陆上班的店铺，之后就不再去理会那些传言了。他断定她是个“可用而又有趣的候选人”。理论思辨方面不是那么强，但是她有干劲，有进取心，而且充满了斗争精神，这一点他非常重视。党内的灰发元老们对琳恩进行了有关进步党政策的考试，她合格了。

剩下安德斯还在等着电话。

对于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他想了好几种解释。其他党派更擅长推荐青年候选人，他抱怨道。毕竟，他在乌拉尼亚堡——少校宫支部的时候就认识老赫格·亨里克森了。那时候，安德斯甚至还在少校宫养老院和乌拉尼亚堡小学管理委员会当过副代表，好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机会。

“他们一定很快就会来找你的，”琳恩说，“别忘了他们有好多人要联络呢。”

琳恩和安德斯一起订好了计划。他们要申请成为奥斯陆手枪俱乐部的会员。两人对枪支都非常感兴趣，会花很长的时间讨论各种各样的型号。

在部队里，琳恩渐渐熟悉了枪械，从标配的AG—3自动步枪到各类机关枪，还有格洛克手枪和MP5冲锋枪。她是一名优秀的射手，还能真切地记起对于成功掌握这门困难的技术，出色地完成任务，合格达标，自己曾经是多么地自豪。

对于安德斯，她则非常惊讶一个没有服过兵役的人居然对各式武器都有如此清楚的了解。“部队真是应该买这种机关枪。”他有时会这么说，然后详细地解释射程、应用和弹药的种类。他也可能会把网上或者杂志里的东西指给她看，评论说：“这款冲锋枪比他们现在用的那种好。”他对各种各样的枪支武器都有既丰富又详尽的知识。

安德斯不需要服兵役，因为他是母亲登记的看护人。在一次严重的疱疹感染之后，母亲的颅内被植入了一根引流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需要有人护理。

安德斯对母亲的照顾让琳恩深受感动。他曾经跟她说过母亲患病之后的进展。手术之后她就变了，他说，变得更加健忘，更加没有条理，而且非常抑郁。

安德斯也曾对琳恩说起过母亲不幸的童年，他那个发了疯的外婆，还有那两个母亲从来不想让他认识的舅舅。他告诉她，在他长大的时候，母亲是如何地自我牺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但他也批评她和亲戚们断绝了联系。他是非常想要一个大家庭的。

他一定是个善良的人，因为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亲热，琳恩心想，尽管一种感觉始终在她的心里挥之不去，感觉这所有的一切都有点反常。他肯定从小到大都是最受宠爱、最被娇惯的那一个，她断定。

但安德斯从来不告诉琳恩任何有关父亲的事情。

“他不想和自己的孩子有任何接触。”是他唯一肯说的话。

在网络上，安德斯用的是一种欢快而又尖锐的语调。他的文章里夹杂着许多表情符号、惊叹号，以及写在括号或是引号里的搞笑评语。他写下了一长串想要成为下一个卡尔·伊瓦尔·哈根或是西弗·延森的党员所应该做到的事，延森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当选成了副主席，并且在这个由男性主导的政党里证明了自己的坚韧和雄心。“销售和营销方面的知识，与有关思想体系和理论性政治问题的学识一样重要。”他写道。对心理学和法律略知一二，考虑周到，阅读各种报纸也很有用。任何曾经干过销售的人都会拥有明显的优势：“你必须得擅长辩论——口齿伶俐，但要用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他建议从对着镜子练习开始，把自己的样子录下来，以帮助改善自己的表现。要想让别人把你当回事，就得穿得正式一点，而在有些场合，静静地坐在那儿要好过“在大人们面前”说些蠢话。团队合作至关重要，“倘若我们，进步党青年部精明强干的新鲜血液，不在主要政党内部坚持我们的主张，其他的年轻人就会崭露头角”。

“党里的怪人。”读到奥斯陆西区支部副主席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乔兰·卡尔梅咕哝了一句。贝林是个彻头彻尾的外人，可他听上去却像核心集团里的一员似的，见到安德斯给党内高层提供指点的时候，卡尔梅心想。

这话听起来很耳熟。他是个小玩意，却表现得像个国王。

炎热的夏季渐渐消逝，秋日的气候猛烈袭来，大风飕飕地刮了起来。这是人们记忆中最冷的一个秋天，而安德斯还是没有被叫去面试。

提名委员会的主席从来没有读过安德斯发在网上的任何东西，不过倒是见过他。

“他好像挺客气也挺讲道理的，”是赫格·亨里克森的评价，“不过他难道不是有点思路不清吗？”

安德斯·贝林没能给这位老人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他只出席了几次会议，在会上也没能让自己立身扬名。他的名字确实是和一长串别的名字一起被放进了候选人的名单里，但他所在地区的“成年”支部——乌拉尼亚堡——少校宫——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对于各辖区向提名委员会推荐的人选，必须进行面试和批准的是地区支部。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个人印象，而不是在网上开疆拓土。

他并没有经过考虑并被认为合格。

他甚至都没有被考虑过。

他始终没有被叫去面试。

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名单上。

就在圣诞节之前，提名名单最终敲定。两位青年候选人获得了提名。乔兰榜上有名。琳恩榜上有名。

安德斯在论坛上的文章变得更消极了。“挪威政治制度里最让人悲哀的事情就是，得到政治权力的常常不是能力最强的，而是那些最会交际的。”

他告诉别人乔兰·卡尔梅曾经承诺会支持他获得候选人资格，结果却从背后捅了他一刀。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没能成为党内的领袖，他对一个名叫“小东西”的网友说：“卡尔梅在我背后捣鬼。”

“要是没有引人瞩目的年轻议员，进步党青年部他×的又该怎么招揽30岁以下的选民呢？？？”他在新年里写道，还有，“依我看，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发展全面的青年战略方面实在是太不积极了！到底有没有战略啊？”

他是个无名之辈，而选举的时间就要到了。

乔兰被选入了市议会，琳恩则被选为候补委员。不久，乔兰被任命为一位地方政府部长的秘书，后来又被任命为部长，而琳恩则成了议会的正式成员。

至于他呢，他已经失去了对党派的兴趣。办公室和社交活动都不再去了。要是他们不想要他，那么他也不要他们。他离开这里，走入了大千世界。没有了乔兰；没有了琳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