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说波士瓦曾经空战远东

所以我真是有福气，因为没有考“托福”也没有考GRE，就去了美国留学。要是硬考，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根本考不过关。波士瓦校长当然知道我的英语不灵光，但多半是被我的学术简历打动了心：能在中国这么大的青年人口群中获得学术论文一等奖，总不至于在英语上愚不可教吧？可不瞒读者，因为英语的听和说不行，我在由北京赴纽约的国际航线上，差一点“中途变卦”了——在旧金山市的机场换机时，我听不太明白，险些错上了一架不知飞往何方的班机。

简言之，我留学西洋之“半明白”是指我在出国目标上的明白——去攻读我心仪的“比较现代化”专业。这方面的兴趣从1982年底毕业后不久就开始了，那时候的我已经对哲学空谈失去了兴致，转而阅读社会经济发展的中英文书刊。我留学西洋之“半糊涂”是指在出国途径上的糊涂——不知道该怎么联络申请。这和1990年以后的众多中国欲留学青年很不同，他（她）们是出国途径明白——明白到可以胜任专业的留学咨询公司的高级业务骨干，但出国目标糊涂——只要能出国，管它干什么都行。咱们这个时代真开化了！

我对波士瓦校长心存深深的感激，但又不怎么明白他干吗要设立那么高档次的“大学校长奖学金”给中国内地的青年学子。在匹兹堡大学的近一年时间里，常常听到华人留学生圈子里传说波士瓦的一些有趣经历，似乎能够解释我心中的疑团。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段时间，他是美国空军援华抗日“飞虎队”的飞行员。在福建上空与日本空军激战时，座机被击中，他负伤跳伞，被当地的抗日游击队营救。隐匿养伤期间，福建海岸边的老百姓常以海参作食物为他滋补，因为靠海生活的中国人把海参当做海里的人参大补食品。伤愈后，波士瓦被中国抗日力量的地下交通网辗转护送到缅甸的美军部队。据说战争结束后的很多年里，每逢重要的宴会场合，他都要在餐桌上置一盘海参，以志不忘当年受伤获救的幸遇。而据本食客观察，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不吃海参，因为那玩意儿看起来很像大毛毛虫，挺恶心的。

我对这个传说将信将疑——波士瓦确实是当过空军驾驶员，而且还升任到空军准将的高位。平时在校园里见到他，永远都是军风严正的派头，挺拔英俊，不苟言笑。但看他的年纪，又不像是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这位西点军校的优秀毕业生在战后美国政府推出的优待年轻军人入学深造的社会福利政策辉耀下，成为美国空军里第一个获得备受称誉的Rhodes Scholarship（罗兹奖学金）的军官，赴牛津大学读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克林顿也曾经获得过同样的奖学金，同样去牛津拿了个硕士学位，这对他以后当上总统多少有些帮助。

波士瓦回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读了哈佛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硕士学位和政府系的博士学位。他在匹兹堡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坐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成为当代美国主要的大学中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他很擅长管理，把一度接近于破产的匹兹堡大学给整成名列全美国100所研究型大学之一的好学校。人们昵称为Pitt的这所学校拥有全美国大学校园里最高的建筑物，那幢号称“大教堂”的主建筑有四十多层，在全世界仅次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主楼高度。匹兹堡大学的哲学系在美国属第一流，其中几位名教授是1950-1960年代从欧洲移民过来的。它的医学院是美国最早成功进行心脏移植的医疗中心之一，它的电机工程系和拉丁美洲研究也是极强的，好像音乐系也挺棒。我所在的社会学系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华人教授，杨庆堃先生，原来在哈佛教书，因为不愿意参加当年与东西方冷战相关的研究项目，就躲到Pitt这样的二线大学里来了——不过我没有上过他的课。还有一位英国过来的社会学理论教授Robinson，对美国社会学主流成天热衷于搞社会统计不屑一顾，认定那是雕虫小技，误入歧途。他上课的时候手不离香烟，偶尔还拿着罐啤酒，是我在美国见到的最潇洒的课堂教学风格。

波士瓦早就有心使他管理的大学成为美中两国教育和科研交流的滩头阵地，可是在1980年以前，拜旧体制之福，中国内地的青年学子很难去得成美国，匹兹堡大学就接纳了大量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青年。等到中国内地对世界打开大门，匹兹堡大学就成了数百名华人学生聚集的重镇。我去的那年，正值匹兹堡市被评为“全美国最适宜居家的十个城市”之首，犯罪率低，交通便利，教育和休闲设施齐备，人均收入中等偏上，自然环境优美，物价低廉，巨大的西瓜两美元一个，八九磅重的淡水鲤鱼三美元一条，鸡肉每磅三分之一美元，鸡内脏没人吃，白送你。以我的“大学校长奖学金”的收入水平，每年全额奖学金除了交学费之外，每个月还有800美元以上的生活费，比起同时期中国内地官派留学生的助学金多了一倍还有余，俺一下子就进入了小康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