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前沿（2015）
- 张旭春
- 11714字
- 2020-07-09 18:36:24
英美文学研究
政治美学中的莎士比亚——《复辟时期与18世纪早期莎士比亚批评的政治性》一文述评[1]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姜萌萌
诺瓦克在《莎士比亚批评的政治性》中开宗明义，其评论聚焦于复辟时期与18世纪早期这段时间里与莎士比亚声望相关的三个重点内容。第一点与文学批评和政治策略的融合有关；第二点与运用于莎士比亚欣赏的美学有关；第三点与这个时段里关于莎士比亚的认知度和阅读量有关。因为近期对这个时段的研究都集中于表演以及运用各种方式去展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诗、人物和意义，以此说明现当代的演绎所忽略之处，而这些评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莎士比亚在文学批评界的声望十分低下。诺瓦克认为尽管任何无视莎士比亚文艺天赋的做法都可能让那些不熟悉这个时期的人们惊诧，复辟时期仍然长期被认为是对所有“上个世纪”的东西的摒弃，这同样也适用于政府的更替期，而对莎士比亚作为一位作家的卓越之处的认识慢慢地扭转了那种态度。（p.116）诺瓦克指出：
事实上，自1679年形成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对垒后，1688年两党由于一致反对詹姆斯二世而走向合作，共同以政变方式发动“光荣革命”。辉格党在政变中起了主要作用，政变后成为执政党。在1714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辉格党一直在政治上占优势，连续执政达46年之久，直到18世纪末期，辉格党势力才逐渐衰退。毫无疑问，在复辟时期与18世纪早期，辉格党的政治美学在莎士比亚批评中起着不可轻视的作用。此外，与近期的观点相悖的是，莎士比亚似乎拥有一个读者群，他们能够在戏剧实际演出的不断改编中去翻阅剧本，由此证明莎士比亚作品在那个时期并非是一种难以接触到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是具有其大众读者群体。
一
在1693年2月出版的《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Journal）里，彼特·莫特克斯（Peter Motteux）出版了查尔斯·塞德利（Charles Sedl-ey）为亨利·席格登（Henry Higden）的《警惕的寡妇；或，喧嚣鹦鹉爵士》（The Wary Widow；or, Sir Noisy Parrat）写的序言，表达了作者对莎士比亚的盛赞，以及对像托马斯·赖默（Thomas Rymer）这样的评论家们的抨击。塞德利将莎士比亚的批评与当时的政治联系起来，认为那是个“抱怨的时代”（grumbling age），是那些对时代、社会不满的人把他们的愤恨投向了舞台，因为他们无法成功地去“撼动”国家的根本。
塞德利怀疑针对莎士比亚的贬抑是基于一种政治原因，他自己就是一个在政治和评论上笃定的辉格党人。对塞德利而言，莎士比亚的“天才”证明了那些法国批评家们所倡导的规则不值一文。英国当时正值与法国交战时期，这令塞德利和莫特克斯对莎士比亚的盛赞染有政治和民族主义的色彩。但是，在一个批评家对莎士比亚的仰慕和他的政治立场之间寻觅一种精准的政治关系总是复杂又困难的，正如斯蒂文·品克斯（Steven Pincus）在其详尽的研究《1688》中所展示的那样，当时在英国有着极为分歧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基于相对较新的法国模式——在保证土地财富的条件下，由一个强势的执行者来掌管生存的规则（也适用于文学）；另一种观点是在1688年后逐步成型的英国模式——一个基于代表体制的政府以及以贸易和财富流通为本的经济模式。[6]第一种观点通常是为托利党持有，而第二种则与辉格党相关。显然，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欣赏也有着与之相同的倾向，倾向于雅各宾派的托利党人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就非常符合第一类，而两位热忱的辉格党人尼古拉斯·罗威（Nicholas Rowe）和理查德·斯蒂尔爵士（Sir Richard Steele）都热爱莎士比亚，则属于第二类。诺瓦克极力证明，“即便是拥有辉格党的政治立场也有可能对文学持有托利党的观点，反过来也有可能。不只是像国家主义这样的力量在这里起着作用，古典与现代之间的争斗也同样有影响”（p.117）。所以，在其文章的第一部分里，诺瓦克重审从复辟时期到18世纪早期这段时间的莎士比亚批评现象，并试图理解那些有影响作用的政治和美学力量。
诺瓦克首先以约翰·德莱登（John Dryden）为例进行分析。他认为：
德莱登的《戏剧诗杂文集》（Essay of Dramatic Poesy，1667）在复辟时期和18世纪完全可以称为批评界的战斗口号。他笔下的克莱特斯（Crites）和列西丢斯（Lisideus）就分别为古希腊和现代法国戏剧辩护，而尤金留斯（Eugenius）为那时的英语诗歌辩护，倪安达（Neander）则为自伊丽莎白一世到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英国戏剧辩护。德莱登让倪安达称赞莎士比亚是一位作家，“他是所有现代的，还可能是古代的诗人中，拥有最伟大灵魂的人”，尽管他也有瑕疵，却“在一些伟大的场合下，显示出他总是伟大的”。[7]作为一位现代人和英国作家的辩护者，倪安达与列西丢斯有所不同，列西丢斯维护的是法国的写作和批评风格，他指出这是以古人的观念为根基。尽管倪安达认为，英国的戏剧仍然经得住最严厉的法国批评家的评论，他的这种批评实质上还是基于过去的权威品味和评价，而由法国批评家勾画的艺术准则并不能凌驾于卓越的艺术之上。为了支撑自己对莎士比亚的肯定，倪安达引入了伊顿的约翰·哈尔斯（John Hales of Eton）的观点，哈尔斯坚持认为在描绘一个既有的主题时，莎士比亚比其他任何一位诗人都要高明，约翰·萨克令爵士（Sir John Suckling）也以类似的方式称赞了莎士比亚。德莱登在他的《寓言集》（Fables）里将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现代化的做法，正是他为英国作家辩护的方式，也是一种文学国家主义的绝佳例证。
在《戏剧诗杂文集》里，倪安达看似会赢得辩论，但德莱登自己在他笔下的四个人物和立场间持有分裂的态度，这让大多数的现代批评家难以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意味着，德莱登在支持倪安达的立场的同时也完全明白那些支持古人的立场，了解那些认为皮埃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让·莫里哀（Jean Baptiste Poquelin Molière）和让·拉辛（Jean Baptist Racine）是比任何英国剧作家都优秀的三位同时代法国剧作家的观点。复辟时期的前十年对像德莱登这样的作家和批评家来说是一个困难时期，要遴选出戏剧文学界里真正卓越的人并不容易，因为这时的英国舞台已经销声匿迹十八年，而放逐归来的皇室刚刚经历了欧陆剧场的洗礼。在这个时期，德莱登将莎士比亚视为是一个完全受“天性”支配的作家——就像其他人都可以从中摘取宝贵果实的一棵大树。
所以，在德莱登的早期批评中，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明显未经训练。在17世纪90年代之前，像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与查尔斯·吉尔东（Charles Gildon）这些跟随德莱登的批评家们，开始认为一位天才可以运用自身的自然天性来成就卓越，而不用理睬艺术的准则。但是，在德莱登早期关于莎士比亚的讨论里，自然天性等同于未加修饰的原始材料，不完善且是直觉性的。对这个时期的德莱登来说，他自己的时代是一个崭新且更为优雅的时代，此时的戏剧要比那两个时期更优秀——简单地说，就是比莎士比亚、弗莱切（John Fletcher）和琼森（Ben Jonson）的优秀。
1677年，在收到了托马斯·赖默《重审上个世纪的悲剧》（The Tragedies of the Last Age Reconsider’d，1678）的改进版后，德莱登迅速写下了《答赖默》（Heads of an Answer to Rymer）——并说明前者为一本不适合出版的批评文集。赖默在其《重审上个世纪的悲剧》里，首次对早期英国作家进行了系统的且不留情面的抨击。赖默认为约翰·弗莱切和本·琼森时代的剧作家们是不合格的艺术家，而德莱登则争辩认为，莎士比亚和弗莱切在舞台上的真实成就是他们卓越才华的有力证据。[8]他利用拉潘（Rapin）来作为评论的根据为莎士比亚辩护，认为莎士比亚是“文字和思想”的大师，坚称在这方面莎士比亚超越了“所有现代诗人”。[9]诺瓦克指出，德莱登很明显是在朝两个方向推进：
诺瓦克指出，虽然德莱登唤起了人们对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诗人的戏剧诗的欣赏，但同时在戏剧方面他又在遵守着由法国批评家们制定的一系列规则。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德莱登抛弃了大多数早期对莎士比亚伟大之处的质疑。在写给画家高弗里·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的诗中，他毫无保留地称赞了莎士比亚。他相信莎士比亚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天性的仆人，而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一个像柏罗丽（Bellori）所说的那种从神圣灵感获得艺术启发的人。[11]其实，引领德莱登找到最终立场的途径是阅读艺术批评，尤其是在读罗杰·德·皮尔斯（Roger de Piles）评杜·弗雷斯诺伊（Du Fresnoy）和其他的艺术评论时，发现他们都在强调个人的天赋，才让他最终确定立场。在1694年写给丹尼斯（Dennis）的信中，德莱登实际上已经向古希腊戏剧的辩护者们，如赖默，发难了，他认为现代悲剧比古代的要好很多，还称莎士比亚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悲剧创作者。[12]“莎士比亚”，他写道，拥有“天才，不论赖默先生怎么说，我们知道只有天才才是比其他所有资质合在一起都更伟大的品质。”[13]有意思的是，在《诗意检查》（Examen Poetic-um，1693）前言中抨击赖默的言辞里，德莱登把赖默与玛丽二世、威廉三世所强力提倡的道德改革相联系起来，并进一步认为早期和当时的写作缺乏诗学正义。因此，德莱登拥抱的是辉格派关于艺术“天才”的理论，认为这种人能够超越规则，从而达到谴责对舞台进行改良的呼声——不论辉格派还是托利派支持者都有倡导改革的立场。
此外，从复辟时期到18世纪早期，大量作家是通过改编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来进行莎士比亚批评的，例如纳哈姆·塔特（Nahum Tate）版的《李尔王》（King Lear），从批评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最虔敬的一个版本。显然，塔特的兴趣在于让复辟时期鲜有舞台呈现的一种戏剧得以复苏。他在前言里称赞莎士比亚拥有“神圣之力”，后记里又说，如果观众里有批评家愿意批评他的改编和增补，他欢迎之至，但如果是要批评莎士比亚，“如果您今日没有看到您想看的/请批评演出而不要苛责剧本”[14]。换言之，对莎士比亚的欣赏与否成为戏剧品味的试金石，而改编是让莎士比亚在那个时代的观众面前保持活力的一种方法。塔特看起来更担心自己的《李尔王》比起原版或同时代的法国批评原则来，在诗意正义方面表现得太简单了些。他可以被划分在持有辉格派文学观的人群里。
1701年，从批评家对乔治·格兰维尔（George Granville）改编而成的《威尼斯的犹太人》（The Jew of Venice）的评论来看，可以认为由一位有品位的贵族来执笔改编莎士比亚的作品，本身就是对莎士比亚的致敬。在致“读者”的前言里，格兰维尔认为他的主要动作只是删去了那些他认为“配不上”莎士比亚的台词，大赞莎士比亚的“情感”。[15]在后记里，贝福尔·西贡斯（Bevil Higgons）让莎士比亚和德莱登的魂灵站出来评论这部剧本。事实上，《威尼斯的犹太人》的前言以及为读者写下的话都清晰地展示出早期文学理论的演化意味，也即英国文学中的早期文艺批评。尽管在西贡斯的前言里，莎士比亚的灵魂对所谓的略欠文雅时代的天真进行了评论，格兰维尔还是相信，尽管他所在的时代没有那般天真，却能够更好地避免各种简陋、庸俗、时空错位和糟糕的文字游戏，这些缺点他认为都伴随着莎士比亚。当然，剧中的莎士比亚对带有政治目的的改编持开放立场。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当时改编的意义在于改进，这实际上是在暗示，莎士比亚并不是一位更为高明的戏剧作家，他的作品需要大幅度的改编。
通过对复辟时期与18世纪早期莎士比亚批评不同观点与立场的梳理，诺瓦克总结道：
显然，诺瓦克将莎士比亚的批评进行分类归纳与比较研究，从而得出当时英国政治格局对于莎士比亚批评的影响，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辉格派政治美学向文艺批评的渗透。开放的现代思想与反法国文艺批评倾向让莎士比亚逐渐获得肯定，并将莎士比亚批评推向繁荣。
二
在《莎士比亚批评的政治性》的论述中，诺瓦克也极力论证评论家的政治倾向并不能完全左右莎士比亚批评。从复辟时期到18世纪早期的很多批评家的政治立场与其美学思想也会出现矛盾之处，或者两种观点并存。17世纪90年代的两位职业批评家，约翰·丹尼斯和查尔斯·吉尔东，虽然名义上是反对托马斯·赖默的，但也不是完全属于推崇莎士比亚的阵营。[16]在那个时期，两人都在努力取悦德莱登，德莱登在此之前就已成为一位受人敬重的人物。拥有辉格政治立场的丹尼斯，攻击赖默没能欣赏到莎士比亚剧本中的那些伟大时刻，不过他又是一位古人的维护者，因而他从不认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能与古希腊悲剧平起平坐。尽管他的《公正批评》（Impartial Critick，1693）目的在于批评赖默，丹尼斯用了大量篇幅来批评赖默认为现代戏剧可以有古希腊悲剧合唱部的荒唐想法，还批评了赖默认为可以把古希腊风格移植到17世纪90年代的英格兰的荒唐之处；但丹尼斯还是赞许赖默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在大多数细节上，很显洞察力也很公正”。然而，他反对说，“这并不意味着因为莎士比亚有缺点，他就没有美丽之处。”[17]
直到1712年，丹尼斯才顺利地写下了《关于莎士比亚的天赋与写作的杂文集》（Essays on the Genius and Writings of Shakespeare）。即便是在这部书里，莎士比亚还是被描绘成不懂古希腊悲剧以及引导这些悲剧的规则，却依然获得显著成功的剧作家。丹尼斯称他是一位英国天才，他的成就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古人所能企及的。作为对崇高者的仰慕者，丹尼斯在莎士比亚的文段里找到很多值得称道之处。其实，在他职业生涯的这个节点上，丹尼斯一直在努力取悦乔治·格兰维尔，而不是德莱登。在1712年，格兰维尔在托利党中算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丹尼斯此时也在头脑里盘算着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的改编，他在《杂文集》里还为这部作品辩护过。如果说，丹尼斯在早期作品中对莎士比亚的态度还不明确，就算他十分欣赏莎士比亚的“天才”，现在则完全致力于发掘莎士比亚的缺点。他批判莎士比亚的悲剧，称它们缺乏诗学正义——这完全是赖默十多年前的批评调调。他写道：“善与恶在莎士比亚最好的悲剧里相互裹胁着消逝了，这里面要么是没有，要么是只有很纤弱的教诲。”[18]他称赞莎士比亚是无韵体的大师，也称赞他为观众带去恐惧的能力，但同时他的反对之意却覆盖了几乎所有的莎士比亚作品。换言之，丹尼斯想要确信的是，谁都不会认为他早期对莎士比亚的称赞是因为他相信莎士比亚真的能够掌控这门“艺术”。正如胡克（E.N.Hooker）在注释里所言，尽管德莱登有各种变节，他还是认为莎士比亚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而丹尼斯却完全不同。[19]
丹尼斯明显有着辉格党政派的特征，而查尔斯·吉尔东的政治立场却不容易辨识。本质上，吉尔东是一位宫廷辉格党人，非常强调贵族和贵族性。在吉尔东1694年为莎士比亚辩护的作品里，他像丹尼斯一样，看起来更像是在取悦德莱登而不是真心在为莎士比亚说话。而且，他还像丹尼斯一样宣称赖默只强调了莎士比亚的缺点，却没有评论他的“美”。与丹尼斯不同的是，他愿意为《哈姆雷特》（Hamlet）和《麦克白》（Macbeth）的寓意，还有《奥赛罗》（Othello）的人物表现进行辩护。然而他也承认，莎士比亚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当时法国批评家提出的三一律美学理论，这个理论被认为是创作一部设计精良的戏剧所必需的。对吉尔东来说，这样的无知意味着莎士比亚“缺少技巧。”[20]
诺瓦克认为：
在论证莎士比亚比希腊人强的时候，罗威重新阐释了莎士比亚是一位天然诗人的观念：“就我所知，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技巧只占有少量份额，而天性则占据多数。他年轻的演绎是如此的精力充沛，充满着火的活力，这些才是最好的。”[21]天性此时成为了伟大戏剧文学的潜在根源；而“技巧”则带上了阻挠真正天才的意味。莎士比亚的“想象力”给他带去了卓越的诗歌，有着“新且不俗”的特质，或许因为想象力在年轻的诗人内心更为活跃，莎士比亚早期的作品有时比他成熟期的作品要更值得欣赏。为了维系对莎士比亚想象力的尊敬，罗威认为任何对原本的改编，像纳哈姆·塔特给《李尔王》加上的圆满结局，都是一种谬误。
就在罗威的1709年版发行不久，出现了一系列的报纸杂志，开始带着仰慕和尊重来评论莎士比亚。《闲谈者》（The Tatler）、《旁观者》（The Spectator）和《卫报》（The Guardian）主要是由像理查德·斯蒂尔和约瑟夫·埃迪森（Joseph Addison）这样的辉格党坚定分子供稿，他们都是莎士比亚全心全意的崇拜者。在《旁观者》1712年7月1日的419期上，埃迪森称赞莎士比亚的想象力超过了任何一位作者，他在“想象的快感”（Pleasure of the Imagination）中暗示这种品质是那个世纪最高的美学理想。[22]
1713年，在弗兰西斯·雷纳德森（Francis Reynardson）写给埃迪森的一首题为《舞台》（The Stage）的诗里，作者对莎士比亚大赞特赞就显得不足为奇了。虽然也同意在像《伯利克里》（Pericles）这样的剧里有瑕疵，但雷纳德森却尽了最大努力为莎士比亚的卓尔不凡进行开脱。雷纳德森把所有的元素都放在了一起，后来这些东西将莎士比亚塑造成了一位受过神启的诗人。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了类似的赞颂莎士比亚伟大之处的观点。1689年，罗伯特·古尔德（Robert Gould）在《剧院》（The Play-House）里赞颂了莎士比亚的戏剧。1702年《两个舞台的对比》（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Stages）的作者让当时的伟大演员和经理托马斯·贝特顿（Thomas Betterton）向莎士比亚祈祷，把他视为圣灵，把他的剧本视如圣徒的遗物，目的是让读者同意：“从未有作者用那种恰当的手法去写作，也没有如此庞大的思想维度。”[23]毫无疑问，从复辟时期到18世纪早期，对于莎士比亚的批评逐渐从批判转向接受与赞颂，而这又与辉格党在英国政治地位的转变以及对法国新古典主义文艺美学批判分不开。
三
值得一提的是，古尔德和埃迪森都特别谈到了阅读莎士比亚的经历，而没有提到看过演出，由此证明埃迪森接触过1709年罗威发行的版本，但古尔德和其他人则肯定是在更早时候读过大量的莎士比亚剧本。在18世纪晚些时候，一些社会下层的人可以用极低价格入手的书学习阅读，也能看到一些人在书店里读书的场景。莎士比亚“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书，他在任何研究与收藏集里，都有一席之地”。[24]纽卡瑟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西（Margaret Cavendish）在1664年写的《社交信函》（Sociable Letters）中评论说莎士比亚好像是把自己变化成了自己的每一个人物角色。[25]1699年詹姆斯·德雷克（James Drake）宣称：“不论赖默先生多么严苛，也不管科里埃先生如何严厉，我仍然相信莎士比亚是英格兰的原型戏剧家。”[26]他是想说明，也许莎士比亚不是最早的戏剧家，但是他的作品一定是正典中最本质的部分。在他看来，莎士比亚已经成为了人们思考人生与经验存在的一种方式。
诺瓦克认为如果要为莎士比亚批评的政治、美学和接受度的论证给出结论，可以通过把那些辉格党人对待莎士比亚的态度与亚历山大·蒲伯1725年版的《莎士比亚集》进行对照。这里提到的辉格党人主要是指约瑟夫·埃迪森和理查德·斯蒂尔爵士，他们在1710至1713年间编辑出版了《闲谈者》《旁观者》和《卫报》。
另一方面，对蒲伯而言，莎士比亚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作家，偶尔会有一些绝妙的“美”闪现出来。当蒲伯将莎士比亚与诗人相联系的时候，他认为诗人的天才是与生俱来的，认为莎士比亚就是一个天性的导体，从莎士比亚笔端生产出来的东西让他感到吃惊。所以，蒲伯写道，莎士比亚“不是一个模仿者，而是自然天性的工具；与其说他是在为自然天性传话，不如说是自然天性借他之口在向我们说话”。[27]
尽管蒲伯称赞莎士比亚极善于创造人物，又精于描绘激情，还长于嘲讽和控制“情感”，他依然认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又没有经历过那些伟大的公众生活场景的人，却把这些作为其思想的主题”[28]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蒲伯由此总结道，正如莎士比亚是一位天然诗人一样，他的一些想法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他之后又说莎士比亚“比其他诗人或剧作家写过更糟的东西”。[29]显然，这种把莎士比亚称颂为一种天然哲学家的评论很难被视为是一种恭维。当蒲伯在他自己的戏剧里讨论莎士比亚的诗歌时，他评论说这种戏剧诗和戏剧总体来说就是为取悦观众而写，而这些观众“通常是由品味稍差一些的人组成”，[30]莎士比亚的悲剧则是由“不自然的”事件，“夸张的思想”和“浮夸冗余的表述”[31]构成。为了吸引富有阶层的读者来买他昂贵的合集，蒲伯坚称对一个“不得不讨最下层人们欢心，并与之为伍的”[32]作者，不能期待太多。而且，他还称这些剧本中绝大多数的糟糕材料都可以被清除掉，前提是要有某种方式从莎士比亚的文字里去除那些由普通作家蒙混掺入第一部四开本里的内容：“我确信，那些最明显最糟糕的错误会因此消失，从而让他的人物处于一种决然不同于那种充满缺陷的光景，而后者却是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33]正如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抨击蒲伯版《莎士比亚集》时所说，引言部分看起来是对莎士比亚和第一本四开本的作者们采取了轻视的立场。[34]的确，对蒲伯来说，这些编者们都是一些无知的演员们，他们常常毛手毛脚地为文本修修补补。他同意赖默的说法，认为莎士比亚在写那些仪态和思想都超出他能力所及的人的时候，有些力不从心；但同时也承认，莎士比亚能够将一些罗马人物的仪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并且是决然无法模仿的。
事实上，在研究复辟时期与18世纪早期的莎士比亚批评时不应该忽略古人和法国人对规则的阐释以及在18世纪时美学方面的吸引力。在接受他们的美学理念时，也可以拒绝接受法国那种中心化、全面控制的理想——对大部分欧洲而言的文明化模式。托马斯·赖默和约翰·丹尼斯一样都是辉格派成员，丹尼斯却批判赖默糟糕的品位——赖默不能看到莎士比亚那种伟大的写作天赋。虽然丹尼斯拒斥赖默批评中的易怒与势利，他却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好符合古人的规则。让丹尼斯的批评变得可信的是，他认可“天才”，也略为同意所谓的天然艺术，但又认为莎士比亚的天才引来了“美”，却不是真正的艺术。他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看到了“诗意正义”的完全缺失，相信那是一种最主要的失败。埃迪森对莎士比亚毁誉者最强的驳斥和对他最热忱的称赞出现在1714年9月10日《旁观者》的文章里，也完全不是偶然。在安妮女王7月31日驾崩后，埃迪森被任命为皇室秘书来迎接乔治一世到英国。辉格党人胜利了，他不再需要对敌人作出让步，可以不再有对政治报复的恐惧去写作了。他在《旁观者》上的第592篇文章里把托马斯·赖默和同类称为彻底无能的批评家。埃迪森接着继续讨论了那些无法实现同样崇高标准的作家的一些明显的缺陷，并承认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拥有“伟大天赋”的人总是会比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成就更多的“美”。
按这种逻辑，曾为歌谣体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做过辩护的埃迪森拥有和天性置换的真正艺术，也就是说，那些自然天成的伟大和愉悦会证实那些由批评家们制定的规则都是错的。这种关于艺术和想象力的广为接受的理论是一种辉格派理论，并最终赢得了像塞缪尔·强生（Samuel Johnson）这样令人敬畏的批评家的认可，虽然他从未自称有辉格派倾向，但他却看到了莎士比亚对时空规则的破坏，并由此证明了那些规则的不合理性。
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段，像伏尔泰（Voltaire）和路易·利科伯尼（Luigi Riccoboni）这样具有影响力的欧陆批评家一直都在轻视莎士比亚类型的原生作家。以伏尔泰为例，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纠正自己早先对莎士比亚的称赞，并由此颂扬同时代的悲剧作家。毫无疑问，“只是在政治立场上占有辉格立场还不足以彻底地去欣赏莎士比亚，还得赞成辉格派的美学观点，在认可莎士比亚的天才的同时，还得欣赏他在戏剧方面和诗歌方面的想象力”。[35]尽管近期批评界有那种借当时的评论范畴来降低莎士比亚影响力的倾向，而对那些并不认为应当以古希腊悲剧作为样板来塑造新型英国戏剧的批评家来说，莎士比亚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手。
诺瓦克通过一系列史实的考证以及莎士比亚合集和批评文本的细读与研究，对复辟时期与十八世纪早期的莎士比亚批评状况进行了合理的归纳与论证，由此反驳了十八世纪中叶之前莎士比亚不受重视，其作品被阅读量小，莎士比亚的评论匮乏等言论。同时，他也揭示了莎士比亚批评的复杂性，并不能以单一的政治倾向或美学思想来定义。当代的辉格派理论中重视参考古代建构，而托利派则持反对意见，这种冲突也反映在早些时候的英国文学中。此外，对于法国新古典主义文艺美学的抵制也是一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体现，是英法矛盾的产物，并非完全源自文艺批评的冲突。值得肯定的是，复辟时期与18世纪早期的莎士比亚批评是繁荣的，而大众也积极阅读、改编与演出莎士比亚作品，莎士比亚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前的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虽然那时的莎士比亚评论是各持己见，但当时辉格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地位，以及法国古典美学与英国现代美学的冲突都影响并促成了莎士比亚批评的不同观点与视角。诺瓦克的《莎士比亚批评的政治性》从辉格党与托利党的政治倾向、古典与现代悲剧的美学思想，以及大众接受度的角度对当时莎士比亚批评的现象和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无疑为复辟时期与18世纪早期的莎士比亚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论据和论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