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文献

邪马台国时期日本列岛状态

陈寿289年撰写《三国志》时，大量参考了皇帝的诏书、魏使的报告、倭国的来使以及王沈编撰的《魏书》等史籍，详细地介绍了日本列岛的道里户数、风土习俗、行政制度以及魏倭两国通交等状况，对我们认识邪马台国的一些基本情况极有帮助。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沉没取之。

……

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来，其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兵用矛、潟、木弓。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铁镞或骨镞，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莱，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以朱丹涂其身，如中国用粉也。食饮用笾豆，手食。其死，有棺无槨，封土作冢。

……

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妨忌。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赋。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

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

……

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其四年，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将印绶。其六年，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颀到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徇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

—《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中华书局，1962年。

※请依据上述史料推断邪马台国的国家形态、社会性质、与其后大和政权的关系。

从4世纪中期到整个5世纪，为中期古坟时代。日本列岛大部分地区出现巨大的前方后圆坟，其中最大的古坟为大阪府的仁德天皇陵（亦称大山陵古坟），长486米，后面的圆部直径249米，高35米，前面方部宽306米，高33米，三重壕沟，其面积甚至超过埃及的金字塔或中国的秦始皇陵，需要2000人连续劳动16年方可造成。由此可见，大和政权此时已经控制了西至九州、东至关东地区的广大地区。

另一方面，巨大古坟中的随葬品多为骑马用具和骑马作战用的武器，反映了大和政权为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制工具而积极插手朝鲜半岛事务，并常常参与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朝鲜半岛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果使大和政权的军队学会了骑马作战，并将战马及武器作为战利品带回国内。朝鲜以及中国的有关史料记载了大和政权派军队参与朝鲜半岛上的战争以及日本列岛的统一过程，例如高句丽王国的《广开土王（好太王）碑》上有“倭以辛卯（公元391年）年来，渡海破百残”的字样。中国史书《宋书·夷蛮传》也有这样的记载：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倭王武遣使上表，声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

6世纪至7世纪为古坟时代晚期，这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坟群，其规模较小，而且表示身份等级的前方后圆坟消失，一般认为这与儒学以及佛教传入而带来的新统治理念有关。换句话说，包括大王在内的统治阶级可以借助儒学并通过具体的条文表示身份等级，无须利用坟墓等实物显示其权威。

大和政权

在早期古坟时代，作为统治者的贵族与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截然分开，不仅其居住地点相异，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贵族们居住在周围有壕沟的建筑群中，除生活住宅外，还有祭祀、政务、仓库等场所，而普通民众住宅简陋，周围没有壕沟，只有栅栏，建筑群内有数个竖穴屋及平房、高架仓库、畜舍等，由数个家庭组成的大家族形成一个村落。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品多为制作较为精美的陶器，相信万物有灵，祭祀对象为山、石、河、木等自然物品。与弥生时代的青铜器祭祀用具不同，4世纪时多为金属武器及农具、玉石，5世纪后石制的镜、剑、玉较多。

大和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王为中心的畿内地区贵族的联合体，进入5世纪以后，形成了王位由大王家族成员继承的惯例，而且为有效管理其统治地区，逐步建立了以“氏姓制度”“部民制”“县主国造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氏”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同族集团，与大和政权关系密切的氏族集团分为以地名为姓氏的家族和以服务王室的职业名为姓氏的家族，前者有葛城、平群、巨势、苏我、吉备、出云等，后者有大伴、物部、土师、中臣、膳等氏族。氏族首领被称为“氏上”，同族成员被称为“氏人”，由“氏上”代表氏族参与各级政治。

5世纪末，大和政权按照氏族的政治地位授“姓”给“氏上”。中央级的“氏上”被授予“臣”“连”姓；协助大王统治全国的葛城、平群、苏我等“氏上”授予“臣”姓；原服务王室的大伴、物部、中臣等“氏上”授予“连”姓。同时从“臣”姓和“连”姓中各选一名担任最高行政职务者，分别称“大臣”“大连”。另外，在地方上比较有实力的“氏上”被授予“君”姓；一般“氏上”被授予“直”姓；地方行政首长以及手工业氏族的“氏上”授予“造”“首”等姓。具有“姓”的“氏上”拥有占有土地、参与国政或地方行政的经济政治特权，是具有统治者身份的贵族。通过大王对“氏上”的授姓制度，完善了大和政权统治体系，巩固了大王的支配地位。

大和政权的王室、中央及地方贵族均有自己的土地及耕种者。王室的直辖领地称“屯仓”，由中央派官员管理，耕种者为“屯仓”周围服徭役的农民，他们被称为“田部”。另外，大和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还将地方贵族的一部分私有民划为中央政府直辖民，称为“子代”“名代”部，由政府官员加以管理。各级贵族的私有地称为“田庄”，其土地上的劳动者归贵族所有，被称为“部曲”，冠以“氏上”之名，如苏我部、大伴部等。除土地劳动者外，大和政权还将从大陆移民来的手工业者和知识人编成各种“品部”，例如锻冶部、锦织部、制陶部、玉造部、忌部、史部等，由“伴造”管理，为大和政权制造手工艺品或从事记录历史、编制文书及账目等文字工作。这种生产关系一般称为“部民制”，但关于其性质学术界存在争论。

大和政权最初在重要的地区设置县，其首长称为“县主”，任命地方有实力的贵族担任。从5世纪末到7世纪初，又将县改造为“国”，其首长称为“国造”，仍由地方有实力的贵族担任。国造掌管特定区域的行政事务，并管理屯仓与部民，统帅军队等，但要向中央政权提供地方特产、战马、士兵等，其家族也有为大和政权服徭役的义务。

对外关系

从3世纪到6世纪，中国大陆处在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时期，受其影响，朝鲜半岛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地处中国东北部的高句丽王国不断向朝鲜半岛北部扩张领土，313年吞并大陆西汉政权设置的乐浪郡。在朝鲜半岛南部，3世纪时形成的三个小联合王国—即马韩、辰韩、弁韩—此时发生变化，马韩演变成百济，辰韩演变成新罗，而弁韩仍是联合王国，其地区称为伽耶。受到高句丽入侵压力的百济、伽耶，与积极插手朝鲜半岛事务的大和政权保持着密切关系。据史书记载，399年百济曾与大和军队一道进攻新罗。

另外，根据中国史书《宋书·夷蛮传·倭国》的记载，进入5世纪后，大和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大王先后由赞、珍、济、兴、武五人担任。在他们执政时期，大和政权一方面通过插手朝鲜半岛各国之间的战事，保持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获得必需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以铁为主的金属资源。另一方面，不断派遣使节到中国大陆朝贡，获取在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统治的权威，以及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从公元413年到502年，大和政权先后13次遣使到东晋、宋、梁各朝，要求获得册封。据中国史书记载，宋顺帝在478年诏授倭王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479年齐高帝封其为“镇东大将军”，502年梁武帝封其为“征东将军”。在公元8世纪成书的日本史书—《日本书纪》中，倭王武被记述为“雄略天皇”。

除通过朝鲜半岛间接或直接与中国大陆政权进行接触外，大陆居民移居日本列岛也是大陆先进生产技术及文化传入日本列岛的重要途径。如同前述，从3世纪初到6世纪末，中国大陆正值魏晋南北朝政权更替频繁、战事不断的时期，为逃避战乱，居民纷纷向域外迁移，甚至远航海外。日本列岛上的大和政权对外来移民持欢迎态度，例如5世纪初应神天皇在位时，相传为秦始皇后裔的弓月君率127县人口到日本列岛定居，大和政权先后派出葛城袭津彦、平群木菟等率兵到朝鲜半岛迎接。雄略天皇时还专门到中国南方招募缝制技工，可见大和政权对吸收技术性文化的渴望及全面性接受。

技术性文化包括农业、手工业、文字等方面。在农业方面，被称为“渡来人”的大陆移民不仅带来了水稻和金属工具，也带来了水稻种植所需的相关技术，例如灌溉系统、土木建设、耕牛利用等。在手工业方面，有铜镜、铜铎、铁制农具、武器、马具等的制造及冶炼术，古坟时代前期的栉目纹陶、土师器、须惠器等陶器技术均受到大陆的影响。在丝织、缝制服装方面，其有关技术也直接来自大陆。渡来人参与宫殿与陵墓的建造，使其风格也深受大陆建筑的影响；在文字方面，大和政权不仅开始借助汉字表达日本列岛的人名、地名及语言，也任命许多渡来人担任历史、出纳、外交文书等文字处理方面的官员。

6世纪时，许多百济的知识分子—“五经博士”将儒学带入日本列岛，同时百济圣明王献佛像、佛经给钦明天皇，但对于是否接受包含儒学成分在内的佛教这种思想性文化，氏族大贵族之间存在分歧。以物部氏为首的一方反对接受佛教，坚持自然崇拜和祭祀祖先的神道教，而以苏我氏为首的一方深受渡来人的影响，主张接受佛教为全体居民的统一信仰。实际上，接受佛教与否涉及国家的政治体制建设，也就是说，反对接受佛教的物部氏希望保持氏姓制度基础上的贵族联合政权，而主张接受佛教的苏我氏则希望建立以大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有学者估计，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的一千年内有百万大陆居民陆续移居日本列岛，他们在当地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在9世纪编写的一部家谱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贵族声称自己具有象征荣耀的朝鲜或中国血统。尽管这些渡来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将先进的大陆文化传播到日本列岛并推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但其人数并没有达到民族迁徙的规模，因而不足以使日本列岛的社会发展出现截然不同的断层。换句话说，文化接受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当地氏族贵族的手中，因此，无条件地全面接受技术性文化与有选择地接受思想制度性文化，就成为古代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显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