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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波的《女性崇拜及其嬗变——日本古代史的一条根本线索》(《世界民族》2011年第4期)对日本语民族古代史贯穿着女性崇拜的精神要素进行了论述,指出早在日本语成型时期,神道传统逐渐形成,它以天照大神为尊,体现出明显的女性崇拜要素。与之相应的首先是女巫传统,它在社会关系上促成了一种原始集体主义,通过引入佛教和唐朝制度,在飞鸟时代至奈良时代带来了女权的辉煌。进入平安时代,女巫传统延伸为一种精神,称之为“物哀”,它是日本文艺之本,也通过武士道构建出强有力的男权以捍卫女神。就日本古代史而言,女神崇拜和女巫传统的精神渗透是一条根本的线索;韩东育的《丸山真男“原型论”考辨》(《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指出丸山真男试图从“道”的高度,为日本思想和文化提取出“可以解答一切问题的方程”。唯此,他需要从“第一义”入手,通过“察今知古”的方式,去逆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预设的结论。中日文化的差异,使中国传统核心思想的儒家言说在这一构图中,被设定为日本固有价值的对立项,而“原型论”恰好为日本的“独自性”赋予了不可研究的“自明性”。然而,近世以来的许多日本学者,却为澄清这一“自明性”前提揭示了相对确固的事实与逻辑根据。通过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新考辨“原型论”背后的“原型”,或许能使对日本学界的所谓“新说”的矫正更为稳妥。

韩东育的《关于日本“古道”之夏商来源说》(《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9期)通过据实性假说,结合近世荻生徂徕所谓“日本古道即夏商古道”的直觉性表述,以及当代古文字学家白川静的考据性钩沉和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实证性劳作,系统地梳理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并尝试性地复原了东夷文化的转徙流变轨迹;赵越云等人的《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农业移民对日本列岛的影响》(《农业考古》2013年第4期)指出为逃避战乱与暴政而举家迁徙的中国农业移民,带着本土的农业文明因子,在日本列岛上演了一部中国先秦—秦汉时期社会变革的海外版余波,并与当地的原住居民一道,开启了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弥生时代,对此后的日本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王海燕在《从神话传说看古代日本人的灾害认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中强调指出,日本的神话传说是在与日本列岛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文化中产生的,是探究古代文化种种原象的重要端绪。《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所记载的神话传说包含了古代日本人对自然灾害的认知。其中创世神话、须佐之男命神话、苇原中国平定神话、夜刀神神话和治水神话等神话传说,一方面表达了古代日本人对自然灾害的敬畏,认为自然灾害是神的行为;另一方面亦传递出古代日本人直面自然灾害、积极应对的意识。同时,在日本神话传说中,不只是强调自然灾害对农耕社会的破坏与冲击,还言及人类开发自然的行为与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关联,显示出古代日本人对人与自然相互制约关系的认知。

占才成在《伏羲女娲与日本神话——以巡绕合婚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中通过考察中国古典文献中“天道左旋、地道右周”“雄左行、雌右行”等左右思维方式,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采集的资料,并借助敦煌写本的研究成果,对中日巡绕合婚类神话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结论是:日本伊耶那岐、伊耶那美二神巡绕合婚神话深受我国伏羲女娲巡绕合婚的兄妹婚神话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