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
- 石斌
- 4965字
- 2020-07-09 17:41:40
二、“NSC-68号文件”的战略思想
按照尼采本人的说法,这份60页左右的报告所论述的问题,是他在整个政治生涯中始终坚信和关注的美国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如何从我们目前的所处的位置出发,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而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避免受到灾难性的打击。”[164]文件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为此后美国政府的安全战略文件提供了基本指南。用尼采的话说:“此前的文件主要关注的是政策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策整体……而“NSC-68号文件”的重要之处,在于它采用了通盘考虑的方式,而不在于其中所包含的具体建议。”[165]可见,“NSC-68号文件”实际上是试图以国家大战略的视野勾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蓝图。
文件首先分析了“当前危机的背景”。它宣称,“与过去的霸权追求者不同,苏联受到一种与我们完全相反的、全新的狂热信念的驱使,试图将其绝对权威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166]通过引用美国宪法那段著名的开场白,“NSC-68号文件”接着界定了美国的基本目标,然后论述了“苏联威胁的性质”。尼采等人将美苏两国的政治体制和目标作了明确区分和鲜明对比,从而强调了两者之间——推而广之即东西方之间——的固有冲突:
总之,苏联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彻底推翻或是破坏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机器和社会结构”。[167]文件宣称,苏联是一个在国内外推行无情的压迫与剥削政策的“奴役国家”,世界已经被两种不可调和的哲学一分为二:西方要维护自由与民主,莫斯科要维护“极权主义”并统治世界。这就决定了美苏冲突的基本性质。[168]
较之冷战高潮时期那些多少都带有政治宣传意图的美国官方公开言辞,乃至于苏联《真理报》的“社论”,“NSC-68号文件”的意识形态色彩,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式民族主义、道德“巨人症”以及自由主义与反共主义的陈词滥调,充斥其间,与军事实力、经济利益、安全目标这些更为具体的东西互为表里、相映成趣。然而纵观战后美国外交,文件所集中彰显的软硬件“二合一”,又何尝不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一大特色?
与此前凯南在所谓“X先生文章”(即1947年《外交》杂志所刊载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169])中提出并且在华盛顿颇为流行的乐观假设不同,“NSC-68号文件”认为苏联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几乎是永久性的。凯南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遏制战略将导致苏联的内部变革,从而改变苏联的行为,并最终导致对西方较少敌意和猜疑并且不那么热衷于扩张的新一代领导人上台。“NSC-68号文件”对此不抱幻想。文件认为,苏联是一个无法和解的死敌,其内部政治体制具有自我强化乃至永久存在的性质,其所信奉的哲学和所推行的政策对西方的危害具有长期性甚至永久性。因此冷战并非如凯南所言只是一个暂时现象,而将是美苏关系的常态。冷战可能有张有弛,但即使苏联面临美国遏制战略的持续压力,冷战也不会轻易消逝。[170]
文件接着从“政治与心理”、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讨论了苏联的意图、实力以及弱点。文件认为,作为一个专制集权国家,苏联的目标首先是使目前为其所控制的人民完全臣服,对于它尚未控制的地区,苏联的政策是消灭对其意志的抵抗,拓展其影响和控制范围。而对“自由世界”的“仇恨和恐惧”将使它无所不用其极,“持续不断的制造危机、冲突和进行扩张是克里姆林宫黩武主义的实质。这种动力将强化苏联所拥有的一切能力”。而苏联的力量来源有三:首先,最突出的是共产党和秘密警察这两个庞大组织。前者在国内将意识形态一致性强加给人民,在国外充当宣传、颠覆和间谍活动的工具;后者是国内压迫的工具。其次,是苏联借以吸引亚洲等非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伪装”,即将苏联打扮成“一种新的普世信仰的来源”,一个反映大多数人利益和愿望的“科学社会的楷模”。最后,是苏联政策行为的非道德性、隐秘性和机会主义性质所带来的异乎寻常的战术灵活性。[171]
文件指出,苏联的军事能力“远远超出了捍卫国家疆界的必要”,其唯一可能的目的是为了支撑莫斯科“统治世界的计划”。苏联的军事开支占用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4%,而在美国只占6%—7%。[172]美国仅仅在核军备方面处于优势,而且这种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步削弱。文件估计,到1954年中期苏联原子弹储备将达到200枚,即使只有一半能够命中目标,也足以对美国造成“严重损伤”。如果苏联掌握了热核武器,威胁还将“极大地上升”。[173]
文件认为,“克里姆林宫最大的弱点在于它与苏联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性质”,即人民对政府“普遍的怀疑、恐惧和谴责”。此外,苏联的弱点还在于它与民族主义情绪依然强烈的东欧卫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174]
在此基础上,“NSC-68号文件”进而辨析了可供美国选择的四种应对之策:维持现有政策;回到孤立主义;发动战争;迅速、全面扩军备战。[175]其中,孤立主义显然不符合美国“领导世界”的目标,在美国及其盟国没有受到军事进攻的情况下发动“预防性战争”,大部分美国民众显然难以接受。在文件的设计者看来,维持政策现状同样不可取。文件指出,“从军事观点看,如果继续执行现有的计划,美国实际和潜在的能力将越来越无法有效地遏阻战争”。因此,文件认为第四种方案是唯一现实和审慎的选择,那就是“大规模地迅速扩充自由世界的实力……以支撑旨在制止和击退克里姆林宫统治世界的势头这一坚定不移的政策”。[176]用尼采的话说,苏联的目标除了维持苏共及其基地的生存这个核心内容,还包括尽可能向外扩展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范围。其中,“最令人不安的”倒不是苏联提出了这些目标,而是它已经建立起旨在最终实现这些目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顺理成章的是,美国要有效应对这种威胁,别无选择,只能主动带头“大规模地、迅速地”扩充西方的实力。[177]
“NSC-68号文件”赞同“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但强调该战略的成功有赖于美国及其盟国的全面战略优势:
为了维持可信的威慑力与报复能力,并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态,特别是考虑到一旦美苏发生全面战争,双方在必要时都可能使用核武器,报告还要求增加核武器的数量,同时尽可能迅速提升美国和盟国的空中、陆地、海上以及民防等方面的总体实力,以确保在遭受苏联攻击(包括核打击)之后的生存与反击能力。[179]最起码,美国应该有实力保卫西半球、保护国内动员基地、发起“摧毁苏联战争能力之关键要素”的进攻性行动、保卫交通线和向盟国提供援助。[180]此外,作为全面计划的组成部分,报告还主张建立“一个恰当的政治经济框架”以实现长远目标,“实质性地增加”美国的军事开支,扩大军援规模,增加经济援助,加强情报活动以及经济、政治与心理战领域的隐蔽行动,强化国内安全与民防措施。[181]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应对一个主要危险,即类似于珍珠港事件那种“强有力的突然袭击”。
文件认为,美国重振军备的目的,不仅是要遏阻苏联的进攻,而且要能够经受住第一次打击。换言之,即使威慑失败,在遭受打击之后仍能保存足够的常规力量与核力量并进行有效反击。由此可见,尼采等人尽管重视核武器的威力,仍将其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但并不认为核武器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如果美国能够通过采取适当的准备措施经受住核打击,苏联也能做到。显然,评估小组对核武器效用的保留态度,是受到了尼采的影响,或者说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的结论有关,同时也因为当时的核武器储备非常有限。基于广岛和长崎的经验,尼采认为,尽管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核战争,但核战争未必意味着全面灾难或彻底毁灭。[182]
因此,“NSC-68号文件”提出的政策建议,其核心是“迅速、持续地扩充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183]其战略逻辑在于,美国既要防止核战争,又要应付苏联阵营的局部蚕食或有限战争,避免陷入要么妥协、要么全面战争这两种最坏的选择,解决办法只能是迅速、全面地扩充西方的军力,建立起有效战略威慑与强大前沿常规力量的双重防御体系。这就可以同时解决一系列难题:首先是使美国能够在避免诉诸核战争的前提下,灵活应对苏联各种形式的政治、军事挑战(这种“灵活反应”的思想,在肯尼迪时期被全面付诸实践,并成为北约自60年代后期直至冷战结束的军事战略原则)[184]。其次是可以凭借常规前沿防御为欧洲盟国提供实际可行的安全保障,打消北约成员国对美国是否愿意为了它们的安全而冒全面战争风险的疑虑。再次,有了前两项保障,将大大提高西方世界的战略自信和内部凝聚力,从而使遏制战略的长期推行具有坚实基础。
不过,“NSC-68号文件”的全面扩军主张与马歇尔所代表的一种观点大相径庭。马歇尔认为,美国人不可能年复一年地容忍巨额防务开支或无限制的国外义务。在各有关部门提出具体意见之前,杜鲁门对“NSC-68号文件”提出的扩军目标可能导致的预算要求也持谨慎态度。事实上,评估小组尽管确信美国拥有必要的资源,但对美国人是否愿意在经济上长期承受重负或者就此做出牺牲也没有把握。因此,为了保证文件提出的战略思想为各方面所接受,特别是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在艾奇逊的授意下,“NSC-68号文件”有意避免提出具体的预算额度,只是强调,要实现文件提出的政策计划,军事预算将大大超过目前130亿美元的限额。但尼采等人估计,要实现报告提出的扩军方案,在未来四、五年内可能需要350亿—500亿美元左右的年度预算。他们还认为,只要杜鲁门政府在税收和稀有物资控制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美国经济有这个承受能力。[185]
概括起来,“NSC-68号文件”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它强调苏联威胁的现实性和严重性。认为苏联既有统治世界的“计划”或“图谋”(design)——这个词在文件中出现了50次——也有这样的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
第二,在反应方式上,它强调军事实力的根本意义。虽然文件的论述重点不在于美国尚有优势的核武器,而是在当时看来处于劣势的常规军事能力,但联系起来看,就是既要有战略威慑能力,又要有前沿防御和局部战争能力,实际上是要求尽快建立起全面、强大、均衡、灵活的军事能力。
第三,文件主张在全球推行遏制战略,而不是凯南所提倡的有选择的重点遏制。
第四,文件对美国决策层战略思维的一个最大冲击和持久影响,是提出了过去许多人很难接受的一个论断,即美国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能够承担这种持久、全面和大规模的扩军。
第五,文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既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又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许多措辞近乎宗教神学语言。文件在论证方式上的一个颇有争议的特点,是始终用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正确性与必要性。[186]
总之,“NSC-68号文件”对于杜鲁门主义和此前推行的遏制战略既有继承,也有重要发展。它延续了杜鲁门主义的反共立场,但言辞更加激烈,手段更为激进。它继承了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但更加强调对冷战的军事准备和“国内反应”,认为应该使美国民众对苏联的威胁有更深刻的认识,以便推行各种国内安全与民防计划以“确保美国能够抵制各种破坏、颠覆和间谍活动”,并且能够调整国家资源分配的优先次序。为此,文件不仅要求增加对盟友的安全援助以促进全球反共事业,还认为必须争取更广泛的民意支持,动用更多的国内资源,以迅速提升美国的军事能力,确立并保持西方的全面军事优势。而这一切,都要求防务开支成为联邦预算的首要考虑。因此,“NSC-68号文件”精神的落实,意味着美国冷战政策将进一步走向“军事化”“国内化”、全球化和意识形态化。[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