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围绕“NSC-68号文件”的战略争论

“NSC-68号文件”是贯穿整个冷战高潮始终的一个“传奇”。用耶鲁大学外交史学者加迪斯·史密斯（Gaddis Smith）的话说，这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没人见过的文件”[188]。“NSC-68号文件”作为一份国家最高机密文件，直到1975年2月，才出于某种迄今难以确认的原因，由基辛格（当时集国务卿和福特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两个要职于一身）决定正式解密。几个月后，《海军学院评论》（Naval War College Review）以特刊形式刊登了文件全文。[189]

但实际上，该文件自出台伊始，就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人们一直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了解其具体内容。事实上，一些政府要员为了争取舆论支持，经常会就一些重要决策或内部争议对外“放风”，利益集团之间为了相互拆台，也会故意“泄密”[190]，这其实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1957年《盖瑟报告》被媒体披露也属于这种情况）。因此，一些研究者通过采访相关人员、特别是接触过该文件的政府官员，得以掌握了文件的基本内容，60年代初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成果。[191]这些早期研究者们敏锐地意识到，该文件代表了“对美国总体战略态势的新看法”[192]，“就世界新秩序以及美国的作用确立了若干基本假设”。[193]即使在今天，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否同意其中的观点，如果有耐心通读文件全文（译成中文至少有四万余字），都会对其政策考虑之“周全”、内容之完备乃至措辞之精雕细刻，特别是自始至终所流露出的一种强烈的战略“忧患”意识，获得深刻印象。

“NSC-68号文件”无疑是深刻影响战后美国国家安全基本政策的一份关键性文件。它不仅是杜鲁门政府全面扩军的蓝图，也被认为是美国充当全球警察的号角。在尼采本人看来，文件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在整个冷战时期都是行之有效的，其核心就是：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对于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和维护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他坚信，历史证明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公理，尽管威尔逊式理想主义或罗斯福的“一个世界主义”（one worldism）从表面上看更符合美国的外交传统。[194]

然而，尼采等人立足于苏联的能力而不是意图、即从“最坏假设”出发来设计美国战略的做法，在国内同时遭到了左右两派意见的批评。一方面，一些自由派人士和苏联问题专家认为，“NSC-68号文件”的全面扩军方案既不合理，也不必要。只看苏联的实际能力而无视其真实意图，不仅会夸大和扭曲苏联威胁的性质，也不利于冷战气氛的缓和。他们相信，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在于外交而不是军事力量，要避免冷战出现最坏的结果，必须奉行更为和解、合作的对苏政策，而“黩武主义”不仅对外不得人心，对内还将使美国变成一个军事化的“堡垒国家”，有悖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一些美国保守派孤立主义者则认为，“NSC-68号文件”的立场过于谨慎和反应过度了。在他们看来，美国的首要利益是维护本土安全，为了那些最多属于第三等级的利益而在全球投入过多资源是错误和不明智的。而且，核武器比常规力量的威慑力大得多，也便宜得多。建立代价高昂的欧洲前沿防务体系完全是在浪费美国的国家资源。放弃对战略报复力量的依赖，或者说不愿意使用核武器，恰恰表明该战略软弱无力，而无视美国的经济健康，空前提高国防预算，则是不负责的行为。[195]

实际上，在“NSC-68号文件”的起草过程中，其中的基本观点，尤其是尼采等人对苏联对外战略目标的判断，就曾遭到乔治·凯南、查尔斯·波伦等资深外交人士的质疑。凯南认为，“NSC-68号文件”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

把我们的计划和打算仅仅建立在一个潜在对手的能力之上，假定它渴望不择手段地伤害我们，却完全不去考虑对手的真正意图，认为其意图对实际决策来说是无可置疑的。[196]

总的来说，凯南的观点更多地反映了传统自由派对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的不满。例如他主张减少防务开支、推动核裁军，同时厌恶北约、反对研发氢弹、认为遏制战略正在走向军事化。但凯南还有一个重要批评与保守派的观点却非常相似。他认为，应该是由可用的资源或实际能力来决定海外义务与目标的大小，而不是像“NSC-68号文件”那样本末倒置，先设定目标再考虑资源和能力。在他看来，“NSC-68号文件”不仅过于咄咄逼人和具有挑衅性，而且也是极不审慎和不负责任的。美国应该实行重点防御，优先考虑诸如西欧等核心地区或核心利益，如果不分轻重缓急四面出击，处处设防，将导致过度扩张、经济破产或者把自己变成一个“堡垒国家”。[197]

接替凯南任驻苏大使（1953—1957）的波伦则指出，尼采对苏联对外目标优先次序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过分夸大了苏联的扩张意图。苏共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和巩固其国内统治地位；其次是保持对东欧卫星国的控制；最后才是进一步向外扩张。[198]

对于凯南和波伦这些苏联问题专家和职业外交官来说，“NSC-68号文件”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苏联国家力量的结合必定导致对外扩张，这种逻辑是他们难以理解的。乔治·凯南、诺曼·格雷布纳（Norman Graebner）等著名的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苏联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主动发起一场全面战争。

凯南断言，苏联从来没有任何进攻西欧或实施第一次打击的计划（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来自冷战“另一边”的新证据可以否定这一判断），因此，“遏制政策”应主要限于政治领域，美国应当进行的是政治动员，而非军事动员，更不是战争动员。而“NSC-68号文件”把“遏制”推向极端，导致了美苏之间直接的政治与军事对抗，使欧洲陷入全面的政治、军事分裂。总之，凯南反对遏制政策的军事化，认为美国在军事上应主要着眼于应对有限战争而不是全面战争；尼采则更强调苏联军事能力对美国和西方构成的全面威胁，认为美国必须谋求和保持整体军事优势。[199]

格雷布纳甚至批评道，尼采曾经“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而美国则可能错过了可以更早结束冷战、避免军备竞赛节节攀升的若干机会。[200]由于误解了苏联的意图，高估了苏联的能力，尼采以及和他持同样观点的政府官员所奉行的对苏战略，可能最终造成了冷战旷日持久的局面。尼采认为，苏联肯定是朝鲜战争的幕后支持者，而且这是苏联全球共产主义扩张计划的一个步骤。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充其量只能说对了一半。因为，尽管斯大林和毛泽东确实了解朝鲜的计划，在苏联的斡旋下，中国最终也决定予以支持，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所谓苏联“大图谋”（grand design）的一个步骤或组成部分。

自“NSC-68号文件”公开以来，美国学术界的各种批评持续不断。例如，著名冷战史学家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认为，该文件的分析缺乏逻辑上的连贯性，过分强调苏联的军事能力而无视其可能的意图也是错误的。[201]另一位著名学者赫伯特·凯菲斯（Herbert Feis）也认为，“NSC-68号文件”是“对没有得到清楚表述的思想之最笨拙乏味的表述”。[202]萨缪尔·威尔士（Samuel F.Wells Jr.）则宣称该文件是一项“非常不完整和不成熟的研究”，它基于对苏联行为的“最坏假设”，不仅明显夸大了威胁，对苏联军事力量的估计也含糊不清。[203]所有这些批评，都反映了具有政治现实主义色彩的一个传统看法，即通过塑造一个敌国形象，“NSC-68号文件”实际上强化了冷战，从而可能错过了许多更快结束冷战的机会。

这些批评不无道理，但仍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尼采、艾奇逊等众多智力过人、才华出众的美国政治精英，何以会有在批评者看来如此严重的错误认知？

原因错综复杂。但对尼采那一代美国战略精英而言，有两个事实明确无误并且至关重要：一是苏联作为另一个在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与美国有根本区别的超级强权的实际存在；二是核武器作为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实际存在。此外，他们还认为，战后初期苏联的内外行为也难以令人乐观，例如，苏联并未因为战争结束而大规模裁减军队，它很快就承认新中国并与之结盟，它在加紧控制东欧的同时还加强了对西欧、中近东等地区甚至美国的渗透活动，更不要说它还充当了朝鲜战争的“幕后主使”。

总而言之，谁知道一个拥有原子弹，并且看上去不仅雄心勃勃，而且“很不确定”、非常“另类”的超级大国会做什么呢？显然，这是深受美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感所支配的一种典型的美国战略思维：非我族类，难保其心不异。在冷战结束20年后的今天，从许多美国人对他们眼中“强大而又不确定”的中国所产生的种种困惑，仍不难看出这种思维惯性的作用。

可以说，“NSC-68号文件”集中反映了战后以来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或“新帝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既崇尚实力甚至武力，又相信“历史在我们一边”，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按照某些研究者的理解，从根本上讲，“NSC-68号文件”的设计者最担心的并不是与苏联的直接军事对抗，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西方体制的“完整性与生命力”会由于苏联体制的竞争与挑战而逐步被削弱。报告甚至指出，“即使没有苏联，我们仍将面临自由社会如何协调工业化时代日益突出的秩序、安全、参与的必要与自由的必备条件之间的矛盾这个大问题。”[204]因此，作为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NSC-68号文件”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口号和道义旗帜是捍卫“自由”——按照美国政治文化的惯例，当然也可以表述为维护“美国价值观”或“美国生活方式”等政治口头禅，反正意思都差不多。

在冷战格局下，要弄清楚苏联的确切意图当然并非易事，苏联社会的封闭性无疑也使这一点变得更加困难。在尼采及其战略同道看来，即使在冷战的早期阶段，也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苏联会改变其行为模式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因此，有理由将美国的战略建立在对苏联意图的最坏假设之上，而不是苏联的实际能力之上，何况，苏联现有的实力已经足够对西方造成伤害。简言之，鉴于苏联与西方在众多战后问题上的纷争，以及苏联在国内和东欧地区的作为，单凭良好的愿望是冒险和不审慎的。而凯南所代表的战略观念要比这更为复杂。凯南相信，在苏联集团内部，变革的种子将不断生长，并最终开花结果。西方应该做的、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设法培育它们。在这个问题上，尼采和凯南这两位最长寿的“冷战老人”争论了30年。有趣的是，凯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只字不提“NSC-68号文件”，似乎这份文件根本就不存在。尼采的战略信条是“依靠实力求得和平或安全”（里根政府后来也提出“以实力求和平”的口号），而“实力”在他看来主要意味着军事实力，而美国意识形态或美国“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与优越性是不言自明的，因此“NSC-68号文件”虽然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但主要是为了说明美国奉行冷战强硬政策的正当性。这与杜勒斯的理解大不相同。杜勒斯所说的“西方实力”，既包括物质力量，更包括思想、精神与意识形态因素，并且强调意识形态竞争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尼采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

在“实力”与“外交”的天平上，“NSC-68号文件”显然更倚重前者。因此许多批评者认为尼采等人过分强调了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轻视外交、谈判的作用。对此，“NSC-68号文件”的支持者以及“NSC-68号文件”本身的解释是，成功有效的外交必须建立在实力基础上，换言之，外交谈判需要考虑时机和条件，只有在全面提升和完善西方的防御体系、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与安全处境之后，才有可能“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从而迫使苏联“放弃目前的行动路线、谈成可接受的协议”。[205]

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NSC-68号文件”之所以提出扩军，是因为其设计者估计在1954年某个时候将会与苏联发生一场战争。尼采后来辩称，这是对该文件的误读。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他们作出的判断是，如果美国不能在苏联实力增长的同时采取相应的制衡措施，危险将在1954年“最大化”，因为苏联将在这一年拥有足够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从而对美国构成重大甚至难以承受的破坏性威胁。但他们并不认为苏联已经设定具体的日程，决定在某个特定的日期或时间发动攻击。苏联的战略原则实际上是相当灵活的，尽管它相信共产主义将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却无意去规定或预测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时间。

对“NSC-68号文件”的另一个常见批评，是认为其措辞过于严厉和强硬，观点固然明晰，但过于简单化，将东西方关系描述为黑白分明、正邪势不两立的状态。它将世界一分为二，即西方“自由”社会和东方“奴役”社会，而事实上，按照美国的民主标准，在苏联集团之外称得上“自由”的国家为数甚少，许多亚非国家尚未摆脱殖民统治，在拉美地区，权威主义的右翼政权还很盛行。不仅如此，共产党国家也绝非文件所描述的那样铁板一块。南斯拉夫已经开始闹独立，艾奇逊等美国决策者甚至预期，中国迟早也会对苏联在远东的势力扩展表示不满。然而“NSC-68号文件”却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在莫斯科的统一号令之下，并且与西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206]

尼采自己后来也承认，“NSC-68号文件”的措辞“听起来有些极端”。[207]例如，关于美苏“冲突的性质”，文件如此总结道：“因此，事与愿违，自由社会发现自己受到苏联体制的致命挑战。没有任何其他价值体系与我们的体系如此彻底的势不两立；其摧毁我们的目的如此难以调和；如此善于利用自由社会本身存在的那些最危险、最不和谐的倾向；如此娴熟、有力地到处激发起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也没有什么体系像它那样拥有一个强大的并且不断发展的军事力量中心的支撑。”[208]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NSC-68号文件”既有理性的分析，也非常情绪化。“它要应对的是此前美国从未遇到过的一个问题：一个对手的崛起。它看上去野心勃勃，它信奉一种声称历史潮流在自己一边的意识形态，并且打算动用庞大的资源来实现这些野心。”[209]

艾奇逊与尼采等人都深谙美国政治的运作规律。“NSC-68号文件”的“情绪化”与“非理性”言辞，还有其实际用途。看看艾奇逊是怎么说的：

“NSC-68号文件”的目的，就是要对“政府高层”的集体思维来一个当头棒喝，以便使总统能够做出决策，并且使决策能够得到贯彻。[210]

这个“决策”的实质，就是要让美国全面重新武装，以便充当全球警察。[211]为了让行政部门官员、国会议员和普通民众都相信承担更大经济代价、在防务领域投入更多国家资源的必要性，夸大其词乃至危言耸听，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政治策略。何况杜鲁门政府当时正面临着罗伯特·塔夫脱为首的共和党人的不断攻击。与此同时，“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正好也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泛滥。60年代初关于“NSC-68号文件”的一项重要早期研究成果就已经指出，尼采之所以夸大苏联的军事威胁，是“希望意见领袖们能够做出与这种威胁相称的反应”。与尼采一样，艾奇逊更感兴趣的是文件的论战价值而不是其实际合理性。他们显然是想借此挑战他们认为必须做出调整的现行政策。[212]用艾奇逊的话说，尼采等人的评估报告必须写得“比事实本身更清楚”，“要有效表达一种观点，修饰或限制条件必须让位于简单明了，细枝末节与微言大义必须让位于直截了当、甚至毫不留情”。[213]总之，夸大苏联对西方的安全威胁与敌对意图，是一个一箭双雕的策略，既可以促使杜鲁门政府痛下决心，抛弃原来的预算控制承诺，又可以应付极右势力关于杜鲁门政府反共软弱无力的指责。[214]

不过，对于另一种批评，即“NSC-68号文件”要求美国彻底改变现行战略，尼采却认为是一种误解。他辩称，恰恰相反，报告要求进一步肯定和强化此前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即1948年4月出台的NSC20/4文件所确立的对苏战略。实际上，由凯南主持设计的20/4号文件，已经指出了苏联威胁的严重性并且建议做好“及时、充分的准备”，以应对苏联在国内外所采取的可能威胁美国安全的行动步骤。“NSC-68号文件”建议作出的一个主要政策变化，是提高应对近期冷战事态发展的力度，针对苏联能力的显著增长，加强美国和西方的军事能力。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政策主要还是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加强经济援助，依靠北约实现集体安全，并辅之以对盟国有限的军事援助。这些措施在尼采看来是远远不够的。但他强调，提出扩军建议并不等于美国及其盟国要在军队人数或坦克数量上与苏联旗鼓相当，也不等于完全否认谈判的必要性或者认为战争的爆发已经迫在眉睫。总之，面对苏联显而易见并且可能日趋严重的威胁，“NSC-68号文件”的政策建议不过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反应。[215]

尼采的辩解并非毫无依据。“NSC-68号文件”所表达的并非艾奇逊和尼采等少数人的意见，实际上，它不仅反映了美国朝野的冷战共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了华盛顿政治精英在对苏战略观念上的强硬趋势。其中不少人与艾奇逊和尼采一样，都有很深的“慕尼黑情结”。正如艾奇逊的传记作者加迪斯·史密斯在一篇书评中所指出的：

艾奇逊和杜鲁门这代人认为，当希特勒首次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是一种威胁时才去阻止他已经太迟了。早在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前，就应该通过做好高水平的军事、经济与技术准备来遏制他。因此，必须采取代价昂贵且一以贯之的措施来遏阻未来的主要敌人——俄国正好是一个很方便的例子。如果有必要让国会和公众感到恐惧，从而愿意为此买单，那就不妨这样做。

当然，艾奇逊及其追随者并不认为俄国的威胁已近在眼前，下个月或者下一年就会发动进攻。他们有长远考量，把自己想象成人类（亦即盎格鲁—欧洲—美国）文明的卫士。他们在一战期间已经是年轻人，在二战期间已成为中、高级官员，因此知道怎么办。他们崇尚军事实力。他们把经济实力视为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他们相信，没有压倒性的实力地位，外交不过是绥靖的代名词，而一旦拥有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外交也就没有必要了。[216]

史密斯认为，这就是“NSC-68号文件”的设计者及其支持者们所持有的一种世界观。

实际上，对于“NSC-68号文件”，还有另外两种看法值得注意。一种是对美国冷战政策总体上持批评立场的修正派学者的观点。另一种当然就是“NSC-68号文件”的支持者和辩护者的观点。

著名修正派外交史学家沃尔特·拉菲伯认为，美国是冷战的发起者，“NSC-68号文件”的目的不过是要确立或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确保海外市场，推广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美国“毫不犹豫、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独立承担“自由世界”防卫责任的根本原因。[217]有人甚至指出，“NSC-68号文件”实际上是对美国全球干涉主义的一种“委婉表达”，它显然是想把捍卫“自由世界”作为美国全球颠覆活动的一张“特许状”。总之，美国的冷战政策更具有侵略性，也更加阴险狡诈，“NSC-68号文件”不过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218]

相反，“NSC-68号文件”的支持者们认为，尼采等人的建议是对苏联威胁的合理反应。尽管这确实意味着美国的政策转变，甚至导致国防体系与军事机器的急剧膨胀，使美国逐渐成为一个“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219]，但苏联当时的言行以及冷战的后续进程表明，西方通过扩充军事实力来遏阻潜在的侵略者，确保自己的生存与安全，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即使不是唯一必要的策略，但肯定是最关键的一项举措。[220]不难理解，支持者们大多不过是在重复“NSC-68号文件”本身的论述逻辑，而所谓“正统派”外交史学者的观点，本质上也是如此，在此无须赘述。

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初，艾奇逊和尼采所代表的冷战观念在决策层已经成为主流，凯南之类的“异议人士”不仅寥寥无几，而且已经边缘化。然而另一方面，尼采与凯南的战略主张尽管有所不同，但在基本目标上却并无分歧，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221]在起草“NSC-68号文件”时，尼采及其政策评估小组确实借鉴了一年前由凯南主持设计的NSC20/4号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的许多重要内容。例如，20/4号文件不仅重申遏制战略的基本原则，也曾强烈要求建立和“尽可能长久保持一种军事准备态势以遏阻苏联侵略”。[222]“NSC-68号文件”本身也并未否定遏制战略的基本原则，认为“遏制”就是运用“除战争手段以外的一切手段”来实现三个目的：“其一，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其二，揭露苏联伪装的虚伪面纱；其三，促使克里姆林宫收缩其控制与影响范围；其四，在总体上进而在苏联体制内部培育毁灭的种子，从而使克里姆林宫至少修改其行为，使之更符合普遍接受的国际标准。”[223]但文件紧接着就强调，这项政策的核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拥有全面的实力优势，因为这不仅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也是实施遏制政策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224]而且，所谓全面军事优势与强大军事态势，既包括核力量，也包括常规力量。其中的逻辑是，美国既要通过战略核威慑来阻遏核战争，也要能够应付拥有常规优势的苏联所发起的各种局部战争或有限战争，如果仅仅依靠核报复力量而没有充足、灵活的常规战争能力，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战略困境：面对苏联的战争挑衅与战争行为，要么妥协投降，要么“自杀”，即诉诸全面战争。

显然，就各种对外政策工具的比重而言，尼采等人比凯南更加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如果说此前美国的遏制战略主要强调的是政治和经济手段，“NSC-68号文件”则要求美国和西方重振军备，以防苏联诉诸武力。这使得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发生了一个巨大转折，即在和平时期保持前所未有的巨额军事预算，维持庞大的国防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Scoop”Jackson）认为，“NSC-68号文件”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次全面表述”。[225]以“NSC-68号文件”为开端，此后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每年都要提出一个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而关于军事准备的论述始终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