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有待重估的思想遗产

尽管尼采是战后以来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影响最深刻、最持久的少数几位政治人物之一，但他从来不是什么耀眼的政治明星。他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幕后人物，而且是20世纪美国外交史上最典型的幕后人物。不仅国外公众对他知之甚少，许多美国人对他的了解也与其实际影响极不相称。尽管尼采在政府任职的时间远比凯南要长久，甚至比任何战后政治家都更长久，对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影响之大，也很少有人能够与之比肩，但除了一些零星的论文或著作中的相关片段，学术界有关尼采的专门著作，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只有三种。

第一本著作是史蒂文·里尔登的《美国战略原则的演变：保罗·尼采与苏联的挑战》（1984）一书。[47]此书篇幅很短，尽管不乏许多真知灼见，但对尼采作为美国冷战外交权势集团成员的漫长政治生涯，只能提供一个粗略的概述。例如对于最重要的杜鲁门时期，该书只有20页的篇幅，因此即使是对影响深远的“NSC-68号文件”的讨论，也只能点到为止，难以全面揭示尼采在美国安全战略决策中的作用。

第二本著作是新闻记者兼外交官塔尔博特撰写的《博弈大师》（1988）一书。[48]作者表示该书试图通过对尼采政治生涯的研究来评述“核时代的历史”，从形式上看内容也涵盖了杜鲁门至里根时期，但为了揭示和突出美国军控政策形成的复杂背景，卡特和里根政府的内部分歧成为讨论的重点，尤其是对1980年以后的核军备控制问题及其与美国安全战略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对于“NSC-68号文件”的由来以及朝鲜战争期间的战略决策等重要问题，作者仅以四页的篇幅草草了事。

第三本著作是戴维·卡拉汉的《危险的能力：保罗·尼采与冷战》（1990）。[49]此书对杜鲁门时期的论述最为详尽，从而弥补了前两书的不足。此书的另一个特点是采访了许多尼采的同事或同代人，从而就尼采与凯南、波伦等人的关系以及尼采参与政策设计的过程，提供了许多重要细节。此外，该书最有价值的内容，是深入讨论了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战略调整与“NSC-68号文件”之间的联系，以及美国政府内部围绕苏联的能力与意图这个关键问题所展开的战略争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乔希·厄谢尚未出版的博士论文，题为《保罗·尼采与美国冷战战略（1949—1953）》（2005）。[50]此文针对相关研究的不足，同时考虑到“NSC-68号文件”的重要性，专门研究杜鲁门时期。由于是较新的研究，因此能够利用更多新近开放的档案文献，包括国务院政策设计室的文件以及尼采的个人文件。由于论文仅仅研究尼采漫长政治生涯的一个阶段，尽管或许是最重要的阶段，自然难以满足人们的期望。

很显然，相对于凯南等许多分量或轻或重的人物所得到的重视而言，对尼采的研究还远不够充分。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有几个明显的事实多少可以帮助解释这种现象：首先，尽管尼采长期从事政策设计，既为民主党政府服务，也为共和党政府效力，并曾担任过诸多要职，堪称政坛“不倒翁”，但他毕竟从未获得过任何“内阁”职位，更不要说国防部长或国务卿这两个军事、外交领域最显眼的职务。这一方面是因为机缘不凑巧，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他敢想敢干、心直口快的个性有关。他的能力和影响力也远远高于其担任过的职位，而权力格局很讲究平衡，也许有些人（特别是那些缺乏足够自信而又把权力当作目的的人）认为他在幕后比在台前更能发挥作用。他本人对此却一直引以为憾。其次，与前一个原因有关，他很少在公众场合充当美国政策的发言人或权威解释者，比如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所扮演的那种角色。最后，尼采平生的得意之作——“NSC-68号文件”——直到1975年才正式解密，而国际大气候此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东西方领导人的政治口头禅已不再是“冷战”，而是“缓和”，或者用一位著名外交史家的话说，“冷战正在放假”[51]。因此，该文件所倡导的战略思想至少从表面上看已不合时宜，也不大可能像35年前那样，对某些美国人产生所谓“振聋发聩”的效果。而即便是这份至关重要的政策文件，严格地说也是“集体智慧”的产物，与冷战时期的另一份著名文献，即凯南以个人名义撰写的“长电报”，性质大不相同。[52]

不过，外在的光环与一个人的思想深度并无必然联系，政治人物的实际影响力也未必总是与职位高低成正比。尼采这类看上去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并不十分显眼，却对本国政策和世界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显然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实际上，有关战略与外交决策人物的研究长期以来也是我国的冷战史或美国对外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

本书的主题是，立足于冷战和核时代这个基本背景，探讨尼采的战略思想及其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首先是因为，作为一名典型的“策士”或智囊型人物，尼采主要关心的是一些战略层次的问题，主持或参与设计的政策文件也大多涉及美国的安全战略——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战后美国在战略与外交领域的“总体思路”和“长期计划”，而不是短期的策略或具体的战术。总之，他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家或国务活动家，也不是具体政策的执行者，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略家。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安全环境，与过去相比有一个根本变化，那就是人类已进入核时代。这是否意味着战争、战略乃至政治本身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至今无法确定，但毫无疑问，任何国家在制定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时都不得不考虑这个基本事实。而且，尼采本人在政府的工作职责也主要涉及与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有关的战略与安全问题。

总之，本书并非一本全面的人物传记，也不是有关美国核战略的专门研究，而只是从保罗·尼采这位见证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介入了冷战全过程的美国战略家和政策设计者入手，集中探讨核时代条件下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53]，包括其演进历程、基本特征、成败得失及其国际背景与国内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根源。

因此，在内容上，我们将把重要人物和重大议题联系起来，即以尼采这位美国冷战“外交权势集团”中的“常青树”为线索，研究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脉络，特别是其中所出现的重大战略调整以及美国决策者在应对各种重大国际危机时的主要关切、决策过程、决策机制与行为模式。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在遵循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尽可能充分利用各种第一手外交档案文献的同时，作为一种新的尝试，还借鉴了战略史与战略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在展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过程的同时，注意揭示有关决策者的政治哲学、安全观念与战略思想及其所反映的美国政治文化与战略文化传统。

在更为宏观和长远的现实关切上，则着眼于中国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的前景，尝试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为此将着重思考和探讨一个迄今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即战后美国世界性领导地位（全球“霸权”或世界性“帝国”）的确立、巩固或维系与冷战的形成、展开、转型和终结之间具有何种联系，以及战后各个历史时期，尼采等几代美国战略精英如何确定国家利益轻重缓急次序、判断内外威胁与挑战、评估自身能力并做出战略选择，以达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确立、巩固或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目的。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重要，乃是基于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与结果，是美国全球性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当苏联及其集团瓦解、冷战结束时，美国不仅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政治、军事与经济超级强国，“美国生活方式”“美国式民主”更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话语；而后冷战时期美国这种独一无二的超强地位，尽管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但总的来说主要是在20世纪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同时，与后冷战时期美国世界性领导地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的反应方式有关的许多基本问题，就其历史根源而言，大多也是在冷战时期孕育或形成的。不言而喻，美国的世界地位及其对外战略与对外行为，对当代国际体系与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