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后美国政坛“大佬”

尼采作为战后时期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和政策设计者，其经历和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战争后期参加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the U.S.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USSBS）的工作。正是通过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尤其是广岛和长崎）的实地考察，以及与战争各方许多政治、军事领导人的直接交流，他开始全面、深入地思考核时代的战争与战略问题。

1946年，尼采进入国务院，参加了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的政策设计和实施工作。1950年，遏制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乔治·凯南离开国务院，尼采继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Policy Planning Office）主任，深得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任和支持（艾奇逊曾称尼采为“华尔街操盘手”[35]），主持制定了著名的“NSC-68号文件”，并先后参与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包括研发氢弹、朝鲜停战谈判以及对伊朗的政策。但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他很不情愿地被迫离开。肯尼迪时期，他又回到政府，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国防部的国际安全事务办公室素有“五角大楼的国务院”之称，作为该部门负责人，尼采是肯尼迪在安全政策方面的主要顾问之一，直接参与了有关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

约翰逊政府时期，尼采先后担任海军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他一开始就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持怀疑和批评态度。但在1965年他对约翰逊的战争升级政策并没有坚决抵制，面对愈演愈烈的反战抗议活动，尼采作为国防部副部长最初也只能为五角大楼的战争政策辩护，并且参与了对越南实施战略轰炸的政策设计。但他后来又主张美国应单方面停止轰炸，并尝试进行谈判以便尽快脱身。

1969年，尼采作为尼克松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美苏军控谈判。1972年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Ⅰ），达成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的协议以及有关防御性武器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尼采是主要谈判者之一。事实上，美苏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达成的四个主要军控协议，其中都有尼采的功劳。尼采最初也参与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Ⅱ），但在1974年夏，即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前不久，尼采已因故辞去此项工作。

1976年，即福特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尼采是所谓“B组”（Team B）的主要成员。这是一个由非政府人士组成的专门评估美国情报资料的研究小组。该小组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正在全力谋求对美核优势，美国面临的危险正在显著增长。这个结论当时曾遭到许多人的质疑。

卡特上台时，尼采已经离开政府。在卡特时期他始终没有参加政府工作。这个时期他是“当前危险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的重要组织者和核心成员。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冷战强硬派，他们的目的是开展院外游说活动，反对卡特政府的军控政策。这使得尼采与许多参与制定这些政策的朋友和同事发生了冲突。尽管尼采在尼克松时期参加了美苏军控谈判，此时却带头反对最终达成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他在军控问题上的立场变化太大，结果国内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批评他。他直来直去、口无遮拦的性格，也常常令一些朋友感到尴尬。他坚决反对过去的同事保罗·沃恩克（Paul C.Warnke）担任卡特的首席谈判代表，而且在听证会上言辞尖刻，称沃恩克的观点“古怪”“愚蠢”“武断”“不合逻辑”“异想天开”，完全无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36]不过这番令人大跌眼镜的攻讦并未奏效，沃恩克最后仍然如愿以偿。著名新闻记者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因此在《博弈大师》这本传记中写道，“在政府之外时，尼采是军控问题上的一个麻烦，一个毫不留情的绊脚石，对那些试图推动军控进程的人而言，他有时甚至是一位人格杀手（charac-ter assassin）；在政府之内时，他往往又成为解决问题的一股力量——一位顽强的谈判者、富于创新精神的交易人、敢作敢为的斗士和值得信赖的政策顾问”。[37]

在里根时期，尼采是总统和国务卿的军控事务特别顾问，深得里根总统，尤其是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的信任。尼采总是能够用清晰、简洁的方式来表述复杂的政策问题。这在有关战略防御倡议（SDI）的内部争论过程中再次得到证明。尼采仅用一页纸的篇幅，便将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之间应有的关系阐述得清清楚楚。1985年1月，美苏重新启动军控谈判，里根给舒尔茨下达了一份16页的秘密指令，其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尼采那份简短的报告。[38]

1985年11月7日，里根向尼采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这是授予文职人员的最高荣誉。里根在致辞中说，尼采长期服务于国家最高决策层，在马歇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过“核心作用”，是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设计师”。自70年代以来，他致力于国际和平与全球战略平衡，在制定美国的军备政策方面发挥过“特殊作用”。“他一向精明能干，却从不挑剔挖苦；学识渊博，却从不迂腐；高贵威严，却并不古板乏味；始终满怀希望，却一贯审慎务实。”里根还特别指出，尼采在政府任职时，总是力求确保政策路线的正确性，一旦他发现事情的发展方向不对头，他就在政府之外呼吁民众提高警惕。[39]无论有意无意，这显然触及到了尼采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备受争议的特点：在政府之内他是积极的合作伙伴，总是全力支持现行政策，一旦下台（无论是主动离开还是被动下台）就使劲唱反调，是个毫不留情的政策批评者。[40]而且，对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政策及其制定者，例如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尼采往往评价甚高；相反，作为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批评者，他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等人总是颇有微词，甚至不无偏见。但这与哪个党派执政似乎并无必然联系，因为尼采并无明显、一贯的党派立场。据尼采自己统计，他一共进出政府9次，通常是在民主党政府内任职，一旦共和党上台他就下台。不过这个惯例有两次重要例外，一次是在尼克松时期，另一次是在里根时期。[41]

2004年4月17日，巴斯钢铁公司举行仪式，将一艘美国海军最新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命名为“尼采”号。在世时便获此殊荣者，美国历史上只有8个人。尼采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Elis-abeth S.“Leezee”Porter）出席了仪式，并在驱逐舰船艏打开一瓶香槟酒，作为驱逐舰被正式命名的象征。尼采的传记作者塔尔博特事后在一次会议上赞道：“‘尼采’号就像尼采本人一样，瘦削、快捷、机敏，拥有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电子设备，武器装备攻防兼备，完美无缺”。[42]

根据当时美国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的新闻报道，尼采在担任海军部长期间的“众多成就”包括：提高了军内对服役生活质量的注意，建立了第一个人事政策委员会，延长了指挥官的假期并提高了他们的岗位工资。其实，这样的“政绩”，放在尼采的政治履历上，简直微不足道。

尼采漫长的公职生涯，有许多成绩可圈可点，但其中最著名的是两件性质几乎相反的事情。其一是1950年尼采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期间，主持制定了美国的冷战战略蓝图“NSC-68号文件”，其中鼓吹“迅速、持久地加强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以便与苏联的实力抗衡。在尼采看来，为了从苏联手中夺取主动权并与之对抗，用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自由世界有足够的决心和能力摧毁克里姆林宫按照自己的意志主宰世界的计划”[43]，在和平时期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全面动员是完全必要的。这份文件堪称冷战时期最重要、最著名的一份政策文件，对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一些反映美国战略文化特色的基本信条，至今余音犹存。

第二件事发生在1982年7月，作为美苏中程核力量（INF）谈判的美方首席代表，尼采与其谈判对手、苏联大使尤里·克维钦斯基（Yuli Kvitsinsky）在日内瓦提出所谓“林中散步”（walk in the woods）方案，试图打破美苏在欧洲中程核导弹问题上的僵局。尼采未经授权便擅自与苏联代表达成妥协，使华盛顿的保守派大为恼火，以至于里根最后不得不拒绝该方案。当然，苏联也没有接受。但这个大胆的尝试，表明尼采——或者不如说历史——已经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尼采本人过去在许多人眼里也是个保守派，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在美国引起一阵骚动，成为许多文章和演讲讨论的主题，以此为题材的一部剧本在1988年甚至还得了美国戏剧奖（the American Thea-tre Critics'drama award）。所谓“林中散步”方案，即建议美苏通过综合性的一揽子协议销毁中程核导弹。尽管这个方案在当时由于过于极端、“超前”而被双方政府所否定，却为后来的谈判奠定了基础，五年之后这一目标得以实现，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签署的条约与之非常相似。

概括起来，从罗斯福到里根时期，尼采担任过除卡特时期以外历届总统的政策顾问或政府成员。他担任的职务包括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海军部长，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控谈判代表，无任所大使，总统与国务卿的军控事务特别顾问。除了他所熟识并为之服务的战时和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他在华尔街、美国政府乃至国外的商业伙伴，顶头上司、下属或同僚，朋友、政敌、战略论辩对象或谈判对手，都是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例如，华尔街的银行家克拉伦斯·狄龙、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后任国防部长），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迪安·艾奇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乔治·舒尔茨，战略思想家、政策设计者或外交家威廉·克莱顿、查尔斯·波伦、乔治·凯南、亨利·基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以及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东西方各国主要政治领导人和外交家。他既是美国对苏基本战略（“NSC-68号文件”）的主要设计者，从而直接推动了冷战的军事化，又是美苏军控协议（而这恰恰是冷战非军事化的结果）的主要谈判者。作为东西方冷战全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尼采在美国外交和世界事务方面的丰富经历，在20世纪几乎无人可比。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回忆录中称，尼采是他见过的最称职的政府官员，几乎参与了冷战时期的每项重大决策，是一位传奇式的政治家，“一部冷战的活历史”。[44]

尼采出身名门，受教于名校，起家于华尔街，本身是个大富翁，且社会关系非常广泛，属于东部权势集团以及传统华盛顿权势集团的成员。在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尼采在许多关键时刻都处于华盛顿决策圈的核心，主持设计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文件，是20世纪美国政坛少见的“常青树”和“大佬”级人物，政治影响力可谓经久不衰。这些事实足以表明，他比乔治·凯南这类人物更能适应美国的政治生态，其政治理念和政策思想属于主流派。熟悉尼采的人都承认，他不仅比凯南等人担任公职的时间长得多，也更具个人魅力。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在2004年SAIS成立60周年庆典上发表讲话时回忆道，当自己还是一位军队将领时就曾亲身体会到，尼采对他周围的人有一种非凡的感召力，“俨然如摩西再世”。[45]尼采的苏联谈判对手萨维里耶夫（Alekandr Savelyev）甚至说过，“尼采简直就是一个神，只不过不是我们的神”。[46]

总之，美国人有理由认为，尼采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最受尊重的决策者”之一。在美国，政治、外交与战略思想界的精英人物，通常还被称为“智者”。尼采就被认为是战后美国屈指可数的几位老资格的“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