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华尔街到华盛顿

1928年，尼采大学毕业，与许多同代人一样，他也把从商视为走向成功的正途。他先是在一家包装公司做成本会计。当他觉得自己的会计知识已经够用，便决定跳槽。尼采的父亲有位朋友是一家经纪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他愿意出路费让尼采替他去欧洲考察投资环境，如果调查报告言之有物，还会另付酬金。为便于开展工作，尼采请许多人写了推荐信。其中一位推荐人便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狄龙-里德公司的老板克拉伦斯·狄龙（Clarence Dillon）。在与狄龙会面时，尼采还认识了该公司的另一位合伙人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即后来的国防部长（1947—1949年）。这两人都是尼采命中的“贵人”，一个教他如何赚钱，一个带他进入政界。尤其是狄龙，对青年尼采的影响非常深刻。在尼采的印象中，这位前辈和引路人不仅非常睿智、严谨务实，而且很有决断力和行动力。[21]

1929年，尼采在巴黎、柏林等地盘桓了八个月。在即将回国之前，他意外地首次“访问”了苏联。原来，他在柏林碰到了那位大学时的“生死之交”温思罗普。这两人凑到一块儿总会有惊人之举。他们决定忙里偷闲，去芬兰北部的伊纳里湖一带滑雪。当时那里大部分地区荒无人烟。他们打算去北部小城皮查摩（Petsamo），即后来苏联的贝辰加地区（Pechenga）。那几日天色阴沉，连降暴雨。因为不通火车，他们在雨中走了三天，结果迷失方向，居然走进了苏联境内而浑然不觉。按照尼采的说法，如果不是碰上一位好心的俄国渔民给他们指点方向，叫他们赶快撒腿逃跑，两人大概只能在苏联监狱里度过余生了。[22]

1929年10月初，即“黑色星期四”（24日）股市大崩盘，大萧条降临前夕，尼采应狄龙的邀请进入狄龙-里德公司工作。当时各家公司拼命裁员，有出无进，他很可能是萧条时期的若干年里华尔街雇用的最后一个人。而狄龙-里德公司则是30年代华尔街效益最好的公司之一。

1932年，尼采与菲莉丝·普拉特（Phyllis Pratt）结婚。这段婚姻延续了55年，直到1987年菲莉丝病逝。[23]菲莉丝的父亲是美孚石油公司合伙人，母亲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国会女议员之一。这样的长辈，通常会让初次登门的小伙子心里发毛，但尼采是个例外。他当时只有25岁。尼采对大萧条的根源有自己的见解，根据自己在华尔街的亲身体会，他认为这根本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因为缺乏偿还能力，而这是全球金融业过度竞争、盲目追求资金流动性所致。他不仅在长辈面前高谈阔论，甚至当着未来岳母的面与一位贵客、英格兰银行总裁争辩。这种直率甚至鲁莽的性格，差点让婚事泡汤。

这个时期，命运之神对尼采格外眷顾。1935年，尼采与朋友一道建立了一所药物实验室，并获得了几位法国科学家开发的一种新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独家销售权。实验室后来还推出了许多畅销产品，因此大赚其钱。尼采也很快在经济上自立起来。

尼采显然赞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反对胡佛的经济政策。在1932年总统大选中，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支持罗斯福的新政构想。其中一些人甚至成为罗斯福竞选班子的成员。

1937年春，尼采夫妇在欧洲度了一次长假，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尼采目睹了德国的反犹活动，并“有幸”聆听过希特勒在慕尼黑和罗腾堡等地大型群众集会上发表的那些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在尼采看来，希特勒讲话岂止是慷慨激昂，简直就是在咆哮。德国人在其鼓动下，就像在精神上打了安非他命一样，出现了亢奋、欣快、自信、妄想等集体精神症候，变得肆无忌惮，哪怕与整个世界抗衡！他在巴伐利亚所见到的那些年仅十六七岁的希特勒青年团（Jugendkorps）[24]成员，一个个身强体壮、相貌端正，却极其冷酷、傲慢，目空一切，令人不寒而栗。[25]尼采此时想到了极权主义——以及战争。他感到，巨大的危险正在降临人间，“在世界的总体气氛中，有某种东西正在被扭曲”[26]。而问题是，人们该怎样应付这场日益迫近的危机？历史的进程到底有无规律可循？

抱着这些疑问，回到纽约后他便开始寻求答案。他再次研读六年前就读过的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企图从中获得某些启示。尽管施本格勒关于专制政体在国际竞争中比民主政体有更多选择和更多灵活性的观点令尼采印象深刻，但施本格勒的学说似乎并未帮他搞清楚当前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反倒令他更加困惑。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他感到有必要回到学校再读点书。

他辞去了狄龙-里德公司的工作，一家人搬到波士顿。尼采在哈佛大学注册，成为社会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同时辅修哲学、宪法和国际法课程。一年下来，他的社会学知识大有长进，哲学略知一二，法律依旧陌生。但阅读施本格勒所产生的疑问——未来的趋势以及人类影响未来的途径究竟如何——虽然仍无确切答案，似乎也理出了一点儿头绪。尼采在哈佛大学结识了一些公开反对苏联模式的著名学者，其中包括俄国流亡者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尼采选修了索罗金讲授的社会学课程，并以施本格勒为论文主题。这些人不仅把苏联体制视为沙俄专制统治的继续，还宣称苏联比西方国家更容易动用一切必要手段，尤其是暴力手段来实现国内外统治目标。这种观点与施本格勒的学说不谋而合，进一步加深了尼采对苏联模式的反感和对纳粹德国的担忧。自此，一个关键问题终生萦绕在尼采心头：在一个极权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界上，美国的生存之道何在？[27]

1938年，尼采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公司只有三个人，他自己外加一名副手，一名秘书，却办得很成功。不过工作也很辛苦。他一度受链球菌感染，身体每况愈下。最后，他感到自立门户不但压力太大，对健康也不利，于是又回到狄龙-里德公司。此时狄龙已经让詹姆斯·福里斯特尔担任公司总经理。不久，尼采也升任副总经理。

1939年9月1日，德国正式入侵波兰。尼采此时正在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深处父母的“永春农场”（the Constant Spring Ranch）里。他闻讯立即启程回纽约。到达纽约时，美国已经宣布中立。作为德裔美国人，尼采对希特勒上台初期德国的状况喜忧参半。对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及大萧条的背景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和军力优势，他不仅印象深刻，而且还有几分佩服。但希特勒所采取的种种极端措施，又与自己所信奉的自由民主原则格格不入，这令他深感忧虑。不过，到1939年为止，尼采仍然认为美国应该奉行中立政策。

1940年4月9日，德国军队越过了丹麦国境。德军的闪击战在几周内就瓦解了低地国家的抵抗，英国军队被赶出欧洲大陆，法国被迫投降。法国和波兰已然败亡，英国军队受到重创，而苏联至少名义上还是希特勒的盟国，这一系列事态让尼采大为震惊，他甚至开始怀疑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打败希特勒。他特意就此请教自己的老板狄龙。狄龙认为，战争形势虽然极其严峻，但并非毫无希望。因为，坦克、飞机所体现的生产能力和现代技术对于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从长远看，底特律的生产能力将超过德国的鲁尔地区。关键是英国能否挺住足够的时间，以便美国实际上占优势的生产能力能够转化为军事力量。狄龙的看法使尼采大受启发。[28]

尼采在华尔街如鱼得水，加上娶的是富家千金，30出头就已成为百万富翁。虽然财富并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但在商业社会，财富肯定是“参与和影响世界事务”的本钱。机会很快就来了。

1940年夏，罗斯福总统为了加强政府与商界的联系，经国会授权，任命福里斯特尔为他的六位特别行政助理之一。福里斯特尔则邀请尼采担任自己的秘书。但这份工作并无政府俸禄，尼采实际上仍在狄龙公司领取薪水。用尼采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以这种“完全不合法”的方式[29]，开始了在华盛顿的政治生涯。

在华盛顿，尼采与福里斯特尔住在一栋房子里，并在那里结识了托马斯·科科伦（Thomas G.Corcoran）、本杰明·科恩（Benjamin V.Cohen）以及《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负责人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ck）等人。前两人都是白宫的核心人物，也是罗斯福新政的主要设计者。

罗斯福最初给福里斯特尔指派的工作是处理有关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事务。福里斯特尔和尼采发现，当时在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领导下的国务院，根本没有从事地区战略和政策设计的组织机构。于是他们建议设立一个直接对总统负责的美洲事务协调人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这个方案得到了国务卿和总统的支持。罗斯福最后选择了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主要理由是洛克菲勒曾为其提供过25000美元的竞选资助。福里斯特尔和尼采本想让威廉·克莱顿（William L.Clayton）出任办公室主任，但罗斯福认为克莱顿过去与一些反对新政的商业组织关系密切，而且据说在1940年总统大选中曾赞助过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因此只勉强同意让他担任副职。罗斯福戏言，这是看在克莱顿夫人曾为自己提供一万美元竞选资助的份上。美洲事务办公室于1940年8月正式成立。尼采本人在1941年夏曾一度担任洛克菲勒的金融事务助理。在此之前，他还临时参与1940年征兵法的起草工作，并得到乔治·马歇尔将军的指导。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的国内气氛骤变，战争动员成为当务之急。经罗斯福批准刚刚成立不久，由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领导的经济防卫局（the Economic Defence Board）很快改名为经济战争局（the 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这个机构的职责是筹集和分配各种战争资源，并掌控各种战略资源的进出口事务。尼采此前已进入该机构，并于1942年成为其中一个部门的主管，主要工作是负责制定和实施有关在全球范围内获取金属和矿物等战略物资的政策。在战争期间，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尼采也因此成为协调罗斯福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枢纽人物”，其言必有据、精打细算的风格还为他赢得了“杰出数字家”的美誉。[30]尼采前后干了四年，这个经历使他对经济事务，特别是战时经济动员问题有了切身体会。他发现，所有大国在战争期间都会不同程度地面临某些基本原料的短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自然是战前储备，但不断获取海外资源仍然至关重要，因为，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铜、铅、锌、云母、石英晶体等原料也主要有赖于进口。他还认识到，一旦战争爆发，加快军备生产势必成为主要目标，此时面临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分配各种关键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能力。[31]

1943年9月，经济战争局又被对外经济局（Foreign Economic Ad ministration）所取代，其负责人是来自威斯康星的民主党人利奥·克劳利（Leo T.Crowley）。在尼采眼里，克劳利极其腐败无能，经常以权谋私。两人最后因人事问题发生了尖锐冲突，尼采愤然辞职。[32]此后，尼采是战争部的特别顾问。[33]1944—1946年，尼采参加了美国政府“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副主席。

这就是尼采在二战结束之前的主要经历。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起步阶段。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熟悉美国政治的运作规律，积累了与政府各部门打交道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凭借自己在华尔街的社会背景，逐步建立了在华盛顿的政治人脉，为跻身美国战略与外交权势集团打下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尼采还是一位有远见的国际事务教育家。二战尚未结束，他就认识到，必须为美国造就一批不仅能从本国角度，而且能从世界背景看问题的领袖人物和外交家。他发现，研究生层次的国际问题教育项目，当时在全美只有塔夫茨大学的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一家。1943年，尼采与连襟克里斯琴·赫脱（Christian Herter，当时是来自麻省的国会议员，1959年杜勒斯去世后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一道，在华盛顿的杜邦广场筹建了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该院1950年成为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部分，如今已是全美最著名的一所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机构，实际上也是美国重要的思想库之一。尼采始终关心这项事业（赫脱尽管同样富有，后来对学院似乎并无更多贡献[34]），退休以后作为资深外交人士在该院一直保留自己的办公室，直到去世。1989年，为表彰尼采对该学院和美国外交事务的贡献，霍普金斯大学决定将学院重新命名为“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