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大学的认知功能

组织化的现代性催生了一种新的知识模式：在学科范围内的、受专家控制的知识。在自由的现代性时期，大学中的知识模式仍然与产生于启蒙运动时期的、关于真理以及文化终极统一的观念共存。社会规则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尽管大学很明显地与民族国家联合，并在缔造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仍然处于公民社会制度的中心之外。启蒙运动传统之中存在的并在自由的现代性中得到延续的知识系统层次，在专业化时代已经失去了所有存在的根基。专业化知识仅仅通过自我认定，而没有通过任何像大学“理念”那样可靠的标准来使自己的存在合法化。

现代大学的历史也就是专家们为自身的合法化而斗争的历史。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成立就是为了保护大学和他们的教授，使其免受州政府的控制。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教授都得到了公务员的地位。在德国，俾斯麦（Bismarck）政府将教授群体视为国家主要的同盟，而教授的一个职责就是，通过他们获得自治权使大学强大起来，最终保护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制度。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建立之后，大学教授们具有了获得终身职位的权利，具有了成为永久的和不用选举的上议院（the upper house）议员的权利。日本宪法第23条明确规定要保护学术自由，很多西欧国家通过法律赋予教授终身职位，这些都有效地保障了学术自由。尽管并非所有国家都通过宪法保障了学术自由，但大多数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这个曾为他们国家的诞生奋斗过的机构自治权。在沙皇俄国，教授们也曾为争取学术自治而斗争（Kassow，1989）。在那里，跟别的许多国家一样，教授们将学生（其中包括革命知识分子）视为他们实现获得自治权目标的障碍。教授们成功地维护了他们在学生（即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中立位置。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公平交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大学的学术自由不受国家干涉，如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保障大学免受学术审查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大学受益。由于20世纪前几十年教授精神特质的巩固，大学不断地失去了早期赖以存在的合法化理念。在专业化时代，知识会失去给文化模式下定义的能力。

专业化最早的事件之一就是洪堡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在大众高等教育时代（也就是科学专业化的时期）发展起来的大学中，教学与研究离得越来越远了。当越来越多的研究生为了谋得一个职业进入大学后，对研究的需求和学生数的增长摧毁了大学古老的传统。结果是，学术职位的相互选择开始取决于研究。为了服务而制定一个庞大的教学计划时，教学与研究、教育与人格、知识与文化间那种本质上是道德关系的洪堡式的联系就瓦解了。认知领域（或能力）开始以学科形式被组织，这些学科先后以适当的理由进入大学的各个系，不同于过去每个学科中只有一个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教授席位的体制，而是形成了新的教授群体。结果，知识组织者的资助变得不再重要，而公开发表的成果成为竞争力的重要标准。这样，知识也被去除了个性的成分，同时也被去除了民族色彩。由于知识不再令人着迷，大学也最终变成了一个不再令人向往的机构。

同样，教学也变得理性化、分割化。而师生关系，就像马克斯·韦伯在前往美国途中所说的，已经变成了一种理性的、为了知识而建立的关系，失去了其更高层次的、精神启迪的意义。大学科层化是大学越来越复杂的必然结果。不过，这种科层化应该被看做是现代社会内更深层的分化进程中的一部分。

帕森斯和普拉特在他们关于美国大学的权威著作中指出，高等教育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就是大学内部各种功能的分离，这一分化（differentiation）是更大范围的社会分化（differentiation）的反映（Parsons and Platt，1973）。《美国的大学》这本书是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知识社会学理论运用于高等教育的一次重要尝试。作者认为，大学是“信托”（fiduciary）（即，值得信赖）子系统中一个重要的机构，在他们复杂的理论框架中处于文化系统与社会之间“互相渗透的区域”。大学的功能就是创造社会的认知价值观。“大学首先关注的就是认知联合体，这种联合体以文化系统为基础，并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制度化。一般地，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代表了与认知事物相关的制度化。从文化方面来看，它关注的是文化系统中的认知子系统；从社会方面来看，关注的则是信托系统。”（Parsons and Platt，1973：33）换言之，大学是一种机构，也就是一系列的功能同时存在于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之中。帕森斯和普拉特在书中指出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那些可以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所开展过的最具理论性、最深层的关于大学的研究还没有认识到这两种功能间的冲突所在。受功能理论和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liberal political ideology）的影响，他们倾向于一种基本上和谐的社会观，他们看到了一种补充的状态或者协调状态，并相信大学不一定要妥协成为“认知文化信托人”（trustee of cognitive culture）。

可以说，他们这本书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大学被迫为社会其他部分的需要服务的程度问题。帕森斯所谓大学的协调不是一种合法性理念的协调，而是大学与社会共同体相关的结构的功能性协调。美国大学两个最主要的特征是：“（1）大学及其制度化的认知联合体，已经成为复杂社会中与众不同的一个部分；（2）大学在社会中的威望和影响越来越大，就像很多评论家所描述的，成了社会的中心机构。”（Parsons and Platt，1973：103）他们在这里提到了丹尼尔·贝尔的著作（Daniel Bell，1966），贝尔认为大学是高度依赖知识生产的后工业社会的中心。帕森斯和普拉特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渗透”（interpenetration），子系统之间通过渗透互相影响：大学被迫去填满文化和社会之间的一个空间，这样就必须穿过这些系统。这种分化（differentiation）的要求并不排除总体整合的可能性。分化与整合的可能性互相补充是帕森斯整个现代性社会学中最核心、最集中的主题（Parsons，1974）。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现代社会的主要因素中一定有一个功能综合统一体。在帕森斯的框架中，这种目的的统一体有一个精神维度，这在他最后的也很令人费解的一部著作《行为理论与人类状况》（Action Theory and the Human Condition）（Parsons，1979）中说得很明白——在大学对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渗透中表现出来。的确，就像帕森斯和普拉特所指出的，“认知合理化”这个概念同时包含了一个文化的（认知的）和一个社会的理性维度（Parsons and Platt，1973：38）。

学术界是一个首先关注那些在研究生院中被制度化的认知综合体以及大学研究活动的群体。它涉及的是知识的发展、维持和传播。但是，大学承担了太多功能，不可能仅仅是一个追求普遍知识的场所。普遍知识远比技艺知识和实用知识更受信赖，这正是它与公司不同而成为主要的学习和研究场所的原因（Parsons and Platt，1973：148）。学术职业主义（academic professionism）的重心落在文理研究生院和研究综合体上，而不仅仅是职业培训方面。

这样，帕森斯和普拉特认为，大学与文化系统的非认知结构间依然存在联系，不过它一般独立于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之外，它是自治的。大学的一个基本特性，即相互关系非常复杂的特性使大学免于沦为社会的道德裁判：现代大学已不能像早期现代大学那样充当“君主的良心”（Prince's conscience）（Parsons and Platt，1973：47—50）。大学主要的信托功能有：（1）研究，（2）职业训练，（3）普通教育，（4）文化发展。尤为重要的是，职业训练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他们认为这是对产生一个公共认证体系需要的经济系统的各种需求的反应。这些功能分别对应大学中的不同部门：研究集中于研究生院，职业训练集中于职业学院，教学集中于各学院。文化的发展并非通过大学中某一特定领域来巩固，而是存在于社会中，教授们无论作为知识分子还是作为专业人员在公共领域都具有影响力。帕森斯和普拉特认为，大学最主要的核心价值就是认知理性，他们相信在职业序列中大学将会不断地证明越来越有职业竞争力。用帕森斯的话来说：“大学成了现代社会文化继承领域最主要的受托人，而这一领域对职业竞争力的奠基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帕森斯和普拉特的框架中，已进入大众媒体且与人类整体状况以及社会科学的地位有关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定位的一般定义”（general definition of situation）的贡献同样重要。他们认为大学对作为现代社会中心的公共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共知识生产者，不像专业知识生产者，他们更关心的不是解释问题，而是意义问题（Parsons and Platt，1973：279—82）。帕森斯在他最后一部著作《行为理论与人类状况》中又回归到人类意义与社会行动的问题上来。这延续了他坚定的信仰，即“认知综合体”（cognitive complex）扎根于文化系统内部。这就使他“挑战这样一种概念：基本的美国文化遗产，尤其是它与道德秩序相关的方面，已经很接近唯物主义并受到频繁的批判”（Parsons，1979：120）。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彻底的韦伯思想的信徒，但他比韦伯走得更远，因为他坚信认知综合体逐步向经济综合体（economic complex）渗透，并将最终取代后者。

总体来说，根据帕森斯和普拉特的观点，这两条主要的渗透路线分别是制度化的路线（知识模式向社会系统的渗透）和社会化的路线，是价值和意义的道德/文化维度。这或许是对美国自由主义观念一种自信的表达，认为大众社会时代的大学可以保留认知合理性的基本功能，同时把成为社会的中心机构作为追求。这种见解对美国很多关于知识解放作用的重要概念都是极为重要的。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这本书中，丹尼尔·贝尔坚信传统大学的功能和现代大学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Bell，1974）。他认为，大学的功能“与自觉探究（conscious inquiry）的模式互相关联：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是自觉探究与被证明与当代相冲突的传统相遇时产生的；方法论意识（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使探究和哲学假设的概念基础明晰；而个体的自我意识（individual self-consciousness）使个体意识到人的判断力从何而来，并使个人可以通过对社会的系统学习重建自己的价值观”（Bell，1974：423）。在这里，贝尔指出了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大学是社会中为数不多的使许多知识模式汇集在一起的地方。面对如此强大的专业化和差异性，任何正好是由这些功能集合构成的联合体都有可能产生。

20世纪70年代，大学作为知识堡垒的理念逐渐弱化直至消失。与帕森斯对美国大学松散性的认定相对，另外一位社会学家，更为保守的罗伯特·奈斯比特（Robert Nisbet）在《学术信条的堕落》（The Degradation of the Academic Dogma）一书中描述了美国大学理念由共同体转向鄙俗的职业主义的过程（Nisbet，1971）。他对大学由一个严肃的、崇高的“学者团体”退化为一个肮脏的利益集团感到痛心。对过去的人来说，追求知识的承诺最终是为了充当神职人员；而现在，他抱怨道，大学总说自己是“雇用”员工，而他们曾经更倾向于高层次的对教授的“任命”（1971：102—3）。奈斯比特的大学理念介于共同体和学者团体之间，学者共同体把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帕森斯则对社会差别背景中的大学地位有着更现实的评估。那是对作为公民身份构想一部分的大学一种完全现代的理解。

帕森斯和普拉特关于美国大学的著作从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而且其影响从未超过另外一部被广泛阅读、影响也更广但实际上比较肤浅的著作，即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1963年出版的《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在加州大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学联合体的时候，科尔曾在那里做过校长，他曾设想现代大学在不久的将来就将脱离帕森斯模式。科尔的书原本是他在哈佛大学作的系列讲座，后来这本书成了大学理念发展历史的基准性著作。然而在实际上，他宣告了大学理念的终结。他没有提出基础性或指导性的理念，而是提出了他所谓的“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的概念，这实际上恰恰暴露了他的“大学”理念。大学已经成为一系列共同体的集合，这与纽曼单一共同体的观点没有任何相通之处。科尔认为，后者已经可以说是一种幻想。他继续阐释，“现代美国大学，既不是牛津大学也不是柏林大学，而是世界上的一种新型机构”（Kerr，1963：1—2）。就像纽曼曾与培根的幽灵搏斗一样，科尔也曾与纽曼和洪堡的幽灵搏斗。纽曼和洪堡曾经构建的美好世界已经被20世纪的民主、工业以及科学革命打碎了。与帕森斯一样，他认为现代大学拥有多重功能，因而可以被描述为“多元巨型大学”。

“多元巨型大学理念”，没有诗人为它唱赞歌，没有先知来宣告它的未来，没有守护者来维护它的圣洁。它有的是批评家、诽谤者和背叛者。它还负责向所有愿意听的人叫卖其产品——应该说，这样的人很多。但它同样拥有自己植根于历史逻辑的真实。它还在可观的备选方案中做出了必要的而非理性的选择。

（Kerr，1963：6）

不过，帕森斯与科尔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帕森斯为作为现代性主要特征的多元主义、专业化和差异性的实现辩护，坚持社会中存在一个功能统一体，或作为一个整体或以单个独立的机构存在。科尔则认为大学拥有的就是它实际的功能，即它的“功用”。实际上，他固执地认为大学的“理念”已经被“功用”所替代。科尔认为制度多元主义的出现在哈佛尤其明显（Rothblatt，1997b：30）。据罗斯布拉特（Rothblatt）所说，美国脱离欧洲传统的现象在哈佛最为明显，但也是美国整个高等教育的特征。例如，早期实行学分制是为了增加课程的灵活性，用选修课代替了普通的学位课程；这些方面的进步为新的科目进入教学创造了条件，这在过去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课程中是难以实现的。罗斯布拉特简练地总结了美国所走过的道路：“在欧洲，使大学结构适应城市的、科技的、职业的公民身份的‘问题’常常被理智地分析为发现正确的大学‘理念’的途径；而在美国，形成一种单一大学‘理念’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Rothblatt，1997b：33）多元主义更适合美国社会的联邦结构及地方结构。在这方面，不同的历史经验是关键因素。科尔指出，美国的赠地大学（如州立大学）包含了对农业和工程技术的研究，而德国则把这一部分职能转给了Techniche Hochschulen（即多科技术学院）。在美国这意味着，农民和工人的孩子可以上大学（Kerr，1963：14）。对科尔来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大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随着城市的退化，大学校园便可以承担起公民文化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