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中世纪西方的宗教哲学——反进化思想

中世纪的西方，各种学术思想都受宗教束缚，哲学也偏离了古希腊的唯物主义传统，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表现在自然观上就是宗教的“创世说”（creationism）。基督教圣经中的《创世记》把世界万物描绘成创世主上帝的特殊创造物。从创世论的基本思想延伸出两个教条，即对自然界中生物对环境的适应的“目的论”（teleology）的解释和物种不变论（fixitism）。恩格斯曾这样刻画目的论：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参见《自然辩证法》·导言）。和古代中国及古希腊哲人的世界万物从某种混沌状态中产生的“演变论”自然观相反，创世说认为世界是一下子被创造出来的，而且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永远不变了：陆地、山川、海洋以及各种生物永远不变地存在着和存在下去，自然界无变化，无发展。这种反进化思想从中世纪一直到18世纪都占着统治地位。被宗教所禁锢的哲学成了宗教哲学，宗教要求信仰，禁止思考与探索。哲学家们失去了古代先贤们那种活跃的思想和闪烁光辉的智慧。实际上中世纪的西方没有出现过伟大的哲学家，这恐怕是因为宗教与权力相结合，强化了思想的禁锢。人们的思想被统一在宗教教条之中，头脑僵化了。

从15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与发展的时期，自然科学各学科逐渐建立起来，涌现出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但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仍然没有挣脱宗教神学的束缚，那时的自然科学家与神学家的差别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和颂扬创世主（上帝）的智慧。物理学家们的任务是探寻宇宙秩序背后的法则（定律），制定宇宙法则的是创世主，就是牛顿所说的“第一原因”。物理学家们的任务是研究创世主制定的宇宙法则（宇宙万物之间的谐调和秩序就是由这些法则调节控制的）及其作用，以此来服务于创世主。但是生物学家们发现，生物的结构如此复杂而奇特，生物的适应如此美妙和完善，以致不能用物理法则来解释了，于是转而求助于创世主直接有目的地创造。生物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创世主的各种美妙的“设计”，并以此证明创世主的存在和赞美创世主的智慧。这些现在听起来觉得可笑，但情况确实如此。那时的自然科学也是一种神学，即所谓的自然神学。正像迈尔（1983）所描写的：“自然神学既是科学又是神学，神学与科学分不开……直到科学与神学离婚之前，实际上不存在真正客观的、不受约束的自然科学。”科学与神学完全离婚是在19世纪之后。

秦、汉以后的中国的情况似乎不同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侧重于社会政治，儒家学者没有统一的自然观。大多数儒家学者和他们的鼻祖孔子一样，对有关自然界的重要问题避免发表具体见解，后人很难判断他们的自然观究竟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汉、唐以来农学、医学、数学、天文学都有很大进展。在农业和医药的理论和实践中以及在一些学术著作中有关某些自然现象的解释都包含一些唯物论的自然演变概念。例如，唐人颜真卿（公元8世纪）、北宋沈括（公元11世纪）都曾对化石做过自然界“沧桑之变”的正确解释。西方最早对化石做出类似的正确解释的是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者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在北魏人贾思勰（公元6世纪）的《齐民要术》中和唐人郭橐驼的《种树书》中，记载了植物嫁接和由嫁接引起植物变异现象。《齐民要术》还阐述了人工选择原理（关于鸡的选种），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中还特地提到此事（见《物种起源》第一章第九节）。佛教的传入无疑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佛教的轮回说为一般百姓所接受。但宗教在中国没有取得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