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流动大军：农民工的产生与困境

讲到中国的人口，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必须讲到的是人口流动，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的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中国推行的是特殊工业化战略，即借鉴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然而，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增长并不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很弱，无法满足涌入城市的乡村移民的就业需求。此外，国家也需要积累大量的资金用于城市的工业化。在多重压力下，1958年，国家设立了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将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分割开来，一方面，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甚至在某些时候让部分城市居民迁往农村；另一方面，将大量资金，包括从农村获取的资源向城市倾斜。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建立，使得50—7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此外，由于农村向城市的迁徙运动完全被阻隔，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十分缓慢，从而使农村积压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据估计，这20年间，中国农村积蓄的剩余劳动力达到了2亿，这为后来出现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提供了一个主要的原动力。

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中国的工业化策略和经济发展战略发生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开始了从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大改革，市场调节机制在社会资源及劳动力分配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各种社会资源和劳动力逐渐突破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迅速在城乡之间流动起来。在中国社会新一轮的现代化高潮的驱动下，大规模的农民进城运动拉开帷幕。如图2-1所示，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外出流动劳动力初步形成规模，达到了3 000万人；到90年代初期，农村外出流动劳动力增加了1倍多，达到6 200万人；至2008年，农村外出流动劳动力已经达到了1﹒4亿人；到2017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72亿^[1]。人们给这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农民起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农民工”。

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到本地乡镇企业中从事非农工作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另一部分是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指后者。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发展很快，城市规模迅速扩张，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来填补这些空缺。与此同时，国家对于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官方舆论对于流动人口逐渐倾向于较为正面的评价，城市中的社会公众对来自异乡的“农民工”也给予宽容和公正的对待。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出农民工的数量进一步增长，2001年为8 000多万，2008年增长到1﹒4亿。虽然2008年底至2009年上半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大约2 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但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外出农民工数量又继续增长，至2017年，外出农民工总量约为1﹒72亿，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大中城市中就业和居住。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人口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他们在城市中从事建筑、餐饮、运输等行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城市的居民，成为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力的主力。

当前，中国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村人口流动的主流。农民工为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农民工进入城市所带来和遗留的社会问题也愈发引人思考。

首先，户籍制度和身份制度虽然弱化，但依然存在。正是因为还存在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特别是在大城市中被极力保持，使得农民工因无法取得城市户口而在就业岗位、工资待遇、社会福利与保障等方面都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此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及长时间的滞留，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将子女从老家带入城市。农民工的子女虽然有许多从小就生活在城市里，但是他们的户籍身份依旧是农民，他们父辈与城市居民的隔阂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

其次，在农村中，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到城市工作，在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显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年迈的老人体弱多病，但也不得不撑起整个家庭的劳作和生活；年幼的孩子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但却一夜成人，背负起照顾老人、操持家务的重担；而他们的学习、成长或无人照管，或由祖辈隔代照管，父母则远离他们。

从现在开始的未来几十年，中国大地上还将新增2亿人口，还将有3亿农民要从乡村走向城市。这意味着，至少有5亿中国人需要在有限的国土空间上重新布局。

拥挤，或许还将继续，每个清晨，大多数中国人仍将这样开始。然而，尽管拥挤，尽管嘈杂，尽管现代社会的竞争造成了各种不如意，但是，人者，乃邦之本也，在同一片蓝天下，近14亿中国人，将永远相互支撑，走向未来。

注释

[1]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15963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