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经济正逐步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也处于从要素粗放型驱动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机遇期，创新正日益成为维持和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从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或者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乃至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创新的决定性作用愈发凸显。为了加快促进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国家战略与政策。我国在2006年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在2012年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2013年颁布了《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明确地将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有效促进国家及企业层面的自主创新能力，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国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现有大量文献发现，金融发展是影响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Schumpeter，1911；Robinson，1980；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King和Levine，1993；Jayaratne和Strahan，1996；Rajan和Zingales，1998；Beck和Levine，2002）。正如Hall（2010）、Rajan和Zingales（1998）、Beck等（2000）指出的，金融发展在缓解金融机构和创新活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由创新所引发的融资活动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行为、降低创新活动的融资成本、控制创新研发活动风险，以及提升金融体系和创新活动之间的资金配置效率等方面，均有着不可忽略的独特作用。近年来，有关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已深入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体系结构差异方面。一方面，有一些文献关注金融发展的效率对创新活动质量的影响（Nanda和Kropf，2011；Bernstein，2012）；另一方面，更多的文献试图探究究竟是以银行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更能激励和扶持创新活动（Bravo-Biosca，2007；Hsu等，2014）。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理解金融发展和创新，以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极有分量的参考价值，并且指明了可能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就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中存在的重大改革问题而言，金融发展及金融体制改革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众多学者指出，中国当前存在较为突出的金融发展滞后，以及典型的金融抑制现象（周业安，1999；卢峰，姚洋，2004；王建铆，2011；王勋和Johansson，2013；张曙光，2014；王彦超，2014）。这必然会引发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中国现阶段发展滞后且存在金融抑制现象的金融体系，究竟对创新活动形成了有效的促进效应与支撑作用，还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基于这些重大现实问题的考虑，在中国情景下研究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创新，不仅事关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以及金融体系今后改革方向的探究，而且有助于研究中国经济今后能否实现中高速的可持续增长、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的命题。

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本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章是对既有前沿研究的重要补充。目前既有研究多数是基于发达国家的背景来研究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尤其缺少来自中国这样的典型发展中大国的经验证据。据我们当前所掌握的信息，目前还未见针对中国背景的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影响的重要研究文献。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肩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金融改革双重使命的特定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而言，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作用的相关研究表明，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并不能对创新活动形成有效支撑，这无疑为该前沿研究领域增添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经验证据。第二，本章的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深入性。本章并未停留在金融发展的单个视角，而是从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及金融市场化这三个综合视角，来全面研究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此外，就创新活动的衡量指标来看，本章也未局限于某个单一指标，而是从研发投入、专利存量和专利质量这三个方面来对创新活动进行全面衡量。其中，我们开创性地构造了专利知识宽度法来估算中国情景下的专利质量。这些多视角的做法，既拓展了既有的研究视角，加深了既有的研究深度，也为本章主要研究发现的可靠性提供了有力保障。第三，本章对发展中国家改革政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本章的主要研究结论均证明在中国情景下，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及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与管制造成的金融抑制现象，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对创新能力的质量提升，并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与支撑。而且，仅针对信贷市场资金分配方面实施市场化改革措施，甚至可能会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抑制效应。这些经验发现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改革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政策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