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就业转换的三阶段论

（一）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与手段

要探究供给侧改革对就业的影响，首先要理清供给思想的历史与内涵。自1803年萨伊提出“供给创造需求”思想以来，横跨200多年的供给学派经历了螺旋式的发展过程，即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框架下供给学派理论的否定、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后供给学派主导欧美国家经济管理实践、20世纪90年代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的复辟，以及2008年经济危机后供给管理思想的批判性升华（贾康，苏京春，2014）。

尽管不少学者批评供给学派没有严格的逻辑体系，甚至质疑该学派的存在性，但根据美国《新闻周刊》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总结，这一学派确实集中了大批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其中不乏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如蒙代尔、萨金特、弗里德曼等，而拉弗、马丁·费尔德斯坦更是显赫一时。在他们看似松散的理论混搭下其实始终贯穿着一个逻辑主线，即自由市场主义，这也是人们总是将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对立起来的主要原因。不过后来以马丁·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家对这种对立进行了折中处理，不排斥在特殊情形下特别是在萧条周期中实行需求管理的必要性。尽管马丁·费尔德斯坦与拉弗在需求管理的必要性问题上存在差异，但在对市场机制的作用评价上都是一致肯定的。

供给侧的主要管理手段有三类：一是扩大要素供给总量，比如减税，它通过增加企业的盈利空间来刺激生产积极性。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减免企业与个人的所得税。二是提高要素效率，比如，减少政府干预、放开市场准入、改革国有企业甚至对其私有化，以及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供给侧改革主要就是这些措施。再比如，弱化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力度、将劳动资源的配置权交还市场、下调失业保险金、增加企业解雇员工的灵活度、降低企业的解雇成本、打消企业雇用新员工的后顾之忧、强化对员工的培训补贴，以及提高工人的素质和技能。21世纪初，德国政府主要就是采取这些措施。三是封堵落后产能，加速僵尸企业退出，强制将生产要素从落后产业中剥离出来。比如，通过抑制货币超发和政府开支来控制需求的无度扩张，再辅之以高利率，让那些过去优哉游哉的过剩行业中的企业自生自灭；同时，高利率政策又吸引国际资本回流，这些资本被投资于新兴产业，以带动新生产力崛起。这个手段在各国均有使用。

（二）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就业的三阶段特征

中国推行的供给侧改革基本上是在上述手段范畴内进行的，但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基于这种特殊性，它会对就业造成三个阶段不同方向的影响。

（1）改革初期，制度红利迸发，市场作用尚未显现，就业逆势上扬。

与英国、美国等国家类似，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首先强调简政放权，弱化行政干预力度，同时辅以减税手段，扶持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规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转向认缴登记制，由发起人自行约定各方的出资比例、出资方式、出资期限，同时放宽了注册资本的登记条件，取消了各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另外，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建立规范的抽查体系。

上述举措大大降低了新企业的开办成本和其他创业成本，激发了社会投资活力，制度红利瞬间爆发。2014年，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超过365万家，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超过1万家，同比增长45.88%。注册资本金超过19万亿元，同比增速接近100%。由于每个新建企业都要配备基础的就业岗位，比如财务、内勤等，因此它们直接创造了大量的新增就业机会。新注册企业多为小微企业，多被统计在个体私营经济中，所以我们可以从个体私营就业的变化情况窥见一斑。2014年年底，我国个体私营就业人数为2.5亿人，同比增加3117.7万人，增速超过14%。

从企业的生命周期来看，新建企业一般比较孱弱，初创期生存会比较艰难，最需要扶持，为此政府在减税方面进行了较大的尝试。从2012年1月1日开始，我国启动营改增试点，对小规模纳税人由过去按营业额缴税改为按增值额缴税，税负明显降低。从2013年8月1日起，政府又决定对月营业额不足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或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据测算，仅此一项，会使600多万户小微企业的年税负减少近300亿元。2014年9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进一步将免征范围扩大到月营业额2万元~3万元，同时制定了其他五项小微企业扶持举措，如加大社保补贴、提供培训支持等。

总之，上述措施不仅催生了一大批新企业，而且对它们进行了初创期的保护，这有利于带动新就业岗位，属于增量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注册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大多集中于服务业。以2014年新注册的365万家企业为例，服务业企业达到287万家，同比增速超过50%。相应地，就业增量也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可以说，服务业就业增长构成了供给侧改革初期的一大亮点。

供给侧改革是一个有保有压的过程。按新常态的定义，它要保的是新兴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它要压的是传统上依靠要素密集投入、投资驱动的落后产业，特别是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为代表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

在供给侧改革初期，制度红利侧重于保的问题，但压的问题难度更大。出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考虑，政府并没有在行政上对过剩产能施行强硬的挤压手段，甚至还进行一些保护，比如通过输出过剩产能使其得以残存。这种行政手段“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特征使落后产业在改革初期不会受到太大冲击。以2013年为例，当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仍达到6.11%，虽比2010年的近8%的峰值水平有所下降，但还不足以威胁企业的正常运营。

综上所述，此阶段服务业就业增量上升了，但以落后产能为代表的传统工业部门就业并没有明显下降，所以总体就业形势偏好。如图3-1中第一阶段所示。

（2）改革中期，制度红利递减，市场淘汰机制发威，就业面临考验。

改革初期的制度红利只能催生新企业，但它们能否生存下来，还要接受后续的市场考验，而市场竞争是残酷的，此时制度力量退居二线。这个阶段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新创企业死亡现象。以如火如荼的大学生创业为例，调查表明，成功率不足5%。这并非偶然的，而是一个普遍规律。即便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创业，源于多种风险性因素的作用，成功率也基本锁定在5%之内的极低水平上。更何况，时值中国经济下行、消费不振，因此创业会更加艰难。2015年，曾经大热的创业咖啡，从三年前的几十家飙升至1000家，然而盈利者寥寥无几，九成处于亏损状态。因此我们判断，在经历早期轰轰烈烈的创业运动后，大批企业将归于沉寂，就业岗位会再度萎缩。

即便少部分企业生存下来了，它们也会给行业中的传统企业带来冲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联网+”对传统商业的巨大冲击。网购使传统的实体商铺优势尽失，市场份额大跌。2014年前三季度，上海网店零售额同比增长21.7%，而百货商店下降了7.1%。据称，欧美国家之所以并不热衷于互联网购物，就是担心它会破坏传统的商业生态链条所附着的一系列消费机会。在传统购物模式下，人们去步行街购物，能营造出商业气氛，并顺带消费其他产品或服务，比如餐饮或看电影。而网购虽然方便了购物，刺激了消费，并增加了快递等新的就业机会，但确实会消灭很多老的就业岗位，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力量，这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供给侧改革中期最大的一股冲击力量来自传统行业的迟到的大面积崩塌。在经历初期制度呵护的缓冲后，它们终将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陷入消退：一方面，供过于求的格局使销售困难重重、收益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进一步挤压其利润空间；而高杠杆下沉重的利息负担使之雪上加霜。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传统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将持续下滑，并最终会降到威胁其生存的水平。201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25.4%；2013年，该数值降为12.2%；2014年，该数值进一步降至3.3%；到2015年，前8个月的数值已沦为负值，同比下降1.9%。我们再来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据测算，该指标的峰值出现在2010年，为7.96%；2012—2013年，该指标降至6%的水平；2014—2015年，该指标进一步下滑至5%左右。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的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以内的为4.35%，一年期至五年期的为4.75%，五年期以上的为4.9%。这意味着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已逼近贷款基准利率，盈余空间不大。如果主营业务利润率再下降，那么企业可能连利息都还不起，它们已被逼到悬崖边上。

最近已经出现了不少警示信号：一是大量的民营企业倒闭，包括福昌电子、庄吉集团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明星企业，倒闭潮直接排斥了大量的劳动力，造成所谓的裁员潮。二是国民经济主导力量——国有企业也出现支撑不住的迹象。国家开始出重拳清理僵尸企业，特别是钢铁、水泥、煤炭、石油等产能过剩最严重的八个行业。国企裁员风声鹤唳，比如，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简称武钢）裁员风波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简而言之，在这个阶段以新兴产业、新建企业为代表的新生力量还非常孱弱，就业增量会放缓甚至回落；而传统产业会出现大面积衰败并加速排斥劳动力。在二者的综合作用下，就业会迎来真正的挑战。如图3-1中第二阶段所示。

（3）改革后期，落后产业退出殆尽，新兴产业崛起，就业迎来向上的拐点。

一方面，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新兴产业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若干年的技术储备、人才储备和制度储备，正如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崛起一样。只有当这些条件具备时，新兴产业才能越过生存期的考验，迎来发展期的快速扩张，并带动就业岗位的快速膨胀。另一方面，传统产业被置换完毕，劳动力排斥过程结束。两方面因素相结合，总就业呈稳步增长态势。此时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转向新兴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应地，就业重心也转向这些产业。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为例，服务业占总就业的比例普遍超过70%。在美国该比例超过85%，其中以信息技术、金融业、咨询、设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占近一半。

这时就业会迎来真正的向上的拐点，如图3-1中第三阶段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