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自不平
杨炯对唐诗的发展贡献很大，是“初唐四杰”之一，居第二位。
杨炯本人似乎对这个排位不太满意，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同朝的另一位诗人张说站出来替他解释说：“盈川文如悬河，酌之不竭。耻王后，愧卢前，谦也。”如此看来，杨炯之语谦虚和自嘲的成分当是兼而有之。
和王勃一样，杨炯也是个天才，十一岁就被举为神童。公元676年，二十六岁的杨炯被授校书郎官职，这是个没有多少实权的文职。
大抵是少年得志，脱不了要犯些恃才傲物的文人通病。其表象就在于“恨”。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杨炯的“恨”大抵有两个原因：心中不平，既是对现实的态度，也有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和自勉。
他不仅说在嘴上，写在诗里，也落实到了行动上。
“诗言志。”或可说，诗里也是最好发牢骚的地方。杨炯也不例外。“春恨几裴回”（《落梅花》），因春天的离去而生“恨”，不为自己，为那些深锁闺中的怨妇，侠骨柔情，特有同情心；“终恨隔青天”（《和郑雠校内省眺瞩思乡怀友》），既为别人，也为自己，友人分离肯定伤心，友情是每个人心中最值得珍视的一部分，杨炯特看重这一点。在他最有名的《从军行》里写道：“心中自不平！”心中不平，乃是大敌当前，边关危急，激起了他这类热血青年保家卫国的斗志。对此，杨炯只得干着急，“恨”自己没有上战场的机会。
这些“恨”都不是坏事，体现了一个诗人的同情心、爱心和责任感。特别是他“建功欲”“功业梦”毫无遮拦的展示、呈现，是大唐诗人们青春神采的曙光初露。
杨炯的“恨”还在于对现实的不满，因不满而傲物。《唐才子传》说：
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初，张说以《箴》赠盈川之行，戒其苛刻，至官，果以酷称。
说杨炯恃才傲物，在官场说“恨话”，做“恨事”。
这说“恨话”，就是不把天子脚下的官员、国家的顶梁柱们放在眼里，经常取笑他们，有时还要过分地戏耍一下他们。每当杨炯看到那些穿着官服下朝的官员，就大呼“麒麟楦”。什么意思呢？唐朝官员穿的官服是根据级别的不同，在官服上设计了不同花色且鲜艳夺目的麒麟图案。而在演麒麟戏时，没有麒麟，就找来一头驴，画一张麒麟外衣披在驴身上，拿这头驴充当麒麟。杨炯这样对着官员喊，这不等于在公开叫骂这些官员都是驴吗？敢于“挑衅”朝廷众官员，打击面太大，树敌太多，不久，杨炯就被挤出了长安。
被挤出长安的杨炯到浙江盈川当了个县令，就对其下属行“恨事”。下属背地里干点违规之事在所难免，杨炯一旦知晓，一发“恨”，不管轻重，一律打板子。于是，杨炯得来一顶“酷吏”的帽子。他“恨官不成钢”，却对老百姓不“酷”，还算个体恤百姓的父母官。
杨炯作诗也有一股子“恨劲”，对唐代的诗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可以说，杨炯开创了唐代盛行边塞诗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自他始，这个朝代的众多文人都在他的身后肆无忌惮地歌唱，气冲霄汉，纵横绝荡，恣肆纵情地把无边的豪情、凌云的壮志写在了纸上，写进了诗行。李颀、王昌龄、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王维、李贺、杜牧……组成了一支规模庞大、声势浩大的队伍，仿佛不书写边塞建功，不表达驰骋疆场，他们的激情就找不到挥霍的地方！他们的合力演唱成了盛世强音的一个最为悦耳的声部，激扬，激扬，一直在我们的耳畔，在我们的心房，在我们民族走过的道路上。
在唐朝，受时代的催发，那些平日里的文弱书生也习惯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闲时纸上谈兵，可看着酒后余事。但是，一旦风云际会，狼烟四起，边事紧急，他们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就会陡生赳赳武夫的豪情，渴望能手持长剑，决战沙场，去吞咽战争的血腥，去体会战事的频仍。除了王维、岑参少数几个亲自到边关走过一遭外，其他人舞弄的，都是他们最擅长的文字武器，都只是为了打一顿爽心的精神牙祭。
当然，当朝的统治者也很无奈，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无法给每一个人走马边关的机会，就像今天的政府无法给每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较为满意的工作岗位一样，实在是一个历史性的世界级难题。
边塞诗固然有超强男人的超能释放之嫌，但，真正的边塞，真正的狼烟，真正的拼杀，没有一点血性，没有一股子狠劲，行吗？我们现在无法苛责他们。因为，他们的豪言壮语毕竟是那个时代文人志士从心底里发出的最强音，是众多声音的和鸣，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个朝代的特有气质和精神风貌，领略到了一个庞大群体人生价值的共同取向和心灵共振。
时代需要这样的歌者——比起当下那些把鸡毛蒜皮，生活锁事都写入“诗”的诗人，两者的境界高度、心灵纯度、诗歌格度，自有天壤之别。
杨炯们的诗歌留在了我们翘首仰望的高度。
书生扬血性
杨炯以边塞征战诗著名，有《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名篇流传于世。尤其是《从军行》，把他建功边关的强烈愿望写得气势轩昂，风格豪放。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日渐强盛的国力，广大辽阔的疆域，为诗人们放纵理想、驰骋梦想拓展了足够的空间。杨炯也不例外。他心高气傲，志远毅坚，催生了急于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愿。
他以为，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理当纵横疆场。“烽火照西京”，正是用人之时。时代的呼唤，催迫着他热血喷涌。“心中自不平”，时代使命，历史责任，激起了他奔赴战场、杀敌建功的壮志雄心。
“从军行”是一个有点血性的诗人爱写的主题。后来的王昌龄、李白等众多名家高手都加入到了这场同题赛诗会。杨炯是先声夺人。
少年意气都耗在了穷尽百家书的散漫岁月，凌云壮志被往复的春秋轮番消磨，还未到小试妙笔、施展才华的时候，边鼓的催逼，狼烟的迅疾，迫使人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不得不放弃最初的理想，投笔从戎。
投笔从戎也不是易事。年轻的生命尽在血刃中穿越。其险也如此，他以为，即便过早地交付了生命，也远胜过做一个皓首穷经、碌碌而死的无用书生。他毅然要赴汤蹈火，死而后生。关键时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勃发出了令敌人胆战心寒的勇气。
因为他深知，血洗的生命更加壮丽。
因为他深知，只有这样，才无愧于今生！
代圣人立言，为万世开太平，诗文和才华在此失去价值。
“读书无用论”并非诗人本意。杨炯借此以言胸中大志——建功沙场。当然，建功立业可以在疆场厮杀，直到万骨皆枯的时候，他也许就成名了，就可以封侯拜相了。关键在于上帝是不是要给他这样的机会。否则，他就只有充当炮灰，为别人迈向巅峰铺路奠基！
如果有一天真的要杨炯这些只能拿管软毫的人去握那冷生彻骨的兵器，可能又会听到他们别样的怨语！
诗人都很寂寞，原因在于，他们都不甘愿只做一个行走乡里、浪迹江湖的行吟诗人。他们自信，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精英，时代却没有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相应机会。寂寞是他们最大的财富。于是，他们只能纸上谈兵，肆意地放逐文字，倾情地演绎他们的壮志豪情。
文人的命运大多如此。可是，又有多少人能正视自己的“才能”？其实，上帝安排他们到这个世界走上一遭的初衷，就是要他们用文字来书写自己的人生，就像农夫得用一辈子的时间和艰辛养活一大家人一样。一旦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很多文人就滋生了“错位”的思考，以为他们就是这个世上最冤最屈的人。这时，他们就会拿怀才不遇来做他们的千古文章，就直接造就了一批怀才不遇的千古奇文奇诗。我们也就有了这样的机会，通过他们的诗文走进他们枯寂的内心，咀读他们的良苦用心，并借此调适我们不太安分的内心。
到头来，杨炯最终也没有走上疆场，也算不得官运亨达，最终卒于一个小小的县官任上。这也算是对一个不安灵魂的雨露滋润。不想寂寂戚戚的生，但求悲悲壮壮的死，在古代文人的诗文中随时可以领略这样的豪情！杨炯也不例外。
站在大唐驶向末日的列车之尾，他从众多前辈诗人的命运中得出了结论：“若个书生万户侯。”他高声地回应：回头看看，历史上又有几个书生被封侯拜相？
犹如晴天霹雳，振聋发聩！整整一个朝代的文人，他们集体的功业梦想，大多以空想收场。杨炯有知，可否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