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市与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图谱

尽管学界日益关注文化创意产业，学界研究也备受企业、政府的重视，但各国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界定和统计范畴尚缺乏共识。本节重点梳理中外各国或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表述及其背景差异，诠释典型概念的异同及本质；运用文献计量软件识别2000年以来中外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知识图谱，甄别研究热点及其演进方向，识别学术群体及其领军人物；重点凝练了中外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区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差异、文化创意产业的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等基本观点。

一、西方文化创意产业概念、构成与统计

过去的20年，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经济，因其促进了就业、创造了财富与保育了文化多样性，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共识。约翰·霍金斯（John Howkins）的《创意经济》指出全世界每天文化创意产业所创造的产值高达220亿美元，并且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理念全球化扩散与各国城市对其日益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取得了高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对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界定等尚未达成统一。首先，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界定不清且争论不休：①不同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解不同；②不同文化背景导致概念翻译或界定差异，如英国与澳大利亚称其为创意产业，美国将其纳入版权产业，中国则文化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文化产业混用，等等。其次，各国目前未界定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类型与构成：①学理上未能全面解释不同层面文化创意产业类型界定的不同；②社会经济演化会诱发新型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及其行业；③地域文化不同导致文化创意产业的构成界定差异。正是由于每个国家或城市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解不同，各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各有特色，全球的文化创意产业呈多样化趋势。然而，概念的本质揭示与统计边界的清晰界定既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又是各国政府或城市制定政策的核心依据。因此系统梳理各层次的文化创意产业理论基础，寻求科学的概念阐释与统计范畴是当前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与创意经济发展的基础。

（一）文化创意产业概念认知差异

自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于1998年发表《英国文化创意产业路径》正式提出文化创意产业概念至今，不同层次、不同视角的文化创意产业界定层出不穷，但仍未达成统一意见。概观各国称谓，有“文化工业、数字（内容）产业、版权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究其成因主要是语言社会意义不同、社会经济基础差异、政治环境不同等导致了文化创意产业认知差异，进而形成文化创意产业表述差异与统计实践差异。

1．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语言社会意义基础

（1）culture的语言社会意义。“culture”最初出现在拉丁语，词根是“colere”；它是英语词汇中最复杂词语之一，成因是它的使用者拥有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思想体系。拉丁语中“colere”有inhabit、cultivate、protect、honour with worship等意义，这几个释义词起初在拉丁语中意义近乎一致，但由于各种偶然情况逐渐演化分异。如habit通过拉丁语colonus发展成为colony;honour with worship源自拉丁语的cultus并演变成了cult;cultura在古法语是couture，最后发展成了culture，在15世纪传入了英国，其最初意义是养育或事物的自然发展，而这便成为现代英语里“文化”的社会语言意义基础。

（2）creativity的语言社会意义。这个词出现的历史相对较短，它在不同语境中有多种定义。它源于拉丁语“creare”，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在法语国家中。英语中，这个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很少被使用。牛津大辞典显示，它最早出现在莎士比亚的一部戏剧文学中；英国数学家与哲学家阿弗烈·诺夫·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20世纪20年代使用它描述上帝；随后，一些文本使用“想象力”“发明”“发现”和“天赋”来代替这个词。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的使用频率呈指数增长；被频繁使用是因其跟大众社会、经济变革有关。正如创意力（创造力/创新力）在当今被视为是生产力的源头，该观念源于不断扩张的知识经济和符合市场需求的新技能。当然，考察culture与creativity的语言社会意义，旨在梳理清晰文化创意产业的源头与本质，然而这些观察结果表明这个词的意义很多时候仍是模糊不清的。

2．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社会经济基础

20世纪60年代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开始向服务业、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转变，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这些国家将一些粗加工工业、重工业生产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规避劳动力的短缺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度增长对西方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影响；西方国家中多数受困于旧工业生产体系，出现了城市衰落，但社会福利开支却日益倍增，这就需要通过扩大就业与产业升级延续工业时代的城市繁荣状态。为此，西方国家或城市的政策制定者对文化创意产业寄予厚望，以支持或赞扬个体或中小企业的市场行为，随之在公开场合对其加以倡导，将其概念化为一种经济文化符号并迅速推广。西方社会在后工业时代对文化创意产品的渴求度进一步增大，迫切需要文化创意产品来丰富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因此，后工业社会的产业升级需求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享受需求，共同成就了文化创意产业。

3．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时代政治基础

20世纪60年代，欧美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亚文化、流行文化、现代社会思潮等风起云涌，对传统的工业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冲击。社会日益形成重视差异、反对主流文化、张扬个性的多元政治氛围，逐渐认同社会文化的多样和多元，而且认为这有利于发挥个人创造力等。20世纪80年代，英国和美国更加鼓励私有化和自由竞争、企业和个人创新，推动差异化发展繁荣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富有智慧的个体和企业进入创业梯队。20世纪末，布莱尔政府为振兴英国经济推动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该小组发布的研究报告使英国再次成为全球关注中心，提振了英国的国际形象与地位，营造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便于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发展与全球扩散。

4．多重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演进

“culture industry”是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与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所创；20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贝尔纳·米埃及（Bernard Miege）开始讨论文化产业，将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文化产业和创意当作两种完全不同的产业，而且将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当作两种相互矛盾的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贝尔纳有两条思想主线：其中一条是生产产品；另一条是将文化看作一种产业，并且探寻它的生产、分配、消费过程。作为正式概念的“创意产业”最早是由《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1998》界定：“所谓创意产业就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开发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随后产生了如表1-1-1-1的系列论争，如彼得·考伊（Peter Coy）将创意产业当作一个产生虚拟价值的产业，主要是基于个人的创造力和金点子，强调可以将文化创意产业当成区域发展策略；霍金斯将创意产业当作是通过创意来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一种活动；格雷厄姆·德霍克将产出满足个人象征性价值的产品视为创意产业；安迪·普括特将文化创意产业看作是连接生产和消费、制造和服务的一个客体集合；杰夫·伯格斯将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很明确的加以区分，并且认为创意产业的创新程度较高。概观西方主流概念界定（表1-1-1-1）可发现：（1）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界定突显个人创造力在生产产品或服务中的价值，强调源于创新的新价值创造过程，显然与一般意义的文化产业存在区别，当然这种多样性创新也许直接源于市场（消费者）需求引导，社会经济变迁及其诱发的消费需求创新也应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创新之源的重要组成部分；（2）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界定必须突出绝大多数创意商品生产需要多样性与专门化的技能、知识，这就表明其应高度集聚的特定区位诞生与发展，显然当前的概念界定忽视了该问题；（3）文化创意产业诞生需要一定的制度环境，如管治氛围等；（4）文化创意产业兴起受益于集聚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然而其地理集中倾向却不同于传统产业的部门集中。因此，文化创意产业是源于集聚经济并位于城市特定区位的依赖个体技能、创造力与天赋的可创造潜在财富与就业机会的活动集合。

（二）文化创意产业的构成范畴探索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制定者围绕哪些企业、哪些部门应该纳入文化创意产业范畴产生了激烈的讨论，讨论席卷了国家行政机构，也将各大中小城市政府，甚至民间团体囊括其中。

1．不同地理尺度文化创意产业的部门构成

（1）国家层面的文化创意产业部门构成

全球化经济时代，各国对本国文化创意产业做出了相对具体的界定。究其符号用语取向，英国堪称创意型先驱，澳大利亚代表艺术产业型，荷兰代表宽泛型，美国代表版权型，中国、韩国、日本代表文化型（表1-1-1-2）。虽然各国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表述各有特色，但在文化创意产业的部门构成上渐趋一致：①各国所界定的文化创意产业都包含生产、消费环节；②相关国家界定的文化创意产业隶属于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③相关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部门选择在大体上具有一致性，只在亚类上有所差别。各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部门构成差异体现在：①囿于国家对文化和创意理解差异，各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部门范畴略有区别，如英国、澳大利亚将创新与文化所涉及行业几乎全部纳入，而美国则以数字与版权为主；②各国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部门构成未进行明确界定，官方经济主管或促进部门未给予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企业数量、部门构成、从业人员、产值与利税等）报告，个别国家尝试将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进行区分。

（2）城市层面的文化创意产业部门构成

全球多数国家虽界定了文化创意产业构成，但治辖的城市会因实际情况做出更加符合地方实际的界定，以促进地方创意经济更好地发展。利用谷歌检索到20余个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官方报告发现：①各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构成界定基本一致，主要基于文学、艺术创作、电视电影等产业进行界定；②各城市对是否将新兴行业纳入文化创意产业存在分歧，如软件开发、广告设计、时尚展览设计等；③各城市对文化创意产业构成着眼于本城市的未来发展。因此，城市层面文化创意产业部门构成存在较高的一致性与较低的差异性（表1-1-1-3），主要诱因是：①全球化导致城市间相互借鉴认知，并且经济全球化导致文化创意产业的众多行业早已在全球主要城市快速发展；②虽然全球化诱致了一致性，但是每个城市固有的文化对其创意产业发展影响深远，部门构成出现一定的差异性是地方性传承的必然。对比国家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发现两者有共通点但又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3）国际组织层面的文化创意产业部门构成

区域性或者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对文化创意产业部门做出界定如表1-1-1-4，比较表1-1-1-1、表1-1-1-2、表1-1-1-3发现：①国家、城市、国际组织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部门构成界定相似度非常高；②国际组织层面文化创意产业部门构成范畴仅以文化、艺术、设计为主要内容，不考虑外围行业，因此其所涉及的范围小于国家、城市的界定。究其原因，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各国和城市界定的文化创意产业部门存在核心交集，即文化、艺术、设计为核心的产业部门，因此国际组织以此为口径界定文化创意产业基本范畴（表1-1-1-4）。

2．不同时期文化创意产业统计实践

文化创意产业起源于文化产业，自1947年Theodor Adorno与Max Horkheimer在刻画资本生产者与大众消费者间大众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时首次使用“cultural industry”与“culture consumption”，直到1998年DCMS正式提出“creative industry”，历经了漫长的50年，学界与政府都非常关注产业构成统计，这既是政府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又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

（1）1998年之前的产业统计实践与研究论争

自20世纪60年代，以亚文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等为代表的社会文化运动在欧美诸国风起云涌，冲击了传统的工业社会结构，为文化消费、文化走向大众提供了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欧美政府放松了政府对企业管制，增加了企业发展文化产业预期，刺激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批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文化企业纷纷成立，如微软公司、苹果公司等；伴随WIPO与WTO的有关知识产权与文化服务贸易规则日益完善和全球化缔结，英国DCMS提出产业新业态的社会经济与国际贸易理念；随后，英国抛出创意产业的经济发展理念与产业统计策略，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与重视。该时期的相关争论焦点围绕作为社会政策的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是否能够构成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

（2）1998年后产业统计实践与学界认知趋同

1998年英国DCMS首次提出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及构成范畴后，不同国家、城市政府、国际组织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表1-1-1-1至表1-1-1-3），相关争论既深化了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研究认同，又拓展了研究机构的实力。总体而言，现有文化创意产业构成统计存在三类6个典型统计实践，第一类是经济（产业）视角的DCMS、WIPO模型，第二类是文化内容视角的符号模型（symbolic model）、同心圆模型（concentric circles model），第三类是经济活动上下游关联视角的UNCTAD（2004）、Heng（2003）和Scott（2004）模型。第一类主要将创意力视为文化创意产业投入与其产出的产权、智力财富等，第二类重点强调将文化与流行艺术的价值作为创意产业部门组分，第三类主要讨论创意经济的上下游产业活动关联。不同划分不同存在各自特征、优劣势等（表1-1-1-5），不同模型在行业构成、创意力在产业中的控制力等方面存在差异，而且这些模型要便于对研究统计数据进行深入探讨，与国民经济行业编码进行关联。总体而言，现有不同视角模型倾向于将出版、电影、广播与新闻、音乐、视觉与表演艺术、博物馆和艺术展览、文化物品销售、设计（软件、建筑、时尚等）、广告、游戏等产业适宜纳入，且产业统计日趋一致。

（三）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的侧重点

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和构成界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动态过程，复杂性和动态过程决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科学认知与产业实践研究相对广泛。为此，本节重点关注文化创意产业概念提出的社会经济与语言文化背景，以及不同地理尺度、不同时期文化创意产业部门构成实践的演进及其本质问题。梳理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相关概念与产业统计实践可发现：①界定文化创意产业概念时代背景是“culture”和“creativity”两词的社会意义演化，西方城市普遍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多元思潮复兴、民众消费需求多样，以及城市复兴的政府政策；②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界定在国际组织、国家和城市层面存在一定差异，相较而言发育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城市对文化创意产业范畴认识日趋一致，但概念界定受到各国或各城市政府政策影响；③文化创意产业的统计范畴以文化创意产业概念认知为前提，目前较为一致的统计口径是出版、电影、广播与新闻、音乐、视觉与表演艺术、博物馆和艺术展览、文化物品销售、设计（软件、建筑、时尚等）、广告、游戏等产业适宜纳入范畴，且各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统计趋同度较高。

然而，文化创意产业是由复杂的主体、企业及其社会网络等所生产的文化活动与以创造力为核心的商品与服务，具有经济性、社会性，又需相关政策与决策支持；而且一旦与国家或区域关联起来，就会自动涉及边界、创意流等复杂性问题。为此，既需要探讨概念本质，又需要探讨将概念具体化为产业部门组成的统计方法，虽然相关学者或组织从不同视角提供了框架性测度模型，但是如何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ISIC）编码进行恰当关联，以便科学研究与政府产业决策是全球各国与国际组织面临的棘手难题。

二、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学术群体与热点演进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成长，并成为各国主要城市经济复兴、城市更新与全球营销的实践热点。这既源于文化创意产业在实质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与就业率提升，又因文化创意产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为创业乐土。John Howkins在The Creative Economy:How People Make Money From Ideas中指出全世界每天创意产业所创造的产值达220亿美元，并且以较快速度持续增长，成为城市发展与创新的动力；在中国沿海及内地大、中、小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崛起。然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外经济学、区域与城市规划、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已开始关注与探索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实践与理论问题。基于此，本节梳理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来龙去脉、研究机构与主要学者的贡献与创新、研究热点及其演进等，重点阐释由被引用频率处于同研究领域前列的研究者组成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学术群体的变化，以及高被引率文献在文献群中的时间和空间位置及其与相关文献群之间的关系，并系统总结学界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环境、空间分布与规划、与城市—区域发展关联、创意城市、创意阶层等核心领域的研究动态及存在的问题。

（一）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源选择与数据处理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期刊数据库是Wiley InterScience、EBSCO、Sciencedirect、Springer LINK、Blackwell等，然而它们无法涵盖国外全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因此，选择ISI作为研究的数据库，选择理由：①ISI是一个综合性数据库，基本囊括了前述5个数据库的70%以上的期刊；且该数据库访问便捷；②ISI的子数据库具有学术界的较高权威，涵盖SSCI全部期刊。

数据处理是在ISI数据库提取相关文献，且具有时效性与完整性。（1）数据完整性处理：将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作为检索主题，是因为英国于1998年Creative Industry Mapping Document 1998明确提出创意产业，但其在各国称谓不一，且各种称谓已被学界普遍接受；同时，利用Histcite的数据收集功能，将初次在ISI数据库中没有收集到的有效数据重新收集整理，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此外，鉴于ISI数据库中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英文文献占96.732%，而且少数非英语国家的学术首选语言为英语，如韩国、日本、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等，因此仅选取英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2）数据时效性处理：囿于文化创意产业是2001年Creative Industry Mapping Document 2001引起各国政府开展较为正式官方统计与界定，因此文献起止时间确定为200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据前述方法得有效文献2431条。

2．研究方法

研究时主要采用传统文献阅读与Citespace、Histcite软件文献计量相结合（图1-1-2-1）的方法。（1）传统文献阅读与分析主要是筛选完文献后展开论文摘要阅读，初步了解与梳理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相关领域、方法、实证区域、某些理论问题的主流观点等；（2）利用海量化文献批量处理软件Citespace与Histcite进行文献计量，其中Citespace具有可视化功能，Histcite能够及时补充遗漏的有效文献。采用传统文献阅读与软件文献计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有如下目的：一是梳理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力量（重要研究者及其来源）和分布规律，二是检视重要研究者的研究领域、方法及其主要贡献，三是围绕相关研究领域梳理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动态。

（二）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力量

1．国家和大学尺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分异

（1）国家尺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差异

利用Citespace可视化2431条文献，可发现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以被引频次排名如下：美国以636次被引频次位居第一，英国以281次被引频次名列第二，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中国台湾、西班牙、荷兰、瑞典的被引频次依次降低，分别为246、211、102、101、86、74、71、68次，可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仍由发源国与实力国占绝对主导地位，当然亚洲新兴崛起国因政府与产业界高度重视亦成为学术研究后起之秀。

Citespce呈现2001—2013年的时间节点图（图1-1-2-2）表现出：①研究力量的来源国高度集中于美国；②研究力量的来源国随时间呈现扩散迹象，最为显著的是中国，说明研究力量的来源国并不一定完全集中于文化创意产业发达国；③研究力量来源国虽有扩散迹象，仅是2005年、2006年度出现小范围迁移，依然呈集聚状态。

（2）大学尺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差异

现代科学研究是以大学为载体、以研究方向相近的作者群为研究单元展开的，因此大学某一学科研究力量强弱的依据便是该学科团队期刊论文产出被引频次。利用Citespace处理文献数据，可发现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高校期刊论文产出近年被引频次为昆士兰科技大学（2008）/55、多伦多大学（2010）/29、卧龙岗大学（2009）/21、昆士兰大学（2011）/19、利兹大学（2010）/17、北京交通大学（2008）/16、南加利福尼亚大学（2011）/16、格拉斯哥大学（2009）/15、麦考瑞大学（2001）/15、悉尼科技大学（2010）/14，这表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排名靠前的高校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其中澳大利亚有6所进入前10名，这与国家总被引频次存在一定差异，而且这些高校又各有特长，如昆士兰科技大学以艺术学、设计学、传播及其商业管理为核心，多伦多大学以创意阶层研究为优势，卧龙岗大学以艺术、文化地理研究为优势，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以电影研究为优势，利兹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分别以艺术—传播—文化地理、戏剧—电影—电视研究为优势。

利用Citespace处理后数据呈现的可视化结果如图1-1-2-3:①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主要集中于昆士兰科技大学，占据主导地位；②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机构总体呈分散格局，其中多伦多大学、卧龙岗大学等大学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贡献程度较高；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趋向扩散。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在国家尺度和大学尺度差异相比较：两者未呈现高度一致性，体现在研究力量最大来源国家并不是排名靠前大学最多的国家，显然美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较澳大利亚要分散且各研究大学实力亟待提升。此外，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而论，澳大利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高地是昆士兰，而当地研究机构实力显著；美国洛杉矶是电影业高地，该城市仅有南加州大学入选前10；在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最好的应是伦敦，而研究机构却是格拉斯哥大学、利兹大学排名靠前。因此，美英两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与地方创意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错位。

2．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作者群演化

（1）单篇期刊论文被引频次与高频热点研究群

通过Citespace的author（作者）node type的可视化（图1-1-2-4），再将可视化成果用Narrative表示可发现2001—2013年文化创意产业高频热点研究作者群：Chris Gibson（2009）被引15次居首，随后分别是Jason Potts（2011）被引13次、Stuart Cunningham（2009）被引10次、该Y Shibata（2001）与A Miyakawa（2001）各被引7次、Zhang Meiqing（张梅青）（2009）与Chris Brennan Horley（2010）各被引6次，Luciana Lazzeretti（2012）、Christy Collis（2010）、Terry Flew（2010）均被引5次。这表明：①高频热点作者在被引频次上存在较大差距，②高频热点作者相对集中在2001、2009、2010、2011等年份，③高频热点作者均位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实力靠前的大学，这表明相关研究领域相对集中在实力机构。

（2）高频热点研究群及其被引文献生态位

利用Citespace可视化功能同显示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高频热点研究作者群及其相关文献排名（以Citespace中的Narrative为准）:Florida（2002）以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被引用84次位居第一，随后是Caves（2000）的Creative Industries: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被引41次、Nelson（1982）的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被引29次、Schumpeter（1942）的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被引28次、Scott（2000）的The CulturalEconomy of Cities被引27次；排在第六名的是Hesmondhalgh（2002）的The Cultural Industries被引用23次、Pratt（1997）的The Cultural Industries Production System被引23次、Cohen（1990）的Absorptive Capacity被引23次、Peck S（2005）的Struggling with the Creative Class被引用23次等。此外，如图1-1-2-5所示：①被引量上，Florida（2002）处于绝对优势，即为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研究领域中核心节点的核心，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核心作者；②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文献中，同一作者不同研究成果能够成为高频热点的概率比较低，仅有Schumpeter 1942年的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的V、P（被引点所在位置）和1934年的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的V、P都处于核心节点地位，这既表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领域研究未局限在某一个或某几个学术领域的权威而是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又说明当前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理论主线是以经济学的资本、演化、制度等思想为缘起逐渐发展；③热点文献密集出现在2000、2002两个年份，这契合了英国DCMS发表《文化创意产业路径1998》和《文化创意产业路径2001》，但是2005年后缺乏相应高频热点研究群。究其成因是人文社会科学界着眼政策实践与成果应用紧跟时代议题才促成了2000年前后的高频热点作者群密集，而2005年后缺少高频作者群和论著主要是因为近年新发论文历经时间短，尚未被后续研究者关注与引用。

（三）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及其演进

1．热点文献逐渐增多且目前处于成熟期

据Citespace可视化结果统计得表1-1-2-1:①伴随研究深入与全球学者加入，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热点成果呈增加趋势；②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历程呈阶段性发展，即1996年之前为萌芽期，显著特征是研究成果少、纵使有高频热点文献也是间接研究文献，如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34）和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1996—2005年是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成长期，显著反映在发源国家——英国、澳大利亚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产出快速增长，而后起国——日本、韩国、中国也在政策推动下产生了国际研究样本（上海及其田子坊、北京及其798艺术区）与国际文献；2006年至今是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成熟期，显著特征是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研究已在理论阐释上形成“创意集群、创意阶层、创意城市”等主流假说，并被广泛的实证研究所证实，此外相关热点作者群虽有扩散迹象，但仍未有效吸引新生研究者加入。当然，2006年之后热点文献有所减少，亦有可能由于近期成果较少被引用与关注。

2．热点领域：创意力、创意集群、创意阶层、创意城市、创意网络、国家创意产业政策

图1-1-2-4与图1-1-2-5显示，Florida（2002）的创意阶层、Caves（2000）的创意经济：商业与艺术、Nelson（1982）的演化理论及Schumpeter（1942）的资本、制度与经济转变、Scott（2000）的城市文化经济、Hesmondhalgh（2002）的文化产业、Pratt（1997）的文化产业生产系统、Peck（2005）的反思创意阶层等热点文献，主要探索文化创意产业、创意阶层、创意城市、创意集群等的概念、构成、形成过程与发展机理及其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相关研究以理论阐释为主，部分经济学者尝试以案例证实自己论点。早在1980—2000年，学界就普遍关注如何理解企业或组织的创意力及其管理，对创意力（creativity）本质、产生环境、构成等进行了广泛研究；直到21世纪早期，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才转向所谓“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是能够发展或销售基于个人技能与创意力的产品的企业集合。在此情景下，研究若尤其关注创意力与艺术的关系，以及管理、商业等创意生产。这引起经济学者Florida对创意阶层的关注，他认为创意阶层是城市与区域发展创新之源，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城市学者Scott等开始研讨大规模创意阶层集聚与创意经济发展是否能形成新型城市——创意城市。于是，创意流动和结网、创意集群、区域产业政策便被人文—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广泛关注。

3．热点领域间的逻辑关系演进

海外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领域，既囊括了全部术语的理论界定与典型区域实证，又隐含了逻辑关系。据热点领域文献的相互引用关系（图1-1-2-6与表1-1-2-2）可知，①本地引用（LCS）居前10位的分别是“Struggling with the Creative Class（Peck J,2005）、Clubs to Companies（McRobbie A,2002）、The Place Gives me Space（Drake G,2003）、Cultural Economy:a Critical Review（Chris Gibson，2005）、Creative Cities: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Pratt A C,2008）、The Artistic Dividend（Markusen A,2006）、Risk and Trust in the Cultural Industries（Banks M,2000）、When does Start-Up Innovation Spur the Gale of Creative Destruction（Gans J,2002）、Cultures at Work（Gibson C，2003）、Academic Publishing as Creative Industry（Gibson C,2004）。前10位文献间逻辑关系是文化经济作为创意产业（创意经济）研究缘起，被Florida的创意阶层假说引向研究新高潮，进而形成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三流派：一是创意阶层理论派，认为作为后工业化都市经济的原动力，创意阶层是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因子，以Richard Florida为核心构建creative class；二是创意城市假说派，认为城市的未来是通过构建开放性、多文化、高品质的人居环境集聚富有创造力的群体来发展创意经济，以Charles Landry为核心构建creative city index，当然该流派衍生了创意场域、创意氛围、创意地方、创意空间等术语；三是艺术、设计、媒介及其商业价值衍生派，认为基于个人技能与创意力的艺术、设计、媒介等必须整合于现代信息技术和商业模式中才能创造价值并提供就业，该流派由以John Anthony Howkins、Stuart Cunningham等为首的一批任职于媒介公司或艺术、传播、设计学院的学者组成。当然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逐渐开拓了新领域，如基于集群视角的创意集群演化及其创意扩散、社会经济学视域创意产业发展管理，较多的城市与区域规划者则尝试面向城市规划与更新实施工具讨论文化创意产业规划政策等。

创意阶层理论作为创意经济、创意城市、创意网络的源头与核心，被西方学界广泛批判性引用与探索性证实。然而创意阶层理论无法诠释作为系统的创意经济、创意城市、创意网络等的萌芽、发展等过程的支撑条件、核心动力、阶段特征，因而在2008年前后被引频次非常高，随后逐渐降低；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既是创意阶层拥有创意力的商业化产出，又是推动城市或区域发展成为创意城市的核心经济动力，然而西方学界高度关注创意力的商品化过程和创意产品的商业模式及其产业链条衍生，因而Howkins、Gibson的被引频次不逊于Florida，其理论被各学科广泛接受与关注。创意城市是创意阶层、创意产业、创意经济集聚的场所，又是创意氛围、创意场域等地方创新基质的孕育空间。因此，有关创意城市指数、创意城市形成条件与发展阶段假说等被广泛讨论，但尚未形成一致性见解，被引频次分散于多位学者。

（四）结论

采用Citespace等文献计量软件提取ISI数据库的2431条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文献，并利用Citespace定量与可视化功能，得出结论：（1）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学术群体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英国与美国，具体而言，澳大利亚是以昆士兰科技大学、昆士兰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为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阵营和以麦考瑞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的文化地理学与城市文化经济等领域研究阵营，英国是利兹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为首的艺术、设计、传媒和文化地理学二元并进的研究阵营，美国是以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影视文化研究阵营；尽管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已扩散众多院校，但目前仍处于高度集聚状态。（2）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与地方创意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两种匹配类型：澳大利亚呈协调发展，而美国、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与地方创意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错位。（3）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高频作者是Chris Gibson、Jason Potts、Stuart Cunningham，但单篇文献被引频次最高的则是Florida、Caves、Nelson。（4）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是创意力、创意集群、创意阶层、创意城市、创意网络、国家创意产业政策等，且形成以Richard Florida为核心的创意阶层理论派，以Charles Landry为核心的创意城市假说派，以John Anthony Howkins、Stuart Cunningham等为核心的艺术、设计、媒介及其商业价值衍生派。

三、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与趋势

（一）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是中国最齐全的期刊文献数据库，囿于中国知网收录区域限制，文中文化创意产业相关文献仅考虑中国内地，尤以文化创意产业相对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为主，未考虑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相关文献。中国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从2005年开始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因此文献计量时段为2005—2013年较为适宜。利用大连理工大学开发的一款基于信息科学文献的“研究前沿”和“基础知识”在Java平台上运行的可视化软件Citespace，通过中国知网收集文献并将收集到的文献在Citespace平台上加以量化，对呈现的图表结果加以分析，研究中数据处理主要过程如图1-1-2-1。

（二）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演变

共引文献作者（co-authership）和共引文献作者所属研究机构（co-authorship institution）是测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的重要指标：①以互联网为中介，共引文献作者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因此可将共引文献作者作为其研究对象；②研究者所属研究机构对研究者会产生利好影响，研究机构在该领域的团队式研究是研究力量的重要展示。因此，共引文献作者及其所属研究机构的演变图谱，可呈现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的动态过程和最新趋势。

1．热点共引文献作者变化

（1）热点共引文献的作者

热点共引文献作者是cluster view中显示的高阈值下引文作者，将其作为分析对象可识别每一年份的高频热点共引文献作者。本节将2005—2013年的高频热点文献作者视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力量，将引用频次作为衡量热点文献作者的唯一指标。在所有作者中，厉无畏、金元浦、孔建华、张振鹏、高长顺、韩顺发、刘云开、孙洁、李蕾蕾、褚劲风、张京成比较靠前，其引用频次皆在五次或五次以上。图1-1-3-1显示，随着时间推移高频热点共引作者的引用次数是累积性变化，且学术新人不断涌现：①厉无畏2005年被引用17次、金元浦2006年被引用14次、孔建华2007年被引用10次、李蕾蕾2008年被引用5次；张振鹏2009年被引用8次、孙洁2009年被引用6次、褚劲风2009年被引用5次；高长春2010年被引用8次等；②总引用趋势上，以厉无畏、金元浦、孔建华为代表的2005年、2006年、2007年热点共引作者的共引次数要远高于其后的热点共引作者的共引次数，其原因是厉无畏、金元浦和孔建华的有效成果较早且其后研究者热衷于引用最初文献；③引用频次随着时间推移呈总体减少状态，其原因是越早刊发成果则被引用的概率越高，后期研究领域多元化使得对前期成果引用频次降低；④到2012年、2013年出现了零高频热点引文的现象，成因是2012年和2013年的成果较新还没有完全被其他研究者所知晓，这导致高频热点引文作者的缺失；⑤在2007年之后，高频热点引文作者从2005年和2006年的单一作者变成了多个，原因是文化创意产业备受重视，参与的研究者增多。

以上分析表明：①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确实产生了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有效的重大成果，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奠定了基础；②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者数量日益增多，且文献产出与热点共引文献增长趋势均呈显著态势。

（2）热点共引文献作者的变化特征

本节首先利用link walkthrough研究人数的演进，然后依据timezone统计热点共引作者数，得2005—2013年的热点引文作者数分别为30、60、50、52、50、52、50、52、56、50、54个。这表明：①热点引文作者数量总体保持平稳，说明每年产生的有效成果数量并没产生巨大变化，即说明中国需要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入研究以产生重大成果；②2005年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其他年份显得特别少，成因是当时中国刚刚展开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起步阶段并没有产生有效成果；③2006年中国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效成果剧增，这得益于2005年的研究铺垫和中国丰富的研究对象与样本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热点引文数量分析表明：①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较落后，2005年之前没有有效的研究成果；②2009—2013年国内尚未深入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以至于该领域每年产生的文献很多但有效成果太少，故热点共引作者数量一直徘徊在50左右。

2．高频热点共引文献作者所属研究机构演变

（1）热点高频共引文献作者的所属机构

高频本书以热点共引文献作者所属机构为分析对象，将2005—2013年的高频热点文献作者所属机构视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力量。图1-1-3-2显示：（1）高频热点共引文献作者所属单位自2005—2009年、2013年分别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8次）；中国传媒大学（10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10次）、北京印刷学院（8次）、北京市社会科学院（7次）；清华大学美术学院（8次）；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7次）；济南大学管理学院（7次）；北京服装学院（7次）;（2）热点高频共引文献所属研究机构共引频次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态势，主要原因是产生研究成果的机构的积累成果为后期研究成果做铺垫，在cluster view中显示，后期成果较前期增加明显；但在2010年、2011年、2012年缺少高频热点研究机构。对照CNKI数据，其原因是这三年有效成果中未能进行科学方式的署名。以上分析表明：①高频热点研究机构的被引频次与时间的关联度不大，②热点研究机构基本都位于高等人才聚集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高地，如北京、上海等。

（2）热点共引文献作者所属研究机构的演进特征

本节利用timezone统计热点共引文献作者所属研究机构，使用Citespace的link walkthrough来显示每年的研究机构数量，发现：（1）2005—2013年各年份热点共引文献作者所属机构分别被引用频次为15、45、50、45、45、46、44、41、52;（2）citespace得不同年代热点共引作者所属研究机构Network呈现N=630、E=118（density=0.006）。这进一步说明：①研究机构的数量总体上保持不变，主因是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机构基本形成格局；②核心研究机构未随时间而转移，印证了国内研究机构网络的基本成型。由此可以判定：①中国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机构的网络格局已经成型，主要研究人员基本隶属于这些研究机构；②计量中显示出个别研究机构的新研究者尝试加入该网络，这有利于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三）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演进

Citespace软件提供了高频热点关键词、凸显词、向中心性词的年轮显示和编年图，因此本文将围绕高频热点关键词、凸显词、向中心性词讨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及其演进特征。

1．高频热点关键词、凸显词和向中心性词的演进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研究的核心内容，本节将2005—2013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文献的高频热点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将采取timezone所得出的数值作为高频热点关键词分析对象。citespace得不同年代热点关键词网络显示2005—2013年各热点高频关键词及其发生频次分别为：文化创意产业/157次、文化创意/91次、创意产业/80次、文化产业/59次、产业发展/44，创意/32次、知识产权/20次、产业链/18次，创意产品/17次、创意经济/15次、产业集群/14次，产业园区/12次。对照历年文献分析发现：①发生频次反映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已由最初的纯粹产业研究逐渐扩展到对产业集聚与集群、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等的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涵盖的行业伴随时间推移日益广泛；②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主线仍然是产业自身，但研究视角逐渐散开，即从经济发展理念扩展为产业链、产业集群、知识产权、城市产业政策等视域；③2008—2013年未出现文化创意产业的热点高频关键词，主要是因为2008年之后的研究具有承继特征，新的关键词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等。总体而言，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高频热点关键词表明：①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的网络呈扩大化趋势；②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领域越来越深入；③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视角虽日益多样，但仍限于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地理学（人文—经济地理学）、管理学（企业管理）、建筑规划学等；④2008年之后的相关研究并不突出，说明亟待开拓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新领域；⑤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样区过于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需要拓宽研究区域以发现中国问题。

凸显词可反映出该年份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而探究研究内容的演化过程。本节利用timezone识别每一个年份的凸显词，所得数值作为直接分析对象，所获取数值为：（1）2005年凸显词“创意”，凸显值为7.48;（2）2007年凸显词为“知识经济、经济发展”，凸显值为3.92;（3）2010年凸显词“动漫产业”，凸显值为3.73。但是个别年份的研究内容比较分散无法得到凸显词。结合中国知网文献分析发现：①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词，“创意”在2005年就得到了中国学界重视与确认；②中国学界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一部分；③受行业构成限制，中国学界高度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分支“动漫产业”。总体而言，凸显词演进表明：①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偏向或喜好是“创意”; ②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视角多停留在经济学；③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集中在某几个行业。

向中心性词是连接其他研究内容的中介，它将本来不相干的研究内容连接起来，因此从向中心性词可以看出研究核心的演化过程。利用timezone识别每一个年份的向中心性词，将其作为分析对象，所得向中心性词数据为：2005年“创意”的向中心性值0.33、“创意产业”的向中心性值0.24,2006年“文化创意”向中心性值为0.31；但随后年份受文献被引用量限制，无法显示出向中心性词。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向中心性词基本围绕“创意”及其邻近词汇发展，因此中国学界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核心是“创意”。

2．国内对创意产业的研究现状与问题

国内“城市与区域发展视角创意产业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紧跟世界趋势、特色显著”的研究范式。（1）研究内容的方向：紧扣欧美等国家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新动态，并结合中国大都市中心城区的“退二进三、三次产业升级与转型、历史遗存的保护与再利用”等问题，形成了以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创意城市建设、创意产业与城市经济互动、创意产业与城市再生为主的研究方向。（2）研究方法：以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并尝试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数据包络分析等计量方法检验中国创意产业和产业园区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机理，评价城市创意等。（3）研究学科和研究队伍：到2014年基本形成以产业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工商管理等学科为主的综合交叉研究，已培养了110多名研究生，且形成了北京、上海两个研究阵地。

但是，国内对创意产业研究呈现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需求的态势，尤其是除上海、北京、广州之外的大城市，它们的创意产业才起步，发展模式与政策措施需要更多探索。展望未来，国内创意产业与城市区域发展的研究，仍需从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梳理中国城市发展创意产业和创意园的理论与实践政策；探索国内主要城市成长为创意城市的模式与机制，特别是从知识经济与全球—地方化视野来阐述国内相关理论与实践；探寻创意阶层兴起与集聚过程中的城市发展机制（如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的响应等）。

（四）结论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与趋势的基本特征如下。

（1）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热点共引文献作者及其所属研究机构正呈现稳定态发展趋势，即虽然2005年前后研究成果被广泛引用，而且研究作者和机构、研究产出日渐增加，但有价值的文献并没有随着研究者数量增加而增多，热点共引文献作者数量一致徘徊在50左右。

（2）2005年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研究取得大发展的一年，随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视角由早期经济学逐渐拓展到管理学、人文—经济地理学、建筑规划学。但是，热点研究机构的被引频次与时间的关联度不大，被引的热点研究机构基本都位于高等人才聚集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高地，如北京、上海等；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机构网络格局已成型，个别研究机构新研究者虽尝试性加入该网络，但成效不显著。

（3）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高频热点关键词、凸显词与向中心性词的体现出：①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的网络虽呈扩大化趋势，但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视角仍限于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地理学（人文—经济地理学）、管理学（企业管理）、建筑规划学等，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样区过于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需要拓宽研究区域以发现中国问题；②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偏好是“创意”，但研究视角多停留在经济学且研究集中在某几个行业，如动漫产业等；国内学界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向中心性词基本围绕“创意”及其邻近词汇，尚未形成新核心词汇。

四、中国创意产业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动态

国内现有文献主要从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着眼，研究领域集中在：（1）创意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转型，主要包括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城市创意产业的经济学分析、城市发展创意产业对策、创意产业与城市竞争力提升、创意产业与城市经济转型、创意产业园规划建设、“三区”联动发展；（2）创意阶层与城市发展；（3）创意产业与城市互动；（4）创意产业与城市再生（更新），主要包括创意产业对城市再生（更新）的作用、途径、基本模式及其政策建议；（5）创意城市研究，主要包括创意城市评价、创意城市建设策略、构建创意城市的文化政策等。

（一）创意产业与中国城市—区域转型研究

1．研究方向及其基本观点

西方“创意产业”的引入和学界的广泛宣传、呼吁，逐渐引起城市政府在旧城更新或城市转型中对“产业升级战略、文物保护与利用策略”的实践重视，创意产业在中国发达地区快速发展。国内创意产业发展与城市—区域经济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表1-1-4-1中的七个方向。

由表1-1-4-1可得出以下结论：（1）城市创意产业影响因素研究，国内主要是梳理国外研究成果并结合国内主要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现状来总结影响因素，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应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来寻找主导影响因素，如谭娜、高长春（2009）利用因子分析对全国20个城市截面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基础环境、智力与资本投入是关键因子；王家庭、季凯文（2009）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2004年中国15个主要城市创意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分析，发现科学技术、城市环境、结构、知识产权保护、人才、资本、产业规模、区位等是影响城市创意产业整体效率的重要因素。（2）城市创意产业的经济学分析主要是：①通过国内外主要创意城市的创意产业横向对比和纵向研究，提出中国发展的政策建议；②从城市经济形态演进和创意经济的本质出发，利用文献综述法、面板数据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寻求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理论依据和关键性因素及城市群的创意城市协调发展策略等。（3）城市创意产业对策研究，主要根据国内外典型城市的创意产业发展经验并结合自身情况，分析北京、上海、成都、呼和浩特等东部与中西部区域发达城市发展创意产业的对策。（4）创意产业与城市竞争力提升关联研究，主要是：①根据国外经验梳理中国某些城市通过发展创意产业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政策策略；②认为创意经济（产业）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与原动力，并分析创意产业作用于城市竞争力的可能方面及其功效。（5）创意产业与城市经济转型关联研究，认为创意经济是未来经济的主导形态，国内大城市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趋势，积极发展创意产业以推动经济转型。（6）创意产业园区建设研究，主要是：①探讨上海、北京等地的创意产业园区成长模式、商业模式、园区与旧产业建筑群再利用的关联模式；②建筑学类和艺术设计类专业研究生从建筑学、城市再生视角探讨了旧产业建筑发展创意园区的整体规划与建设改造策略手法和对策，重点讨论了艺术类创意园区如何利用旧产业建筑群和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如何借创意产业开发模式而成为新的城市消费空间。（7）“三区联动”发展研究，主要探讨了上海杨浦区的“大学—科技园区（创意产业集群）——公共社区”联动发展的运作模式与机制，以及相关政策。

2．研究特色与存在问题

创意产业与中国城市—区域经济转型研究，紧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特征，能够充分挖掘国外典型案例，从中获取中国大城市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创意产业发展政策建议。总体看来，研究特色与问题并存。研究特色集中在：（1）研究方法以经验分析与实证主义为主，也尝试用数量方法探索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及问题；（2）研究区域主要以东部大都市为主，并且重点研究了北京、上海两个城市区域的创意产业和创意产业园的模式、商业经营机制、与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关联等；（3）研究队伍以北京、上海为阵地，已初步形成以产业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工商管理、城市规划、艺术设计等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模式，培养了近100名硕士和10余位博士，已形成了可持续性的研究队伍。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对国外经验的梳理，并不能恰当地应用于国内，国内创意产业兴起时间较晚，而且国内发展创意产业的大城市在经济形态、产业结构等都落后于欧美主流城市，最为致命的是国内大城市缺乏发展创意产业的核心因素——创意人才及包容、宽松的环境；（2）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导向的国内诸多创意产业园区建设，都存在同城同质化和临近区域同质化现象，而且园区开发投资的商业气息过度，尤其是某些园区借发展创意产业之名却行房地产开发之实，这将导致创意产业发展的低效益化或者不可持续化；（3）研究方法缺乏对创意人才的培养，对创意阶层需求的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研究，这必将导致国内创意产业人才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的严重短缺；（4）地方政府虽积极推动创意产业发展，但执政与管理服务理念的缺位短期内仍是制约创意产业发展重要因素之一。

（二）创意阶层与中国城市发展研究

1．主要研究方向及进展

国内对创意阶层与城市发展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1）探讨创意阶层的空间集散、集中度与城市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如盛垒、马勇（2008）梳理了国外对创意阶层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创意阶层具有独特的区位偏好，往往集中在那些能够提供宽松的社会氛围和各种就业机会的多样化城市和区域，创意阶层的密度与地方多样性呈正相关；从城市发展看，创意阶层的相对密度与地方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一个城市和地区对于移民、艺术家、同性恋的开放程度与其经济质量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创意阶层的集中程度与地方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创意阶层集中的城市往往也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发达的创意中心。（2）创意阶层在创意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地位视角，探讨创意阶层形成“创意社群”及其对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借鉴意义，如刘轶（2007）认为我国的“创意阶层”将会逐步壮大，形成城市中的“创意社群”，并将凭借创造力和对文化艺术生活的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充分利用文化、艺术、商业及社区间的联系。“创意社群”将会为城市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为城市规划和发展模式提供新思路。

2．存在问题

国内学者对创意阶层与城市发展研究，主要梳理国外典型案例和相关经验性理论，缺乏国内实证研究，也未能提出中国化理论。由于社会发展背景和国情的差异，国内研究创意阶层，缺乏规范的统计数据支撑，而且实地调查或访谈也面临诸多困难，因而未来一个时期内创意阶层研究将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都市，并只能从住宅小区或社区或创意园区层面进行个案研究。当然，研究主要考察创意阶层的形成及其对城市发展的经济、社会等影响或诉求机理等。

（三）创意产业与城市互动研究

1．主要研究方向及进展

国内学界对创意产业与城市互动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厉无畏，王俊、汤茂林，张嵩等简析了创意产业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的功效，并给出了一般性政策建议。（2）冯之浚、褚劲风、高峰、马吴斌、胡彬、高宏宇、柯焕章等针对上海、北京等城市，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创意产业发展在城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对外贸易扩大、增加就业、城市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功能及相互作用，只是对于双向循环作用的机理研究非常有限，未能揭示创意产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机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友金、胡黎明、赵瑞霞基于创意产业的三大特点及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借助于系统科学理论建立了创意产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模型，初步探讨了其耦合演化过程，认为创意产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系统将经历低级协调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和螺旋式上升4个阶段。（3）段进以长三角为例，从城市规划角度对生产总值和人口、各工业行业的比重变化、各行业的发展潜力、人才等进行分析，确定城市创意集群中每个层次的城市定位，指出城市规划也应关注“创意阶层”所需的多元化空间形态，力求为他们打造理想家园。

2．存在问题

总体看来，国内创意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现有“创意产业与城市互动”研究还显得非常薄弱，集中在创意产业对城市发展的单向研究，而且也紧紧围绕产业经济、文化等方面展开。随着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的发展，研究者需要对两者关联机理及规划政策响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四）创意产业与城市再生（更新）研究

1．主要研究方向及进展

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是西方在19世纪90年代对“旧城改造（old city renewal）”的称谓，其时代含义与特征是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城市开发进入更加强调综合和整体对策的城市再生阶段。在英国，1997年提出的产业政策——“创意产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在大伦敦区域更加侧重遗产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以促进中心城区就业增长与经济复兴。国内创意产业被官方重视并大力推进，也是起因于自发性创意产业集中对大城市旧城复兴的积极影响。

（1）创意产业对城市再生（更新）作用及政策建议，即发展创意产业在提高城市竞争力、增加城市就业、延续城市文脉、塑造城市景观特色等方面的作用，主要有：①王伟年（2006）、周蜀秦（2007）、肖建莉（2007）、王波（2008）等以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创意产业（创意园）发展为例探讨创意产业与城市再生间关系，认为创意产业在城市再生中可以提高城市竞争力、增加城市就业、延续城市文脉、塑造城市景观特色，并指出创意产业园区是城市再生的新模式；②刘强（2007）以上海杨浦区为例从城市更新视角探讨“大学—创意产业集群—城区”互动规律，得出在“三区联动”发展中三方主体需各自转变角色的结论；③周建军（2008）以上海2010年世博会园区的后续利用为例，从区域功能定位、物质空间改造和城市系统优化三个方面分析达成“城市文化创意空间塑造”发展目标的可能性与路径；刘云（2009）从空间角度阐述创意城市含义，通过对西方国家创意城市空间案例的分析，发现其成功经验是强调空间资源整合与用地功能的混合发展以及注重提升生活品质的设施建设。

（2）创意产业与城市再生（更新）原则、机制、模式，即历史文脉的有机延续和创意环境的充分塑造原则，市场主导的价格机制与政府引导的规划调控机制，商务办公模式、博物馆与展示空间模式、公共开放空间模式、商业休闲模式等典型互动模式，主要有：①钟凌艳（2006）将国内外城市复兴的项目划分为五类，并根据文化策略—文化介质的路线建构这五类城市复兴项目的策略；②石崧（2007）以上海作为例探讨了创意产业与城市复兴之间的关系，指出创意空间是城市复兴的新模式；范能船（2008）认为要使历史建筑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中发挥作用，比较妥善的方法是对历史建筑进行创意性的功能置换，发展创意产业；③张豫（2008）从城市更新理论和创意产业集群对城市更新的影响入手，提出了创意产业集群化导向型城市整体更新和局部更新的原则、战略框架（策略）；汝军红（2009）总结了创意产业发展与历史建筑保护的互动基础、原则、机制；姚瑶（2009）以上海为例研究发现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旧厂房和旧仓库成为创意产业园发展的物质空间载体，承载和刺激着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壮大，而创意产业园也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新的模式和发展策略，加强了人们对这些遗留的旧有工业建筑的认识和再利用，促进了城市旧区的空间复兴。

（3）创意产业与城市再生的空间效应，创意产业的发展恢复了城市历史遗产空间，并形成新的消费空间、创意工作空间与社区空间等，主要有：①童昕（2006）认为知识型、创新型的产业必须依赖高技能和创意人才，而提升生活品质是留住人才的必要条件，并以昌平区高科技走廊的规划为例，认为需要把“投资创业”与“生活宜居”两大功能结合起来，淡化狭隘的支柱产业思想，以更宽泛的视野看待区内不同类型的产业活动，为不同形式的创业和就业提供较为宽松、便利的商务环境，创造一个多元化、有活力的郊区创意生活空间；②李耀华（2008）结合凯文·林奇关于城市空间的六个性能指标，探讨了创意产业集群所需的空间特征和要素；③孙洁（2009）诠释了城市创意产业集群三种不同类型的增长空间，并结合苏荷、鲁尔、硅谷和张江等案例深入剖析国内外城市创意产业集群的成长轨迹。

2．研究特色与存在问题

国内学者对中国创意产业与城市再生问题研究，主要从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等学科背景展开，已针对上海、北京等地创意产业园区发展与旧工业建筑遗存或历史文化风貌区更新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也初步提出了导入创意产业发展视角下的国内旧工业建筑（历史风貌区）更新的原则、模式、政策建议等。但是，当前城市再生以经济、社会、环境与景观为主要目标，城市创意环境营造、城市功能空间与空间功能重塑、创意阶层及创意社区集聚等问题，未能纳入当前创意产业园区研究领域。而且，从早期的艺术家自发集聚利用旧建筑遗存进行艺术生产，发展到如今的政府大力推进，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在加速推进创意园区快速发展，但却忽视创意园区生存的基本条件：创意阶层的形成与集聚、创意阶层与创意园区的空间诉求等。国内多数城市政府只利用“创意产业园”包装城市旧区，未能从本质入手探讨如何推动创意产业发展和创意园区建设。

（五）“创意城市”研究

“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源于国外Peter Hall、Charles Landry、Richard Florida、Allen Scott、Gert-Jan Hosper等学者的研究，他们对创意与城市发展，创意城市的内涵、构成要素、类型、评价及公共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国内对创意城市研究的起点和重点，与国外有较大的差距。国内创意城市研究最早文献是黄怡于2001年发表的《读皮特·霍尔的“创造性城市与经济发展”》，该文仅引介了西方学者对创意城市的研究成果。笔者以“创意城市”为检索词检索CNKI发现，国内学者都沿用了Charles Landry（1995）在The Creative City中的界定与Allen Scott在Creative Cities:Conceptual Issues and Policy Questions中的界定，并认为“创意城市”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城市发展理念。不同学者对“创意城市”的关键因素，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创意城市”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它的发展将会映射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于城市发展政策变化的轨迹。

1．研究现状及主要方向

国内创意城市研究，除了综述与引介西方经典文献外，主要集中在中国创意城市建设实践策略、创意城市构建所需的文化政策、创意城市评价三个方向。（1）国内创意城市的实践研究，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如上海、北京、南京等城市，而中西部的乌鲁木齐、南宁、衡阳等也提出此理念。创意城市理念的风行，表明国内城市政府与学界已经开始认识到创意城市建设的重要价值。建设策略呈现：①针对国际典型创意城市，总结经验并寻找差距，全面制定本地创意城市的建设策略；②从创意城市的核心支撑要素入手，制定促进创意城市成长的策略。（2）国外经验与创意城市构成要素论研究，探讨国内大城市建设创意城市的文化策略，认为中国城市须以构建3C策略（创意环境、创意产业、创意阶层）等为重点。（3）创意城市评价研究，主要是根据西方的“创意城市构成要素论”和经典的“欧洲创意指数、Florida的创意城市衡量指数、香港创意指数”建构中国的城市创意指数、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及方法，并尝试性地评价中国正在成长中的“创意城市”。

2．研究特色与存在问题

中国的创意城市正在成长，需要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指导，这就引发了当下国内学界对创意城市建设的高度关注，主要围绕大城市成长为创意城市的模式、路径、配套政策与创意城市评价等方面展开，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如郑晓东博士学位论文《创意城市的路径选择》、易华博士学位论文《基于“3T”理论的上海创意城市发展研究》、禇劲风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创意产业集聚空间组织研究》、马仁锋博士学位论文《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机理》等，为上海市发展创意产业、成长为创意城市提供了理论指导。当然，现有研究也存在局限：一是国内创意城市建设的泛化与无人问津的“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创意产业发展”形成矛盾局面，后者是创意产业研究的重点区域与内容；二是对国内城市成长为创意城市的可行性、战略规划、引导策略等缺乏深入探究，以至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所提出的创意城市定位趋同化现象日益突出；三是缺乏从全球网络、经济和文化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的视野探讨中国未来创意城市的格局、发展过程与机理。

五、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发展差异研究

（一）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差异研究

1．产业区域差异研究常用方法

简单梳理产业区域差异研究，旨在厘清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赵锋利用基尼系数、锡尔系数和对数离差均值等方法，设计产业差异测度方法，基于国内省际和东、中、西部数据，实证分析了1997—2011年中国流通产业发展区域差异，并探究了差异产生的原因、变化规律及措施；汪晓琳等基于产业竞争力视角，采用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聚类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研究2010年中国体育文化产业的区域差异；宁进厅等基于生产和消费视角，对2000—2009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互联网产业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使用方法主要有利用锡尔系数和集中化指数；罗顺风利用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从绝对和相对差异分析了中国服务业1978—2008年发展区域差异（表1-1-5-1）。可见，有关“产业区域差异”研究，研究视角主要有：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业发展速度、产业竞争力、生产和消费、资源条件等，这些视角又可分为绝对角度和相对角度；常用方法有主成分分析、锡尔系数、基尼系数、集中化指数、对数利差、变异系数法等，存在问题是大部分学者进行区域差异比较分析时只有一到两种研究视角，较少关注空间差异比较。

2．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中国31个省区市1998—2009年的面板数据，钟廷勇等通过构建技术时变的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探究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不高但有小幅上升趋势；技术效率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是技术效率的高地；产业规模、经济发展、社会资本、信息化和科技水平等影响因素对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安烨等从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两方面分析吉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增加值、法人单位数、就业人数、全年营业额、产业结构均衡度、产业结构专业化程度等，发现吉林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逐年增加，文化创意产业的法人单位数、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数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上升，但内部呈现不平衡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呈现三阶段发展特征，典型行业出现集聚现象。冯根尧等以中国27个省市为研究单元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实证分析了2008—2010年中国创意产业的创新效率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中国创意产业的创新效率水平不高，区域差异明显；规模效率对总体效率的作用不如技术效率，故技术效率已成为我国创意产业整体效率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顾江等基于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从行业和空间差异两个角度分析中国31个省区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发现国内文化产业区域发展显著不平衡。

已有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差异研究的视角主要有：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效率、创新效率、文化背景、区域经济水平、行业差异与空间分布差异等。研究尺度以全国尺度研究占绝大多数，其次为省域尺度研究；但是，浙江省的相关研究鲜见。区域差异比较视角看，以单视角研究为主，缺乏对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差异研究。

（二）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分布研究

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统计口径、空间集聚以及其与城市环境的关系是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重点领域。每个领域都充满了争议，但也存在共同点，即地理学者都强调了空间作为文化、经济活动的载体及其生产要素至关重要，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分布问题也备受关注。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尺度和视角探究该问题：从宏观到微观重点关注全球尺度的产业网络、区域尺度的区位选择和集聚动因分析、城市尺度的空间分布及其形成机制、分部门的文化创意产业案例及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对城市空间影响等。区域尺度案例研究表明文化创意产业呈现出向经济发达地区或城市集聚的倾向。Scott研究洛杉矶的家具制造业和时装业、好莱坞的电影产业、美国的唱片业及硅谷的多媒体行业等多文化创意产业重点行业的区位选择。Lazzeretti研究发现意大利的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分布呈分散状态，其与文化艺术遗产、地方经济的扩散十分相关，这表明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根植性。概览国内外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分布研究呈两种典型范式：一是基于案例（园区、集群或企业）的质性研究和访谈，在区域和城市尺度讨论某一行业的集群或集聚机制，及其对于区位的特殊偏好；二是基于统计数据的定量测度，主要采用空间自相关、基尼系数、区位熵等方法，测度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状态及其趋势，衡量和比较不同城市和行业的空间状态等。国内外学者虽然已经研究了较多城市或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分布问题，但多采用单一计量方法或案例分析法，存在方法与数据上的局限性。

（三）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差异研究

由于不同区域支撑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基础、文化底蕴、人才状态、科技水平、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水平以及政府态度有所差异，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从国家和城市两个层面分析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分布差异。国家层面，胡兵以省域为单元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空间计量，研究表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空间上存在正向自相关，有集聚化发展趋势，并呈现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依次下降的发展态势。2009年，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已成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高水平发展区，这三大高水平发展区形成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三足鼎立”格局。随着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发展，川渝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亦有集聚发展趋势。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六大产业集群逐步形成，空间上呈“弓形”发展格局。城市层面，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态势逐渐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初期，由于发展水平低和市场的无序竞争，文化创意企业呈现出“小、散、乱”的空间分布特征；随着产业发展逐渐成熟，文化创意企业的分工愈来愈专业化和精细化，随之空间表现为集聚度逐渐提高，中心城市及周边地区出现点轴状、圈层状和带状的产业分布特征。文化创意产业园逐渐成为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形式。

除了空间分布差异，文化创意产业在业态上也存在差异（表1-1-5-2）。六大产业集群中，具有75个集聚区的以上海、杭州为重点城市的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规模最大，重点发展室内装饰、广告策划、工业设计和动漫等产业；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产业集群，共有27个集聚区，产业规模位居第二，重点发展影视、广告、动漫、会展、印刷等产业；以广播影视、文艺演出、会展、古玩交易等为重点发展产业的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包括21个产业集聚区，北京和天津是其核心城市。2006—2012年三个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片区年均增速分别为17.6%、30%和23%；地处沿海、经济实力雄厚、市场体系完善、信息通达、文化消费需求量大、交通便利等是这三个产业集群发展迅速的共同原因。以西安、成都和重庆为重点城市的川渝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共有38个集聚区，以动漫游戏、网络软件业为重点发展产业；以长沙和武汉为重点城市的中部产业集群，包含2个产业集聚区，重点发展广播影视、动漫、设计等产业；剩余的以昆明为中心的滇海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与前三个产业集群相比，后三个产业集群的产业基础薄弱，规模较小。2006—2012年，川渝、中部、滇海产业集群的年均增速分别为32%、66.7%、47.9%，它们的快速发展都得益于当地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四）长江三角洲南翼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与前瞻

作为中国东部文化资源富集度较高的省份之一，浙江凭借浓厚的文化底蕴、发达的现代媒体与市场、充足的民间资本，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的沃土与学界研究的典型样区。当前，恰逢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浙江文化创意产业面临海陆一体化发展新契机，回顾与检视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进展，梳理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学术前沿成果，成为浙江建设海洋文化强省的时代要求。为此，本节利用文献计量方法系统梳理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历程、现状、特征等，展望未来研究面临的科学探索与社会生产需求的挑战，以期阐明浙江文化创意产业深入探究的方向与重点。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利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以“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为题名，同时分别以“浙江”、“杭州”、“宁波”、“绍兴”、“温州”、“嘉兴”、“湖州”、“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为主题，“精准”检索1993—2013年文献，经初步浏览，剔除人物采访类、新闻报道类、会议记录类、纪实类等非研究性文章后得306篇文献；同理得“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相关博士论文4篇、硕士论文65篇。三类文献合计375篇，剔除重复文献后得研究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成果336篇。据文献统计，1993—1997年无相关研究，因此获得如图1-1-5-1所示的近20年相关研究文献增长趋势，其中高层次文献包括：CNKI收录的相关硕士和博士论文及“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经济问题探索、上海经济研究、华东经济管理、浙江学刊、浙江社会科学”等期刊刊载论文共计86篇，高层次文献占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文献总数的25.6%。图1-1-5-1显示1998年以来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高层次文献与总体文献呈增长趋势，且均从2005年起增速明显加快，这与2005年浙江省出台《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的决定》等一系列鼓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文件紧密相连。2009年，浙江省制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文献迅速增加并达到峰值。可知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学界研究与政府政策呈正相关，这既表明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研究机构既未能及时把握市场需求，又不重视学科前沿，因此无法及时引领学术研究潮流。

本文首先利用文献统计学方法，回溯既有研究文献的数量随时间的增长变化，揭示其发展特点；其次借鉴普赖斯方法，确定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核心作者群；最后综合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主要领域、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总结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贡献与问题，并展望新形势下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挑战。

2．研究特点

（1）研究处于起步阶段、高层次文献少且增长缓慢

图1-1-5-1显示浙江学界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呈现两个阶段：一是1998—2005年间零星研究出现，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带动作用、发展战略及文化创意园；二是2006年后研究成果数量快速增长，主要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重点行业，如影视、海洋文化、动漫等，以及个别发育度较高的园区或城区，但直到2013年文献未突破百篇。总体而论，现有研究较为零散，各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中的高层次论文仅有86篇，其中CSSCI源刊收录29篇，占总量的8.6%，分别是《浙江社会科学》3篇、《浙江学刊》2篇、《华东经济管理》2篇、《新闻界》2篇、《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各1篇。可见高影响因子刊物介入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较少，尤其是在2005年后国内产业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工商管理学、艺术与传媒等学科主流刊物非常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然而浙江相关机构未能抓住机遇，促成本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迅速发展。因此，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总体研究水平亟待提高。

（2）研究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机构和核心作者数与浙江省高校区域分布基本一致

表1-1-5-3显示浙江相关科研机构近20年所产出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论文数量，发文量前10位的是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绍兴文理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浙江海洋学院、浙江财经学院等，共发表文献117篇，占同期全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论文的34.8%，以地方性高校、党校和社科院为主。研究机构所主要集中在杭州市、宁波市，其次是绍兴市、温州市，这既表明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的分布与发展与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发育程度、城市集聚高校数量相对一致；同时又说明湖州、金华、舟山等市应加大对科研机构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投入，以推动浙江文化强省建设。

据普赖斯提出的核心作者计算公式M=0.749（Nmax）0.5，式中M为论文数、Nmax为所统计时段最高产的作者论文数，只有那些发表论文数在M篇以上的人才可称之为核心作者。统计显示1993—2013年Nmax=5，代入上式得M值为1.67篇，取整为2篇，即统计期间发表与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相关论文2篇以上的作者即为核心作者。经计算，1993—2013年发表2篇以上论文的作者共29人，占期间论文作者总数的10%，所发表的论文占论文总数的21%。统计结果显示，20年来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核心作者人数及其论文数都处于增长趋势，这说明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队伍规模在持续扩大；但是排名靠前作者的论文产出量相较国内知名学者仍有较大差距，且论文作者缺乏有效的合作团队，未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追踪研究，所发论文的刊载期刊也未进入中国顶级人文社科期刊之列。因此，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机构与核心作者均亟待通过校内资源整合、团队协同创新、持续追踪研究动态，才有机会提升实力与竞争力。

3．文化创意产业的浙江研究动态

在336篇文献中，被核心期刊收录的文章51篇、优秀硕博论文35篇，共有86篇高质量文献。本文梳理86篇文献的研究视角、研究领域与内容、方法与主要观点等，以期全面评述浙江学界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进展、贡献及存在问题等。

（1）多学科聚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分野

经文献梳理，主要有经济学、地理学、建筑规划学三个学科的学者比较重视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其中经济学和地理学学者贡献了74篇论文，其余文献以建筑规划学文献为主。

经济学的产业经济学或区域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发展政策，其中主要文献是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内容多倾向用产业集群理论探究提升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的纵向个案或关键年份的横向对比探索，研究发现影响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在长三角地区具有比较优势，但与上海、江苏有较大差距，主要由于创新人才的存量与吸引力欠缺；而省内城际比较，则杭州、宁波位居前列。当然，个别学者十分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政策，尤其是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培育或创新型城市构建的人力资本集聚政策等。

地理学的经济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学者凸显空间性视角，较多学者从空间集聚视角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动因、集聚模式及集聚发展环境，重点研究了：①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布局，发现杭州市八大文化创意产业行业的区位因子与集聚区位差异明显，即信息服务业、动漫游戏业、设计服务业、现代传媒业对创新源、城市中心/次中心较为看重，而艺术品业、教育培训业、文化休闲旅游业、会展业等更注重交通可达性与自然环境质量等。②杭州或宁波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研究，多基于长三角地区或浙江省背景进行发展程度或模式等提炼，研究发现杭州或宁波市的创意产业园与上海、苏州尚存一定差距，尤其是集群内部企业构成、企业创意网络等方面，而且集群发展存在较多的市场不稳定因素。

建筑规划学学者主要关注城市三旧改造，在探索旧厂房或工业遗产改造时寻找最佳接续产业以充分利用历史遗存和文化底蕴。浙江学者非常关注京杭运河杭州段周边的旧厂房、民居的再利用等。韩育丹、徐杰等在研究杭州市旧工业建筑的更新时，认为适当改造建设创意产业园是较好的保护利用模式；傅栾、黄翊、楼小燕等更强调工业遗产的开发利用价值，选择适宜文化创意产业园进行地产营销无疑是较好的模式。

（2）尺度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浙江实践

尺度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过程中，各学科的学者总是会不经意地涉及该问题，主要表现在文化创意产业区际的宏观层面区域策略探索，影视、动漫、海洋、旅游等行业的中观层面产业经济研究，以及杭州、宁波等地创意产业园或创意企业的微观分析三个尺度。因此，文中尺度意指分析单元的相对大小，而尚未探索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尺度规律等。

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宏观策略研究。学界研究浙江文化创意产业时，经常会将其置于全国、长三角、浙江省等视域进行对比分析或区域一体化研究。全国视域曾有将杭州的文化创意产业与北京、上海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杭州在集聚创意阶层、市场发育等方面具有优势；而长三角视域则研究长三角地区创意产业集聚、环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战略竞合背景的浙江抉择；省域则研究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优势与特点、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还研究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发展对策。

市域文化创意产业或重点行业的分析。杭州、宁波既是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重点城市，也是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高地。学界重点研究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现状与问题、竞争力、空间布局、集群及其影响因素、产业演进驱动模式、发展对策，以及杭州模式经验和域外比较；研究宁波文化创意产业时则涉及文化创意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产业集群、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港口文化产业等。此外，学界也注意到浙江其他地方的各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如丽水的生态观光农业、舟山的海洋文化产业、湖州的蚕桑文化资源开发，以及义乌、永康、温州、嘉兴等地文化创意产业。当然，浙江省重点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如动漫、影视、海洋文化业倍受学界关注，学界主要讨论了浙江重点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模式、资源基础及其所处的价值环节等问题。

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微观研究。微观分析文化创意产业集中在：①创意产业园研究，如创意产业园的理论、沪杭创意产业园景观、杭州十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设计资源比较、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模式、杭州创意产业园定位策略；②城市内部地块研究，如以杭州白马湖创意城为例探讨农村改造的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宁波江东区文化产业定位、浙江宋城集团在地方文化资源与创意经济发展的作用。

（3）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主要领域

学界关注浙江文化创意产业，集中于研究文化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区际文化创意业对比、地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策略等方面。

文化资源开发研究。文化资源的开发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前提和基础，浙江各地的文化资源独具特色。学界重点关注浙江舟山的岛、渔、盐、佛等文化资源利用、湖州含山蚕花节之于湖州市特色文化资源旅游挖掘、浙江省内毗邻区域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与有效整合，以及丝绸文化资源评价。研究认为浙江各地都重视文化资源的利用，但尚未构建合理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创意产业的途径，未能实现文化资源优势的产业化。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研究。集群化发展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产业政策引导核心原则。学界研究浙江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主要关注内涵界定与特征、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机制、集群的竞争力、集群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杭州和宁波等地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实证。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影响因素分析是摸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律的重要环节，浙江学者探究了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单因素对文化创意产业影响、创意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等。研究发现：与京、沪、深相比，杭州动漫公司更易受到作品创作者、内外部环境、作品创意的实现及推广影响，创意产业园则易受到创新环境、网络环境和政府支持三方面影响。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和Hausman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人才、需求是浙江创意产业集聚的主要动因，而对创意产业集聚区影响创意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表明集聚的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是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优势所在。

区际文化创意产业对比研究。学界经常将杭州与北、上、广对比，又会与国外城市比较，主要比较地方文化资源条件、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发展模式、产业发展定位、政府政策、人力资源等；在此过程中会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等方法。此外戴俊骋选取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等城市与北京比较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认为，浙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在于市场发育程度和民间资本的繁荣度。

地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策略研究。务实的浙江学界非常关心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策略，即各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对策、战略。在寻找适宜策略时，学者们运用自组装理论、政府行为理论、3T理论以及现实调查法、定位差距法等，构建适宜的产业发展政策。

当然，个别学者还关注了浙江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育和评价指数、创意产业与区域发展关系、创意产业品牌营销等。总体而言，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理论探索与产业发展实践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缺少深入和系统的诠释，尤其是鲜见对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资源、经济、人才基础等的评价与分析，发展历程和现状及存在问题的研判，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制与集群培育机理的阐释等。

（4）浙江文化创意产业重点行业的研究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行业研究以影视和动漫为主，海洋文化产业是后起之秀。当然现有研究还涉及创意旅游业、生态观光农业等。①浙江省影视业以影视基地的形式发展，著名影视基地是横店、桃花岛、象山、西塘、杭州，其中横店备受学界关注。学界研究了横店、桃花岛、象山、西塘四个影视基地的现状、特点、不足、盈利模式与对策，以及横店影视业集聚发育、品牌构建、产业集群培育策略等。②动漫产业是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佼佼者，并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链；杭州市发展创意产业之初就致力于打造中国“动漫之都”，学界关注北京、上海、杭州及深圳等地的动漫创意商业化的影响因素，杭州动漫产业竞争力水平及产业发展环境以及在人文、资金、人才、体制等方面的问题和发展战略抉择，数字娱乐产业集群发展的竞争力比较。③海洋文化产业是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新秀，也是浙江社科界2010年前后重点研究的对象，学界主要关注舟山、宁波和浙东地区。以浙江海洋学院和宁波大学为代表的浙东海洋文化研究聚焦区域海洋文化产业现状、集群发展模式和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契机的策略响应。研究认为，浙东已经形成海洋旅游休闲、海洋影视、海洋节庆会展、海洋渔文化等区域特色明显的产业集群，然而在产业集群培育与地方特色资源衔接、市场体制等方面还亟待探索。

4．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挑战与未来重点

（1）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贡献及困境

通过梳理和计量分析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成果，发现：①研究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学者仍以经济学、地理学、建筑规划学为主体，这与全国研究文化创意产业队伍基本一致，然而区别在于浙江省尚未形成领军机构与研究团队，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显示浙江省至今仅获得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项目3项，即“文化产业集团的成长机制与政策取向研究（04BXW009）、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12BXW046）、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优化路径研究（13BJL081）”，同期国家共批准了129项，获得资助学者的产出与同类学者相比，缺乏高影响力的论著。②学界研究表明影视、动漫、海洋文化等应是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重点发展的行业，而且发展基础与前景均优于沿海同类产业。③关于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园和产业集群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浙江有别于全国的是较多企业的自主性、民间资本及产业政策引导相对吻合度较高；而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创意人才或集聚创意人才的环境，杭州等城市相对弱于同类城市，但政府该类政策显然优于全国其他城市。④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浙江学界较为滞后北京、上海的相关研究，既未能抓住文化创意产业的前沿领域，又未在文化资源利用、创意集群、产业发展影响因素与发展模式、政策等领域深入探究。概而言之，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现有研究尚在理论探索、政策评估与制定、地方需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在培养研究人才队伍上更落一筹。

（2）面向文化强国和海洋强国的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前瞻

文化强国、海洋强国是21世纪中国的两项重要国家战略，浙江作为海陆兼备的沿海经济大省、文化资源富集的省份，必须创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勇于开拓文化创意产业学术探索与相关实践。当前，国外重点关注：①产业经济学视角的创意产业链研究，即创意源培养与开发，创意孵化产品的资本、媒体技术、市场营销，创意商品的网络式衍生与产业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地方阶层与社会财富分配，产业政策等；②人文地理学视的的企业集聚、文化创意集群、产业空间、创意网络与创意城市及其全球—地方链接、就业与文化艺术市场、创新与社会网络等。此外，国外更注重利用质性方法解释创意产业发展相关议题的内在逻辑。因此，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必须选准突破领域与研究样区，即研究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必须以影视产业、动漫产业、海洋文化产业为重点，并紧扣杭州、宁波、舟山等相关产业发育高地进行系统的数据采集、创意阶层访谈与调查、关键企业调研，扎实跟踪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当然，还应该积极争取国家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艺术科学基金资助，推动浙江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协同创新，培养学术领军人物，建设三个重点行业的研究团队，实现研究队伍与机构的协同提升。

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驱动论

“文化创意产业”一词在2000年前后被引介到中国。国内早期使用文化产业概念，仅限定在娱乐产业，特指歌厅、舞厅、网吧等场所的娱乐活动，常与文化事业相混淆。党的十六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进行了区分，并在文化体制改革中予以体现，从而使文化产业超出了娱乐范畴，获得独立发展。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形态，文化产业被纳入国家的统计体系始于2004年，试行几年之后，201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新的统计标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然并未涉及创意产业的专业性统计。虽然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起步晚，但正值中国居民日常消费从以物质为主过渡到以文化为主的消费结构转换阶段，发展后劲十足。中国已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并进行了系列顶层设计。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十二五”规划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国，并进一步重申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一重大论断。

2005年以来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呈现出逐年向好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文化产业逆势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统计显示，2004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仅为3102亿元，到2010年则达到11052亿元，年均增速为23.28%，高于同期GDP增速近5%。而且在世界金融危机期（2007—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平均增速为24.19%，高于同期GDP增速近1倍。2011年末，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杭州、成都、宁波等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超过8%，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此外，全国近40个大中城市已建有400余个创意产业园，文化创意产业在传承城市文脉、复兴城市三旧区域、创造就业和促进城市可持续更新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虽然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发展成绩喜人，但是应认识到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础薄弱、社会化大生产程度低、产业规模很小、国际竞争力非常弱。2011年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占全国GDP不足4%，占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市场份额不足3%；而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产值占国内GDP的份额平均都在10%左右，其中英、美、日等国的创意产业产值占本国GDP比值都在20%以上，美国占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份额甚至高达43%。我国文化创建产业发展现状与我国作为经济大国和文化资源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也与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相距甚远。为此，如何加快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跨越式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以增强国家软实力，是一项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

（一）科技创新是文化创意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1．技术进步驱动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革新

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看，技术变化成为商业尤其是产业演替的根本动力（表1-1-6-1），如第5个长波周期（2004—2060年）中IT、ICTs、数字技术等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技术核心。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福特制生产模式仍将主导商品与服务生产，然以文化创意的生产与消费将成为第5波中继生物医药、环境技术之后的主导产业，形成以知识和创意为核心的产业经济。文化创意产业的成长不仅是第5个长波周期形成的新兴生产模式，也是个性化消费，更重要的是对于时尚、艺术、音乐等的评论成为生活方式，更多的艺术家和设计者成为企业家，从而创造更多的新工作岗位并将出售地方、国家、全球的文化艺术与设计产品，而且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形成虚拟市场以服务于艺术家的生活与生产，这直接推动消费者与生产者间关系变迁，并为个性化消费提供便利。这种商业模式突出特征是层级性个性消费、手工技艺、工作坊、个人咨询委员会、新建筑与城市艺术等，它不仅是经济长波周期生产模式转变，更是数字媒体与网络技术驱动产品、以个人创意和知识为主线组织生产与营销的商业发展模式转向。

2．创新之母“创意”及其技术化驱动文化创意产业多样化与城市经济高级化

作为艺术及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创意力”的发掘与应用，成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演化的重要动力源：首先，最直接体现在影像业、电视业、电影业、出版业、文化产业等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创意与技术创新，及发明物在生活中的直接应用（图1-1-6-1）；其次，艺术创意最直接应用于城市建筑、景观和城市文化艺术产业等方面，如在19世纪80年代末的欧洲和北美诸多大城市更新过程中，艺术与文化作为城市复兴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历史建筑的维护与科学利用、城市改造项目、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城市就业机会创造、城市形象改善和提升战略等。以上内容表明创意及其技术化既是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又是城市新产业的灵魂。

3．技术演进及创意化应用引导生活方式变革，从而诱导城市新兴产业形成

技术创新对城市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主要集中在城市产业的生产过程、新产品和新产业诞生、城市文化的形式、城市物理环境与空间结构和人的生活方式（表1-1-6-2）等；而每次技术革命不仅是研究发明的重大推动，更是发明创新被迅速应用于经济、社会生活。当然创新与发明家们集聚于某些区域或某些城市，便形成了创新人才高密度区，促使面对面交流及虚拟交流社群成长、新兴产业诞生、新型工作与休闲方式形成等，而这些又提升了区域形象，加速集聚创新资本与创意阶层进入，使城市获得创新与创意的原动力，加速新产业的诞生。当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成为生活方式和自我选择，人类会更加和谐、自由、时尚地生活，并创造出新的技术和技术应用路径，这必将推动城市新兴业态和新经济快速形成与发展。

（二）科技创新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理的国内外研究动态

1．文化创意产业理论研究现状及趋势

（1）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理论溯源及其流派

文化创意产业虽是在1997年由英国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 1998界定，然其理论源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Adorno）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于1947年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首次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学者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扩展。虽然该理论对文化产业持消极否定的态度，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局限性，但它却开辟了系统研究文化产业理论的先河。之后，西方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形成两大流派：一是侧重对文化产品的内容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探讨，同时注重对文化产业的符号生产机制和符号生产原则进行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学派，代表性学者有雷蒙·威廉姆斯、斯图亚特·霍尔、约翰·费斯克，如约翰·费斯克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的产生、消费及价值交换进行解释，提出了“文化经济”概念；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侧重研究文化产业实践、文化产业政策等的应用理论研究学派，研究内容包括文化产品的研发、生产和营销以及文化产品提供企业的管理和运作等方面的理论，如查尔斯·兰蒂将经济学的“价值链分析法”引入了文化产业的研究，认为文化产业整个过程包括文化产品的创意、产生、流通、传送、最终接受五个阶段。

（2）起步阶段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阵营与动态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起步较晚，但以文化产业为概念的相关研究发展较快。2006年前后，国家文化部先后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云南大学等成立了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相关学者出版了一批专著，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目前，国内文化产业理论研究，集中在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发展绩效评价、产业政策和战略的探讨、集群发展和竞争力分析、城市创意产业和数字内容产业等个案研究，以及文化产业的行业研究、区域与国际比较研究等。总体而言，我国文化产业研究尚处于百花争鸣的起步阶段，还没有建立系统的理论研究体系，在诸如内涵、外延、评价指标、发展动力与机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争议。

2．科技促进文化创意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1）国外科技促进文化经济增长研究的源与流

科技促进文化经济增长研究的源头，可追溯到科技与经济增长关系。科技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的萌芽是亚当·斯密对技术进步与市场关系的相关论述，其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这些发明将减少生产中劳动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的论述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和使用了“创新”这一概念，认为创新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核心。罗伯特·索洛（1957）提出了经济增长的索洛余值，并认为这个余值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但却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这一假定把技术进步排除在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外。之后，丹尼森（1962）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要素投入量，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和土地等；另一类是全生产要素生产率（TFP），可分解为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节约、知识进展等，其也被称为“广义技术进步”。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卢卡斯、罗默等学者把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了诸如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1988）和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90）等一系列把科技进步作为内生变量的技术进步增长模型，并据此提出了“新增长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经济活动在生产技术方面进步的速度和路径由这个经济系统内在需求所决定，而不是外生决定的常数，那么这种技术进步可称为“内生技术进步”。因此，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2）中国科技促进文化经济增长研究的主要领域与阵地

我国对于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因素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也取得了一些进展。首先，中国政府部门与学术界普遍认识到科技进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与贡献。其次，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不断发展，如：①科技部系统、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创造性地研究了科技进步对中国农业、制造业、工业和国民经济的贡献率；②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曾在20世纪80年代末起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生产率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③教育部高校系统代表性的学者（李京文、史清琪、周方、张军、邹志庄、赵志耘等）积极引介国外科技进步理论，并对国内部分省份展开实证研究。但从国内现有文献看，相关机构和学者尚未关注科技进步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3．科技创新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1）国外研究现状与动态

从科技视角研究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文献较少，较有影响的见于经济学家对产业发展中科技进步因素的理论探讨。约瑟夫·熊彼特（1942）提出产业发展过程实质就是在技术创新主导下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并认为“创新不是孤立的事情，也不是在时间上的均匀分布，而是趋于群集或成簇地发生，这仅仅因为科技成功创新之后，首先是一些、接着是大多数企业会步其后尘”。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蒙·库兹涅茨在研究产业发展规律时指出：“从单一产业部门来看，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往往是与创新的兴衰相联系的。”此外，罗斯托（1963）《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也认为每个经济阶段演进都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而依靠科技进步形成持续高速增长的上升率则是主导产业的典型特征。进入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波特（1980）在其《竞争战略》一书中认为，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专有知识的扩散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发展的主要来源是各种类型的技术创新，其中产品创新可扩大市场因而促进产业发展或加强产业的差异化，过程创新能增加或减少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性、提高或降低规模经济性，专有知识的扩散则会影响产业的竞争优势。近年来经济地理学界和管理学界逐渐关注技术扩散与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①宏观尺度的技术扩散研究，主要从技术扩散、技术贸易、技术选择的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技术扩散的特点、模式、效用、技术追赶路径以及海外R&D布局等问题; ②微观尺度的技术扩散研究，分别论证了技术创新的持续性、集群性和企业创新机制; ③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本土公司战略和本土公司所在区域的优势相互之间的战略协同，从技术学习视角研究产业与区域创新发展。对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关联的研究还集中在集群内学习、网络学习、创意产生过程等。

（2）国内研究现状与动态。随着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国内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个别学者开始从科技视角来对其进行研究。胡惠林提到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前导规律”，认为生产技术与传播技术是推动文化产业革命的主导力量，还比较分析了技术长波理论与文化产业成长周期的关系；解学芳对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历史分析，认为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建构之间形成了互动和谐的逻辑关系，在短期视域内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与科学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时滞性，是一种反逻辑的演进轨迹，特别是技术反文化特性与管理主体利益初衷导致两者存在明显的“时间差”问题；张培奇、雷鸣、朱宁嘉等也对科技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另外，顾江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测算法，对我国30个省区市的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依靠科技创新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总体来讲，国内学者已从科技视角对文化产业展开了一些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是理性辨析，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体系和研究框架，更缺乏对此问题的实证研究等。而对于创意产业与科技进步关联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意产业区或创意集群内的缄默知识学习与分享、信息技术与创意产业、创意企业网络学习等。

4．国内科技创新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的评价

国内科技创新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国内外文化产业和科技进步单个侧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同时也还存在一些改进和发展的空间，主要集中在逻辑分析框架的系统化与理论化方向，且需紧扣创意经济学与科技经济学的融合；第二，国内科技和文化创意产业交叉研究的成果较少，且较多集中在理论可行性的辨析，注重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还没有建立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特别是实证研究严重不足。总体而言，我国科技创新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有理论影响力和实践说服力的本土化研究成果，尤其是实证研究。

（三）科技创新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研究逻辑

1．核心概念研究

国内外综述表明，科技创新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理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界定清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发展等核心概念，因此，未来研究应梳理相关核心概念的源与流，阐明其本质特征与统计范畴，以便为国内实证研究与政府决策创造有利的科学前提与统计基础。

2．关键问题探索

关键问题一：构建基础性理论。通过科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构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科技带动理论，应是研究的重点。如果没有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带动理论的相关范畴进行科学界定，没有掌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内在关联性，没有挖掘、揭示出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那么后续研究中就无法构建出科学的实证分析模型，制定出前瞻性强的政策建议。

关键问题二：建立科学的计量经济模型和系统仿真模型。实证分析模型关系到研究结果是否符合实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研究质量的高低。因此，根据中国客观情况，利用科学的方法，建立科学的计量经济模型和系统仿真模型是未来研究需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三：建立完善的实证研究数据库。建立完善的数据库是实证研究的基础。然而，在资料收集时，部分资料不易取得，并且有些数据可能由于口径、计算方法不一致而难以兼容。特别是由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在文化创意产业统计上存在统计资料缺失、统计口径不规范以及重复计算等诸多问题。对此，应该采用样本点实地调研的方式来解决，获取相应的数据。

关键问题四：提出前瞻性的、落地的政策建议。研究终极目的在于提出科技与文化相融合的政策，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使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中国支柱性产业。为此，必须进行理论创新，提出的政策建议不仅要求能够落地、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更要求具有前瞻性，能够真正实现引领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3．重要领域实证

文化创意产业演化轨迹表明其每一步跨越都是建立在科技创新基础上的。然而，文化创意产业的类型日益多样和丰富，而且科技创新在不同类型的文化创意产业中的贡献与作用机理也不尽相同。因此，科技创新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主要包括：一是根据核心概念的界定和统计范畴，厘清文化创意产业的行业分类体系以及相应的科技R&D统计规则，尤其是从市场主体——法人视角研究核心概念与统计规则；二是从历史演化视角梳理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演化历程；三是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互动机理研究；四是科技创新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评价研究，即探究科技创新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子、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与模型等；五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战略，尤其是从国家、区域、地方或城市三个层面探究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化组合与配置机制，以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科技资源空间响应能力；六是探究科技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城乡统筹与国民福祉均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