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创意产业群集重塑城市—区域关系

工业社会以来，城市—区域形成一定规模和结构体系。然而，进入21世纪后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兴起，日益成长为各大、中、小城市的重要产业。国内外实践表明创意产业对提高城市竞争力、促进城市创新发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在城市群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转型的作用能否带动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崛起，从而实现城市群内部城市结构体系的改变？另外，文化创意产业的行业范畴比较宽泛，包括媒体业、艺术业、网络信息业、软件业、时尚业、建筑设计业、工业设计业、咨询服务业、广告及会展业、休闲娱乐业等，那么这些小城市又凭借什么类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城市位序提升，这些城市在国家、区域、城市群等不同尺度下所发生的等级跃升又有什么不同？

一、文化创意产业生产过程特性与生产网络

英国DCMS（Department for Culture, Music, Sport）创意产业工作小组（Creative Industry Task Force）发表的Creative Industry Mapping Document 1998首次明确界定文化创意产业：“所谓的创意产业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知识产权开发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实质包括文化创意企业提供的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对于文化创意产品特性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Scott指出蕴含观念价值于其中的文化资本是决定创意产品价值的关键而不是单纯的使用价值; Howkins强调创意产品的原创性，认为源于创作者创意的创造性使得创意产品成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创造性商品或服务; Carreiro认为技术对于创意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学界郭小东等通过对创意产品的出口研究认为创意产品对知识产权较为敏感，产品贸易受到距离远近的影响；林明华等认为文化、经济和技术的有机融合形成了创意产品的本质。可见，文化创意产品注重原创性和文化价值的蕴含，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在市场上具有高风险性且受到贸易距离的影响。

然而，文化创意产业的独特性除了体现在产品方面，还体现在产品生产过程方面。（1）创意人才的集聚性。由于原创性的要求，创意创新是文化创意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而创意创新的源头是创造者自身知识、文化、信息等。因此，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过程需要大量具有创意的人才，以保证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2）经济环境的适宜性。一方面，文化创意产品的高附加值性主要面向中高端消费市场；另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风险性需要寻求市场资本的投资来降低风险。因此，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均需要较高水平的经济环境。（3）文化环境的适宜性。文化创意产品本身蕴含的文化价值，实质是一种特定消费群体的价值观念。同时，由于不同消费者持有的文化观念不同，对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也呈多样性。因此，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需要和谐、包容、多元化的文化环境。（4）技术创新的渴求性。作为产品创意创新核心的一部分，技术的研发和迁移应用对于文化创意产品的构成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导致文化创意产业非常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环境。

正是由于文化创意产品及其生产过程具有以上特性，文化创意产业具有生产网络特征。Caves等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通常表现为集聚性，其产业组织则呈现出网络化特征;Yusuf认为由于文化创意产业需求情况的不稳定性和依赖多种资源融合的特性，创意企业比普通制造企业更依赖于产业网络；Scott认为这种跨越产业边的网络关系，能促进创意程度提升，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意资源; Jason Potts试图从社会网络市场角度基于市场的需求与供给来界定创意产业。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网络的研究较晚，基本延续国外的研究思路。杨锐等从网络结构、关系互动视角对苏州IT产业的创新活动影响进行分析，认为基于不同知识基础的创新活动需要建构不同的网络关系组合和相应的网络结构。朱华晟等以上海市创意设计业为例，认为创意产业存在网络关系，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链分工协作仍然是网络驱动的重要逻辑。李蕾蕾以深圳传媒产业“大事记”作为数据来源，详细叙述了影响深圳传媒产业发展历程的社会地理关系网络可视化的方法，揭示了传媒产业“社会地理网络”的存在。可见，文化创意产业的区位网络化趋势已经逐渐显现，但这些案例多是单个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一行业，在更大区域和维度上尚未突破。

二、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扩散及其影响因素

全行业或区域层面文化创意产业的布局特征是倾向集聚于大城市中心区以及边缘区。Caves认为创意活动的空间集聚往往会发生在大城市;Scott强调大城市对创意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Hutton发现大都市创意产业倾向集中于城市中心及边缘地区; Currid发现在纽约具有原创性和创新性的地方往往容易集聚艺术和文化行业，它们的行业分布也相对集中。李蕾蕾指出国内文化创意园集聚更多是政府主导规划而成而不是自发集聚，导致园区内企业“各自为政”，互不交流，没有产生集群效果，此类创意产业园发展实际上已经步入误区。分行业或城市内部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布局具有一定的分异性。如O'Connor认为高度集聚的艺术园区表明城市特定地区对创意产业有强烈的吸引力。Hutton提出大城市内城和中央商务区边缘地区特别是那些历史建筑对于以设计和创意服务部门为主的创意产业园有特别的吸引力；同时还认为不同层次的设计和创意服务行业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地点，知名的设计企业和普通设计企业的集聚分布多数按层次从中央商务区向中央商务区边缘和内城区域延伸，从内城的外围向中等规模城镇扩散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扩散路径。Markusen等研究发现休斯敦以南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分布经历由房租低廉的旧城区向周边迁移的过程。禇劲风对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园研究后指出，上海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异是市场和政府多方发力导致的，最终形成了市场需求导向、政府主导推进轮流影响互相联动的园区发展模式。罗蕾对武汉市中心城区不同类型的创意企业进行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后，认为创意企业具有显著的趋城市中心特性，并且有“多中心”的商圈集聚格局，不同类型的创意企业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形态、密度和发展阶段。马仁锋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形成”和“发展”两个阶段受到的影响因素并不完全一致，这将导致不同阶段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区位选择上出现差异性。

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布局具有一定要素趋向性。Florida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载体——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提出“3T”准则，认为科技、人才、宽容度是影响创意阶层集聚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Glaeser在Florida的“3T”准则的基础上提出了“3S”理论，即阳光、技术和城市蔓延，强调环境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Landry将文化创意产业区位因素总结为七要素;Frenkel等分析美国创意阶层对居住区位选择时发现除了最重要的经济水平、住房负担能力、通勤时间外，文化和以文化为导向的生活方式也是相对重要的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Florida在创意阶层“3T”要素中以宽容度为指标代表的文化导向对创意阶层集聚的影响。Christopher Ling试图探究景观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认为生态边缘具有多样性的景观对创意阶层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多样性的景观与城市社区的创造活力有着潜在联系。不同于国外学者注重创意阶层的研究，国内学者更多从产业视角探讨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因素。蒋慧等认为创意产业园所在城市或地区为创意阶层和创意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包括文化政策、产业政策和法制环境等，这对各种创意企业的进驻产生强大的吸引力。申玉铭在个体城市层面对中国35个主要中心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支撑条件进行定量评价，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受基础设施、科技、人才和政府服务等影响。文嫮从省域尺度出发以考虑空间相互影响为前提，实证计量、分析了人才、技术、宽容、政策和基础设施5种要素对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认为技术因素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宽容和人才因素。陈汉欣分析了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基本特点，提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形成原因：一是提供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和载体；二是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以及创意产业和其他产业经济之间的互动机制；三是搭建中小型创意企业展示自我和沟通交流的平台。

三、创意阶层群集与创意城市—区域的浮现

自英国于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创意经济”概念后，创意经济最先在国际性大城市兴起，社会中逐渐出现了拥有丰富创意的人群；伴随着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空间集聚，大量有创意、有才华的人才被吸引，流向大城市，创意阶层逐渐形成。美国学者Florida提出“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认为“创意阶层是指所有需要创意的职业，包括科学家、工程师、诗人、艺术家、设计师、卫生及法律从业者、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从业者”。Florida指出未来的社会“创意”和“才能”将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城市的繁荣发展不再单单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发达的科技水平与政府支持，创意阶层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将愈来愈大。Florida还将创意阶层分为“高创造力核心群体”和“创造性职业从业人员”。“高创造力核心群体”包含科学家、学者、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演员、建筑设计师、文化人士、咨询公司人员及有较强社会舆论影响力的人员。高科技和金融等知识含量高的行业从业者则属于“创造性职业从业人员”。

创意阶层是一个新兴而独特的阶层，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特征。①个人特征。创意阶层不同于每天按部就班机械式完成工作的劳动者，他们更灵活，更愿尝试具有一定创造力的工作，且年轻人是主要构成；创意阶层整体上受教育水平高，如李振华在上海市创意阶层研究发现上海的创意产业从业者中，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所占比例分别为81.5%、17.3%、1.2%；创意阶层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能力：他们都尊重和欣赏个性、喜欢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城市环境、崇尚实力、能透过事物现象看本质、十分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等。②工作特征。团队合作是创意阶层的主要创作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特性决定的；工作带给从业者的价值感以及工作本身的弹性和灵活性是创意阶层进行工作选择时考虑的重要因素。③消费特征。创意阶层的文化消费具有多样性。从事创意产业的人们，在释放自我和塑造自我的过程中，构建了独特的消费方式，同时也彰显了他们独特的身份。除了多样性的文化消费，创意工作者也很喜欢参与式的体验消费和体育活动，注重体验性精神享受，渴望刺激。④地理特征。创意阶层在地域选择上偏向于城市，其选择的城市又具有共性：拥有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完善便利的生活设施，如充足的商品和服务供给、美丽整洁的环境、良好的社会治安、优质的公共服务和便捷的交通通信设施；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社会氛围。

伴随着创意经济的发展，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逐渐兴起。Peter Hall对雅典、佛罗伦萨、伦敦、维也纳、巴黎和柏林做了有关创意城市产生条件的研究，发现秩序消失殆尽的城市不易产生创意，而高度保守和稳定的城市同样很难产生创意；处在旧秩序将被推翻、新秩序尚未建立时期的城市却拥有丰富的创意。他的发现对创意城市产生条件研究有很多的启发。对创意城市类型划分的研究较多，其中较为典型的是Hospers的四分法:①技术创新型城市，即因技术创新而获得发展的城市，或者历史上为技术革命的发源地，有很好的技术发展基础；②文化智力型城市，即因文学和艺术等“软”条件而兴起繁荣的城市；③文化技术型城市，即既有技术又有文化，兼具以上两类城市的特点，Hall称之为“艺术与技术的联姻”，并认为该类城市将是21世纪创意城市发展的趋势；④技术组织型城市，即政府与企业联手合作来建设与发展的城市。

显然，创意城市影响因素的经典研究存在三因素说、七要素说和“3T”理论。Hospers主张三因素说，认为集中性、非稳定状态和多样性可以提高创意城市形成的可能性，认为人口数量和密度的增加可大大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效率，保证创意产生的信息需求，即集聚效应能促进创意的产生。多样性包括城市居民个体的差异以及不同个体的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的不同，甚至可扩展到城市不同的意象和建筑差异。多样性为城市生活增加了活力，为创意产业的产生提供环境。另外，处于混乱时期的城市较容易产生创意，这表明非稳定性也是创意城市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Landry主张七要素说，认为“意志与领导素质、人力的多样性、人员品质、人才的发展机会、地方认同、组织文化、都市空间与设施、网络动力关系七大要素是创意城市产生的基础”。Florida是“3T”理论的创造者，认为人才、技术和包容度是影响城市创意产生的主要要素。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预测并逐渐成为现实。尽管信息通信技术具有潜在的“区位解放（location liberating）”效应，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仍然是特大城市地区创意、创新和创业的孵化器。特别是，信息技术将散布全球各地大部分以知识为基础和信息密集的“新经济”活动，达成了多目标的经济活动变得自由自在，这毫无疑问导致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链过程更大的灵活性，促进了新形式的商业网络的出现，实现了创意技能拥有者的创新、创业梦，通常这些都加强了生产网络的集聚经济作用。正如Florida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大城市的步伐在各种活动中产生促进创造力的动力。在一般情况下，新技术和新方法推动企业选址决策的过程和力量导致企业在不同行业和职业中分配工作和就业机会的空间格局不均衡，影响移民模式以及地方发展程度，无论扩大还是缩小，增长、停滞还是下降。当然，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意和创业活动的集中行为似乎是行之有效的作为大都市地区经济发展和地方表现的强大内生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延续甚至深度影响一些社会群体幸福感，进而加剧生活质量的空间不平等。

因此，更好地理解基础的过程创新和新技术应用，尤其是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更广泛的民间创造性生产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加了解创意活动由此产生的空间和社会分配结果。显然，在知识经济中，城市形态和功能主要由全球市场力量而非城市自身治理形成。随着知识在创造财富发展的作用成为城市的关键问题，城市管理部门和规划人员需要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创意生产的巨大潜能。毫无疑问，基于信息技术的创新活动和创意，必将促成创意城市—区域的崛起。

四、文化创意产业群集形塑城市群“三结构一网络”

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不仅加快了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而且通过城市空间景观塑造、城市历史环境重生和传统产业空间置换发挥着积极的空间效应，并通过城市再生、结构调整、网络构建和需求创造等路径有力促进城市的全面转型。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空间结构具有重构作用，进而也会影响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升级。那么，文化创意产业具体通过什么途径对城市空间结构发生重构作用呢？

“三结构一网络”是中国地理学与城市规划学的一个共享共用概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城镇得到快速发展，城镇体系规划相关理论也逐渐丰盈起来。国内首次系统出现城镇体系规划理论与方法是由宋家泰、顾朝林1988年在《城镇体系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探》一文中提出的，将城镇体系规划基本内容归纳为结构与网络问题，即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组织，简称“三结构一网络”。“三结构一网络”在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城镇开始大量建设但区域规划理论和方法又匮乏的背景下，发挥了重要的规划引导作用。但当时的“三结构一网络”受时代环境影响，过于注重城市规模等级而忽略城市发展特色。换言之，仅是注重城市尺度的空间结构与网络分析，缺乏明确的区域发展战略与目标。由于理论时代局限，这一理论框架符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镇发展已经起步但水平较低的状况；然而新时期改革开放已经过去40年，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早已迈入新的阶段，因循守旧已然不可取。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镇体系规划有了新的发展目标和指导理论，国内部分学者如张泉等从“三结构一网络”视角探究我国城镇体系规划创新与“三规合一”的关系，姚士谋分析了城市群发展面临的问题，方创琳分析了城市群发展的新驱动力。可见，城镇体系规划中的“三结构一网络”理论经历了由城市向城市群或区域的转变，仍然是中国城市群发展与规划的重要理论基点。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各类服务需求也越发多样化、个性化。产业的多样化、个性化和高端化引起了城市的多样化、个性化和功能的强化，城市规模与城市能级不再是单一的正相关关系——现代城市强调功能强弱，而非规模大小。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后工业社会城市经济的政府新宠，同时其自身行业范畴的宽泛性、资源依托的隐性以及路径发展的创新性等各种特性使得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个行业具有成为特定城市职能的可能性，进而该城市在一定区域中的等级也相对得到提升，城市规模会得到逐步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相应会得到较大改善。因此，城市层面看，文化创意产业通过作用于城市“三结构一网络”使得城市具有等级跃升的可能性；城市支柱产业层面看，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改变城市“三结构一网络”中职能结构的可能性，进而具有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的可能性；城市群层面看，文化创意产业在影响并改变城市“三结构一网络”的过程中，也在改变着城市所在区域的结构性。顾朝林在《新时期城镇体系规划理论与方法》指出：“城镇体系规划以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为基础，但绝不仅仅是规划城镇体系，要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化和城镇发展机制的研究。”可见，文化创意产业重构城市群是基于城市节点发生作用的。因此，本书从单个城市入手，以文化创意园和文化创意企业群集为分析切入点，刻画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演变轨迹，从而甄别不同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行业比较优势所在，并作为城市等级规模、职能、结构调整以及城市群内在结构性优化政策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