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向“人的解放”的马克思

17岁的马克思在其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460页。这其中蕴含着马克思的高尚的人生境界和高远的人生追求,但还谈不上对于“人的解放”的清晰认知。

在博士论文写作时期,与“解放”相通的“自由”杨适先生认为,“自由”(freedom)与“解放”(liberation, liberty)在西方传统哲学家和马克思那里,是相同或相通的。(杨适:《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8—49页。)就是马克思关注的核心课题了。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学说非常赞赏,因为“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从而为偶然性、人的自由意志留下了必要的空间。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还把“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做宙斯的忠顺奴仆”的普罗米修斯称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此时,马克思已经把自己先前的人生追求凝聚为一种理论自觉了。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出版自由、思想自由进行了坚决的捍卫。他说:“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但是,普鲁士当局以查封《莱茵报》来回应马克思对出版自由的捍卫。于是,马克思明白了:“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此时,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马克思视野中的“自由”还主要是“精神自由”。不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使马克思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从中,马克思初步体悟到了人的“自由”同人们的物质利益的关联。这成为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得出了以下结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而黑格尔法哲学却把这一切颠倒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页。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区分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马克思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的做法,提出了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之上继续推进“人的解放”的任务。马克思认为:实现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分离,使得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从而宗教信仰成为纯粹个人的事情,还只是“政治解放”;只有消除“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利己的人”与“公民”的分裂,把个人“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8、174、188、192页。在此,马克思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把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政治解放”,还不能消除宗教局限性;只有消除了世俗限制,才能消除宗教局限性,实现“人的解放”。也就是说,马克思此时的“人的解放”思想是建立在如下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因而,应该“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来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而“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因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揭露和批判世俗异化(“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明确为自己的主要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由上可知,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内蕴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费尔巴哈一生关注对宗教的批判,实质同样是为了解放人本身。”杨适:《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但是,费尔巴哈的批判具有重大缺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分析说,虽然费尔巴哈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宗教世界的形成“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消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4页。对世俗基础的内在矛盾进行细致的理论剖析,并致力于对这个世俗基础进行实践改造——这才是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立场的真谛所在!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申明:“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不仅如此,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还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了无产阶级在“解放”中的历史使命,以及“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隐含在国民经济学中的资产阶级立场:“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胸怀“人的解放”理想的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的苦难和无产阶级在“解放”中的历史使命。在此种阶级意识的基础上,才有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提出,才有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世界工人运动。正如杨适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满足于抽象的自由空谈,而应当研究各种利益和自由观念的真实内容,并且特别应当关心和尊重历来被人忽视、践踏的那些人的利益和他们所需要的自由,即穷人、劳动者、妇女和受压迫民族的人民的利益,以及他们的自由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与意志”杨适:《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页。。没有无产阶级立场,没有为劳动群众谋福利的情怀与行动,只是高喊“自由”、“解放”的口号的人,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人的解放”这一价值追求意味着胸怀为(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群众谋福利的情感,投入到“劳动解放”的实践行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