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经济、社会与文化

在此期间，尤其是从明代末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农业社会被复合型农业经济所取代，这种复合型农业经济以丝绸生产为基础，辅以需要大规模雇佣劳动力的乡村制造业。曾经自给自足型的农业社会开始依赖于产品的出口和食物的进口。例如，孟河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棉纺业，其发展方向是满足国内外市场的农舍式个体丝织业生产。为了配合不断改变的需求，这个地区的大小城市均形成了区域性及国家性市场。该区域湖泊、河流、运河构成的天然交通网以及它与海相邻的地理位置，都为市场形成提供了便利条件。不同层次的土地所有制度使土地拥有者可以把土地委托给当地代理人员，自己搬去市镇或城市居住。有权有势的商人也加入进来，他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以文化与艺术的共享为基础，与典籍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等级制度不同。

根据举国推崇的儒家思想，如果地方社会是通过把每个人都规划到“四民”之一的阶级制度来治理，那么这个地区就会井井有条。这种制度的最高等级是“士”（指官员），然后是“农”“工”，最后是“商”。在整个君主制统治的末期，国家总是在名义上象征性地试图实现这种理想。例如，所有的士人均享受税务优惠并免除劳动服务义务。他们拥有特殊的居所，他们的着装也区别于普通百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早在北宋时期，江南地区士商家族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随着明清时期不断加速的商业化，士商界限愈加不清晰。

商业依赖于货币。当货币的重要性逐渐增强时，那些迅速而有效地积累货币的人们的地位与影响力也就相应地增强。无异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商人利用他们的财富使自己跻身于士人的行列。这些商人为子孙的教育出资，为自己和亲属花钱买功名和官位，从着装、生活方式到收藏书籍字画，他们具备了士人的一切外在特点。他们拥有的财富允许他们展现美德，很快，他们替代国家来资助地方性公益事业和慈善机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明清时期，“商人的地位被美化为正面的形象，在实权与社会效用方面，完全可以媲美进士”。

另一方面，传统的“士”人不得不审视他们以道德为底线的财富贬值和受其影响发生的所有事情。由于各种新生事物和娱乐都成为可能，一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个人享乐和通过消费彰显地位差别的可能性。即使是最为固执的道德家，也发现这些诱惑是难以抗拒的。同时，大量的人口增加，却没有伴随相应的官吏扩张，从而使通过考试进入上层社会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于是，士人不得不超越传统仕途之路，去寻找新的方法来巩固他们的社会地位。转而经商或从事他们一直都摒弃的职业，是摆脱这种僵局的最自然的方式。这进一步减少了“士”与“商”之间仅剩的地位差异，加速了他们融合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进程。

总之，孟河和江南的优秀医者自认为是属于“士”的，并且孟河和江南最著名的医者和政治家也都是属于这个阶层。据估计，截至19世纪中期，中国有资格称为学者的人数不超过三百万人，大约相当于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尽管这个百分比在江南地区稍高，读者仍需切记，笔者提及的中医，是指中国的广泛医学领域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实施医疗改革，这一领域为众多外界人士所追捧，这些人包括下层社会的医生、药师、草药小贩、接骨匠、祝由科郎中和接生婆。他们关注着大多数人的保健需求，但是在当前的文字记录中，却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