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谱系与社会网络

如果封建帝制末期的江南完全按照收入与地位垂直划分社会阶层，家庭是社会构成中的最小单位。家庭是有等级的、家长式的并且囊括了所有个体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如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等。在这样一个最小的单位中，家庭生活为个体提供了社会生活中最为基本的定位。家庭的社会关系网不但平行向外扩展，而且纵向延伸，赋予人们尊敬先祖长辈和为后辈提供尽可能美好生活的责任。一个由同一屋檐下居住的几辈人共同组成的大家庭为最理想的模式。但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反目，各继承人之间财产的划分等使这种最为理想的家庭模式成了一种罕见的例子，也只有在大富之家才可以见到。

由于继承人的品德以及考试制度与市场的不可预测性，即使对那些精英人士来说，要世世代代保证其家族地位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于是，三、四代以后家族财富或兴或衰便成为一种公认的规律。事实上，没有人在意社会向前发展的可能性，但也没有人会冷静地面对社会逆转。所以，不同的家庭开始组合在一起构成宗族，宗族的构成基于同一祖先的后人或者是假想具有相同祖先的后人。这些谱系和帮助谱系长时间延续下去的组织，使封建帝制末期中国江南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

自宋代以来，在中国，这种大家族间组织起来构成谱系族群的趋势便可见一斑。然而，直到明代中期，江南地区才出现了更为广泛的谱系组织。大家族渴望守护其社会地位、收入和特权的要求是形成这种发展的主要原因。对于“士”阶层，家庭地位取决于官吏职务的任免，也就是说，取决于科举考试的成功。通过把各个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家庭组织起来，形成具有以家系为基础的群体，大家族便可以资助修建谱系学堂。这种做法增加了参加文职考试候选人的数量，对于一个独立的家庭，这种做法提高了谱系中世世代代后人获得考试成功的几率。商人的家庭也效仿这种作法，将他们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既有利于事业发展，又便于教育子孙后人。

正如桑格雷所记录的，江南的谱系不仅是具有亲属关系的组合，而且是由具有经济策略组合形成的团体。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这些谱系的形成不是为了在其成员间平均分配资源，而是为了永久保持谱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家庭的支配权和影响力。这一点可以从等级制、族长制的团体中反映出来，在这种团体中，权力与地位集中在少数主导地位家庭的男性长者手中，他们成功地把源于亲属关系的道德责任转嫁到自身利益上。这些长者控制着集体的物质资源，利用宗规保障谱系群体的和睦，宗规包括各种各样的奖励、制裁和惩罚。在谱系族群举办庆典时，长者通常会为族员们诵读这些宗规，巩固自己的地位，传授社会价值，这些社会价值就是他们在大众前树立自己地位的基础。

清政府积极支持谱系族群传播及其提供社会服务、维持地方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清政府也同样致力于防止他们成为朝廷控制管辖范围之外的又一个政治权力中心。于是，大多数谱系族群采用地方性策略，把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定义在谱系族群中多数成员居住的县、乡的范围之内。如此一来，在地方群体的水平上，形成了大约有20平方英里面积，就像孟河这样的小贸易城镇为中心的区域。谱系族群的长者直接而明显地行使着文化和政治领导权，例如，监督家庭或谱系族群的仪式；在集市的日子与佃农面对面地交流；在他们喜欢的茶楼开庭议事，解决地方纠纷和发布通知；开会组织疏通河渠、修建桥梁或抚养孤儿等慈善事宜。

在中国的乡村，像孟河这样作为使普通人受到“士”阶级文化影响的交换地点，社会群体扮演着创建制度与秉承文化的主要角色。在整个封建帝制末期和民国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社会行为、交换和价值的文化主流形式最终还是由当地控制社会群体的“士”阶级所控制。尽管如此，通过对礼、仁、文的关注，上层阶级的人们拥有相同的治理社会和追求个人生活的目标。在个人层面，为做到礼、仁、文而付出的努力展现出一种自身文明，被认为是诚者的标志。当这种概念被植入宽泛的群体当中，他们的表现宣称了现存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等级制度。

“士”阶级对新儒礼制的施行在观念上是附和的，与他们努力将自身区别于“庸”人有直接关系。然而，事实上，他们中有很多人并没有遵照儒学的描述行事。同样，由江南的精英人士组织的个人慈善事业与希望重组地方群体的需求明显相关。按照古老的儒家社会理想，他们认为原有的地方群体道德感是腐朽的。甚至文化的精炼也不仅仅是为了美学情感的表达，同时还是创建和维持大的社会系网络的一种工具，这个大的网络中包含一些小的社会网络的网或络，摒弃了其他。

这些系网络构成了江南社会网络的另外一条主线，它跨越不同家庭和谱系，将个体联系起来。系网络的形成以共同的社会身份为基础，例如曾经求学于同一位老师，来自同一家乡或从事同一职业。这种所谓的关系把群体和道德规范、感情联系在一起。此处，感情指一种归属感，来源于了解并尊重与关联性认知相关的相互间的义务。显然，这些关系在身份平等的人们之间更易于形成，而且这些关系巩固了现有的阶层划分。但是，只要有益且有必要，它们也允许不同阶层、不同社会范畴的人们之间形成关联，这为个人生活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提供了非常实用的途径。

作为封建帝制末期中国社会变更的一种产物，当越来越多的“士”人为了谋生转而从医的时候，他们仍然保留着这些文化知识习惯，保留着他们对专有社会组织形式的推崇，以及支撑他们的意识形态。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这些因素对医学成为社会实践领域之一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医学领域的组织复杂，医学及其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促使他们必将融入更为广泛的社会。笔者将通过重点讲述宋金元明朝代变更的简短历史回顾来阐述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