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划分：宋代以前的传统医学

一般称中国传统医学的形成阶段，大约是公元前的最后三个世纪。280年，关于医学传统的所有经典都编撰完成。这些经典的作者讨论健康与疾病的性质，把相关的个人健康与疾病融入广泛的宇宙进程与规律之中。利用阴阳五行这样的抽象和平衡概念，他们描绘了赋予人体生理的“气”的转化；医生的诊断，通过观察病人面色和脉象等表面现象，推测病理过程的性质与发展。通过界定在此过程中药物和其他医学技术如何发挥作用，他们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然而，《黄帝内经》和《难经》这样的医学经典并没有建立在一个独立而连贯的治疗系统上。经典的作者通常是贵族精英，他们成功地将支撑中国的宇宙学概念分类应用于医学领域。但是，抽象概念应用于具体现象很少能满意匹配。医学经典通过列出治疗原则与方法而不是详细说明具体问题，绕过了这些难题。甚至是特定疗法与具体适应证相对应，这样的描述成为普通疗法的范本。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医者从不需要挑战其基本原则，只需要根据当地行医环境调整和解释，并加以发展。

经典书籍由出身高贵、熟悉古文的人写成，这些著作的关注点与情感表达与其医疗服务对象相符。然而，上层阶级中很少有人真正对医学感兴趣。绝大多数语言造诣精深的人满足于让属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专家为其医疗需求服务。最常见的情况是，这些人都是世医，他们师从于著名医者或家庭成员学习医术。

在学徒过程中，学生要研读老师所在医学流派的学说，同时也获得了学习专技、秘方或疗法的机会。于是，医学实践将他们的全部心思花费在把近乎明确的疾病（或系列症状）与方剂相匹配，而不是从深入理解病理过程而推断治疗方法。这一点体现在自汉代到宋代的医学文献记录中不断增加的疾病数量上，相应地，治疗这些疾病的方剂数量的增长更为迅速。

从学徒到医生的地位转变一般以学生获得认可文书的仪式为标志。一段时间以后，这种转变成为向患者保证医生医学知识的权威性，甚至是暗示疗效的最重要的标准。《礼记》中有一句话也因此成为流行语，它告诫读者“医不三世，不服其药”。

尽管病人对经验丰富的医生表示感谢，但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对医疗服务的依赖性很容易被滥用。《史记》成书于1世纪，记载着传奇医生扁鹊的自传，其中一部分内容是桓公警告朝廷大臣们“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这样的评价，指出在中国文化中，医学（事实上包括所有的专业知识）地位长久以来的尴尬境地。自汉代以来，拥有方术之士和崇尚道术之人的差别首次出现，但是关于技术工艺和拥有这些技艺的人们的社会地位还未解决。

处理这些不确定性的方法之一就是由国家对医疗进行统一管理。关于都城及各省政府任用医工的制度可以追溯到汉代后期，为军队提供医疗服务的军医制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在唐代（618─907），国家极力在提供和管理医疗保健方面发挥作用。但是由于药物稀少、价格昂贵，所以除了在朝廷和各省府的官方医生，医疗仍然掌握在一小部分民间医者手中。继唐代以后的宋朝政府，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作出了很多努力，最终为封建帝制后期中国儒家医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